ei论文民元后大连地区日本取引所的合并及其思考

 　　[摘 要]20世纪20年代，日本人在我国大连地区设立的取引所进行了多起并购活动。这些并购活动增强了日本取引所的竞争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使之可以摆脱经营困境，重获新生;或扩大交易规模，垄断当地市场，助长日本侵掠我国东北的气焰。

　　[关键词]ei论文,大连,日本取引所,合并,公司组织,关东厅

　　国内外交易所的合并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20年代，日本人在我国大连地区设立的取引所(即交易所)就为垄断当地市场或摆脱经营困境而开展了多起并购活动。

　　一、民元后日本人在大连等东北商埠设立了众多的取引所

　　甲午战争后，日本便积极侵略中国东北;而“东三省是大输出入地带，贸易繁盛，日本人因而经营交易所”。1909年，日商在辽阳设立了信用组合取引所。1913年9月，日本关东厅在大连设立官办的大连取引所，后来该所改为商办，下设钱钞取引所(1917年5月)、大连株式商品取引所(1919年)、粮谷取引所(1920年)三个市场。随后日本关东厅和日商又在东北的其他重要城市如开原(1916年)、长春(1916年)、上海(1918年12月)、公主岭(1919年)、铁岭(1919年)、四平街(1919年)、沈阳(1919～1923年)、辽阳(1920年)、营口(1920年)、安(丹)东(1920年)、哈尔滨(1922年7月)以及吉林等地设立了货币、商品、证券或证券物品钱钞兼营的交易所。这些交易所实际上是日本殖民当局为控制东北的市场，垄断东北的特产交易，推行日钞，便利日本企业在华融资及日本国债在华销售而建立的统治性商业机构。

　　二、20世纪20年代大连地区的日本取引所组织了多起并购活动

　　大连是东北的商工中心，不仅设有商品和货币交易所，而且设有多家证券交易所。1917年大连成立了证券同业公会和满洲证券株式会社，后者从事证券买卖业务，但禁止期货交易。1918年6月大连证券同业公会改组为会员组织的证券交易所，而该会员制证券交易所在1919年又改组为日华证券株式会社。满洲证券和日华证券株式会社名为券商，实际上都是公司制的证券交易所。

　　20世纪20～30年代，大连地区的日本取引所为争夺市场、摆脱金融危机及官方政策变化的冲击而组织了多起并购活动。

　　(一)大连取引所的民营化促成多家取引所合组大连株式商品取引所

　　大连取引所“自开业以来，实有左右满洲大豆、豆油、豆粕价格之权能，乃属官府专利之机关。”该所“两信托会社主脑者悉以官吏履历者充任……在实业经济方面则有未够资格之嫌。盖其从来无经验，又官吏出身者，既无自己所有之股份，则对于取引所之利害关系较少。居常惟自己地位是务。倘若改为民营，则长其所者，悉由民间选出，此等缺点尽可除去。”因而“近来日本一般商民，有请改为民营之运动，以期利益之普及于国民”。

　　1920年，经日本关东厅准许，奉天、铁岭、辽阳、营口取引所之外的其他交易所“根据民国八年日本公布的关东州取引所规章……以合股的组织，设立大连株式商品取引所”，作为大连取引所的三个分市场之一，经营有价证券、砂糖、麦粉、丝绵、麻袋等五品。作为大连取引所民营化的一部分，大连株式商品取引所吸收了日本国内以东京为首的几个地方证券交易所及大连一些日本券商的资本，从而成为大连乃至东北地区一家规模甚大的物券交易所，其额定资本达到1000万日元(实缴1/4)，实收资本几乎等于开原、长春、四平街、公主岭取引所的实收资本之和。

　　凭借雄厚的实力，大连株式商品取引所取得了主导大连物券市场的地位和较好的业绩;该所在设立初期，营业颇为顺利，1921年下届获得了49%的纯益，其派发的股利有4分之多;此后至1923年上届，该所派发的股利仍在1分以上。

　　(二)大连株式商品取引所因“金建”的影响而参与新的合并活动

　　日本人在华遍设交易所以控制当地市场的企图，引起了部分中国官绅与商民的警觉和强烈反对。1920年左右，中国政府也批准官绅商民在关内及关外的沈阳等东北城市开设了交易所，这对抵制日本取引所的扩张起了一定的作用。此外，1921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大危机、“信交风潮”、日本关东厅在大连推行金本位制而招致商人抵制等事件，也使日本取引所的营业陷入困境。为摆脱经营困境，大连的日本取引所又组织了两次合并活动。

　　1921年，日华证券株式会社、满洲证券株式会社、大连株式商品取引所以合股的组织形式，成立大连证券股票信托株式会社，作为这几家交易所共同的融资、担保、交割清算及委托代理等服务的机构，实为证券交易所。由于整合后的大连证券股票信托株式会社的资本多达250万元，而且以几家取引所的业务为后盾，所以其最初的营业规模较大，对日资企业在华融资和经济扩张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受大连取引所“金建”风潮的影响，从1923年下届开始，大连株式商品取引所的交易“渐呈衰势”，“故手续费之收入，亦随之大减”。至1926年下届，该所各期派发的股利均跌至1分以下。1927年后，“因财界不振、交易所营业成绩、逐年不良……”，甚至1929年下届至1930年下届，该所连续出现亏损，于是从1928年开始，日本政友系就一直在策动合并大连株式商品取引所的活动。1929年7月“事将成功之际、因田中内阁倒坏、其计划遂致失败”。

　　(三)第二大连取引所钱钞信托兼并了大连取引所钱钞信托株式会社

　　1916年日本关东厅将大连钱业公所改为官办的大连钱钞取引所，经营小洋元、金票和钞票的现货及期货交易。当时加入该所的日商有20多家，华商有80多家。鉴于官营交易所在办理日本货币与其他货币买卖的清算交割、担负因买卖违约而生的损害赔偿、对经纪人通融款项等业务上有一定的困难，关东厅又出资日金500万元，在1917年设立大连取引所钱钞信托株式会社来办理上述业务。

　　由于当时中国币制混乱，大连钱钞取引所开业后，营业兴旺，每天的成交额少则千万，多则上亿，获利甚多，还曾向日本关东军提供特别费用。作为大连钱钞取引所的运营机关，钱钞信托株式会社因盈利多，自1917年6月至1924年上届为止，其所发的股利，最高曾至九分二厘，最低也有一分五厘。不过，在1923年8月，受与之有业务关联的龙口银行失败的影响，该会社被并入满洲银行且继续营业。在1925年下届，该会社的营业损失总计为日金49.8万圆，自此以后，业务一蹶不振。如1927年上届，亏损91.7万圆，下届亏损49.1万圆。

　　1927年末，第二大连取引所钱钞信托成立，资本为日金500万圆，先缴四分之一，旧的大连取引所钱钞信托株式会社随“即被收买整理”。吸收合并后的大连取引所钱钞信托株式会社“业务因之较佳”。以钞票交易为例，20世纪20年代末以后，因银价惨落、日本实施金解禁政策及沈变等因素的影响，该项交易增长显著。从1929年下届至1931年上届，该所每届交易额均接近或超过10亿圆，规模可谓空前。由于业务盈余较多，该所同期派发的“股利常在一分以上。如一九三三年上届之股利，为一分三厘”。

　　三、余论

　　民元后大连等地日本取引所的设立及其活动，危害甚大，“观夫我国从前关于满蒙特产大豆油饼之买卖实权全操于日人所设之大连取引所、开原取引所、四平街取引所、公主岭取引所及长春取引所五处，可见民国二十九年九月十八日不幸之事件，及二十六年七月七日之事变，自有其积渐之由来也。”

　　而日本交易所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声势和能量，其秘密之一就在于这些交易所在1919年后全都采用了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形式。日本官方以及日本财阀得以利用公司制交易所设立门槛低，筹资便利，具有开放性、成长性和竞争性的特点，借力华商及其资本，在大连等地遍设交易所，壮大这些交易所并助长日本侵华的气势。

　　20世纪20年代，大连等地的日本取引所，发展也并不总是一帆风顺;但是通过日本官方主导或日商自主进行的取引所合并或合组取引所集团，这些日本取引所大多能够整合业务资源、增厚资本、提高风险承受力及市场竞争力、降低成本来摆脱困境，获得重生或发展。而前述日本取引所的成功合并或集团化发展，又是以这些交易所均采用股份有限公司组织为前提条件的。

　　参考文献：

　　[1]许兴凯.日帝国主义与东三省[M].昆仑书店19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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