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文化论文中西生态文化视域下中国生态现代化的转型

 　　[摘要] 中国古代儒家“天人合一”、道家“道法自然”、佛家“众生平等”生态伦理思想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其意蕴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互利共生思想，可为当今生态文明建设所借鉴。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是一种保守的环境主义理论，“技术决定论”色彩遮蔽了生态危机制度性矛盾的解决。中国应通过弘扬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建立生态政治文化，实现中国生态现代化的战略转型。

　　[关键词]企业文化论文, 天人合一,生态文化,生态现代化,生态政治文化

　　生态文化是指人类诞生以来，不同人类种族、民族、族群为了适应和利用地球上多样性的生态环境所取得的精神、物质和制度的总和。文化同自然的关系是中西方生态文化共同的课题，西方生态文化呈现的是人类中心主义传统，中国生态文化以“天人合一”思想为代表。文明多样性使得生态文化的表现形式及内涵丰富多彩。

　　一、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

　　文明与地理关系密切。中华文明属典型的农业文明，蕴涵丰富、古朴自然。在人类与自然关系生态伦理资源中，以儒释道三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均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但各家学说又具体不同，相互补充，形成独特的东方生态伦理思想。

　　(一)儒家“天人合一”思想

　　1.儒家生态自然观

　　儒家把大自然称为“天”，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天与人的关系。认为大自然有其运行规律，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中庸》)

　　2.儒家生态伦理观

　　“天人关系”是“天人合一”、“天人相分”的辩证统一。人与物、人与自然关系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天地人”三才论是生态有机整体论。荀子认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荀子・天论》)，提出要在认识、遵循自然规律基础上发挥人的主体能动性，改造、利用自然“应天时”，“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汉儒董仲舒提出的“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成为两千多年来儒家思想的核心观点。他提出了著名的“天人感应论”，认为“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春秋繁露・立元神》)总的来说，儒家是弱式人类中心主义。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10月

　　第29卷第5期庞昌伟，等：中西生态文化视域下中国生态现代化的转型

　　3.儒家生态实践观

　　君子通过德行修养实现至善品质，“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 “赞天地之化育”，促进人天和谐一体，“君子之于天下也，无始也，无莫邪，义之与比”，“以约失之者鲜矣”(《论语・里仁》)。“儒者则因明至诚，因诚至明，故天人合一”(《正蒙・乾称》)。“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儒家“入世”人生哲学关心人类，承担社会责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正蒙・乾称》)。

　　“仁民爱物”思想用“仁”处理人际关系伦理。“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论语・里仁》)。将“仁爱”道德关怀对象扩展到自然界所有动植物，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和睦相处。“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将“人道”推及“天道”，要求“敬畏天命”。

　　儒家主张物我一体、物我平等人文主义生态观。“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一也”(《阳明集要・大学问》)。肯定自然物存在的内在价值、权利，“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正蒙・乾称》)，表明人与一切生物都是亲密朋友。

　　4.儒家“节用有度”、“以时禁发”的生态资源利用观

　　“子钓而不纲，戈不射宿”(《论语・述而》)，是爱生、护生思想，“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告子上》)。“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王制》)，体现了“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荀子・王制》)思想。

　　儒家还把生态保护上升为生态政治，即“王道”的高度，“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

　　(二)道家“道法自然”思想

　　1.道家生态自然观

　　“道”是哲学范畴，指天地万物本原。“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老子》第二十五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

　　2.道家生态伦理观

　　不违反事物本性，遵循大自然规律，秩序“天道”，顺其自然，采“无为”之“人道”，是自然人本主义生态观。“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上德无为而无以为”(《老子》第二十五章)，“为无为，则无不为”(《老子》第三章)，“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老子》第十六章)。肯定“人道”、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人在自然界中的价值、地位，但人道要符合天道。“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老子》第二十五章)“自然”的“自”便是自在的本身，“然”是当然如此。老子“自然”之义，是指道的本身是绝对性的，道是“自然”如此，“自然”便是道，道是本来如是，“道”就是“自然”、“自然而然”，就是“法尔如是”。道的力量，生生不息，源源而来，生天生地。世间万物，都是由道的自然功能分化而来。“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老子》第三十二章)遵循万物自然规律“无为”，不干涉，“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第六十四章)。 　　3.道家生态平等观

　　道家生态平等主义反对等级贵贱观念，倡导“物无贵贱”、“物我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平等观。“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老子》第五章)，“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庄子・秋水》)。道家也主张“天人合一”思想，在道家看来，天是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一致与相通，“人与天地相参也。”(《灵枢》)在自然界中，天地人三者是相应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庄子・达生》)《易经》强调三才之道，将天、地、人并立起来，并将人放在中心地位。天有天之道，天之道在于“始万物”;地有地之道，地之道在于“生万物”;人有人之道，其作用就在于“成万物”。天道曰阴阳，地道曰柔刚，人道曰仁义(《易经》)。《黄帝内经》则强调人“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副，人参天地”(《灵枢》)。

　　4.道家生态实践观

　　顺应自然规律，人类不要主宰、命令、控制万物。万物形成、发展经历“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四个阶段，“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复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老子》第五十一章)人与动物要和谐相处，反对战事，“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老子》第五十章)，“鱼不可脱于渊”(《老子》第三十六章)。“天道无亲”(《老子》第七十九章)，自然规律对任何人都起作用，用“道”处理人际关系，“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宝。”(《老子》第六十二章)

　　5. 道家生态生活观

　　道家反对无止境地追求物欲，主张精神、物质生活并重，勤俭节约。“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第十二章)“见素抱扑，少私寡欲”。(《老子》第十九章)“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老子》第四十四章)。人应该在物质生活上保持“知足者富”(《老子》第三十三章)的心态，“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治人，事天，莫若啬”(《老子》第五十九章)。

　　(三)佛家“众生平等”思想

　　佛教尊重、敬畏生命，具有保护自然的生态伦理观、实践观。佛教重点关注人生问题，所有生灵都存在于普遍生命之法体系内。具有“以法为本”、“依正不二”的生命观，人类与非人类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万物统一于佛性，“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众生平等。信仰“缘起论”、“因果报应论”、“转世轮回”基本教义，皈依佛门教徒遵守“不杀生”、放生、素食生态戒律。重视人道德的自我完善，消灭人欲，忍耐、苦修、静心，才能升入“极乐世界”。“普度众生”、“拯救众生”慈悲观强调对人、物关怀、帮助，奉行“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的生态实践观。

　　总之，中国儒释道三家都形成了以“天人合一”为思想倾向的生态文化。其中儒家自然政治哲学更是上升到治国高度，形成了独特的儒家政治伦理思想;而道家、佛教更注重个人修养。

　　二、中西方生态文化对比

　　中西方生态文化与一定的地理环境有关，不同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中西方生态文化的差异性。华夏文明是治水型文明，西方文明是海洋文明。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将东方文明归结为“南道文明”，西方文明归结为“北道文明”。“南道得太阳之恩惠多，受自然赐予厚，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和解与同类和解之文明。北道得太阳之恩惠少，受自然赐予啬，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奋斗与同类奋斗之文明。”[1]321同时，文化是社会历史实践的产物。钱穆在《晚学盲言》中提到西方人看重部分，中国人看重整体，原因在于中国是农业民族，抱有生命总体观，西方为商业民族，只从某部分着想。农业文化是整体与部分关系的哲学基础。[2]中国重农主义生态文化重感性认识，西方重商主义生态文化重知识理性。西方理性主义文化把“理性”作为人的“本质”，重视个体价值;中国文化认为“天―地―人”构成世界整体，建立在整体论、人文主义基础上的“天人合一”生态文化重道德理性、价值理性。西方生态文化主要是对现代工业文明灾难性生态后果理性反思的产物，以生态伦理学为核心的生态文化将伦理关怀对象扩展到自然领域，但还存在着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而且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依然是西方文化的主流。

　　西方文化传统中人与自然是对抗、冲突的，对自然总体上持征服、主宰论，认为人类是衡量一切存在的尺度。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界中事物分不同等级和目的，动植物等理性较少存在物是为拥有宇宙最高理性人类而存在的。基督教把上帝造人的目的归结为管理天上、地下的一切。因此，人与自然对立的文化观念在西方影响深远。“欧洲人在中世纪从‘观念的文化取向’走向‘文化的实感取向’，控制自然界的物质以为人所用……”，“文化对自然界自在存在的超越”，使得“实感取向的现实主义文化观念成为一种影响全世界、影响整个自然界的强势文化观念”，从而产生了“人的存在所面对的第一种冲突，即存在与自然(或者说人的存在与自然的自在存在)的冲突。”[1]75生态危机本质上是人类文化的危机，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的现代文化加剧了人和自然的冲突。

　　中西方生态文化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自然观不同。中国天、地、人统一，平行“天人合一”观的生态文化追求人与自然界和谐相处、共存共荣。西方主客二分哲学观形成的人类中心主义文化，人与自然是对抗关系，强调人类理性支配、主宰一切，人是自然的主人，过分夸大人类主体的能动性作用，强调征服、改造、控制、战胜自然。理性主义对任何真理和知识持怀疑精神，通过科学和实验的手段，由经验和逻辑去发现真理，知识是信仰的真正力量。培根归纳方法哲学认为，人的认识能力能够通过经验把握自然界的规律。笛卡尔强调理性的力量和地位，认为只有人的“理性”是真实的、万能的。康德突出人的主观能动性，“人是自然的立法者”。黑格尔绝对理性将自然界看成是“精神”的“外化”、异化”。

　　进入21世纪，基于过程哲学的“建构性后现代主义”主张将第一次启蒙运动的积极因素与后现代主义整合在一起，呼吁“第二次启蒙运动”。第一次启蒙运动的口号是“解放自我”，第二次启蒙运动的口号则是“关心他者”和“尊重差异”。如果个人“自由”的扩大损害了群体利益，那么势必会削弱自己的“自由”。 　　小约翰・柯布认为，我们要承认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们生活在一个生态共同体中。这与中国的“天人合一”理念是相通的。孔子早在2500多年前就告诫人们既要“知天”，又要“畏天”。“知天”是要求人类认识自然界，自觉地利用自然界为人类社会谋福祉;“畏天”是要求人类敬畏自然界，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朱熹认为，天不离人，人不离天。天生人之后，人与天便形成了一种不可分割的关系，要求人类彰显上天的法则，并为之负责。

　　人类应该是“人―社会―自然”和谐的统一体，中西文化不像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那样存在巨大的冲突。“罗马俱乐部”从人类行为的文化观念提供了解决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的范式。按照怀德海的过程哲学，“人”不应该被看作是万物的中心，相反，人和自然应该被看成密切相关的统一体。而后现代主义则主张人与人、人与自然应和谐相处。后现代将保留现代性的积极因素，超越二元论、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权主义，旨在为了共同利益建构一个后现代社会。

　　总之，中西生态文化正向着整合、并存态势发展。人类应该加强文明之间的交流、对话，采取取长补短、相互学习的态度，共创人类文明，共同维护地球家园。

　　三、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基本观点

　　广义生态现代化，不是简单地从污染治理入手，而是从改变人的行为模式出发，通过改变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通过环境友好的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结构生态化，降低人类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压力，达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双赢”的目的。其基本要求是非物化、绿色化、生态化、经济与环境退化脱钩即“三化一脱钩”。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工业文明以来人类面临的问题。20世纪60―70年代卡逊的《寂静的春天》、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阐发的资源环境悲观论，掀起了“反现代化、反工业化、反生产力理论”[3]的生态主义运动。1985年，德国学者胡伯提出现代化与自然环境互利耦合的生态现代化理论。生态现代化理论是乐观主义方案，是在对现代化理论理性反思、批判基础上产生的。生态现代化理论主张克服环境危机而不偏离现代化道路，强调技术创新、政府环境公共政策施行、市场机制等因素在生态转型中的作用。生态现代化采用实用主义方式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退化压力脱钩，实现经济与环境双赢，实现人与自然互利共生。

　　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是一种保守的环境主义论，其理论局限在于：它主张在传统工业文明框架内部不触动工业化生产的固有模式和前进方向，通过革新技术手段、完善市场化方案解决生态、经济发展矛盾，带有乐观“技术决定论”色彩;而“技术决定论”遮蔽了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技术利用背后生产关系支配、控制自然的实质。事实上，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本身就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如果没有替代性文明――生态文明的产生和新社会结构――生态社会主义的实践，生态危机是不可能克服的。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充其量是一种生态改良主义论。生态现代化的实践有其必要的政治社会条件作为补充，诸如有良好的制定政策与执行能力的政府、政治结构的民主化等。[4]

　　四、中国生态现代化转型的战略选择

　　中国生态现代化有三条路径选择：先污染、后治理、再转型;全面生态转型;综合生态现代化，协调推进绿色工业化、绿色城市化和生态现代化。[5]中国生态现代化战略目标是在21世纪前50年达到生态现代化的世界中等水平，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退化的绝对脱钩，基本实现生态现代化。“综合生态现代化”是中国生态现代化的最佳选择方案。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必须更加自觉地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因此，中国的生态现代化是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社会文明“五位一体”布局的综合现代化，其最终目标是努力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社会与自然和谐相处、共荣共生的多方面“和解”的局面。

　　应当说，中国当前的可持续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都蕴含生态现代化的内容，而从生态文化视角看，笔者认为还应做到以下两点：

　　(一)弘扬优秀传统生态文化

　　重视生态文化价值在生态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树立生态文明理念。生态文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文化基础，要按照生态文明理念确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自然生态价值观，尊重自然，摒弃“反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文化。

　　文化是制度之母，精巧的社会制度的良好运行必须有孕育制度的文化环境，否则，“本本上的制度”与“行动中的制度”会错位。西方文化在现代化中面临“生存还是毁灭”、“人类中心主义”不可克服的困境。生态文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从现代化范式到生态文明范式的转型，必须加强传统生态文化的自信和自觉，大力弘扬优秀传统生态文化。“文化进化论”、“文明冲突论”是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必须加以批判和摒弃。倡导“多元现代论”，尊重文化多样性、差异性、选择性，兼容并蓄，重视价值理性，“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天下大同” (《费孝通论文化自觉》)。

　　(二)建立生态政治文化

　　好的制度安排可以有效解决环境问题。生态现代化要求政府职能要由发展主义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建立法治、服务、有限、生态型政府。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机制在生态保护、治理中的作用。政府要为开拓环境产业市场创造竞争、高效、有序的市场环境，减少交易成本，让生态环境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引擎。要改变权威主义政治结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政府要制定生态政策、生态法律为生态现代化提供制度基础，积极发挥宏观调控政策在生态采购、生态财政和生态税收等方面的作用，协调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区域发展等方面的生态矛盾，保持生态公平正义。加强生态多中心治理下公众参与协商的民主政治建设。改变现有财政分权、预算体制，探讨中央与地方政府双轨共治“生态联邦主义”治理模式和跨行政区域生态治理模式，推行政府生态治理投入预算民主化、法治化。一句话，实现生态的现代化转型，必须建立相应的生态政治文化。

　　中国建立生态政治文化具有很大优势。一是具有“后发优势”。中国外源型现代化可以比较、借鉴西方现代化国家的发展战略、模式，制定赶超型发展战略。二是具有比较优势。中国生态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架构下进行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具有道路的正确性、理论的科学性和制度的优越性。

　　[参考文献]

　　[1] 梁中杰.文化思辨与艺术视界[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

　　[2] 陈泽环.道德结构与伦理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243.

　　[3] 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生态现代化：原理与方法[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8：6.

　　[4] 沈立江，马力宏.生态文明与转型升级[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84.

《企业文化论文中西生态文化视域下中国生态现代化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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