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林论文发表期刊对青岛海洋文明历史中几个问题的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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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青岛市的建制历史虽然只有百余年，但是却有6000多年海洋文明历史的深厚积淀。在“Ω”形青岛滨海文明带上，大汶口文化时期的胶州三里河人，是我国最早闯荡外海的航海者;2200年前从琅琊启航的徐福船队东渡，是史书上记载的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海上远航活动;千帆云集的北宋密州板桥镇，是我国北方唯一设市舶司的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大口岸。在以往打造“帆船之都”过程中，对具有深厚积淀的青岛海洋文明历史鲜有探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在后奥运时代，对悠久的青岛海洋文明史进行一些渐次深入的探讨，以增强“帆船之都”的历史文化底蕴，应有其价值。

　　关键词：园林论文发表期刊,”形滨海文明带,里河人,福东渡,州板桥镇,船之都

　　作为举办北京奥运会帆船比赛的青岛市，其建制历史虽然只有百余年，但是这片一万余平方公里的海陆古域，却有着6000多年海洋文明历史的深厚积淀。在以往“打造”“帆船之都”过程中，对有深厚积淀的青岛海洋文明历史鲜有探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在后奥运时代，对悠久的青岛海洋文明史进行一些渐次深入的探讨研究，以增强“帆船之都”的历史文化底蕴，应是一项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为此，本文就青岛海洋文明历史中的几个问题，即“Ω”形青岛滨海文明带、大汶口文化晚期闯荡外海的三里河人、徐福东渡琅琊启航说和北宋密州板桥镇的历史地位等进行一些初步探讨，借以抛砖引玉.

　　一、“Ω”形青岛滨海文明带在青岛市10654平方公里的行政区域内，具有海洋文明特色的是沿黄海岸线形成的青岛滨海地带.

　　它的东北端始于即墨金口丁字湾的莲阴河口，西南端止于胶南海青的白马河与吉利河口，全长730余公里.

　　半封闭型天然海湾胶州湾，则位于青岛滨海地带的中部。若从空中鸟瞰以胶州湾为中心向东北和西南两端延伸的青岛滨海地带，恰似一个大写的希腊字母 “Ω”。几十年来关于青岛地区相关考古成果证明，在这条宽约20公里，长约730余公里的“Ω”形青岛滨海地带上，孕育出了有6000多年历史的青岛海洋文明。为此，本文将这条长约730余公里宽约20公里的“Ω”形滨海地带称之为“Ω”形青岛滨海文明带.

　　从迄今已有的考古成果来看，自北辛文化晚期至大汶口文化时期，基本上属于“Ω”形青岛滨海文明带的雏形期;自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时期，则属于“Ω”形青岛滨海文明带的形成期.

　　1、“Ω”形青岛滨海文明带雏形期在“Ω”形青岛滨海文明带的东北部，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的遗址已经发现了10余处，主要有北阡遗址、南阡遗址、东演堤遗址、河东遗址、南坦遗址、孙家周疃遗址、丁戈庄遗址等，其中即墨北阡遗址和南阡遗址可作为其代表;在 “Ω”形青岛滨海文明带的中部，属于大汶口文化的遗址已经发现了近10处，其中胶州三里河遗址、即墨贾戈庄遗址可作为其代表;在“Ω”形青岛滨海文明带的西南部，迄今大汶口文化遗址发现得较少，可以胶南肖家庄遗址为其代表.

　　从近年来即墨北阡遗址的初步考古成果来看，青岛海洋文明历史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距今大约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北辛文化晚期。2007年春对即墨北阡遗址的考古发掘，把青岛海洋文明源头往前推到了距今6300年以前。2008年初，《中国文物报》发表了一篇即墨北阡遗址阶段性考古成果的署名文章.

　　[1] 从该文中可知，在2007年春季为期两个多月的即墨北阡遗址考古发掘中，共发现房址20多座，墓葬51 座，出土了几十万件各种海生贝壳标本以及大量的石器、陶器(陶片)、骨器、蚌器等。从地层堆积情况看，北阡遗址主要经历了两个时期，即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文化时期以及自西周到春秋这一时期，个别遗存年代可早到北辛文化晚期阶段。北阡遗址中的20多座房址和51座墓葬，皆发现于距今约6300年—5500年的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的地层中.

　　2009年3月至6月，考古工作者又对即墨北阡遗址进行了第二次考古发掘。本次考古发掘，发现了一些具有大汶口文化早期滨海地带特色的房屋遗址.

　　出土了许多3000年前的碳化小麦以及包括青铜鱼钩在内的部分青铜器物和陶器残片等。[2] 南阡遗址位于即墨金口南阡村西，距离北阡遗址较近。南阡遗址“南依朱岐山，北依卧牛山，东面濒临黄海”，“因地面上牡蛎壳很多，远远望去，牡蛎壳被太阳照射得白花花一片，所以当地群众又称这里是‘鲜子埠’”，南阡遗址土层中有许多海生贝壳，遗址中出土的生产工具主要有石斧、石杵、石凿、陶纺轮和磨光的扁平石铲等;出土的陶器有红陶鼎、盆、缽等。“根据从这里出土遗物的器形、制法(大部为手制)、花纹、陶色等特征考察，这处遗址应属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文化类型，距今约有六千年左右的历史。”[3](P2-3) 上个世纪70年代，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为主发掘的胶州三里河遗址，其上层属于龙山文化时期，下层则属于大汶口文化后期。考古工作者在该遗址的大汶口文化层中发现了大量的鱼骨、贝壳以及鱼鳞堆积，出土了很多陶器、石器、蚌器、骨器以及少量的玉器等，还发现了多处房址、窖穴、储藏粟类粮食的库房、猪圈以及数十座墓葬。随葬物中有鱼骨、长条形蚌器、獐牙等，“用鱼作为随葬品的墓葬有M105……等十一座，……这些鱼骨经鉴定有鳓鱼、黑鲷、梭鱼和蓝点马鲛，……有的墓有意识地在人骨架周围放置疣荔枝螺，是当时出现的又一种葬俗。”[4](P35)用猪下颌骨随葬的墓有十八座，其中随葬猪下颌骨数量最多的M302中有37块。墓葬中的猪下颌骨是财富的象征，“三里河大汶口文化居民饲养的家猪，就成为一种私有财产，并做为私有财产的象征而随葬。”[4](P155)三里河遗址大汶口文化层中的大量鱼骨、贝壳、鱼鳞堆积以及随葬的猪下颌骨等，反映了距今5000年前后青岛早期海洋文明的鲜明特征.778论文在线www.qiqi8.cn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三里河遗址就在胶州湾畔的南河故道北岸，这说明在五千多年前，这里已是很好的渔港了。”[3](P10) 位于胶州湾东北岸的即墨贾戈庄遗址上，曾经有大量的牡蛎壳堆积。此遗址虽然没有进行正式的考古发掘，但是从遗址土层中所发现的石磨盘、陶鼎足和灰黑陶片等判定，属于距今5000年前后的大汶口文化遗址.

　　新发现的胶南肖家庄遗址，位于“Ω”形青岛滨海文明带西南部的胶南市珠海镇，离海岸数公里.

　　2008年冬，考古工作者对该遗址进行了初步考古发掘，认定这是一处距今大约5000年左右的大汶口文化古村落遗址。肖家庄遗址面积约四五万平方米，分布着房址、窖穴、窑址、灰坑、水井、墓地等，富有早期滨海地带海洋文明的特色。据记者报道“：在现场指导挖掘的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方辉教授说‘：最近胶南的遗址挖掘比较频繁，证明胶南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时期就已经村落遍布，非常繁荣了’”“;‘中美联合考古队经过两年的考察，发现在胶南有龙山文化遗址20多处，这证明胶南在龙山文化时期就已经非常繁华，可能是一个龙山文化次中心。’美国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加里研究员说。”[5] 从以上考古成果看，在距今大约六千多年以前至五千年前后的2000多年间，在“Ω”形青岛滨海地带上，从东北部的即墨北阡遗址、南阡遗址中经胶州湾北岸的即墨贾戈庄遗址和胶州三里河遗址，再到西南部的胶南肖家庄遗址，已先后出现了青岛海洋文明的雏形。故而暂将这期间划为“Ω”形青岛滨海文明带的雏形期.

　　2、“Ω”形青岛滨海文明带形成期从大汶口文化晚期发展到龙山文化时期，“Ω” 形青岛滨海文明带已经呈现出较繁荣之景象。除了前面已经列举的部分大汶口文化遗址以外，属于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址主要有即墨石源遗址、台子遗址、胶州三里河遗址、罗家村遗址、四亩地遗址、大庄遗址、赵家庄遗址、城阳城子遗址、西宅子头遗址、冷家沙沟遗址、半千子遗址、院上遗址、李家宅头遗址、赵村遗址、河东遗址、黄岛台头遗址、南莹遗址、胶南郭家河岩遗址、祝家庄遗址、西寺遗址、河头遗址、董大庄遗址、石屋子沟遗址、东皂户遗址、甲旺墩遗址等等。这些遗址以龙山文化遗址为主，大部分尚没有正式进行考古发掘。下面以胶州三里河遗址龙山文化层的考古发掘成果为例，结合其他几处遗址的考古成果来考察“Ω”形青岛滨海文明带形成期的基本情况及其主要特点.

　　三里河遗址龙山文化层中出土了大量黑陶器，主要有陶盉、陶罍、陶盂、陶鼎、陶鬶、陶瓮、薄胎高柄杯等。在所出土的黑陶器中，有一类薄胎黑陶器皿因为其胎体薄如鸡蛋壳，而被称之为“蛋壳陶”。“薄胎高柄杯代表了当时制陶手工业的发展水平。这种陶器的器壁厚度，多数不到一毫米，确与蛋壳相似，是名副其实的蛋壳陶。”[4](P91)“薄胎高柄杯(蛋壳陶杯)31 件。均用细泥黑陶，陶土甚细，……整个器形非常轻薄，制作精巧细致，造型优雅。”[4](P110)其中“标本 M206：2……胎厚约0.3毫米……，标本M2116：1…… 高18.1厘米，全器重不及四十克。”[4](P110-112)出土或发现薄胎黑陶高柄杯和其他薄胎黑陶器皿的还有城阳城子遗址、西宅子头遗址、冷家沙沟遗址、黄岛台头遗址、胶南郭家河岩遗址等众多龙山文化遗址。当时 “Ω”形青岛滨海文明带的先民们在玉器、石器、陶器、骨器、蚌器、酿酒和纺织等手工制作方面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尤其薄胎黑陶器皿的工艺水平之高，使今天的制陶高手也自叹不如.

　　值得关注的是考古工作者在三里河遗址龙山文化层中，还发现了两件黄铜钻形器。“两件黄铜钻形器，均为铸作，……很可能是利用含有铜、锌的氧化共生矿在木炭的还原气氛下得到的。……一般认为黄铜的出现较青铜为晚。而今发现的黄铜器，将改变过去的认识。”[4](P21)这说明距今4000年前龙山文化时期的青岛先民们已经发明了黄铜冶炼技术。这两件黄铜钻形器是我国先民最早使用黄铜器的物证.

　　1992年在北京举办的“第二届国际文物精品展览”上，展出了一件上个世纪80年代在胶南西寺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国宝级文物——黑陶蚌响器。此文物呈椭圆状，外形像一个大蚌壳，其腹部一侧有4个小圆孔，在中空的蚌形黑陶器里，装有3个豆粒状陶丸。若用手摇动，豆粒形陶丸互相滚动撞击椭圆状黑陶蚌壳薄壁，便会发出富有节奏感的悦耳响声。[6] (P55-56) 这枚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陶制乐器，是“Ω”形青岛滨海地带东夷人舞乐文化高度发达的物证.

　　2005年春季，由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组成考古队，对胶州赵家庄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在龙山文化地层中发现了370粒炭化稻米和稻田、蓄水坑以及纵横交错的水沟等稻作遗存。“这是中国北方地区首次发现和采用植硅体分析方法系统确认古代稻田，这不仅是中国稻作农业研究的重要发现，也为稻作农业北传和东亚地区稻作农业东传路线的研究提供了证据。”[7]由此联系上世纪70年代在胶州三里河遗址大汶口文化层中发现的大量碳化粟，在龙山文化层发现的粟粒印痕;[4](P185)以及2009年春在即墨金口北阡遗址首次发现的碳化小麦，“山东大学考古队与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第二次对即墨金口北阡遗址发掘工作全部结束。经过两个半月的发掘，考古人员……还在全国首次发现了西周时期的小麦。专家研究证实，这一发现改变了我国的小麦是外来物种的说法，在3000多年前，小麦就是我国的主要作物。”[8]李永先在《莱人培育小麦考》中认为：关于小麦栽培的起源地问题，国外学术界一般认为是西亚的黎巴嫩、叙利亚至波斯湾的托罗斯山拱一带的新月形山地。中国学术界的部分专家也认可此类观点，并认为中国的小麦是从西亚传入的。依据史实和最新的考古资料，可以确认，麦类作物是中国西部的羌人最先发现和培育成功的。羌人东迁后，麦类作物种植随之到达中原和山东地区，最后由莱人完成了小麦品种的培育。[9]即墨金口北阡一带属于古莱夷之地，北阡遗址发现的西周时期的小麦可以支持李永先的“莱人培育小麦”说。综合以上考古成果，起源于中国南北方的稻、粟和莱人所培育的小麦等主要粮食作物，在龙山文化时期前后都曾在“Ω”形青岛滨海地带广为种植.

　　由以上所列举的部分考古成果可知，“Ω”形青岛滨海地带在龙山文化时期，从东北到西南已经遍布众多聚落中心或者聚落点，而且这些聚落中心或者聚落点的文明程度已经相当发达。为此，暂将这一历史时期划为“Ω”形青岛滨海文明带的形成期.

　　二、大汶口文化晚期闯荡外海的三里河人考古专家曾经以山东长岛县海底发现的一件绳纹陶釜为例(这件绳纹陶釜与河姆渡文化陶釜相类似)，提出了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山东半岛与浙江宁波沿海一带，可能已经有了海上的来往。[4](P155)辽宁省博物馆在一篇考古报告中也指出：在该省长海县广鹿岛“小珠山中层文化类型的遗址中，发现有大汶口文化早期的某些器形，如三足觚形器、圆锥足的盆形鼎、突足鬶、盉、红陶弦纹盂等。小珠山上层文化类型的遗址中，发现有蛋壳黑陶、扁凿足鼎、环足器、镂孔豆、弦纹黑陶罐以及四平山、郭家村和老铁山积石墓中出土的袋足鬶、带把三足杯等山东龙山文化的某些器物。这说明旅大地区的原始文化受到山东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一定影响。”[10]有专家提出“：胶东对辽东的影响较大，即在辽东出现的代表胶东文化特征的器物，远远多于胶东出现的代表辽东特征的器物。” [11] 这说明新石器时代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发达的山东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所发挥的主导作用.

　　上个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胶州三里河遗址大汶口文化层中，发现随葬海鱼骨中有两种属于外海游泳迅速的鱼——鳓鱼(白鳞鱼)和和蓝点马鲛(鲅鱼)的遗骨。这是迄今为止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外海鱼类遗骨。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专家在《三里河遗址出土的鱼骨、鱼鳞鉴定报告》中说“：从出土鱼类的分布和洄游来看，除了有河口性和沿岸近海者外，还有外海性的洄游鱼类，在新石器时代，人们能捕捞各种不同习性和分布的鱼类，尤其能捕捞外海游泳迅速的鳓鱼和蓝点马鲛，捕捞工具中一定有先进性者。”[4](P189)这类先进的捕捞工具，应该是船体较大的独木舟。上个世纪9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荣成龙须岛毛子沟，出土了一具商周前的独木舟残骸。①该独木舟全长约3.9米，舟体中部宽约0.7 米，独木舟的首尾部宽约0.6米，中空的舱深约0.4 米。这是国内出土的年代最早的独木舟。早在龙山文化时期，山东半岛滨海地带的造船业就很发达了.

　　例如，“长岛大浩发现龙山时代的船尾，从结构看榫口非常整齐，残船桨和近代无多大区别，可见造船业的先进。……长岛不仅有船尾发现，而且在海底发现了原始的石锚。”[12] 榫卯结构的海船显然要比独木舟出现得晚。荣成毛子沟出土的独木舟，并不是最早的独木舟。山东半岛制作独木舟的年代比它要早得多，应该不会晚于距今5000年前后的大汶口文化时期.

　　由于在胶州三里河遗址中还没有出土独木舟遗物，我们可以从荣成毛子沟出土的独木舟残骸上得到启示：距今5000年前后的三里河人，也有可能是驾驶着类似的独木舟到外海中捕捞“游泳迅速的鳓鱼和蓝点马鲛”。大汶口文化时期的三里河人，应属于早期闯荡大海的先民之一.

　　2005年春，为了配合济南—莱芜—青岛高速公路的建设，由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组成考古队，对胶州市赵家庄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这次考古发掘在龙山文化地层中发现了370粒炭化稻米和稻田、蓄水坑以及纵横交错的水沟等稻作遗存。出土的碳化稻米颗粒饱满，纹理清晰，有的稻米上还残存着稻壳。此后，环境考古工作者在对赵家庄遗址稻作遗存进一步考察之后认为“：这是中国北方地区首次发现和采用植硅体分析方法系统确认古代稻田，这不仅是中国稻作农业研究的重要发现，也为稻作农业北传和东亚地区稻作农业东传路线的研究提供了证据。”[7] 关于胶州赵家庄遗址发现炭化稻米和稻作遗存的意义，考古专家认为“：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稻田遗迹的确认和研究，不仅是中国稻作农业历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也是东亚地区稻作农业东传路线研究中的关键内容。由于受到考古学资料和研究方法的局限，一直没有发现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稻田遗迹。本研究在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中识别了可能是稻田遗迹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了胶州赵家庄遗址稻田遗迹土样的植硅体，结果证明该遗址保存有4000年前的稻田.

　　这是我国北方首次采用系统的植硅体分析方法确认的新石器时代稻田遗迹，对于东亚地区水稻东传路线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13]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稻作农业，应是由山东半岛传入的。汪向荣认为“：水稻并不是日本列岛所固有的，也不是由野生植物进化而成，而是从中国大陆传去的。”“(日本)考古学者和部分农业学者以出土的遗址作根据，主张这些传到日本列岛的稻种，是由中国长江的下游地区传到山东半岛，然后再由山东半岛传到日本中部地区的。”[14](P20-21) 胶州赵家庄遗址发现的距今4000年前的稻田遗存，为研究稻作农业从中国的南方传到山东半岛，然后再由山东半岛经过海路向东传到朝鲜半岛以及日本列岛这一传播路线，提供了有说服力的实证.

　　关于朝鲜半岛发现水稻遗存的情况，靳桂云认为 “朝鲜半岛中部考古遗址中发现的水稻遗存，年代最早的可能到公元前2500年，韩国或许在这个时候已经有水稻的种植了，只是考古学家目前还没有发现水田或者干脆就是旱田种植，而这个年代完全与赵家庄稻田的年代重合。”[13] 关于稻作农业东传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路线，很可能由胶州湾沿海岸线北上传播，后经过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再间接传到日本列岛的。从三里河遗址中发现的外海鱼类遗骨可证明，在大汶口文化晚期，三里河人就可能驾驶着独木舟在外海闯荡了。参照公元前2500年的韩国或许“已经有水稻的种植了” 的说法，本文认为三里河人东传稻作农业的可能性很大。三、徐福东渡琅琊启航说近年来我国东部沿海关于徐福东渡启航地之争，主要有苏北赣榆说、胶南琅琊说、黄岛徐山说、烟台龙口说、河北盐山说等。关于徐福东渡启航地,只要认真研读对比《史记》和其他古文献，再结合实地考察，可以确定徐福东渡启航地应是胶南琅琊.

　　徐福船队在琅琊港启航东渡，至少具备了以下有利条件：第一，自春秋战国以来琅琊一直是海上重镇，秦代则是琅琊郡的驻地，相比较其他几处“启航地”应该数这里最繁盛。琅琊港湾海面开阔，是条件极好的天然良港，适宜大型船队扬帆出海.

　　第二，《史记》记载，徐福两次东渡都带了数千童男童女。如第一次，“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史记?秦始皇本纪》)第二次《，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载“：始皇帝大说(悦)，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振”为“振子，童男女。”[15](P3087)在人口较少的秦代，要在东渡前很短时间内，挑选数千童男童女绝非易事。但是若在迁徙来琅琊的3万户“黔首”中挑选，应不是难事.

　　第三，徐福两次东渡都是为秦始皇寻找长生不老仙药的。否则，秦始皇不可能全力支持他。对于为自己出海求仙药的徐福船队，秦始皇应该极为关心，他应目睹徐福船队出海才会放心。《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徐福船队两次东渡启航时，秦始皇都在琅琊。由此可见，徐福从琅琊启航应是事实.

　　第四，琅琊郡是当时繁荣的沿海大郡。徐福东渡需要的大批船只以及给养，在经济发达的琅琊郡比较容易解决。而其他“启航地”则基本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第五，《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徐福东渡船队出海后的第二年，秦始皇又一次来到了琅琊。秦始皇这次来琅琊的目的，大约是估计求仙的徐福应该回来了，所以他来到了这里。但是，秦始皇既没有见到徐福，也没听到徐福返回消息。他只好途经上党回到了京城咸阳.778论文在线www.qiqi8.cn

　　第六《，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琅琊台筑好后， “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司马迁写得很清楚，秦始皇是在琅琊派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的。而徐福不可能舍近求远，跑到苏北赣榆、黄岛徐山、烟台龙口或更远的河北盐山等地启航东渡。为了进一步证明徐福东渡启航地为琅琊，再引其他启航地与之对比：黄岛徐山说主要依据是北宋《太平寰宇记》。《太平寰宇记》引《三齐记》说“：始皇令术士徐福入海，求不死药于蓬莱、方丈山，而福将童男女二千人于此山集会而去，因曰徐山。”另在元人于钦的《齐乘》卷一有记载“：大朱山，胶州西南百二十里，岸海名山也……旁有小朱山，错水所出。又东徐山，方士徐福将童男女二千人会此入海，采药不返。”这些文献依据，一是年代上比《史记》晚，二是在严肃性上难与《史记》相比。另外，秦代徐山系荒僻之处，周围没有大城巨邑，徐福等数千人在这里集结，所需的后勤设施以及东渡所需的大量物资等皆难以提供.

　　烟台龙口(黄县)说的主要依据，一是秦始皇在公元前219年东巡的第一站便是黄县。《史记?秦始皇本纪》“：于是乃并渤海以东，过黄、腄，穷成山，登之罘”，由此可见黄县的地位。二是据元人于钦的《齐乘? 古迹》记载：黄县徐乡“盖以徐福求仙为名”。后来在明清地方志(如《登州府志》、《黄县志》等)中皆引用于钦此说.

　　河北盐山说的主要依据是盐山县在秦代有个 “千童城”。此记载见唐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元和郡县志》卷22记载“：饶安县(元代后并入盐山县)，本汉千童县，即秦千童城，始皇遣徐福将童男女千人入海求蓬莱，置此城以居之，故名。”宋代《太平寰宇记》也延续了《元和郡县志》之说“：饶安县南九十里……汉千童县，属渤海郡。隋因之。唐武德六年，移治故千童城”。“千童城，秦始皇遣徐福将童男女千人入海求蓬莱不死药，置此城以居之，汉曾为县。”上世纪90年代，盐山县加入了徐福东渡启航地之争，举办了一系列相关活动。《光明日报》还为此发了新闻报道。[16] 苏北赣榆说是上个世纪80年代后提出的。赣榆在1982年地名普查时发现了一个“徐阜村”[17]，当地人说该村原名是“徐福村”。查阅《海州志》、《赣榆县志》等，也有相关记载。两年后有研究者提出了徐福东渡赣榆说，当地政府也大张旗鼓地宣传，掀起了一波徐福东渡研究热。相对于以上各说，赣榆说虽然宣传声势大，但从文献依据上来看应该最弱.

　　除了以上诸说，还有浙江慈溪说、浙江舟山说、崂山登瀛说、荣成成山说等。因其依据皆不足信，本文不再一一介绍.

　　若不涉及其他的因素，单纯从学术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的话，应该说司马迁在《史记》中关于徐福两次东渡启航地的记载是基本清楚的。尤其关于徐福第二次东渡启航地的记载特别清楚“：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北至琅琊。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乃詐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始皇……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鱼具，而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自琅琊北至荣成山，弗见。至之罘，见巨鱼，射杀一鱼。遂并海西。(”《史记?秦始皇本纪》) 徐福这次东渡的路线是“自琅琊北至荣成山”。关于荣成山，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释“：即成山也，在莱州。”①由此可知，徐福船队第二次东渡，是从琅琊港启航，向北航行经过成山再到之罘。若徐福船队是从黄县或盐山启航的，岂能倒退着航行经过芝罘和成山吗?若徐福船队是从赣榆启航的，又何必从琅琊南下苏北，再从赣榆启航东渡呢? 徐福率船队从琅琊港启航后，开始了寻访海上三神山的旅程。相隔9年之后的公元前210年，徐福又率船第二次东渡，从此一去不返。那么，使秦始皇深信不疑的海上三神山是什么样子，它到底位于何处呢?《史记?封禅书》里有这样一则神话传说：三神山者，其傅(相传)在勃(渤)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

　　由此可知，传说中的三神山位于黄海与渤海(先秦时的渤海包括今黄海北部)之间。远远望去，三神山和黄金银建造的宫阙像在云雾中。若欲靠近它，可望而不可及的三神山便消失到大海中。其实，这不过是海市蜃楼奇观和齐方士的丰富想象罢了.

　　徐福船队在茫茫大海上寻觅三神山，其结果可想而知。徐福深知，求仙药不得空手返回是无法向秦始皇交代的，所以在第一次东渡后的9年间，徐福等人似乎在人间蒸发了.

　　虽说徐福求仙杳无音信，但一心想得到仙药的秦始皇却在继续折腾求仙之事。《史记?秦始皇本纪》载： “始皇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因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药”。虽花费无数，但是秦始皇始终没有得到梦寐以求的仙药.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三次来到琅琊。失踪多年的徐福前来拜见。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徐福是因为“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的缘故，才不得不前来拜见的。徐福拜见秦始皇时，用谎言解释了出海求仙空手而返的原因。《史记》中有两处记载：一是《史记?秦始皇本纪》“：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随后又提出“：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 二是《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记载：徐福……还为伪辞曰“：臣见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 曰‘：愿请延年益寿药。’神曰‘：汝秦王之礼薄，得观而不得取。’……于是臣再拜问曰‘：宜何资以献?’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与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说(悦)，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

　　综合以上可知，徐福第二次东渡除了三千童男女外，还有许多五谷种子与种种百工，这显然是一次有预谋的大规模海外移民之举。我们由此可以推想：徐福第一次东渡虽然没有寻到三神山，但是却找到了宜于居住的某平原广泽。后来，徐福为了得到五谷良种和掌握先进技术的百工匠人等，甘冒被秦始皇杀头的风险返回了琅琊。他利用秦始皇想得到长生不死仙药的致命弱点，再次骗取秦始皇的信任，载上三千童男女、五谷种子及大批技艺精湛的百工匠人等，东渡到了大海之东某平原广泽处.

　　通过以上探讨，本文认为确定徐福东渡启航地为胶南琅琊港应该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四、北宋密州板桥镇的历史地位五代十国时期，中原一带藩镇割据，战乱不息.

　　公元960年北宋建国之后，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贸易逐步得以恢复发展。这一时期，唐代初期设立的密州板桥镇的地位迅速得到提升，并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超越了登州、莱州等，成为宋代北方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

　　因北宋与北方辽国对峙，时常兵戎相见，而莱州、登州两口岸离辽国较近，所以被明令限制通商贸易.

　　到了庆历朝以后此限制尤其严厉。据《庆历编敕》载“：客旅于海路商贩者，不得往高丽、新罗及登、莱州界。”《熙宁编敕》载“：即乘船自海道入界河，及往北界高丽、新罗及登、莱州界商贩者，各徙二年。”《元丰编敕》载“：诸商贾由海道贩诸番，惟不得至大辽国及登、莱州。”《元佑编敕》载“：或乘船自海道入界河，及往新罗、登、莱州界者，徙二年。”②在此形势下，位于山东半岛南部的密州板桥镇口岸越来越受到北宋朝廷的重视.

　　北宋初年，极为重视海外贸易的宋王朝沿袭唐代的做法，在长江以南的广州、泉州、明州和杭州等地先后设立了类似今天海关的“市舶司”，负责对本国海商发放到海外诸蕃国贸易的“公凭”，对进入各口岸的本国和各蕃国的商船予以检查并且征收关税(抽解)，收购官府的专卖品(博卖)，同时还负责各蕃国海商的接待、保护和招引等。当时的密州板桥镇已经成为长江以北的主要口岸，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诸国的互市贸易极为活跃。尤其到了北宋中期以后，板桥镇的进出口贸易已经超越了长江以南大通商口岸明州(今宁波)和杭州，“元丰五年，知密州范鍔言：板桥濒海，东则二广、福建、淮浙，西则京东、河北、河东三路，商贾所聚，海舶之利，颛于富家大姓。……广南、福建、淮浙贾人航海贩物至京东、河北、河东等路运载钱帛丝绵贸易，而象、犀、乳香、珍异之物，虽尝禁榷，未免欺隐。若板桥市舶法行，则海外诸物积于府库者，必倍于杭、明二州。使商舶通行，无冒禁罹刑之患。而上供之物，免道路风水之虞。”① 早在北宋元丰年间之前，属于京东东路的密州板桥镇就已经成为中外海商聚集之地。除了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商船外，还有从大食国、印度洋沿海诸国以及南亚的海船蕃舶辗转来到板桥镇;另外长江以南许多海商也多来板桥镇贸易。因当时的密州板桥镇尚没有负责“抽解”和“博卖”②的市舶司，所以来密州板桥镇贸易成本较低，获利颇丰。为此，密州的商人、富户以及相关阶层之人，纷纷参入到与高丽、日本及其他海外诸国的贸易之中。《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元丰七年冬十月癸未，密州商人平简为三班差使，以三往高丽通国信也。”③这位密州商人曾多次往来于密州板桥镇与高丽间的直航海路(密州高丽道)，以赚取丰厚利润。这位密州海商在与高丽通商的同时，还为北宋与高丽两国间传递信息，联络沟通感情，故而破格被授予“三班差使”头衔。另一例子是违禁与辽国贸易的海商王应升“：有商客王应升等，冒请往高丽国公凭，却发船入大辽国买卖，寻捉到王应升等二十人及船中行货。”④海商王应升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冒领了与高丽贸易公凭后，并没有沿着密州高丽道航行，而是掉转船头北上辽国，结果被北宋水师拿获.

　　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密州板桥镇出口的货物主要有：杂色帛、丝织品、瓷器、药材、书籍、金、银、缗钱、铜、铁、铅、锡、纸张等;进口的货物主要有：香药、犀角、象牙、珊瑚、琥珀、乳香、镔铁、玳瑁、玛瑙、车渠、水精、蕃布、乌樠、苏木等。以上进出口货物中，有属于限制或者禁止出口者，如金、银、缗钱、铁等。⑤由于山东半岛自古产黄金，黄金走私屡禁不止。另外，有些进口珍奇物品是明文禁止私下买卖的，但是往往有令难行，有禁难止。正如范鍔所说“：而象、犀、乳香、珍异之物，虽尝禁榷，未免欺隐。” 为了规范管理板桥镇日益繁荣的海外贸易，知密州范鍔多次上奏朝廷，积极争取在板桥镇设立市舶司。宋哲宗元佑三年(1088年)，朝廷终于批复了范鍔的奏章，在密州板桥镇设立了北方唯一的市舶司。由于板桥镇离京城汴梁较近，交通条件便利，再加上胶州湾海域利于来往船舶进出与停泊，所以来往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东南亚以及南亚各地的商船，多选择在密州板桥镇通关。甚至大食国的远洋商船也辗转北上来这里做生意。《宋史?食货志下》记载“：广南舶司言，海外蕃商至广州贸易，听其往还居此。而大食诸国亦通入他州及京东贸易。”京东即北宋至道年间所设十五路之一的京东路。北宋熙宁七年又把京东路分为京东东路和京东西路。⑥登州、莱州和密州板桥镇皆属于京东路或京东东路。因北宋与辽国对峙而罢登州、莱州两口岸，所以到“京东贸易”实际就是到密州板桥镇贸易。密州板桥镇自设市舶司以后，其口岸贸易更加繁荣，进出胶州湾的中外商船络绎不绝。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载，密州板桥镇“自来广南、福建、淮浙商旅乘海船贩到香药诸杂税物，乃至京东、河北、河东等路商客般运见钱、丝、绵、绫、绢，往来交易，买卖极为繁盛。”① 北宋密州板桥镇占地面积比今天胶州市区的面积大。宽阔的云溪河直通碧波浩淼的胶州湾，艘艘挂满帆的中外海船由胶州湾驶入云溪河口，接受市舶司官员检查办理抽解和博卖相关手续。云溪河里大大小小船舶驶来驶往;云溪河两岸杨柳依依，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密州板桥镇一带曾相继建起多处豪华的高丽亭馆。高丽亭馆是由北宋朝廷出资修建的政府招待所，供高丽国使者、客商、僧侣、留学生等下榻.

　　云溪河畔的高丽亭馆，富丽堂皇，笙歌不绝于耳。北宋元丰年间，曾任知密州的苏轼赴登州路过密州板桥镇时，得知朝廷花费大量资金和人力修建高丽馆之事，感慨万千，写下了“：檐楹飞舞垣墙外，桑柘萧条斤斧余。尽赐昆邪作奴婢，不知偿得此人无。”②据朝鲜《丽宋贸易小考》统计，北宋时期，高丽国共派遣宋使团57次，其中多次是从密州板桥镇登陆的。当年密州板桥镇酒肆客店星罗棋布，红男绿女们摩肩接踵，说着北方话、吴侬软语和高丽话、日本语以及其他海外诸蕃国语言的人们，进出酒肆、勾栏、店肆、街巷之间，给胶州湾北岸的这座宋代北方口岸重镇涂上了浓浓的国际化色彩.

　　以上是对青岛海洋文明历史中几个问题所进行的初步探讨，今后将会随着新的考古成果和相关史料的发现而不断予以充实与订正。单就以上的初步探讨来看，便可略知青岛海洋文明历史的悠久与辉煌; 青岛海洋文明所具有的地域文化特色以及它在中国海洋文明历史中所处的位置。本文认为，在后奥运时代“打造”“帆船之都”，除了发挥奥帆中心的帆船竞赛功能，举办有影响的国际帆船赛事和大力推动青岛市帆船运动的普及与发展等等之外，还需要扎扎实实地做一些增强“帆船之都”文化底蕴的研究工作。我们知道，“都”字的本义是建有宗庙的城邑。③另外， “都”字还有“聚集”之意。④“帆船之都”的“都”，主要应是取众多帆船“聚集”之意，但同时也含有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这一要素。在有着6000多年海洋文明历史积淀的“Ω”形青岛滨海文明带上，还有许多问题有待我们去探讨与研究。而这些相关的探讨与研究，同样应当是后奥运时代“打造”“帆船之都”时不可或缺的.

　　———————— 参考文献： [1]林玉海.青岛市北阡贝上遗址考古发掘的意义[N].中国文物报， 2008-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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