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杂志征文从生态视角重审西方文学

　　[摘 要] 从总体上看，直到20世纪60年代，西方文学的主流是非生态的文学;而且许多十分著名、影响深远的作家和作品还是反生态的。生态批评不仅要研究所有生态文学作品和其他作品具有生态意义的部分，而且还必须对已有的反生态的作家和作品进行生态思想角度的重新审读和重新评价，例如重评《圣经》文学、培根、笛福、歌德、麦尔维尔、海明威、普利什文等人的作品，指出其中的反生态思想。

　　[关键词] 2015杂志征文,重评,生态批评,反生态思想

　　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促使生态思潮越来越波澜壮阔。生态思潮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进行文化批判：挖掘导致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重审传统的价值观和文化遗产，反思现存的各门学科和各类知识。生态视角的文化批判要回答这样的重大而紧迫的问题：人类文明究竟从那里开始走错了路?我们的文化究竟在哪些方面存在着致命的缺陷?生态思想家沃斯特说得好：“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渡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他甚至断言：“整个文化已经走到了尽头。自然的经济体系已经被推向崩溃的极限，而‘生态学’将形成万众的呐喊，呼唤一场文化革命。”[i]

　　重审和重评传统文学，是生态批评的一个主要任务。重审的直接目的是对反生态文学作品做出减值判断，其最终目的是要推动学界对文学发展史做出整体性的重新评价和重新建构，推动人们建立起生态的文学观念、文学标准和文学趣味。正如著名生态批评家斯洛维克所言，“和女性主义批评与非洲裔美国人文学批评呼吁文化改变一样，……生态批评也提倡文化变革，它要考察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界的种种狭隘假设如何限制了我们想象一个生态的、可持续的人类社会的能力。……在文化的重审和重构进程中，生态文学的研究和分析将发出响亮的声音。”[ii]

　　从总体上看，直到20世纪60年代，西方文学的主流是非生态的文学;而且，许多十分著名、影响深远的作家和作品还是反生态的。

　　生态批评把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一直上溯到《圣经》文学。首先发难的是美国生态思想家和文学家雷切尔·卡森。这位以《寂静的春天》掀起世界范围的生态浪潮的女作家早在1962年就指出，人类对自然万物的暴虐行径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其中最主要的根源就是支配了人类意识和行为达数千年之久的人类中心主义。“犹太——基督教教义把人当作自然之中心的观念统治了我们的思想”,于是“人类将自己视为地球上所有物质的主宰,认为地球上的一切——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动物、植物和矿物——甚至就连地球本身——都是专门为人类创造的”。[iii] 史学家林恩·怀特在他那篇被誉为“生态批评的里程碑”的名篇《我们的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1967)里指出，“犹太——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它“构成了我们一切信念和价值观的基础”，“指导着我们的科学和技术”，鼓励着人们“以统治者的态度对待自然”。[iv] 著名的生态神学家、哈佛大学神学院教授考夫曼1998年在哈佛召开的、有80多位世界一流基督教神学家参加的“基督教与生态学”研讨会上指出，“我们所接受的大多数关于上帝的概念和形象所蕴含的拟人观(指赋予神、人、动物和其他事物以人形或人性的思想——引者注)——深深地根植于犹太教、基督教和穆斯林教传统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并残留至今——需要被解构。”因为唯有这样才可能消除人类征服和统治自然的思想根源。[v]

　　《圣经》中备受人们抨击的是《创世纪》第一章第26—30节(其它部分也有类似观念，如《诗篇》8：5—8等)里关于上帝授权人类征服和统治自然的一些段落，如上帝授权人类“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等。“治理”(kabas )和“管理”(rada )这两个希伯莱语单词都有“践踏”和“压榨”的含义。古希伯莱文和《圣经》研究专家希伯特指出，kabas (英译是subdue，意思是“制服，使顺从”，subdue nature是conquest of nature的又一说法)用来描述用强力迫使别人屈服，特别是军队征服敌人、占领敌人的领地并迫使敌人为奴隶;rada (英译是have dominion over 或rule，rule有“管理”之义，更有与dominion相近的“统治，控制，支配”的意思)最初用来描述对以色列人的敌人的军事入侵、摧毁和统治，以后也用来描述一家之主对家庭和家奴的统治。[vi] 英国生态思想家彼得·马歇尔在《自然之网：生态思想探索》一书里也对这两个词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创世纪》1：28里最重要的词语kabas和rada在整部《旧约》里都有使用，意思是残酷的殴打或压制。这两个词都被用来描述征服和奴役的行为，都给人这样一种意象：征服者获得了完全的统治，并把脚踩在被打败的敌人的颈项上。因此，出现这样的结果就不足为奇了：基督教徒把《创世纪》里这些话传统地解释为神对人的授权，允许人为了自己的目的征服、奴役、开发、利用自然。”[vii]

　　对现代文明影响最大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反生态文学家是培根。培根坚信人类是“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声称自己“已经获得了让自然和她的所有儿女成为你的奴隶、为你服务的真理”。培根宣称“知识就是权力”，他所说的权力(power)主要指的是统治自然、奴役自然的权力，是征服自然的武器。[viii] 获取知识的目的就是获取控制自然的权力，因为人不仅要统治世界，而且要不断强化“控制人自己、控制全人类直至控制整个宇宙的权力”，要“把人类帝国的疆界扩大到一切它可能影响的事物”。[ix]《新大西岛》形象地表现了培根的反生态思想。在那个乌托邦社会里，人们凭借科学技术再造生存环境，合成各种非自然的物种，彻底地操纵了自然，完全无视生态系统和万物的自身利益和存在价值。培根的思想对后来的哲学、科学和文学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笛卡尔、牛顿等人都坚信思想和科学能够统治物质、征服自然，狄德罗、孔多塞、布丰等人都声称人类统治自然王国的那一天终将到来。人类的科学研究、工业和现代农业乃至整个社会发展，都秉承培根的传统，继续培根的梦想，加倍地扭曲自然事物、干扰自然进程、打破生态平衡。

　　笛福的《鲁滨孙飘流记》对人类文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其内在原因就在于：鲁滨孙是人类征服、占有、改造自然的象征，是建立在越来越广泛、彻底地掠夺和利用自然之基础上的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象征。他以传奇般的人生经历向读者传达着一个基本的信息和根深蒂固的信念：只有在征服、改造自然的劳作和生产中，才有真正的幸福和最高的快乐。从生态思想的角度来看，鲁滨孙是整个人类反生态文明和反生态的社会发展的缩影。

　　歌德对人类文明最坏的影响是“浮士德精神”。“浮士德精神”最要命的误导是在所有方面的永不满足、永远进取、永远向往着更大、更高、更快、更强和更有效地操纵自然。“浮士德精神”代表了人类永不满足的所有欲求，虽然其中也包括了精神生活、情感生活、审美生活的欲求，但物质上的欲求显然也占了很大的部分，而且还含有征服、把握、控制和占有自然万物的成分。“他想摘天上最美的星斗，他想寻地上最高的乐趣”，他呼喊：“我到哪儿去把握你，无穷的自然?”他还要“去跟暴风雨奋战”，他要填海造地，修筑海堤，抵挡海浪，与自然规律抗争，不仅为了数百万百姓安居乐业，也因为浮士德要靠战胜和控制自然来实现自我价值。将所有欲望放在一起不加区分地赞美、并鼓励人们为满足一切欲望而永远进取，是生态批评家无论怎样都不能接受的。《浮士德》是西方文学的一部最强烈、最狂热地煽动欲望的作品。即便是在临死之前，浮士德还在强力宣扬他的欲望满足观：“我已跑遍了全世界;每一种欲望，我都紧紧抓住，……我只渴求，我只实行，又重新希望……这世界对于能人干将不会沉默寡言。……他!任何瞬间他也不会满足。”[x] “浮士德精神”深刻而长久地影响着西方乃至整个世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为满足欲望而奋斗，并在奋斗过程当中把大自然弄得一片狼籍。

　　在麦尔维尔的《白鲸》里，主人公亚哈把白鲸莫比·迪克——自然伟力的象征——看作压迫人、折磨人、摧残人的力量。白鲸曾经攻击过许多船只，亚哈的一条腿就是被它咬掉的。然而，白鲸为什么要攻击人类?难道不是无数捕鲸船在海上横行、残酷而灭绝性地疯狂捕杀鲸鱼的结果吗?难道一个物种在种族即将灭绝时还不能反抗?然而，作为征服自然的人类力量之象征的亚哈却完全不考虑这些，他想的只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不洗雪的奇耻大辱，是通过战胜最了不起的鲸鱼来证明自己的最了不起。当许多人把莫比·迪克当作自然神灵的化身而膜拜的时候，亚哈却“不惜以遍体鳞伤之躯”跟白鲸敌对到底。“这个白发苍苍、不畏鬼神的老人便在这里带领一群水手，满怀愤恨地要走遍天下、去追逐一条约伯的白鲸”。亚哈说道：“囚犯除了打穿墙壁怎能跑到外面来呢?对我来说，那条白鲸就是那堵墙、那堵紧逼着我的墙。有时候，我认为外边什么也没有。但是，这(指打破墙——引者注)就够了。它使我作苦役;它尽给我增加份量;我在它身上看到一股凶暴的力量，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恶念支持着那种力量。那种不可思议的东西就是我所憎恨的主要的东西;不管白鲸是走狗还是主犯，我都要向它泄恨雪仇。别对我说什么亵渎神明，朋友，如果太阳侮辱我，我也要戳穿它!”多么可怕的人!多么疯狂的人!没有一点宽容，没有一点仁爱，没有一点敬畏之心!一切为自己考虑，一切为了自我张扬，一切为了报仇雪恨。仇恨和报复可以压倒一切，即使是给他生命的太阳，即使是养育他的地球。亚哈最后与白鲸同归于尽，这个悲剧结局不正暗示了与自然作对的最终下场吗?麦尔维尔虽然也曾通过叙述者赞叹了巨鲸“惊人的力量”和“令人惊骇的美感”，流露出一些敬畏的情绪;但更多的是赞美亚哈以征服自然来张扬人的尊严和力量的勇气，甚至把亚哈称为普罗米修斯，并且以赞赏的口吻细致描写了捕鲸者残酷捕杀鲸鱼的过程。因此，小说的基本倾向是反生态的。[xi] 正如著名生态文学研究者、哈佛大学英美语言文学系教授布伊尔所评价的那样，“《白鲸》这部小说比起同时代任何作品都更为突出地……展现了人类对动物界的暴行。”[xii]

　　《老人与海》的主旨也是人以战胜自然伟力的方式来实现自我。捕获大马林鱼、战胜凶狠的鲨鱼，是圣地亚哥老人确立自己价值、证明自己能力的方式。在那场人与鱼的殊死搏斗中，老人充满了骄傲的自觉，他把对自然的悲壮的抗争视为人维护尊严的必然和必需。正如作品所说的那样，老人杀死鱼“是为了自尊心”，是为了让人们和他自己相信“你永远行的”，也是要让大自然知道“人有多少能耐，人能忍受多少磨难”。他对自己说，“我一定要制服它，……感谢上帝它们没有我们这些要杀害它们的人聪明”。生态思想家和生态文学研究者质疑人类的这种自我实现方式，绝不赞成用征服自然的方式证明人的伟大，而且坚信，人类最终是无法战胜自然的，无论他取得了多少让他自豪的胜利，无论他多少次用征服自然的方式证明了自己的力量，最终他仍旧必然会遭到自然严酷的、甚至是毁灭性的惩罚。然而，圣地亚哥老人的态度是：“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xiii] 这句被广泛引用的名言放在人类社会的背景下并严格限制在个别人的范围内来看，也许能够体现出悲剧性的英雄精神;但是，这句话之所以有意义显然是因为它不仅仅针对个别人，如果放到自然与人的关系里来审视，其荒谬性就充分显现出来：人都被毁灭了，又何谈不败?假若人类这个物种有一天终于在这个星球上被彻底毁灭，难道他的不败的精神、胜利的精神还能在那个荒凉的、无生命的星球上永远闪光?面对大自然，人类太看重自我，太看重尊严，太缺乏敬畏，这种虚荣或虚幻的东西如果过度膨胀，膨胀到失去基本的自然物质和自然环境支撑和保障的程度，那就必然要走向极端的唯心、极端的虚妄。

　　加拿大著名作家阿特伍德对美国传统文学对待动物的态度进行了严厉的生态视角的批判：“美国文学的……动物故事都是狩猎故事，其兴趣集中在狩猎者身上。像《白鲸》里的鲸鱼、福克纳《熊》中的熊、海明威的《法兰西斯·麦考伯短暂愉快的一生》中的狮子、米勒的《我们为什么在越南》中的灰熊、詹姆斯·迪奇《解救》中叙述者瞥见的鹿——所有这些及其它一切动物都赋有魔力般的象征性质。它们就是大自然、就是神秘、就是挑战、就是异己力量、就是拓荒所能面临到的一切。猎人同它们进行斗争，以杀戮的手段征服它们，兼收并取它们的魔力，包括它们的能量、暴力和野性。这样猎人便战胜了大自然，从而强大起来。……它们是对美国帝国主义心理特征的一种评论。……成功的程度以人的需要为标准”。“你可以看出《白鲸》如果由白鲸自己来讲述，角度将会大不相同(那个陌生人为什么拿着渔叉追逐我?)。加拿大鲸鱼遇到捕鲸者的情形可在普拉特的《抹香鲸》中看到，在这里我们为鲸鱼而悲伤而不为捕鲸者难过。”[xiv] 阿特伍德以加拿大的生态文学作品作为参照，在对比中揭示了反生态文学的若干特征：反生态文学尽管也可能描写自然，甚至也可能对自然力量有某种程度的赞美，但所有这些最终都成为人的陪衬，目的是为了突显人征服自然的最后胜利或者人虽败犹荣的霸气和傲慢。权威期刊 www.qwqk.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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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苏联文学史都把普利什文誉为讴歌大自然的杰出作家，但是如果从生态批评的视角去重新审视他，就会对他描绘自然的作品做出减值评价。在普利什文的作品中，人类中心主义的态度和观念是十分明显的：人是“自然的君主和胜利者”，人应当“改造大自然，控制大自然”，“把它变为我们的财产”，“改变它，训练它，就像自古以来那些有经济才干的人驯服家畜一样”。[xv] 在普利什文的眼里，自然是为人而存在的，爱自然是因为自然能够反映人的心灵、甚至能够为人提供猎杀和征服的快乐。在《大自然的日历》里，作者叙述了自己如何一枪正中狐狸的脑袋，狐狸又如何猛蹦了几下，在原地落下来。接着作者写道：“亲爱的富有怜悯心的人们，别为一只野兽悲伤吧，万物都逃不脱这个结局，我们大家都会伸腿长眠的。”[xvi] 可怕的残酷与拙劣的掩饰交织在一起，让人几乎无法忍受。

　　被称为“钢铁和工厂的歌手”的苏联诗人格拉西莫夫他在《钢铁之歌》里写道：钢铁里“有睫毛温柔含羞的光亮和纯洁”，“有长笛的呜咽”，“有爱情”……“我不是在娇柔的大自然里，/周围不是盛开的鲜花，/我是在烟雾腾腾的天空下/在工厂里锻造钢铁之花。”[xvii] 又一位苏联诗人马申罗夫-萨马贝特尼克在《机器的天堂》里写道：“我想要——钢铁的语言在海底震响，/让无形的世界因鸣响的电线而受惊。/沿着铁轨的曲线，在深渊上驶过，/我要用酷热烧灼你们，然后再抛进冰的深井。”[xviii] 这些狂妄而又狂热的诗，真切地反映出一个疯狂摧毁大自然的时代，而那个时代所造成的自然灾难，却要让后来很多代人承担!

　　值得思考的是，在无产阶级的文学作品里，这一类高歌工业化，高歌“与天斗、与地斗”的豪迈诗歌屡见不鲜，甚至可以一直上溯到19世纪中叶深受恩格斯赞赏的德国第一个无产阶级诗人维尔特。请看维尔特在《工业》一诗里这些句子：

　　人类到处都显出他的至高无上，

　　他们勇敢地征服伟大的自然，

　　他们无休无止地要求进展，

　　……

　　人类走过繁盛的碧绿的森林，

　　他们试探着搜寻巨大的松材;

　　他们从山岩的坑穴里找到铁矿，

　　把它们掘起……

　　……

　　在各个城市的烟气弥漫的中心，

　　从无数烟囱里冒出那么多浓烈的黑烟!

　　大自然所蕴藏的不成器的东西，

　　现在都以纯粹的姿态出现。

　　……

　　赫淮斯托斯，他要是看到火车的飞奔，

　　他一定会惊叹人类的力量而拜倒尘埃!

　　……

　　工业乃是我们当代的女神![xix]

　　无产阶级文学的这种特点更值得我们重视和反思，它与社会主义国家都曾出现过的大规模的征服自然和破坏自然的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生态危机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有产物。人类文明的各个发展阶段都产生了大量的反生态的文学作品，它们连同人类其他反生态的思想文化遗产，共同形成了一个传统，深深影响并决定了人类的行为、人类的选择，决定了人类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社会发展模式，进而导致了及其严重、危及整个地球和所有生命的生态危机。

　　生态视角的文学重审就是要挖掘出生态危机的文学和文化根源。诚如生态文学研究者乔纳森·莱文指出的那样，“我们的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共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独一无二的方式。不研究这些,我们便无法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只能表达一些肤浅的忧虑。……因此，我们必须花更多的精力分析所有决定着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生存于自然环境里的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并将这种分析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xx]

　　(王 诺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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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nald Worster, Nature’s Economy: A History of Ecological Ideas,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27, 356.

　　[ii] Branch, Johnson, Patterson and Slovic (ed.), Reading the Earth;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 (Moscow, Idaho: University of Idaho Press, 1998), p. xiii.

　　[iii] Rachel Carson, “Of Man and the Stream of Time”, in Carol B. Gartner, Rachel Carson (New York: 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1983), p.120.

　　[iv] Lynn White,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 Crisis”, in Cheryll Glotfelty & Harold Fromm (ed.),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 (Athens: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6), pp. 6—14.

　　[v] Hessel & Ruether (ed.), Christianity and Ecology: Seeking the Well-Being of Earth and Huma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6.

　　[vi] Ibid. , pp. 136—137.

　　[vii] Peter Marshall, Nature’s Web: An Exploration of Ecological Thinking (London: Simon & Schuster Ltd., 1992), p.98.

　　[viii] William Leiss, The Domination of Nature (Boston: Beacon Press, 1974), p.48.

　　[ix] Benjamin Farrington ed., The Philosophy of Francis Bac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6), pp. 92—93.

　　[x] 歌德，《浮士德》，绿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10、17、429页。

　　[xi] 麦尔维尔，《白鲸》，曹庸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出版，第258、262、228—229、526页。

　　[xii] Lawrence Buell, 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Thoreau, Nature Writ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4.

　　[xiii] 海明威，《老人与海》，吴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69、60、42、40、68页。

　　[xiv] 阿特伍德，《生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秦明利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出版，第64—65页。

　　[xv] 普利什文，《普里什文随笔选》，非琴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95页。

　　[xvi] 普利什文，《大自然的日历》，潘安荣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2-333页。

　　[xvii] 许贤绪，《20世纪俄罗斯诗歌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61页。

　　[xviii] 刘文飞，《20世纪俄语诗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17页。

　　[xix] 《德国诗选》，钱春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406—408页。

　　[xx] Jonathan Levin: “On Ecocriticism (A Letter)”, PMLA 114.5 (Oct. 1999): p.1098.

《2015杂志征文从生态视角重审西方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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