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类期刊投稿论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标准

  　　摘要：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中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三个有利于”成了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本文主要对邓小平同志的“三个”有利于进行论述。

　　关键词：教育类期刊投稿,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生产力标准

　　1 从“猫论”到“生产力标准”再到“三个有利于”

　　关于“猫论”的提出，从相关历史的资料来看，是在1962年，在他看来，发展经济，不能按照一成不变的模式，凡是适合经济发展，能够调动人们积极性的方式，都可以拿来使用。本来只是四川的一句谚语，却成为邓小平同志生产力标准思想的最初理论形式。“猫论”虽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邓小平生产力标准思想。但是“猫论”揭示了在对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选择具体的生产组织形式时，不能依生产关系的公有化程度为标准，而是要依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为标准，这正是邓小平同志生产力标准思想的初衷。

　　所谓生产力标准，就是用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作为衡量社会主体，社会历史现象和社会历史进步的根本尺度，它是生产力对社会历史发展进程起最终决定作用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实践中的延伸和运用。在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人们在经济生活中面临的最大困难是，物质不够丰盛，很多人的基本生活保障得不到有效解决。因此，需要迫切提高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满足人们生活的物质需求，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十三大报告正是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论述精神，着力论述了生产力标准，指出：“我们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就是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让人们富裕起来。并且还要推进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事业的发展，这里讲了国力，讲了人民生活，讲了精神文明，讲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归根到底讲了生产力。

　　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谈话指出：姓“资”还是姓“社”“判断的标准，应当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是针对当时改革进程中，束缚经济发展，阻碍改革开放的思想情况提出的，这一新的概括再一次重申和进一步发展了他历来主张的生产力标准的思想。十四大报告在概括建设有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时候，把判断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归结为三个“是否有利于”。这个理论被十四大当作社会主义根本任务问题上的主要论点之一。十四大修改过的党章总纲，也把“三个有利于”作为我们各项工作的总的出发点和检验标准。

　　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就是要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进一步深化了实践标准，是发展了的“生产力标准”，而且更明确、更具体，更有操作性。

　　2 “三个有利于”与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联系

　　邓小平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阶级，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的。“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归根到底是生产力标准。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就谈不上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就没有共同富裕。“三个有利”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一致的、统一的。本质论侧重于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三个有利于”侧重于回答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实践过程，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在世界范围内，也没有其他国家可以模仿，因此，要在不断探索实践中，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在建设过程中，应该遵循什么理论，这就需要弄清楚社会主义的本质。在邓小平同志的相关论述中，尤其是对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论述，从根本上，解决了人们的困惑，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邓小平同志的这一科学论断，克服了过去空想社会主义的局限性，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建立在了坚实的基础上。

　　“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期，在这种形势下，“三个有利于”的评价标准，对于我国社会经济当前突出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依然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现在，即使GDP增长速度从7.5%跌至7.4%，这很小的下跌也意味着落地会带来痛苦。与购物广场内的商人们交谈，说生意比较清淡;北京的许多餐馆已经关门，而且酒店似乎空房很多。同样受到严重冲击的还有重工业，例如钢铁、水泥和化工――这对于不景气的房地产行业来说相当重要――以及低端制造业。低端制造业现在已经自动化，或者是向成本更低的内地或其他国家转移，另一方面，因为独生子女政策，我国目前劳动力大军中的新人数量远远低于数年前……而且许多人在高中毕业后选择去接受高等教育，而不是直接进入就业大军。

　　在2014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习近平主席一直在要求国家面对发展增速减缓的“新常态”要保持平常心。去年5月份，他曾经发表讲话说：“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2014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为7.4%，略高于预期的7.3%，但低于北京所制订的7.5%的目标范围。今年的GDP增长速度目标甚至更低，仅为7%。在新常态下，我国的GDP增长速度不再是最重要的观察指标。如果政府可以在控制好经济下行的同时避免出现大范围的动荡，这点则尤甚。我国此前是以重工业投资和低成本制造业出口为基础的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目前正在向以国内消费和高价值商品与服务为基础的更为成熟的经济体进行转型。基于这种情况，深化基本经济体制的改革更为至关重要。从某些方面来说，在长达3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经济增速放缓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从长远来看，风险在于增长速度和人们的福祉将会受到伤害。难点就在于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即国家受困于低增长率和中等国内生产总值，没有能力与低收入国家或更为发达的经济体进行竞争。从“三个有利于”的评价标准来看，我国在经济新常态下，主动降低经济发展速度，是符合人们利益和国家长远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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