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新建设发展状况

 　　对于高等教育新发展改革管理中来说有着新的管理方针和应用技巧，不同的发展战略和管理措施是现在大家岁关注的方面。本文选自：《高等教育研究学报》,《高等教育研究学报》本刊始终坚持和把握“适应军事斗争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高等院校特别是军队院校教育改革与发展服务”的办刊宗旨，注重突出军事高等教育的鲜明特色，继续为高等教育研究事业、为国家和军队的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做出贡献。

　　摘要：大学和高等教育，在包括其发祥地欧洲在内的多数国家，基本上是由国家来负责设置和运营。美国高等教育系统是最初的例外，它是先有私立大学的设置，后有州立大学的设置。众所周知，日本高等教育除了国、公立机构外，还有庞大的私立机构。

　　关键词：高等教育,教育结构化,教学发展,教学应用,教学论文

　　一、结构变化与大趋势

　　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大学和高等教育经历了巨大的结构变化。这一变化至今还未结束。不，应当说才刚刚开始。这是自12世纪以来，大学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所经历的几个世纪才有一次的大变化，并且它是世界历史变化的一部分，至今还未能看到这次变化的终结点。造成这种结构变化的基础，是大众化、市场化和全球化三大趋势。这三大趋势，发源于美国，传播、波及到全世界，使得整个世界的大学和高等教育产生了结构性变化。因此，应当特别指出，首先要意识到这是一种美国化的现象，而不是别的什么。

　　(一)大众化

　　关于大众化，毋庸赘述。起始于美国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张浪潮，20世纪60年代，波及到日本，并将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等卷入其中，80年代以后席卷欧洲各国，现在又广泛蔓延到中国等新兴国家。拿日本来说，20世纪70年代中期18岁人口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了37%-38%，大大超过了马丁·特罗(1976年)所定的从精英阶段跨入大众化阶段的指标。此后，由于在制定高等教育计划时采取了抑制发展的政策，高等教育入学率出现过一段停滞期。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入学率再次急剧上升，1999年已达到49.1%，离进入普及阶段50%入学率指标只一步之遥。然而，这个数字只包括大学和短期大学，如果再加上专修学校20%的入学率，日本实际已经大大超越了普及阶段的门槛。

　　根据特罗的学说，随着规模扩张，发展进入新阶段，从学生的意识到课程、大学内部组织，还有高等教育制度与社会其他制度的接点，整个大学和高等教育系统都发生着性质上的、结构性的变化。这些变化首先从学生的价值意识开始，进而涉及到升学准备教育和入学选拔制度。系统中的“其他构成要素与之相比变化速度要慢，有时还抵制变化。与规模扩大的决策、高等教育的定义、选拔的基准等主要由大学外部各种力量支配的要素相比，课程、管理运营的形态、教师的生涯、教学方法、学术的水平等等要素，则不完全由大学外部各种力量支配，而更多的是由大学内部的各种力量来决定。这种内部变化的过程，无论其好坏，可以说显示了极其保守的一面。这种保守性的根源—在大学管理运营的方式，二在大学教授自身的特性和倾向，舍此而无他”。(1976年，第84-91页)

　　20世纪60年代日本的经验清楚地证明了特罗理论的正确性。60年代末期大学纷争风波的原因，不能不认为是由于高等教育入学率的急剧上升，学生们的升学意识也发生了变化，即上大学从少数人的特权转变为多数人的权利。另外，高中入学普及化与此有着密切关系，它提高了普通科升学比例，使升学准备教育大众化，但却回避了入学者选拔制度的改革。70年代，考虑到入学考试竞争过于激烈，开始引入共同第一次大学入学考试制度，并推进推荐入学制。正如1971年中央教育审议会的咨询报告(“四六报告”)强调的那样(教育事情研究会，1992年)，随着大学和高等教育系统由精英阶段迈向大众化阶段，结构变革迫在眉睫。然而“大学内部各种力量”的抵抗非常强劲，变革的课题一再推延，直到90年代才真正提上议事日程。

　　20世纪90年代是高等教育入学率再次急剧上升的时候，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课题尚未解决，又迎来了向普及阶段过渡的时期。1991年大学审议会发表咨询报告《关于大学教育的改善》，以此为契机，大学内部结构真正开始变化，这也表明要求变革的“大学外部各种力量”的压力已经超过了临界点。

　　(二)市场化

　　私立大学的经营，包括招收学生和募集资金在内，都要靠自己努力，它们不仅会相互竞争，而且有时还不得不和国立、公立大学竞争。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访问美国时发现，与受到国家保护的德国大学完全不同，美国私立大学显示出浓厚的“企业”特征(韦伯，1979年;天野，2000年)。竞争和高等教育总量扩大相伴随，这种竞争不限于私立机构内部，国立、公立部门也卷入其中。美国高等教育系统是从私立机构开始发展起来的，私立机构处于优势地位，后来又产生了州立大学，这些大学围绕着学生、教师和资金等资源的分配和获得而相互竞争，早就有了“市场化”经验，并随着规模扩大而加速了这一进程。

　　在日本，国立大学受到国家的保护和管理，处于优势地位，私立大学则处于劣势地位，竞争及市场化长期局限于学生的分配和获得(入学考试竞争)方面。然而，即使在日本，以私立大学为主力推进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随着这一进程的发展，国立、公立机构也开始感到市场化的巨大压力。它们在规模巨大的私立机构压力下推动着日本高等教育的市场化，这种市场化也可以说是以“私学化”的形式在进行着。

　　市场化开始于入学者选拔系统。70年代以后，由于与私立大学在招生方面的竞争激化，国立、公立大学削减了5教科7科目的入学考试科目，以多样化的名义引入了学力考试之外的其他选拔方法，推进了入学者选拔的“私学化”，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了。由于政策因素而被压低的听课费和入学金，在“受益者负担”的名义下，年年大幅上涨，已接近私立大学的三分之二。还有，实行国立学校特别会计制度的国立大学，也在寻求获得外部资金，正在力争增加竞争性重点分配资金的额度。

　　不仅如此，90年代末期，有关国立大学独立行政法人化、废止特别会计制度及民营化的讨论越来越多。作为行政机构一部分的国立大学将改而赋予其法人身份，不仅是学生，还有资金等等其他资源，都将开始通过自身的经营努力去获得。

　　这种市场化的波涛，不仅发生在拥有私学机构的国家，而且也波及到欧洲诸国。国立大学的法人化，外部资金的引入，政府资金的竞争性分配，等等，都在这些国家进行着，少数国家还开始设立私立大学。韦伯20世纪初在美国看到的大学的企业化，在欧洲也开始出现。

　　(三)全球化

　　大学自12世纪诞生以来，基本上是世界主义者的世界。这种世界主义，最初只限于欧洲。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知识和学问的普遍性，或者也由于拉丁语作为大学所使用的语言的共同性。然而，随着大学在从新大陆到印度、日本等亚洲国家，还有中东、近东、非洲诸国的设立，丧失了使用语言的共同性，世界主义只能靠知识、学问，特别是自然科学的普遍性来维持。

　　约瑟夫·本-戴维(1971年)提出了学术中心的时代转移说。根据其理论，寻求最先进的知识、学问的研究者和学生，是跟着成为“中心”的国家的大学转移的。不仅如此，他们在回国后，还会将自己曾经学习过的大学理想化，并以之为模式来设想革新落后的本国的大学，这种倾向性非常强烈。从意大利到英国，再到法国、德国，不言而喻，如今“中心”已经转移到美国。

　　英语，取代了以前的拉丁语，正在成为一种世界语。与此相关联，各国的优秀研究者和学生也汇集到美国。美国作为大学世界中新的世界主义的旗手，占有中心的地位。不仅如此，就像以前德国的大学那样，美国起到了向世界提供作为学习目标的最先进的大学和高等教育模式的作用。世界各国的大学改革，主要以“美国化”的形式展开，道理就在这里。

　　事实上，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在信息化及以信息化为支柱的经济、文化的全球化中，也发挥着中心的作用。交通手段和信息媒体的惊人发展，使得知识、信息，乃至人们之间交流的时间和距离显著缩短成为可能。今天，无论是大学，还是研究者和学生，都是在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中，编织成知识的交流网络，这是不可避免的。各国大学不仅可以成为全球化了的研究者和留学生市场的一部分，而且可以超越国境、超越大学之墙实时地参加在美国大学教室里举行的教学活动。进而言之，各所大学提供的教育课程自身，例如在工学或经营学等部分专门职业教育的领域，不管是否愿意，都正在寻求全球标准。作为“美国化”的全球化，可以说将在“全地球”广阔地域中看到。

　　毋庸赘述，日本的大学和高等教育，特别是在二战以后，受到美国的极大影响。日本在占领期曾“被强制性地”美国化，以后在此基础上徘徊。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化”成为日本大学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希望增加吸纳留学生，改善外国人教员的任期制，充实外语特别是实用英语的教育。后来，不说“国际化”，改说“全球化”，再然后就是按美国模式改革，“第二波美国化”，不过这回是自发地、主动地推进，表明在这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日本大学的周边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二、日本的变化要因

　　对于在这种大趋势之中的日本高等教育90年代所发生的结构变化，还有三个具有日本特征的重要原因必须考虑。这三个要因是：(1)人口变化，具体地说就是18岁人口的减少，(2)经济变化，即泡沫经济的崩溃和因经济结构原因所致的不景气，以及和它密不可分的(3)政策变化，具体地说是放宽政府控制和结构改革政策的展开。

　　(一)人口变化

　　作为高等教育入学适龄人口的18岁人口，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达到160万人左右，1992年迅速达到205万人的高峰。此后正如所预测的，逐年减少，到2000年末只有120万人。由于担心人口激增所引起的升学竞争激化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文部省80年代中期放弃了持续执行的抑制高等教育规模扩大的政策，以将入学率维持在36%左右的必要范围，所以转而允许规模扩大。但估计到1992年的高峰之后将面临长期的人口减少期，文部省设想，新增入学计划额的一半作为临时性的，待第二次生育高峰所产生的波涛过后再调整到原来的状况。

　　然而，以私学机构为中心的高等教育系统，出现了与文部省政策意图相违的情形。也就是说，由于私学增加了临时定员，不仅规模远远超过了文部省的预想，而且入学率也上升了。不仅如此，人口高峰过后，由于私学方面的强烈抵制，文部省不得不许可将临时定额固定，因为私学此前随着学生数的增加，相应地教室数和教师数也都增加了，此后不得不继续维持这一招生规模，具有合法地“稀释入学”的意味。这也就意味着文部省事实上放弃了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所坚持的抑制规模扩张的政策。而随着18岁人口减少，入学率急剧上升。换言之，日本的高等教育急速迈向普及阶段，并不是有意识的政策选择的结果(天野，1995年)。

　　虽然放弃抑制政策和入学率急速上升非常重要，但是，大学和短大在1992年达到81万人的招生高峰后，再也不能维持这么高的招生规模，1999年已减少到76万人。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伴随着人口变化，入学人数减少从幼儿园一直延伸到高等教育阶段，彻底结束了明治以来日本学校教育数量在政府主导下持续向上增长的时代。

　　(二)经济变化

　　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进展使世界经济的结构发生了变化。由于90年代初泡沫经济的崩溃，日本在适应这一变化上明显地落后了。丧失了自信心的经济界，重新认识到教育和研究作为对应变化手段的重要性，对教育改革寄予了强烈的关心。自进入90年代以来，经济团体联合会、经济同友会、日本商工会议所等经济团体，开始竞相发表教育改革的构想，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说起教育，它是支撑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最重要的因素，这点国际公认(例如，福格尔，1978年)。学校教育在培养勤奋而又遵守集体规范、对组织十分忠诚、具有集体主义特征的劳动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需要对它重新进行全面的认识。如果读一下上述团体的报告书中关于学校教育改革的构想，就会发现，其中镶嵌了许多“自立性”、“创造性”、“独创性”之类名词，总之是要求转变人才培养的基本理念，要求培养具有适应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的能力的新型人才。由于尖端科学技术竞争的激化，企业界强烈要求和大学结合，期待大学培养出具有国际通用性、高度教养和专门职业能力、自立精神和充分的积极性、丰富的创造性、勇于冒险的人才。

　　而且，社会对大学在研究方面也开始寄予很大的期待。以前，一些企业轻视大学的基础研究和开发研究，主要是从国外购进专利，然后投入资金在本公司的研究所里开展实用的、应用的研究。在全球化的经济竞争中，它们看到了大学里的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于是改弦更张。长期以来被视为禁忌的产学合作或官产学合作也开始公开地讨论起来，要求大学在教育和研究方面开放和交流的压力变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强大。

　　由经济变化而产生的对教育和研究改革的这类要求很多。70年代末以来，教育系统内部因种种问题或危机，自身也产生了改革的要求。这两种要求汇集，成为促进改革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以培养新型人才为目的的教育改革，以及为了参与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必须使研究活动活性化这两个方面，经济界和大学之间的认识和期待基本上达成了一致，这是以前从没有过的现象。

　　(三)政策变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受到里根、撒切尔之流新保守主义的强烈影响，从自民党中曾根政权开始放宽政府控制，进行结构改革，不仅对经济界，而且对教育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背景正如前面所述，是为了使停滞的经济复苏和再生，通过学校教育和大学的结构改革使教育和研究更具有活力，被认为是不可缺少的。为此，文部省放宽乃至放弃对学校和大学的严格管理统制，被财界和政界广泛认为是有必要的。

　　基于这样的认识，1984年中曾根内阁设立了直属于内阁的临时教育审议会，直到1987年临时教育审议会完成其使命以前，该组织有关改革的讨论很活跃，对以后的教育改革起了先导作用。大学审议会(1987-1998年)也是根据临教审的咨询报告而设置的。90年代的大学与高等教育改革，都是根据这一新设的专门审议会的咨询报告所提出的建议而进行的。监教审关于改革设想的关键词是“自由化、个性化、多样化”。以此为基点，曾经在以入学选拔制度为中心的改革中部分地实现了放宽政府控制，而随着90年代初设置基准的大幅度修改，开始涉及到大学和高等教育的基本部分。

　　从校园、校舍面积到师生比、到课程，没有什么不由文部省制定的设置基准规定。这一设置基准规定了日本大学的基本的组织结构，阻碍了大学的个性化、多样化，也妨碍了自由竞争。70年代以后，这些规定特别是受到了放宽政府控制论者的严厉批判。根据大学审议会的咨询报告，以课程编制自由化为中心，对大学设置基准所进行的大幅度修订，对动真格的大学改革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恐怕远远超出大学审议会预想。

　　例如，其结果推进了国立大学教养部和一般教育课程的解体，学部教育阶段的教育被重新组织，一举提高了大学整体改革的机会。对私立大学来说，可以甩开传统的学部名称和课程，而代之以新奇的名称和课程，设置新学部的大学也急剧增加。还有研究生院，出现了新的类型，所谓社会人入学、就学更为容易，未曾有过的专门领域以职业人培养为目的的“专门研究生院”开始新设。设置基准的大纲化，对于高等教育的多样化、个性化正在超出预料地发挥着良好的作用。

　　对大学和高等教育放宽政府控制，不能无视经济领域等方面“外压”的影响。众所周知，政府在经济领域实施了一系列放宽控制的政策，遵循市场原理，重视竞争，使经济活动提高活力，实现结构变革。作为提高活力和结构变革手段的教育和研究，人们对其重要性的认识逐渐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教育和研究领域也应该引入竞争原理和市场原理。设置基准的大纲化，当然还有研究资金竞争性分配的强化，教员任期制的引入，国立大学法人化方案的出台，等等，都和“外压”的提高有密切的关系。

　　以前完全是根据其他组织原理而形成的大学，现在要和企业一视同仁，乃至同类型化，通过引入竞争原理而使它们提高活力，进而提高经济活力。这些见解，主要是由那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政策制定者的支持下积极提出来的，他们坚持放宽政府控制，奉行行政、财政改革理论。

　　三、系统的结构变化

　　由于受到上述人口、经济和政策的变化以及三个大趋势之类的“外压”，高等教育的结构改革在摇摇晃晃中被迫启动了。如果对战后大学和高等教育的历史有所了解的话，就可以看到，其主要之点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已经作为重要的政策课题提出来了。在占领下被强行推行的“第一次美国化”是以大众化阶段的美国高等教育模式为范型的。经过近20年事实上的挫折后，开始获得真正大众化经验的日本高等教育，1970年前后发生了大的转折。这一点，不要看当时遍布全国大学的“学生反乱”风潮，只要看一看以“四六答申”(1971年)闻名的中教审咨询报告，及以此为中心的一系列大学改革设想(横滨国立大学现代教育研究所，1973年)，或OECD日本教育调查团的报告书《日本的教育政策》等，就可以明了。

　　对于这些课题，按调查团的见解，“尽管迅速成长，但在本世纪里没有什么变化”，不能“实现日本现在正在形成的高技术社会所要求的教育目标”，是由于存在着“缺乏灵活性的大学等级结构”(第53-55页)。为改革这种僵硬的结构，实现弹性化，《报告书》提出要废除讲座制，改革教员任用制以促进教师流动，促进学生的转学，改善教育方法，引入全国学力考试，使国立大学独立法人化，实现大学管理专门职业化等等。这些建议的大部分，经过之后20余年，到90年代，已经开始成为具体的方向，这已用不着再强调。

　　20世纪90年代“放宽政府控制”成了时代的关键词，围绕改革高等教育僵硬的结构而提出来的一系列政策的基调，简单一点说，就是开放系统的各部分，引入竞争原理。这个以“竞争和开放”为基调的改革还在进行中。然而，高等教育系统的结构以及大学的内部组织已经发生了如下一些变化。

　　在18岁人口减少局面出现的同时，高等教育在政府主导下增长的时代结束了，文部省以设置基准的“自由化”为核心的放宽政府控制政策，与以前以入学者选拔为核心的政策不同，唤起了新的类型的竞争。加上泡沫破灭后长期的经济不景气的以及产业、职业结构的变化，长期以来被遗忘了的就业难和失业问题又出现了，以年轻人为主产生了实学的志向乃至职业教育的志向，起到了加速竞争的作用。

　　如果说到高等教育系统内各种机构，短期大学很明显成了竞争的失败者。虽然入学总人数减少了，但4年制大学入学人数微增，专修学校入学人数保持平稳。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短期大学出现了入学人数大幅度减少的情况。生源不足的短期大学正在不断增加，它们有的改为4年制大学，更多的则竞相关门，这种现象可以预料以后还会迅速增加。其背景是职业教育的志向、高学历的志向提高了，而以女生为主体、偏重文科、地方性、小规模的私立学校占了短期大学的绝对多数，它们对变化的适应能力明显不足。照此发展下去，日本短期高等教育的主流地位将由专修学校占居。

《高等教育新建设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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