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论视域下毛泽东两论的创新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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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关于毛泽东《实践论》和《矛盾论》“抄袭说”继 20世纪 80年代之后重新泛起，认为“两论”中的重要思想承袭于苏联或非毛泽东原创。从系统论的视角出发，“两论”的思想整体性、话语层次性以及价值开放性三重系统特征，再次证明毛泽东的“两论”不仅具有原创性，而且在融合了中哲、西哲精髓的基础上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的超越，这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创新发展中具有深刻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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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Studies on Mao Zedong and Deng Xiaoping Theories(月刊)1994年创刊，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研究、宣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邓小平理论、毛泽东思想;探索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问题;反映社会主义新旧阶段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及国外有关研究动态。

　　1937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光辉著作，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反响，其在学术界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然而，近年来，关于毛泽东“两论”“抄袭说”的异声继 20世纪 80年代之后重新泛起，认为“两论”中的重要思想来自于苏联或非毛泽东原创。去除学者们在会议或论坛的口头讨论，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是刘泽华先生发表于《炎黄春秋》的《我在“文革”中的思想历程》一文，该文以亲历纪实的形势抛出了“《矛盾论》有抄袭之嫌”的论断;继而，陈定学先生在同本杂志中发表了《<矛盾论>是毛泽东的原创吗?》一文，该文以所能查据的资料为对象，在主要阐述《矛盾论》“非毛原创”的观点时，也提及已有学者认为“两论”均有抄袭可能的论题。鉴于此，本文从系统论的视角出发，以思想整体性、话语层次性、价值开放性三重系统特征，深入探究“两论”理论创新的原初价值，再次证明毛泽东的“两论”不仅具有原创性，还是在中哲、西哲文化融合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的超越，这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创新发展中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价值。

　　1 系统性特征：毛泽东“两论”中理论创新思想的整体性

　　不同于封闭、教条的理论思维，推动理论创新是一种具有时代性、实践性、开拓性、批判性等特征的思维范式。从内涵讲，理论创新体现为一种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从种类讲，它包括原创性、综合性、拓展性等多种理论创新形式。“两论”由于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苏联哲学的进一步系统概括及完善，是具有中国特色、立足解决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其理论内容并不都属于原创性创新，而是更多体现为拓展性理论创新。“系统思维的第一要义，是从整体上认识和解决问题。” 毛泽东“两论”理论思想内容同样首先体现了整体性特征，它系统地概括出认识论中的实践问题以及辩证法中的矛盾论，完整地形成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及对立统一规律的具体内容，以此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初理论形态。

　　《实践论》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实践问题的展开和阐明，初步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内容具体化、整体化和明晰化。具体而言，《实践论》的新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针对马克思、列宁等经典作家阐述实践重要性不够深入的情况，毛泽东对实践概念的具体内涵进行系统界定;(2)《实践论》以同时代哲学家对实践标准的论述为基点，从认识的来源、动力和目的等方面全方位集中阐明实践在认识论中的基础性作用;(3)在对认识

　　过程的论述中，毛泽东的创新思想则在于更强调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第二次飞跃的重要性，并将其看为更加重要的认识过程，从而提出了完整的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到实践的认识发展过程理论，继而揭示了认识发展的基本规律，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 。可以说，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所涉及的每一观点都有比前人更丰富的论证内容，既有理论性，又具通俗性，达到了前人未达到的新高度。至此，毛泽东在苏联30年代哲学教科书、列宁哲学思想、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艾思奇的《研究提纲》等已有成果基础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内容的完整表达。

　　《矛盾论》则系统分析了辩证的矛盾思想，具有丰富的理论创新意蕴。宏观上，它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对立统一思想的基础上，首次系统阐述了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的具体内容，完成了列宁关于“说明和发挥”对立统一思想的期许，继而奠定了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微观上，《矛盾论》以“矛盾”为要素概念构成内容展开的理论基石，从两种对立宇宙观———形而上学和辩证法中，引出矛盾问题的精髓，即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问题，这在哲学史上并未专门提及，尤其是关于矛盾特殊性的论述，更是达到了当前在马克思主义论述中的完善阶段。同时，从古今中外哲学发展史中看，转化思想并非毛泽东的首创，但他将转化与矛盾相结合，在《矛盾论》中首次从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中深刻论述矛盾转化思想，如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相互转化、对抗性与非对抗性矛盾的相互转化等。以上都是《矛盾论》中关于矛盾思想在理论内容上对前人的丰富和发展，这进一步从整体性上构建了对立统一学说的理论框架。

　　可以看出，整体性是“两论”的首要特征，它不是对前人关于认识论和矛盾论的照搬，而是以原有理论为基础，结合本国具体实践实现了理论的整体构建。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两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综合性创新的体现，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革命实践经验以及中国哲学的融合创新。相比同时代其他哲学家虽提出过关于实践、认识以及对立统一思想的某些论断，但未从整体上解读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矛盾学说而言，有关“两论”在内容上简单“抄袭”的论点是无法站住脚的。

　　2 结构性特征：毛泽东“两论”中理论话语创新的层次性

　　一般意义上讲，理论话语创新是理论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约瑟夫·奈将综合国力区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增强理论话语创新的能力就属于软实力的范畴，它有利于增加民族凝聚力、提高理论认同度。理论话语创新是毛泽东“两论”的鲜明特征，它将前人零碎的理论第一次升华为系统的理论成果，实现了局部到整体的统一，突出体现为话语的结构层次性。其中，结构由要素与要素之间不同联结方式构成，不同的结构构成不同层级的层次，不同层级的结构也会相互贯穿，以此形成“两论”话语体系纵横交错的网状结构。具体来说，毛泽东“两论”中的理论话语创新体现为系统的逻辑话语体系和独特的话语风格。

　　(1)系统的逻辑话语体系是“两论”重要的理论创新特色之一。客观地讲，“两论”中具体的理论概念虽非毛泽东的原创，但由理论概念构成的认识论与对立统一学说却是由毛泽东首次将其系统化、体系化。《实践论》中的基本要素是实践与认识，二者的相互结合形成更高层次的认识论结构。不同要素的内部结构也形成不同的层次，如由于实践决定认识，实践结构所构成的层次就比认识结构所构成的层次具有更高层级的层次形态;再如认识的两次飞跃，即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因为理性认识是基于感性认识基础的更高层次的飞跃，因此理性认识的结构层次就高于感性认识的结构层次。整体来看，《实践论》系统地围绕实践和认识的关系这一主线分析诸如实践的重要地位、认识过程的两次飞跃、实践和认识的统一关系等全面体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这就“从宏观上系统地、明晰地、深刻地揭示了人类认识运动的基本规律，完成了对列宁提出认识辨证途径的说明和充分的发挥” 。这样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就构成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一个由低层次向高层次转换的系统逻辑体系。对于《矛盾论》来讲，矛盾是其最基本的要素，要素内组合方式不同形成矛盾的不同特性，内涵着同一、斗争、普遍、特殊等不同的理论结构，由此构成不同层级建构的网状结构。从话语体系创新视角看，《矛盾论》从两种宇宙观出发，围绕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等内容阐明矛盾对立统一的理论，并以解决矛盾的主要途径结尾，实现了《矛盾论》内容的自洽性，使其成为一个有严密逻辑联系的理论体系，“其体系之完整和科学、结构之严密、内容之丰富和深刻、文字之简洁和明晰，都是当时国内外哲学著作中少有的” ，这在当今仍有重要的实践和理论价值。

　　(2)独特的话语风格也是“两论”理论话语创新的重要表现，对建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具有指导价值。“话语体系作为意义表达系统，其存在的主要形式就是符号(包括图像、声音、文字、语言等)” ，它集话语元素、话语表达、话语受众为一体，是不同结构层次话语的层层表达。

　　具体看来，1)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话语表达的最初结构层级形态，它使“两论”话语更具现实性，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赋予浓厚的中国色彩。“两论”用原理分析中国革命实际的表达，一方面有助于解决当时革命中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泛滥的难题，这是写作“两论”首要目的;另一方面，则为后代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供了典范。2)融合中哲、西哲文化是“两论”理论话语创新的基石，是更复杂更深层次的话语结构形态。“两论”不仅引用经典作家关于认识论、唯物辩证法的经典表述以展现其理论性，还将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融合传统文化的基本元素、引用人民群众熟悉的经典素材使其通俗易懂，以此实现“两论”的大众化。如《实践论》中用知和行的中国元素代指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与认识的关系，同时引用类似《三国演义》中“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的经典素材印证实践与认识的关系。《矛盾论》中则体现更为明显，它借用中国传统哲学中“一分为二”的话语来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对立统一规律，引用中国“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解释西哲中形而上学的现象，引用中国神话中的经典《山海经》中的“夸父追日”、《淮南子》中的“羿射九日”等例子反证矛盾的具体性、现实性。3)将“两论”的受众对象界定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语言话语风格更通俗化，以此达到最高层次的话语结构层级形态。这是因为任何事物只有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才能最终实现其最高价值目标。一般来讲，西方哲学给人晦涩难懂的感觉，而由于当时中国人民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无法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毛泽东写作“两论”则以广大官兵群众为对象，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及其素材资料，将晦涩的哲学以群众都能理解的方式表达出来，使“两论”中话语体系的大众化体现最为明显。如《实践论》中常使用俗语来简明扼要地表达原理，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论述实践对认识的重要性;用“让我想一想”、“没有把握”这种生活中的词语使文章更易于被主动接受等。《矛盾论》中更是用类似“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传统名句以及“新陈代谢”、“相反相成”的生活俗语，甚至是一些口语化的词句，以此实现难于理解的矛盾哲学生活化、大众化。持“抄袭论”的学者将“两论”与 30年代苏联哲学、《社会学大纲》等著作以及陈伯达、艾思奇等人物观点进行比对后，简单认为“两论”中有相当一部分观点来自于这些著作以及人物观点，断然否定“两论”的原创性。用《矛盾论》中的方法论讲，这是形而上学的片面看法。从话语体系的更深层结构看，“两论”系统的逻辑体系以及独特的话语风格使“两论”逻辑严整而不零散、通俗易懂而不肤浅。也正因为此，“两论”中渗透的毛泽东在思维方式、表达方式、逻辑能力等相互交织的能力至今难以超越，对于当代中国理论话语的革新仍具有重要价值。

　　3 开放性特征：毛泽东“两论”的理论价值创新的动态指导性

　　现实的系统都是开放的系统，系统具有不断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功能，不仅包含系统向低层次即系统内部环境的开放，还包括低层次向更高层次即系统外部环境的开放，以及对未来环境的开放，每一部分的开放性都体现为过程性的动态指导功能。理论价值创新，顾名思义就是“两论”的时代意义产生其他文献所无法企及的影响。“两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开创之作，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史中占据关键地位，同时对理论创新的发展方向发挥重要的引领功能。

　　(1)毛泽东的“两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形态的初步形成，是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提供理论支撑的光辉著作，对未来唯物辩证法在中国内部环境系统中的应用具有动态指导性。“两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最重要的著作，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中国实际的巨大威力，奠定了“两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的历史地位。“两论”之所以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既与它们所展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内容密切相关，还依赖于毛泽东自身的努力以及同时代国内哲学的发展状态。众所周知，就毛泽东同时代的其他哲学家而言，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艾思奇和李达，他们所写的《大众哲学》和《社会学大纲》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很大反响，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具有启迪作用。总体来看，“两论”与其却有相似之处，但“两论”不管是逻辑体系还是内容表达都高于这两本著作，因而更能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形态。就毛泽东自身而言，“两论”发表之前，他已开始用认识论与矛盾论的相关理论分析中国革命具体实际，如毛泽东提出“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从侧面印证了实践的地位;再如毛泽东重视革命中战略和战术的对立统一，在不同战争形势下要具体分析战略和战术的运用等。直到在国内革命形势需要的情形下，毛泽东融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最终形成“两论”这一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代表之作。回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两论”的动态指导意义始终占据理论的基础点，从“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到“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从科学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到“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再到“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么样发展”，这些都无不是对“两论”一脉相承的创新发展以及实际应用。

　　(2)毛泽东“两论”的形成初步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拥有国际话语权，体现了“两论”对外部环境系统的动态影响。“两论”作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哲学著作，在国际上产生很大反响，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初正式发表后很快被翻译为俄、英、日、德、法等外文，推动了“两论”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这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现实和理论价值，是“两论”理论价值创新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对外开放性的重要体现。国际话语权的取得有时代环境的辅助因素，也有理论自身的创新及其认同程度的影响。从时代环境看，“两论”修订完成后的发行时间处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时期，由于毛泽东领导的少数中国共产党战胜了力量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并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国革命及其毛泽东思想迅速在国际上传播，这就为“两论”取得国际影响力奠定了客观环境条件。从理论创新自身看，“两论”国际话语权的取得更多源于其内容本身的影响力。首先出版《实践论》的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和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给予其高度评价。日本比较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松村一人更是公开发表文章称“两论”不仅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特点，还具有国际意义。可以说，“两论”在国际上的影响是巨大的，虽然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处于低潮，但“两论”中理论价值创新不会随时咨询服务展而减退。

　　(3)毛泽东“两论”的理论价值创新不仅产生于过去，还对指导未来中国实践的发展具有现实动态指导功能。随着当下社会化、信息化、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社会形势与毛泽东所处的时代环境已完全不同，“两论”中一些思想已无法满足 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水平。毛泽东曾明确指出：“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这意味着“两论”中所渗透的方法论以及毛泽东的哲学智慧仍需丰富和完善，但这绝不是抛弃“两论”最本真的哲学智慧。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两论”中的基本思想在变化了的时代环境中也被赋予新内涵，该内涵凝练为“实事求是”的路线方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所有现实问题的解决都与其密不可分，这意味着“两论”中的方法论指导对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分析仍具有指导价值。

　　总而言之，“抄袭论”仅从内容的相似性出发，未看到“两论”所产生的独特影响。事实上，“两论”的理论价值创新的开放性特征恰好证明了其原创性意义，继而反驳了“抄袭论”。

　　4 时代性特征：对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启示

　　时代性是“两论”理论创新的现实特征，强调“两论”的当代价值。理论创新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我们正确对待“两论”中理论创新思想，这对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1)毛泽东“两论”的创新理论思想所展现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没有过时。从“两论”理论内容本身来看，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的系统阐释以及“两论”所延伸的思想方法，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矛盾转化”等思想都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提供了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改革开放以来，在此指导下，中国从破除“两个凡是”到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从破除抽象分离“资”与“社”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从只注重经济发展速度到科学发展观再到新发展理念的形成等，这都是“两论”中关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在实践中的应用。在如今和平与发展的年代，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一方面要继续坚持实践基础上的问题导向作用，这是因为只有“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 ;另一方面要更加重视理论先导作用，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发展，这不仅指政治理论的创新，更强调思想观点的深刻性，以此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可以发现，毛泽东的“两论”在理论内容上需进一步与时俱进，但理论方法却值得我们继续深化并发展。我们必须通过理论创新以提高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以此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2)毛泽东“两论”创新理论话语为推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现代化提供话语支撑。首先，话语是思想的表达，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需要以话语体系为支撑以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渗入，“两论”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成功范例。毛泽东的“两论”在话语逻辑体系上的创新要求我们不能仅停留于其他理论体系内阐发理论，要从不同的思想、观点和角度出发，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逻辑体系。其次，“两论”的语言风格对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具有特殊价值。众所周知，毛泽东的“两论”成功实现了将晦涩理论以大众化的文风进行阐释，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典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构建同样必须将学术性与大众性的语言风格在互通基础上相区别，以满足不同阶层对象的需求，如学术界理论高层的话语体系应使用学术领域范围之内的专业话语;各阶层的宣传性话语，要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易于接受的语言形式深入群众;政治性的理论话语体系，应坚持使用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充分体现国家利益的话语表达。为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应严格区分学术话语、大众话语与理论话语，以此保证话语体系的不断完善。最后，“两论”的表达形式给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带来重要启示。“两论”以中哲、西哲文化相融合的方式，既不失西方的理论逻辑，又将其以中国民族形式来表达，更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需要注意的是，这绝不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由于不同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特征、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外来文化要融入该民族本土文化，必须以一种具有民族特征的表达方式实现。这就要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要努力构建中西马融合的话语体系，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

　　(3)毛泽东“两论”创新理论价值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构建指明前进方向。国际话语权的取得作为毛泽东“两论”最重要的理论价值成果，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发展应学习“两论”对外传播的方法，顺应当代社会发展的要求，既要提高以综合国力为保障的硬实力，提高中国在全球的国际影响力，又要不断在理论创新的基础上增强理论能力，辩证批判地对待国外马克思主义，吸取优秀的理论思想，同时“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不断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走向世界，提高国际话语权。为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走向世界要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加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在理论创新中的重要作用;要根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文化基因，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同时增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的现代因素，主要体现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优秀资源和国外马克思主义优秀资源;要立足国际视野，审视中国与全球交织问题，并采取多样化方式，积极促进中国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对外交流平台的建立。

　　概言之，本质结构比表面结构更具稳定性，“两论”中语言的润色以及逻辑的连贯等表面变动并不能改变文章更深层次的思想结构，其基本内容和观点仍属于毛泽东。“两论”中富含丰富的理论创新思想，虽然其中许多思想仍有待进一步发展，但仍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具有深刻启示。我们要学习毛泽东在“两论”创作中的哲学思维方式，立足大局，放眼世界，在理论创新的继承上，把握国际话语权。随着社会信息化、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我们更要脚踏实地、立足创新、砥砺前行，从中国与世界的双向互动中创新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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