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及其现代转换

 　　现代性危机实质上是文化精神危机，走出现代性危机是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虽然作为现代性发源地的西方文化对此作出过积极努力，但是，阈于其哲学人学本体论及其带来的文化价值合理性预设，无论是 “反思的现代性”还是 “批判的现代性”，都无法实现对现代性危机的救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及其自由化运动的兴起，中国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以道德滑坡、信仰缺失等为特征的现代性 “危机”。走出现代性的困境必须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文化资源意义，在与马克思主义视阈融合中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并以此真正实现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自强。

　　《中原文化研究》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双百方针”，理论联系实际，开展教育科学研究和学科基础理论研究，交流科技成果，促进学院教学、科研工作的发展，为教育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

　　2017年 2月 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意见》指出：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任务，对于传承中华文脉、全面提升人民群众文化素养、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通知要求各级各地认真贯彻实施优秀传统文化工程。实施优秀传统文化工程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探索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现代价值并在与马克思主义视域融合背景下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是实施传统文化工程的重要课题。

　　一、现代性的困境与西方文化的反思与救赎

　　现代性的基本观念来自于西方启蒙运动，其基本精神概括为理性、自由、平等、权利……在启蒙精神引导下，现代性带来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巨大成果。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启蒙以来的现代性运动，人类的文明不可能达到今天如此高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必须首先赞美和庆幸现代性运动。

　　但是，毋庸置疑的是，现代性是一把双刃剑。随着现代性对人的主体地位的肯定和颂扬，现代性带来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的三大矛盾。首先，与传统社会否定人的感性物质合理性不同，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现代价值体系倡导的是一种感性物质主义，其带来的结果是随着自然科学的兴起，人对自然开发和改造能力的提高，人类的物质文明在不断提高的同时，形成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紧张。法国学者鲍德里亚在其著作《消费社会》中谈到：“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①。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演变成了开发与控制的对立关系，人类近五十年以来对自然的破坏超过了人类史以来二十万年的破坏，气候的变化、现代工业所依赖的自然资源的枯竭和环境的污染是人类当前面临的最大危机。其次，在现代性的发展过程中，人的异化成为了现代人的普遍生存状态。人文主义在完成了反封建斗争的任务后逐渐被人们淡忘，理性主义也在资本和利益面前丧失了价值判断力，人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置身于资本和技术的奴役之下，成为物统治的对象。人的异化本质上不过是在人与他者之间的存在关系上，立基于个体的自由和权利，个体在整体面前表现出来价值绝对优先性，从而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始终陷入一种个体与整体价值悖论。第三，由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悖论所带来的最终是人自身内在道德认知和道德心理的扭曲。现代性危机的最深层表现是人处于自我内心的理性与良知的冲突与矛盾之中，从而由个体道德自我的消解带来整个社会的道德滑坡和宗教信仰的缺失，这在总体上表现为现代性危机最突出特征②。

　　总之，现代性以来自然环境的恶化、国家和地区间的冲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等构成了现代性的人类生活的基本主题和场景。构成这一现代性危机场景的根源在于现代性伊始其哲学的人学本体论上将人的本质解释为： “感性高于理性，个体优先于社会”，从而在价值上肯定个体对感性物质追求的合理性，由此展开的现代性画面必然是个体为自我的利益和价值形成 “狼与狼”之间的竞争局面。也就是说，现代性哲学本体论对人的解释构成了西方现代性危机的真实根源。

　　对于肇事于西方的现代性危机，西方都曾从文化视角作出过积极的探索。针对现代性人学本体预设及其带来的 “原子式”存在困境，黑格尔建构起 “绝对精神”王国，借助 “主奴辩证法”对现代性以来的 “理性”进行了反思，反思的结果是发现了 “反思的理性”，即否定现代性单纯的自我理性，主张在 “自我意识”和 “另一个自我意识”之间的 “相互承认”的主体关系中实现个体与普遍性的统一，实现个体与他者关系上的和解。显然，黑格尔是通过一种文化历史方法将人的本质预定为一种文化历史存在，让个体在 “绝对精神”理念下回归文化实体，这一文化历史方法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不过，他的 “绝对精神”理念下个体性与普遍性、目的合理性与文化合理性的统一只是在主体的意识、精神领域里的统一，意志自由的现实结果实际上仍然是个体的不自由，而这与现代性的基本精神是冲突的。因此，他对现代性的反思具有不彻底性，其现代性的文化合理性困境并没有得到解决，究其根源乃在于 “绝对精神”并非其真实的文化历史传统③。

　　继黑格尔之后，韦伯也对现代性视野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悖论提出了自己的方案。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通过 “韦伯命题”的反命题说明，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在于以新教伦理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文化精神，证明了社会发展的文化合理性观念，不过，韦伯并没有对资本主义文化的衰败情况给出一个建构性的方案，他的理论意义只在于批判。最为关键的是，韦伯方案是将现代性的出路导向一种宗教信仰———新教伦理，这对于全球化视野下同样具有现代性危机而缺乏新教文化背景的地域来说，其文化路径并不具有普遍性意义，因此，韦伯方案也无法拯救现代性的普遍困境。

　　对于现代性的普遍困境，现代美国政治学和伦理学大师罗尔斯给出了更加深刻全面的论证。他在康德道德哲学和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基础上，借助 “公平正义”的制度文化，通过 “正当优先于善”的方法把目的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统一了起来。“正当”是在经过 “重叠共识”后形成的，它本身既是公共的善也包含着个体善，也就是说只要是正当的，那么自然也就是善的，正当对善的优先性并不否认个体善的价值地位。因此，正当与善的相融就是个体与整体、目的与价值的统一，制度既维护个体的道德自由，又维护整体的伦理秩序，是道德辩护与伦理关怀的统一。显然，罗尔斯依赖的是一种制度文化，但问题的关键是这种公平正义的制度如何可能?罗尔斯反过来通过个体的理性建构，以 “无知之幕”建构 “公共理性”背景下的制度伦理。罗尔斯的全部理论都是建立在 “无知之幕”基础上的，尽管它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但在实践上毕竟缺乏历史现实性。

　　综上所述，时至今日，关于现代性危机的出路依然存在各种论争，似乎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无论是康德的 “启蒙现代性”，还是黑格尔的 “批判的现代性”，亦或是当代的 “后现代性”均没有走出一条可以弥合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物质和精神相互对立状态的新的哲学路径，他们虽然都试图从文化价值理念层面化解现代性内在对立和矛盾，但是，其结果最终都失败了。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优越性及其现代价值

　　全面审视现代性危机，一个可能的路径选择是重新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思想和文化资源，这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文化上的优越性。

　　与西方现代性预定的形上人学本体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在哲学人学本体论上建构的是一种“关系”本体。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在哲学本体论上是超越了古典形上本体之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之上的 “关系本体”。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体世界及其形成的价值理念集中地体现在其 “生态文化价值体系”中，在这种生态文化价值理念下，它克服了个体优先于整体或整体优先于个体的价值二元对立困境。在这样的价值理念下，个体与他者的关系构成的是一种新的伦理关系，即“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样一种价值理念正是现代性危机的解药。

　　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性在于其彰显出来的一种 “天下”价值观念。与西方形而上传统不同，中国文化传统更关注形而下，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从根本上说并没有太多关注人的形上本体，其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更多地认为人的本质不在于先天之本，而更多地强调后天形成，或者说，对于人之形上之本更多地是从价值的 “应然”层面去界定的，即人应当为善，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更多地关注人的本质在形而下层面的实现，但是，与西方从古希腊文化衔生出自由、平等、法治等文化价值理念不同，中国传统文化没有转向以个体为核心、为本位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的个体解放的意义在于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正是基于这样一种 “天下”观念，中国各派哲学家均能建立一套 “体用一如”、“变常不二”、“即空即色”、“即现象即本体”、“即刹那即永恒”之形上学体系，藉以了悟一切事理均相待而有，交融互摄，终乃成为旁通统贯的整体，此一哲学形上学克服了二元论之悖论，与西方现象学和量子力学有异曲同工之妙④。

　　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性还在于 “三教合一”的信仰世界。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可以自足的价值生态系统，个体可以从自身的文化生态系统中汲取个体安身立命的道德资源。传统的儒家文化提倡 “内圣外王”的 “入世”精神，与儒家 “内圣外王”的积极入世精神相对应，道家的“无为”思想具有一定的消极 “避世”意味，是一种个体在人生奋斗不得意状态下的心灵安置，佛教的思想从积极的意义上看，显然就在于立足于眼前的无，“无”才是最大的智慧，这种思想对人生失意具有心灵安顿作用。

　　综上述所，以儒家为底蕴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性在于其对现代性的个体性与普遍性对立的伦理困境具有解构作用，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并非只强调整体价值而忽视个体价值的，也不是只一味强调个体自由而否定普遍性，“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可以自足的生态系统，系统中的各种文化因子相互融合，相互补充，将各种生态因子密切结合可以给人以安身立命的价值意义”⑤，也就是说，一切伦理和谐似乎都是预定的，惟独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生态可以在无预定的前提下维护人的道德境界。因为这种生态因子的相互补充与融合实现了道德个体在自身的文化系统内消解了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冲突和矛盾。

　　三、马克思主义视阈融合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换

　　尽管传统文化具有现代性资源意义，但是，现代性的另一面就是颠覆传统，在现代科学思想的冲击下，传统的信仰世界日益处于危机之中，因此，走出现代性危机要求必须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转换，这正是全面复兴传统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复兴传统文化既不是简单地对传统文化照搬，也不是对传统文化的另起炉灶，关键是理清传统文化的精髓，发扬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内核，其中最关键的是要处理好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内在关系，因为在价值论上，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的 “全人类的自由和解放”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与马克思主义有相同的文化语境，用中国传统文化重塑当代中国人的文化信仰或许更具有感召力，所谓复兴传统文化乃是转换另一种语境借助传统文化力量来引导市场经济以来孽生出的各种非人道现象。

　　正是基于这种共识，一段时间以来，在学界和政策层面确实已经达成了默契，各地各高校都出现了复兴传统文化热，甚至一些地方大有回归传统的趋势，穿古装、行古仪、说古文、背古诗成一时风气……不可否认，这些举措无疑对复兴传统文化大有裨益，但是，笔者以为，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绝非穿穿古装、行行古仪矣矣!复兴不是简单地回归，复兴更不是照猫画虎，将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转换才是复兴的要义，问题的焦点是搞清楚究竟复兴的是什么，如何复兴。

　　首先，在本体和价值层面，应辩证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 “人本主义”思想和精神。马克思主义认为 “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种人学本体论肯定了人的本质的社会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本主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类的感性需要无疑是客观和合理的，因为它是实现道德和精神发展的物质前提。但是，这种满足不能是一部分人的满足而必须是所有人的满足。因此，人类在这个层面的善以社会整体在这个意义上的自由为道德价值基准，反映在理念方面，就是马克思主义更强调社会平等的意义。同时，人类社会在这个意义上的善，又不过是实现更高的精神自由的一个前提条件。因此，人类终极意义的善是一种

　　人的精神自由的善，并且这种善又是以全社会 “所有人的自由发展”为前提的⑥。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与马克思主义都具有着解构现代性困境的意义，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阐释。

　　其次，在方法论层面，需要克服传统文化的 “道德优先于制度”的逻辑线路。传统的制度设计要么是在政治与道德一体的模式中以道德的价值原则遮蔽政治制度的价值判断，从而实际上单纯地通过以德治国，或者是在道德哲学范式下，以道德的价值原则引导政治制度，以制度消解道德的价值基础地位，简单地推行以法治国。马克思主义强调个体道德与社会制度的双重建构，政治制度的任务就是在公平正义的精神理念下引导人们不断追求精神自由的真善美境界。当然，以国家制度的方式倡导一种统一的道德价值信念和价值原则，决不等同于传统社会的 “政治与道德一体”。因为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只是在社会生活中以引导的方式来组织人们进行积极的讨论，并以此达成对价值观念和道德原则的共识。

　　总之，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必重在复兴个体性与普遍性统一的伦理精神，而需要转换的是传统的制度设计，在此意义上，借鉴罗尔斯 “制度二原”之道德自由和伦理关怀，将制度设计首先指向对利他主义的鼓励，重新倡导中国传统文化个体自由之终极意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之社会总和论述和 “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以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为前提”的意义上实现文化价值理念的方向转换。据此，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既非彻底抛弃传统，亦非决然拒斥现代性，更非在马克思主义之外重树意识形态，而是三者的有机统一!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及其现代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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