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视域下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大国学科体系建构

 　　国别和区域研究是针对特定国家或者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人文、法律等领域的社会科学研究，侧重于公共事务和公共政策的专门研究，具有多学科、跨领域的基本特点，是大国特有的学科体系。中国向全球性大国崛起过程中催生了国内国别和区域研究学科的发展，它与美国的区域研究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国别和区域研究在战略指向、研究内涵和价值导向上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国别和区域研究发展迎来重大机遇，在宣传“一带一路”倡议、打造知识高地、建设研究队伍方面提供服务，具体表现为智库建设、语言服务、人文交流、人才培养的功能。推动国别和区域研究发展，服务“一带一路”倡议落实，需要辩证地把握研究定位与布局、发展战略与目标、队伍建设与提升三个问题。

　　《学术问题研究》仰恩大学主办的，在校主吴庆星先生亲自倡导和仰恩基金会的支持下，经精心筹备，于2005年创刊。该期刊暂定为半年刊(6、12月出版)，为福建省内部期刊。《学术问题研究》系综合性学术期刊。

　　一、国别和区域研究的范畴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基础研究和对策研究成为倡议落

　　(一)产生背景实的迫切现实需求，也为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带来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发起是由中央领导部署，满了重大的发展机遇。2014 年开始，教育部加大了足国家对外开放和中外交往中具体的现实需求，在对国别和区域研究的支持力度，国别和区域研究也全面熟悉对象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环境、历史背景的从单一的专项工作上升为国家工程，经过几年的摸基础上，就具体问题要求原原本本反映当地情况，索逐渐明确了自身的学科定位、优势职能和发展路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2012 年，为贯彻落实径，研究机构从初创时的几十家增加到数百家，数中央领导部署，按照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和十七届六量增长了十倍，基本实现了中央领导提出的“全覆中全会精神提出的服务国家外交战略促进教育对外盖”要求。

　　开放的要求，教育部在部分高校和研究机构启动了(二)学科内涵和特点国别和区域研究以及国际教育研究基地遴选与培育国别和区域研究是针对特定国家或者区域的政建设工作，开始以专项工作形式探索国别和区域研治、经济、社会、军事、人文、法律等领域的社会究发展以及专业研究机构建设的路径。2013 年习科学研究，是侧重于公共事务和公共政策的专门研究，具有多学科、跨领域的基本特点。国别和区域研究以精通对象国家和地区语言为基础，以当地语言书写的一手文献为源头，以长期深入实地的调查研究为核心，系统地研究对象国家和地区的总体特征，进而预测其未来的发展动向。

　　国别和区域研究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外延，涉及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众多领域，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涵盖了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等各个层面。由于其具备跨学科和交叉性的学科属性，其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呈现出建构特征，比如政治经济制度、社会形态、宗教发展与影响、历史演变等相关研究方向，都是紧密围绕同一国家或地区开展的系统研究。

　　国别和区域研究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性、骨干性学科，其地位相当于数学在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中的地位，具有极端重要的奠基性作用。国别和区域研究学科是地区性大国向全球性大国转型发展过程中的内在要求和必然产物，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有深入了解全世界的现实需求，也不是所有国家都有足够的人力、财力建设庞大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学科体系。国别和区域研究的产生与发展是与全球性大国崛起紧密相关的，国别和区域研究既是支撑大国崛起的智力保障，也是大国擘画世界格局、推动全球战略的重要体现。归根结底，国别和区域研究学科是全球性大国特有的学科体系。

　　国别和区域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既密切关联又有内在区别，前者是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特殊文化和社会的系统认知，是对当地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内在动因的深刻理解;后者研究国际关系体系中各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国际关系体系的作用机制，前者无论从研究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大于后者。

　　二、国别和区域研究相关命题阐释

　　国内有学者认为国别和区域研究是美国区域研究的“翻版”，美国的区域研究不算成功，并且国内现有国际问题研究机构能够为国家提供足够的智力支持，因此对国内发展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动机和成效持怀疑态度。

　　( 一 ) 国别和区域研究不是“翻版”

　　我国国别和区域研究不是将美国区域研究拿来“炒冷饭”，国别和区域研究与西方的区域研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将国别和区域研究看作是美国区域研究的“翻版”。区域研究(Area Studies)最早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英国、法国、荷兰等国扩张殖民地时期。为了巩固对殖民地的统治，更好地控制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的原住民，英法等欧洲强国设立专门的研究机构，成为区域研究的最早雏形。现代区域研究的发源地是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美国的军事力量走出本土，向欧洲、非洲、亚洲以及太平洋区域扩张。美军控制和占领海外地区后则需要承担起当地的管理职能，海外占领地区的语言和当地知识成为美军迫在眉睫的现实需求。而美国国内对海外研究的知识储备还处在“绝对缺乏”的状态，为了实现对控制区和占领区的有效管理，美国军方主动与美国高校合作，推动在高校内设立应对战争需求的海外培训项目。比如 1942 年 12 月建立的陆军专门化培训项目(Army Specialized Training Program)所属的“ 外国地区和语言学习课程 ”(Foreign Areaand Language Study Curriculum)有 55 所院校加入，参训人员在 1943 年 12 月达到 13185 人的峰值 [1]。这些项目包括语言、文化、地理等多个学科，由高校内各学科专家参与授课，广泛地调动了高校的海外研究力量，成为美国区域研究的发端。此后，包括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y)在内的美国的学术团体，以及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内基基金会等私人基金会也参与到区域研究建设当中，展开了先后持续十年的美国区域研究创立运动。1947 年、 1950 年先后召开两次区域研究全国大会，使区域研究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得到广泛的认可，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区域研究的定位和内涵、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平衡，以恰当的组织形式整合到美国高校学术体系当中，实现研究“全世界覆盖”的途径、人才培养的模式等一系列关于学科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1947 年发布的《霍尔报告》①是美国区域研究学科规划的纲领性文件，文件指出区域研究的三个目的 ：在一个迅速变化的世界中，增强包括外语在内的人文学科之间的联系 ;通过大量跨学科的努力，将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联系起来;维护美国在全球的国家利益以对抗共产主义 [2]。报告指出了区域研究跨学科的性质有利于消解传统学科划分片面性和封闭性，而无法在不同的知识领域之间形成必要联系的弊端，同时区域研究对推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把握和理解全球形势方面有重要作用。 1953 年之后，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在统筹规划地区研究发展方面的职能逐渐被各分支地区学术组织及后来建立的比较政治学委员会(Committee on Comparative Politics)所承担。

　　美国区域研究的学科创建发端于军方培训项目，为了满足军事力量境外投射的现实需求，随着全国性学术团体参与区域研究学科规划和动员，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就保持着深度合作和良性互动，“区域研究机构长期参与外交政策、情报、安全等事务，美国的军事-情报机构在国内的顶尖学府中建立和形成区域研究项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3]。从区域研究的最早起源和快速发展的两个历史阶段来看，区域研究本质上是大国特有的研究门类 [4]，与国家的全球战略和权力投射密切相关，具备支撑国家对外战略、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作用。

　　我国的国别和区域研究与西方国家的区域研究既有相似之处，也具备鲜明的中国特色 ：在学科创建模式方面，国别和区域研究是在中央领导部署下，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直接领导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学科整体建设，相比美国区域研究依靠学术界自发组织学科创建活动，具有更强大的动员力和更广泛的参与度;在学科交叉协作方面，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的共融性较强，对于在具体国别或区域上建立综合性学科存在一定的共识，有助于推动学科发展，而美国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学科划分更为精细化，强调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硬学科”发展趋势，不利于区域研究学科发展;在学科创建路径上，国别和区域研究采取“由下至上，协同整合”的路径，由外国语言文学、政治学、世界史三个一级学科共同参与，在发展中解决国别和区域研究学科创建的具体问题，外国语言文学在搜集整理研究对象语言记录的一手资料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政治学则提供了对一手资料进行抽象分析的理论工具，世界史中的国别史和区域史是在历史和文化层面理解分析研究对象行为的基础，在三个一级学科通力协

　　作的成功经验基础上通过政策引导加快各学科研究力量向国别和区域研究转型，而美国区域研究的创建路径采取“由上而下”的顶层规划路径，为了防止被某一学科“绑架”采取了双重学术认同和制度归属的妥协机制，为日后各分支学科组织取代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职能埋下隐患;在资金支持方面，国别和区域研究得到了中央财政的专项支持，能够保障研究队伍和学科建设的可持续发展，而美国区域研究创建时期依靠政府项目和私人基金会的支持，随着政府项目结束和私人基金会的撤出，区域研究面临着研究资金短缺的发展困境。

　　( 二 ) 国别和区域研究的战略指向、研究内涵和价值导向

　　当前世界格局随着中国力量的崛起而发生着深刻的转变，以中国为核心的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深入调整期，这是世界历史近五百年来从未出现过的新趋势，中国正处在无限接近世界舞台中心的位置。同时，中国对世界的了解还远远不够，对于海外研究的知识储备还处在“绝对缺乏”的状态，来自外部的各种挑战仍然严峻而急迫。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5]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一直坚持合作共赢的原则，秉持正确“义利观”，“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不能搞‘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主张“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6]，“共同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维护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7]。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坚持合作共赢为核心，从根本上摒弃了西方国家对霸权主义的追求和以自身利益为核心狭隘的地缘政治战略。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迈出了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质性一步，得到了沿线国家的广泛响应。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确立的全球伙伴关系定位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为国别和区域研究提供了清晰的战略指向、丰富的研究内涵和鲜明的价值导向。国别和区域研究的战略指向就是以发展全球伙伴关系为目标，紧紧围绕新型大国关系、“亲诚惠“新丝路计划”(2011 年)、俄罗斯“新丝绸之路”(2011 年)、日本“丝绸之路外交”(2004 年)、哈萨克斯坦“新丝绸之路项目”(2012 年)、伊朗的“钢铁丝绸之路”(2011 年)[21]。从以上“丝绸之路”发展战略来看，美国、俄罗斯等世界大国和日本、伊朗、哈萨克斯坦等区域关键国家对“丝绸之路”发展内涵赋予了自己的战略意图，实质上是对新时期以“丝绸之路”为核心的发展战略主导权的争夺。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美国区域研究机构又一次展现出与政府高度一致的立场，矛头直指中国的“一带一路”。“美国的 110 多家智库”的“初步反映”是“负面思考多于正面思考、非理性思维多于理性思维、挑拨离间的成分多于建设性因素。”“美国的智库们更热衷于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中国历史上的边境纠纷、历史矛盾、现实争端等。”[22]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23]。对于国际社会上针对“一带一路”的曲解和杂音，国别和区域研究作为中国特有的大国学科体系，应该凭借多语种研究应用基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研究全覆盖、全方位立体化国际合作交流渠道，积极构建中国的“一带一路”话语体系，从学术实践上不断阐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创造有利于“一带一路”推进落实的良好国际舆论环境，为“丝绸之路”这一中国向世界贡献的古老公共产品注入中国的时代内涵，牢牢掌握“一带一路”的学术阐释权和国际话语权。

　　(二)打造“一带一路”倡议的知识高地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加快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 [23]。国别和区域研究作为大国特有的学科体系，应该发挥引领和支撑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重大作用，从知识消费者向知识生产者转型，打造中国制造的全球知识高地，提升国家“软实力”。

　　国别和区域研究学科发展应充分借鉴区域研究

　　对美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牵引提升经验。区域研究是跨学科研究的有力结合，能够将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融合在一起，保证对研究对象理解的深度以及政策建议的有效性。国别和区域研究全面涵盖人文社会科学的多个学科，综合运用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针对具体的国别和区域提出满足现实政策需要的研究命题，对每个具体的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都有协同创新的整合作用。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全面的国别和区域研究，从而促进和引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从另一个层面来说，一个国家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研究水平，可以反映这个国家的整体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能力和知识生产能力，发展国别和区域研究学科体系也需要强大的综合国力支持。国别和区域研究作为中国特色的大国学科体系，应该使用世界各国的语言向全球围绕“一带一路”阐述中国立场、贡献中国智慧、传播中华文化，推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繁荣，为世界知识体系的“中国高地”奠定基础。

　　(三)组建“一带一路”倡议专业研究队伍

　　国别和区域研究的专业队伍主要集中在高校，研究主要力量为外语专业教学研究队伍。国别和区域研究为外国语言文学的研究力量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成为挖掘高校外语教学科研队伍潜力，推动高校智库建设的重要抓手。“一带一路”倡议落实过程中，有大量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亟待解决，国内现有国际问题研究专业机构难以满足如此大量且覆盖面广泛的研究需求。比如非洲

　　(包括 53 个国家和 6 个地区)和南太平洋岛国(包括 27 个国家和地区)属于国际问题研究中的“冷门”，研究力量和研究成果难以满足国家对外交往的研究需求，对部分关键小国的研究情况甚至出现了“无人可问”的局面。高校发展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后发优势”就在于这些“冷门”和“空白”的关键小国，加之高校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丰富经验，可以在短期内聚集培育一大批研究力量，产出填补空白的研究成果。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都是高校推动国别和区域研究的成功案例，不仅产出了一批高水平研究成果，而且在谋划落实中国 - 南非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中汤(加)合作办学等具体工作上为国家外交工作大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高校作为知识理论高地和科研人才高地，切实服务中央对外战略落实，解决“一带一路”的实际问题是高校履行服务中央、服务大局根本职能的应有之义。发掘、引导外语专业教学研究力量向国别和区域研究方向转型，围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针对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等重大问题，重点推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周边环境与周边外交、新兴国家崛起、海洋战略与海洋强国政策、反恐维和、全球治理、公共外交等领域研究的理论和实际问题的针对性研究，释放高校的智力优势和人才红利，为“一带一路”提供智力支持。

　　五、国别和区域研究服务“一带一路”的学科指向

　　回顾近年来高校加强国别和区域研究学科建设方面取得的成效，结合当前“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落实的现实需求，高校在智库建设、语言服务、人文交流、人才培养四个方面大有可为，助力推动国别和区域研究发展。

　　(一)智库建设

　　教育部 2014 年印发《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计划中提出，“高校智库应当发挥战略研究、政策建言、人才培养、舆论引导、公共外交的重要功能”，明确“重点建设一批全球和区域问题研究基地”[24]。在任务目标上，国别和区域研究以咨政服务为首要宗旨，以政策研究咨询为主要任务，与高校智库建设的要求相一致，应将国别和区域研究学科建设与高校智库建设有机结合统筹推进，列入高校学科发展规划之中。在力量整合上，综合性、战略性是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固有学科属性，也决定了国别和区域研究机构对分散在各学科、各领域专业人才的整合能力，同时国别和区域研究围绕着具体实际问题开展研究，为各学科研究力量整合、协同创新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前提和保障，能够有效聚集研究力量和资源，突破学科设置对研究平台的束缚。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这两所外语专业研究力量雄厚的高校分别成立了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 [25]、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 [26]，通过打造国别和区域研究科研大平台，充分整合校内科研力量，将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和国家发展战略相结合。此外，教育部也在研究考虑与外交部、中联部、商务部等相关职能部门建立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旋转门”机制，遴选高校中优秀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学者到驻外机构任职，更直接地参与政策研究、采纳、执行全过程，同时将退休外交官、外事干部聘入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机构，打通研究和需求之间的通道，不断提升咨政服务的能力和水平，打造新型高端高校智库。

　　(二)语言服务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5]，“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语言则是实现“五通”①的基础，“一带一路”倡议落实需要语言铺路。“一带一路”建设可以用英语等作为通用语，但这种通用语只能达意、难以表情，只能通事、难以通心。欲表情、通心，需用本区域各国各族人民最乐意使用的语言[27]。对象国家或地区语言是开展国别和区域研究的根本基础，更是国别和区域研究的“看家本领”，专业外语语种建设与国别和区域研究发展是相互支撑、相辅相成的。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等高校在“一带一路”沿线语种建设方面走在全国高校的前列，在国别和区域研究领域也保持着迅猛的发展势头。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对沿线语言服务的需求也是巨大的，高校可以将“一带一路”沿线语种建设与国别和区域研究有机结合起来，通过语种建设加强国别和区域研究覆盖，通过国别和区域研究带动相关语种建设，为“一带一路”语言服务提供有力支撑。

　　(三)人文交流

　　“一带一路”提倡“五通”，实现与沿线国家长期深度合作，归根结底是要实现“民心相通”。人文交流在推动“民心相通”方面有着特殊的地位，被称为推动中外关系的“三驾马车”[28] 之一。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要求与研究对象国家和地区建立全方位、多渠道的合作平台，同时也要利用好高校的便利条件通过举办国际学术会议、设立访学项目创造交流机会，增进感情联络，通过推动与对象国家的人文交流，不断夯实两国“民心相通”的基础。目前在人文交流中存在有“同文同种”的历史延续，但并没有增加国外民众对中国的认同感的问题，甚至出现因对两国历史解读视角不当而引起国外民众对中国认同感的负迁移现象。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缺乏从研究对象国视角对所在区域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没有在“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语境下开展双向有效交流。国别和区域研究对人文交流的重要意义在于，它通过研究对象国的视角从另一个方向考量两国关系，考虑“一带一路”对两国合作共赢的重大意义，它能够减少中外人文交流由于“同文同种”原因所带来的阻力和困难，包括与中国存在文化亲缘性的国家对“文化宗主国情节”的不满，以及跨境民族境外主权国“泛民族主义思想”的不利影响 [29]。

　　(四)人才培养

　　“一带一路”在推进落实的过程中需要大量“外语 + 专业技能”的“国别通”式人才，目前国内高校专业设置中很难满足这样的人才需求。一方面是外语专业人才缺乏对具体国别情况的全面深入了解和专业技能的训练，另一方面政治、经济、金融等专业人才缺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通用语语言能力，专业设置和培养方案修订的相对滞后造成了“一带一路”倡议落实落地人力资源保障的缺口。国别和区域研究通过课程平台和研究生培养体系建设着手解决这一问题。在课程平台建设方面，通过对外语专业增开国别专题课程、出国留学交流等方式培养国别追踪研究能力，通过增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通用语课程加强语言应用技能的训练。在国别和区域研究基础较好的院校，自设国别和区域研究专业。上海外国语大学和北京语言大学分别在政治学一级学科和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项下开设国别和区域研究专业，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首都师范大学、云南大学也在积极筹备申请国别和区域研究博士点。北京语言大学将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结合起来，在国别和区域研究专业课程设置上改革试水开设世界智库追踪研究，通过教师引导，让学生直接参与智库研究，关注最新的智库发展的动态 [30]，重点培养政策研究和对策研究能力，培养一批高质量的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夯实学科发展基础，攒足发展后劲，不断为“一带一路”推动落实充实“五类人才”[12]。

　　六、推进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的切入点

　　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经过五年的发展，从摸索初创时期进入到了快速发展时期。2017 年教育部国际司启动了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的备案工作，进一步扩充了研究队伍，机构数量相比五年规划增长了十倍，走出了一条特长突出特色鲜明的发展道路。在推动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不断深入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围绕着“研究定位与布局，发展战略与目标，队伍建设与提升”三个重要问题，以实践为导向，在发展中解决发展遇到的问题，以全覆盖的研究机构、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切实提高服务“一带一路”倡议落实的能力。

　　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定位与布局要把握国际视野和中国特色的辩证关系。国别和区域研究要真正服务对外开放整体战略布局，必须要站位高、视野广、渠道多，始终将研究放置在国际视野之下，充分利用现有国际交流渠道，加强同国外智库的交流合作，特别是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各类智库机构。紧盯国际学术研究方向，鼓励高校同国外智库建立合作机制，加强科研项目合作、人才联合培养。同时，在履行咨政服务职能时，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加强对研究人才队伍的教育引导工作，坚定“四个自信”，提升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展现中国特色、站稳中国立场、发出中国声音，真正做到“政治信得过、研究靠得住、对策用得上”的新型高校智库。

　　国别和区域研究发展目标和战略，一方面要把握基础研究和问题研究的辩证关系。国别和区域研究承担战略研究和对策研究的双重职能，研究机构建设突出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的职责定位，紧扣国家战略和外交大局的需要，紧紧围绕全球伙伴关系、新型大国关系和“亲诚惠容”的周边国家关系，重点突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周边国家，优先将研究力量部署在空白、急需和热点国家和地区，以现实问题、现实需求、现实矛盾为研究起点，开展应用对策研究，首先满足咨政服务的需要，在具体课题设计和长远规划中始终突出问题导向，不断加强问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以此推动基础研究向纵深发展。逐步扩大研究范围，提升研究层次，在国家、区域层面为新时代中国特色新型国际关系进行战略研究。

　　另一方面要把握引才引智和自主培养的辩证关系。按照“一手资料、一线人才、一手人脉”的原则，坚持开门搞研究，大力引进国外研究资源和研究力量，坚持使用一手原文资料，确保研究资料“原汁原味”;聘请长期在对象国家和地区工作、熟悉当地情况、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一线专家，为研究队伍输送新鲜血液，确保研究成果贴近实践;掌握一手人脉，在配合国家外交工作和国际学术合作中真正做到“找得到人、说得上话、办得成事”。同时利用好外部资源服务人才自主培养，加强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适应性，实现“引进一个、培养一批、带动一片”的人才增殖效应。

　　国别和区域研究队伍建设及提升要把握机构建设和人才培养的辩证关系。为实现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可持续健康发展，高校必须将专业人才培养贯穿于研究机构建设始终，吸纳更多的青年教师、研究生参与到国别和区域研究中来，以项目实施带动人才培养，以人才培养推动基地建设，积极探索国别和区域研究学科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方式，借助现有优势学科如外国语言文学、政治学、世界史等一级学科自设国别和区域研究二级学科，设立国别和区域研究专业，招收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实现基地人才队伍的自我更新，不断探索中国特色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培养模式。

　　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开展五年来，引导了一大批高校研究力量转型，建成了成系统成体系的研究机构群，作为一门兼具战略研究和对策研究功能的综合交叉学科，实现了研究对象全球区域的全覆盖和“一带一路”沿线全覆盖，基本形成了与中国大国地位相匹配的学科体系，在支撑引领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繁荣，增强国家“软实力”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构建全球伙伴关系贡献“中国智慧”，将更加有力地服务“一带一路”倡议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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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聚焦国家战略提供人才支撑留学工作取得显著成绩 —— 十八大以来留学工作情况介绍[EB/OL].http://www.moe.gov.cn/jyb_xwfb/ xw_fbh/moe_2069/xwfbh_2017n/xwfb_170301/170301_ sfcl/201703/t20170301_297675.html.

《一带一路视域下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大国学科体系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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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 一带一路视域下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大国学科体系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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