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人之主体的多维思考及指导意义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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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观人类社会生态危机产生的种种根源和解决方案, 可以发现其共同缺陷在于没有解决好人的主体性在人与自然关系协调中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马克思生态观对人的主体性做了辩证科学的分析。他认为人不仅是在劳动实践中实现与自然物质变换的现实主体和在肉体上依靠自然产品才能生活的价值主体, 而且是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中去的理性主体和促进人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和解的责任主体。马克思对人之主体的多维思考, 对于剖析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 变革现有生产生活方式, 实现环境正义;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 保障生态人的环境权;提升人的尊严, 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研究

　　《马克思主义研究》(月刊)创刊于1983年，邮发代号：82-686，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主办的全国唯一以专门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理论体系为宗旨的大型学术理论刊物。《马克思主义研究》面向现实、面向当代，刊登探讨深层次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论文，提供丰富的国内外研究动态和信息，是一切从事宣传、教学和科研的理论工作者、党政干部、大专院校师生以及所有关心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和世界命运的人们的忠实朋友。

　　一、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 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以追求无节制的经济增长为目标, 生产的发展付出的是生态环境破坏的沉重代价。到今天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急迫而严峻。晚唐诗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仅用6个字就写尽了人与自然的悖论:“蜀山兀, 阿房出。”似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需要的满足总是以对自然的破坏为基础。由于令当今人类惶恐不安和空前关注的环境危机及其所带来的人类生存危机, 是由人类活动造成的, 而不是由自然自身发生突变所致, 因此当人们反省自己对自然犯下了什么过错的时候, 赫然发现, 一种把人类置于一切生物中心的世界观给自然和人类带来不可逆的灾难。对此, 以澳大利亚哲学家辛格和美国哲学家汤姆·雷根为代表的动物解放——权利论、以美国哲学家保罗·W·泰勒为代表的生物中心主义、以美国哲学家利奥波德构建的大地伦理学和挪威哲学家奈斯构建的深层生态学为代表的生态中心主义等学说应运而生。他们强调生态危机源于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所形成的思维定势和价值导向, 片面强调人的需要、价值尺度和主体性, 贬低自然价值, 从而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 要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 人类必须走出、放弃并超越人类中心主义, 走进反 (非) 人类中心主义, 尊重自然的内在价值, 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

　　如果说人类中心主义征服自然的观念极端强化人的主体性的话, 那么, 非人类中心主义则以放弃改造自然的形式消解了人的主体性, 为追求无损于大自然这个生态系统的完整、美丽和稳定, 主张人应放弃对自然物的改造, 放弃对自然过程的干预。这种观点是过于强调自然的客观性、先在性, 抽象地确认自然的价值和权利, 却混淆了人与其他生物的本质区别, 降低人的能动性、贬低人的主体价值, 究其实质是要人放弃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条件, 放弃人的生存和发展权利。人类中心论和非人类中心论的共同缺陷都在于没有解决好人的主体地位在人与自然关系协调中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到底人在自然界面前地位如何?怎样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马克思的生态观做出了科学的回答。

　　二、马克思生态观对于人之主体的辩证分析

　　马克思非常重视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人的主体能动性。马克思在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时, 特别强调了人在自然界面前的主体地位。一再说“人始终是主体”[1], “主体是人, 客体是自然”[2]。“人通过自己的活动按照对自己有用的方式来改变自然的物质的形态。”[3]那个“自在或天然”的自然因为脱离了人的实践, 对人的意义无法呈现。只有被人类实践活动变革了的自然即人化自然, 才对人的生存和发展具有意义和价值。这种价值也是相对人而言, 以人的需要和实践为中心的。那么, 马克思这种主体在人的生态文明思想和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观点有何本质区别?为什么不能把马克思的生态文明思想简单地理解为人类中心主义?这主要在于马克思对“何谓主体的人”、“人的主体性在人与自然关系协调中如何发挥作用”给予了与“人类中心论”和“非人类中心论”截然不同的回答。

　　1. 人是在劳动实践中实现与自然物质变换的现实主体

　　马克思认为, 劳动实践本质是人的类本质即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根本特性, 但进行具体劳动实践的, 实现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主体, 却是具体的、现实的、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个人。这既与黑格尔所认为的“绝对精神中的个体”相区别, 也与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抽象“类”概念有着本质的不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 “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 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 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 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4]同时, 马克思所理解的人, 也“不是某种处在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 而是处在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4]只有具体的、现实的人才会产生多方面的需要以及需要不足的感觉, 从而主动的进行、参与物质变换过程, 而那种虚幻的、抽象的人既无现实存在性可言, 更不会与客观的物质世界发生任何联系。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 因为社会条件的不同而带来交往形态和方式的不同, 必定会对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产生影响, 特别是考虑到人类面对共同的自然灾害和需要合作以改造自然的时候, 人与人的交往状况会产生更大的影响。所以, 在一定历史条件、一定的社会阶段, 总是具体的、现实的、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个人在劳动实践中实现着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与能量交换。

　　2. 人是在肉体上依靠自然产品才能生活的价值主体

　　马克思承认人是自然的实践主体、认识主体, 也是依赖自然满足自身需要的价值主体。马克思指出, “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 就不是自然存在物, 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5]人来源于自然界的事实决定了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 必然以他自身之外的自然界作为他的对象并与之发生对象性的关系来生存与生活, 并证实自己的本质性力量。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 使自然形态发生了显著变化, 不断由“自在自然”转化为“人化自然”, 自然界只有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参与后, 它才能作为人的对象的存在物, 对人类具有意义和价值。在这个意义上, 人无疑处在对自然关系的中心。即便如此, 人也不是自然的奴役者, 自然界具有“本身的价值”, 具有生存发展的权利, 人在肉体上只有依靠自然产品才能生活。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从理论领域来说, 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 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 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 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 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 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 从实践领域来说, 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 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 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现出来。……自然界, 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 是人的无机的身体。”[6]在这里, 马克思一方面从价值角度揭示自然界具有被人类接受和评价过的工具价值, 不管它是以物质产品还是精神产品形式出现;另一方面揭示了人与自然界的一体性关系, 强调人是生物圈的一个物种, 其生存和发展依赖于生态系统、其他物种和自然环境, 这就避免了把人作为绝对主体置于自然之外或之上的思维惯性, 而把人置于自然之中, 把自然看作人无机的身体, 肯定了自然界的存在意义和价值地位。

　　3. 人是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中去的理性主体

　　马克思一方面把人的主体能动性、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作为考察人与自然价值关系的出发点, 另一方面又明确反对工业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支配自然”的价值观念。他指出:“对于动物、土地等等, 本质上不可能通过占有而发生任何统治的关系, 虽然动物服劳役。”[7]自然界作为人类认识和改造的对象, 本身也具有自己的属性和规律, 即自然的外在尺度, 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所说的“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中去”, 就是指人通过认识和掌握客观事物的具体属性和规律进行创造性生产, 把自然规律内化为自己的需要和本质力量, 从而表现出对对象的超越性和主导性。为了人类的生存, 人的实践能力的发挥必须建立在对生态规律的深刻认识和全面把握的基础上, 真正懂得能做什么和应做什么。人对自然界的改造决不能超越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所许可的限度, 决不能割裂人类社会与自然系统之间的整体性和关联性。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强调:“我们统治自然界, 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 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 ——相反地, 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 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 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8]从生态文明的角度去看, 只有发现自然的规律去顺应自然, 在自然所允许的范围内开发利用自然, 以更加理性的主体性改造自然, 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 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 才能真正满足人类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需要, 更好地保护自己的“无机身体”。相反, 无视或轻视自然规律, “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 只会带来灾难。”[9]这种灾难不仅损害人自身的生存发展, 而且也造成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失衡。

　　4. 人是促进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的责任主体

　　马克思认为, 在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中, 居主导地位的是人, 既然人是价值的主体, 人就有责任、有义务去关爱大自然, 保护生态环境。面对资本主义制度导致的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恶化, 加剧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 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出了“两大变革”的历史任务, 强调“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变革, 即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10]在《资本论》中, 马克思也提出生产劳动本质上体现为“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 人和自然之间持续的物质变换“决定了人类拥有向自然界提取自己所需物质资料以养育自身的道德权利, 也规定了人类必须承担反馈自身的能量以养育自然环境的道德义务。”[11]这些义务包括尊重保护自然的义务, “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自然的义务和促进自然可持续发展的义务。马克思强调, “社会化的人, 联合起来的生产者, 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 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 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 在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2]因此, 土地的持续利用, 社会的持续发展必须像对子女事事考虑周到的好家长那样, 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 留给他们可以不断利用和发展的资源和空间。这直接映射了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代际公平原则。马克思指出:“应该把这种通过生产排泄物的再利用而造成的节约和由于废料的减少而造成的节约区别开来, 后一种节约是把生产排泄物减少到最低限度和把一切进入生产中去的原料和辅助材料的直接利用提到最高限度。”[12]这些思想对于我们当前发展循环经济, 减少生产和生活废弃物排放量, 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启示。今天, 我们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 就要求在空间维度上, 当代人在改造和享受自然的过程中机会平等、责任共担、合理补偿, 实现代内公正;在时间维度上, 在改造和享受自然的过程不仅考虑到人类的局部和眼前利益, 还要考虑到全局和长远利益, 既满足当前又不削弱后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面对生态危机, 人类必须诉诸于自己, 而不是外求于他物, 承担起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促进“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的重任。

　　三、马克思对于人之主体的辩证分析对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从表现来看, 马克思生态观中的主体在人思想探讨的是如何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从深层次上看, 则是如何看待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人类中心论和非人类中心论都通过自然环境这个载体, 向人们重新提出了现代社会日益严重的自我中心主义、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的危害性。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包含了深刻的人文关怀和道德责任。马克思对于人之主体性的辩证分析对于剖析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 坚持马克思的自然史与人类史相联系的思想, 变革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 实现环境正义

　　生态文明建设主体在人, 但它处理的不是一个单纯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也包括着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相关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马克思克服了旧唯物主义把自然视为外在对象的机械自然观, 认为自然史和人类史是密切联系的。“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 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 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4]无论自然的历史还是人类的历史, 在形成和发展中都不能缺少人这一主体力量, 特别是人的生活的生产。马克思指出, 由于人的主体性, 人与人的关系从根本上制约和决定着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特别分析了私有制条件下的社会关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与分裂, 指出, 资本的逻辑和功利的价值追求, 扭曲了劳动的本性, 也扭曲了人和自然应有的关系。资本追求利润和唯利是图的本性使人类和自然的关系被简单地归结为控制与被控制、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 导致技术的非理性运用, 成为资本控制自然、进而控制人的工具, 造成了人和自然关系的紧张。当前资本利用其支配的不公平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通过资本的全球化运动和国际分工进一步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 使生态危机呈现出全球性的特点。鉴于此, 要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狭隘关系对人与自然界狭隘关系的不利影响, 就有赖于人的对象性活动的不断发展和深入, 有赖于人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变革。恩格斯强调, 要对“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8]实行调节, “仅仅有认识还是不够的。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 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8]。当今中国, 则要超越西方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 超越传统的工业文明和现代化, 实现生产生活方式的全方位变革。就生产方式而言, 不仅要变革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高生产、高消费、高能耗的生产方式, 建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绿色生产模式;而且也包括变革资本所控制的不公正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合理协调和规范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之间的生态利益, 实现环境正义。就生活方式而言, 应主动以实用节约为原则, 以适度消费为特征, 促进绿色消费、循环消费和低碳消费, 促进人类消费与自然生态系统消费的公正、代内与代际的公平, 实现消费正义。

　　2. 坚持马克思的命运共同体思想, 树立“生态人”的价值理念, 保障生态人的环境权

　　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除了实现生产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外, 还必须实现观念上的变革, 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马克思强调人与自然界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认为:“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 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6]马克思将自然界作为人的身体, 意味着将自然作为人的人格利益一部分, 那么环境权就是生态人所固有的, 为维护主体完整人格所必备的权利。在人与人结成的社会关系中, 人享有自身的生存环境不被他人污染、破坏的权利;在人与自然结成的生态关系中, 人享有依靠生态系统生存和发展的权利。若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遭到污染和破坏, 不仅人的基本人权如公平、自由、幸福、生命及财产权无法实现, 而且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都可能受到威胁。只有在重视环境权的保护的条件下, 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才能得到全面发展, 人才能真正成为全面发展的人[13]。“生态人”的价值理念抛弃了近代以来机械论世界观和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 以有机系统论的观点看待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是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现实选择。只有坚持这种生态价值观, 把人对自然的关怀与人对同类的关怀结合起来, 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 促进可持续发展, 才能真正建立起美丽中国、文明中国。

　　3. 坚持马克思的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统一思想, 提升人的尊严, 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马克思曾多次论述, 人与自然之间的全面关系的建立, 是人的解放的重要内容, 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指出“共产主义, 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 等于人道主义, 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 等于自然主义, 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 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斗争的真正解决。”[1]在共产主义社会, 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以自然被人化, 人被自然化为内容, 完成了人与自然界在本质上的统一, 使人实现了自然界的本质, 自然界实现了人的本质, 既不用人消解自然界, 也不用自然界消解人, 使人道主义充分发展上升为一种自然人道主义, 使自然主义充分发展上升为一种人道自然主义。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完美结合, 使“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 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 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14]当前, 在市场经济社会, 由于与“物的依赖”相联系的商品生产占支配地位, 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依赖关系就表现为物的依赖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言:“在现代, 物的关系对个人的统治、偶然性对个性的压抑, 已具有最尖锐最普遍的形式”[4]。由于人对于物质享受不可遏制的消费欲望, 再加上工业文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人对自身主体性的过度自信, 使人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把人看作世界的主宰, 可以毫无节制地向自然索取;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把个人主体看作目的, 为了自我的利益罔顾他人利益和后代利益。人的这种主体性和物质私欲的过度膨胀不仅会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人与社会的对立, 而且也极易造就片面的或畸形发展的人格。马克思强调人类要对自己的行为负道义责任, 其关键就是提醒人们:人过分地掠夺和支配自然, 使人极度物化, 也即使人丧失了作为人的“意义”。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不在于贬损人类而膜拜自然, 而在于唤起人的理性良知和自由意志, 提升人的尊严, 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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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3.

　　[3]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87.

　　[4]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0:30, 30, 20, 515.

　　[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0:106.

　　[6]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45.

　　[7]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6卷) 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503.

　　[8]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思格斯选集 (第4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383-384, 384, 385.

　　[9]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251.

　　[10]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6:603.

　　[11]曹孟勤.马克思物质变换思想与生态伦理重构[J].道德与文明, 2009 (6) :98-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