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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职称驿站所属分类：民事诉讼论文 发布时间：2019-01-02浏览：34次
议会民主的实施，是衡量国家社会民主宪政的标准，也是民主政治的主要内容。然而，中国近代宪政在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下，严重偏离了民主宪政运行的轨道。民初议会政治的失败，昭示着近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曲折历程，接下来小编简单介绍一篇优秀民主宪政论文。
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民主”救国开始被先进知识分子所认可。开议院、通下情、得民心、张国势，成为中国许多有识之士为之奋斗的政治目标。在维新派的极力推动下，清王朝不得不“就中学西”，在保持清政府的统治下，对其统治秩序进行调整。但是很显然，想要在不推翻清王朝统治的前提下去推行议会制度，已经偏离了民主宪政的轨道，辛亥革命的爆发，使清朝统治集团领导的立宪运动彻底破产。虽然起步很艰难，但这也是一次理性的起步。清末的议会政治实践，让国人开始了解了立宪政体和议会制度，并渐渐意识到救亡图存之根本必须落在国家体制的转变上。民国初年的议会制度，虽然因种种原因没能成功，但却在中国民主政治的进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值得我们反思。结合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状况来看，一个国家究竟适合建立怎么样的政治制度，必须着眼于本国国情，不断完善自己的政治体制，同时还须借鉴人类历史上的优秀文化遗产。只有根据实际来探寻自己前进的路，政治现代化的目标才能得以真正实现。
一、民初议会政治实践的合理性
民初议会政治产生并形成高潮，是具有一定实践合理性的。20世纪初，民族资产阶级、知识阶层及上层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纷纷主张效仿西方议会政治中的政党政治，宋教仁等更明确主张以议会多数党组成责任制内阁，限制总统权力。在此阶段，中国资产阶级力量日益壮大，资本主义经济比较迅速地发展起来，由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斗争不断出现。种种革命与立宪思想的交汇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西方式议会政治活动的高潮。其次，袁世凯通过清帝退位，装出开明宽容、拥护共和的样子，拉拢了一大批政治资源。在民国建立之初，大部分资产阶级都认为袁世凯堪比中国的华盛顿，总统非他莫属。从表面看，当时的民主氛围还算是比较强烈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便在这种情形下革命热情日渐消散，开始放松了警惕，对于袁世凯擅长采取的独裁手段及其反动本性估计不足。甚至连孙中山本人也完全解除了对袁的戒心，转向专注于铁路建设，宣布“十年不预政治”。再次，武昌起义后，革命派阵营中出现矛盾。同盟会本来就是个很松散的组织，虽然是革命的领导核心，但人员复杂，成员的思想混乱，内部纷争不断。革命后，同盟会实际处于分裂状态，几乎很难在统一的纲领下再去同袁斗争。其后，同盟会也曾试过全力扶植“唐绍仪内阁”，但很快被“陆征祥内阁”轻易取代。此时，想要再与袁世凯进行抗衡，依靠同盟会已是不可能了。大多数人都沉浸于革命“成功”后的喜悦，不宜也无力再进行暴力斗争。只有宋教仁较为清醒地认识到，新政府的领导权一定要牢牢攥在革命党人的手中，政治革命远远没有结束，同袁世凯斗争就是革命的延续。只有建立一个有力的政党，获得议会多数权力，从而进行合法、和平的议会斗争，才可以控制整个政权。1912年8月，孙中山和黄兴联名致电同盟会，提议改组。新组建的国民党在议会选举中拿下了多数席位，直接威胁到袁世凯的地位。这个时候若以暴力夺取政权，袁世凯未必害怕，但当以合法手段进行斗争时，反而会使其感到应对乏术。震惊中外的宋教仁血案也警醒了资产阶级中的某些人，革命派意识到要防止专制复辟，真正实现民权，必须牵制住总统的权力。所以，民初的议会政治实践有其深刻的现实性，分析这一政治实践，才能进一步深入评价民初议会的政治悲剧，总结出这一悲剧失败的原因。这对于我们深刻认识中国国情，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重要意义。
二、民初议会政治失败的历史必然性
民初议会政治的实践，使中国资产阶级感受了一番自己向往已久的西方式民主政治制度。然而，于1913年4月成立的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仅存在7个月就被迫停止活动，宣示了民初议会政治实践的告终。被惊醒的革命党人奋起进行“二次革命”，但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议会政治夭折的根本原因并不是袁世凯个人的卑鄙行为，而是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经济基础、阶级状况和民众心理状况等等众多因素，导致了民初议会政治实践的失败。
(一)传统经济结构转型并未及时完成
人们不会否定这样一个真理：一切社会的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在于各个时代的经济发展，政治、哲学、法律、艺术、文学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民国初年议会政治的失败便证实了这一真理。西方式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是以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为基础，而近代中国建立议会制度最大的制约就在于传统的经济结构转型并未及时完成。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到1945年战败，挣扎了80年才搞出点民治的雏形来。而中国并没有得到这么多的和平时间和经济基础去完成政治制度的转型，因此，失败是必然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建立议会制度的条件在于从重农主义到重商主义的转变，从农业立国到商业立国的转变，从家族本位到个人主义的转变。这些转变的根本目的，是改变社会的每一个特征，改变全部的价值结构和分工。马克思说：“如果资产阶级实行统治的经济条件没有充分成熟，君主专制的被推翻也只能是暂时的。”因此，中国想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说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薄弱，使得当时的资产阶级终究抵不过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虽然社会变革已经刻不容缓，但是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者还并没有充足的力量去实现变革。
(二)宪政观念淡薄，缺乏政治协商
政治文化因素对近代中国议会制度的影响最为复杂。议会制度是欧美的舶来品，其反映的是在欧洲的历史文化环境中形成的思想方式与生活方式。但议会制度并不具有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适性价值，近代中国统治阶级要引入的是与自己传统几乎相反的文化。如何克服反议会的集体性文化弱点，如何克服延续了几千年的治理模式的巨大惯性，如何阻却“路径依赖”，是横亘在所有政治精英面前的难题。要深刻认识现代立宪主义，必须将其放入孕育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来认识，这个结构显示出一套相对稳定的思维结构、哲学观念和价值信仰，而现代立宪主义就是与此相适应的思想、行为模式和社会制度。中西文化的差异似乎构成了建立议会制度不能逾越的观念鸿沟，国外立宪形式众多，日本式、英国式、美国式、法国式、俄国式等等，究竟哪一种模式更适合中国国情，政治家们莫衷一是。此外，民国早期地方割据问题突出，外国持续不断地对中国主权施加压力，使松散的联盟受到严峻的考验。在民初的一段时间里，袁世凯所苦恼的一件事情也是如何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统治，如何增强中央的财政。中国封建政治文化在主流上是“你死我活”式的，往往容不得竞争对手。通过协商、通过会议完成政治权力按比例分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缺少妥协与协商的政治传统。而反观西方，协商与妥协是英国议会权力转移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点。事实证明，妥协与协商政治传统的缺乏，极大地阻碍了议会制度的植入。民初各党派、政治势力之间，常常缺乏最基本的政治信任，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也一直排斥具有团体色彩的组织。“朋党”“结党”是封建官员避之唯恐不及的一个词，在历史上几次大的朋党之争中，参与者基本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武装斗争成为中国民主运动的主要形式。
(三)没有得到广大民众支持
资产阶级民主力量是否能够在斗争中取胜，就要看这种政治思想是否能够让广大民众得到认同和支持。但十分不幸的是，民初的议会政治并没有能够得到民众的大力支持。近代中国以农民为代表的社会下层民众只有传统言听计从的主仆思想，没有个体的民主意识，也没有思想上的共鸣和行动上的积极参与。这样的政治冷漠同样也体现在对议会民主的态度中。据不完全统计，在民初的议会选举中，选民总数仅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左右。而一般来说，正常国会选举的选民总数应占到总人口数量的百分之六十以上。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偏差，虽然也有受到选举条件限制的因素，但最主要还是缘于民众本身政治参与意识浅薄。同时，资产阶级各党派又犯了理论宣传与具体实践相脱离的错误，在《临时约法》的理论宣传中写着“把民众放在第一位”，而在议会政治的具体实践中却脱离群众，只在参议院中活动。既然政党也解决不了群众的迫切问题，那么群众自然对其也是漠不关心，只当看热闹。正如列宁所说：“没有群众的支持，共和国是不能巩固的。”
三、坚持民主政治建设的中国道路
民国初年的议会政治虽然失败了，但我们也不能片面否定它的历史价值，应该对其进行客观评价。正如罗隆基所说：“民元那段历史固然是宪政的失败，但却是国家实施宪政必经的过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追求议会民主有相当大的进步意义，推动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这次不成功的试验表明，中国要进入现代国家的行列，还需经历一个漫长的准备阶段。在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应该发扬民主，把与制度相适应的文化建立和发展起来，从而巩固民主政治制度。那么，当前中国的政治制度改革需要怎样的政治文化呢?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才能适应社会发展呢?我们只有立足于当前的中国国情，坚持走中国道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才能对这些问题做出合理科学的回答。
(一)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民初议会政治失败的经验告诉我们，民主必须要得到人民的支持，失去了人民的支持，民主则无从谈起。列宁曾说：“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谈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做主。”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提高公民政治参与水平，促进民主政治发展，完善民意综合过程结构，可参考以下流程(图1)。
(二)发挥社会主义优势
民主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就在于它不断探索并实现着真正的民主自由和公平正义。具体来说，我们应继续发扬并坚持自身的五大优势有：第一，达成共识的优势，有效克服党派倾轧;第二，畅通渠道的优势，有效避免不同政治力量排斥异己的现象;第三，纠错机制的优势，有效纠正决策中的错误;第四，群众广泛参与的优势，有效提高人民群众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治理中的发言权;第五，凝心聚力的优势，有效保障各项政策和工作的落实。毫无疑问，我们的制度自信就是建立在这种比较优势上面，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将制度程序和具体实践相结合，使人民当家作主不仅体现在国家治理上，更体现在人民切实利益的实现上。
(三)创新民主政治路径
民主代表着人类历史的前进方向，社会的进步也带动着民主政治的发展。民主的形式是不拘一格、多种多样的，因此，发展和实践社会主义民主，必须要不断探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新路径。首先，在思想认识上，牢固树立人民主体意识。人民民主是我党始终高扬的一面光辉旗帜，要时刻牢记权力来自人民，应服务于人民。其次，在制度层面上，要积极改进各项社会制度。中国特色民主政治道路的成功需要历经长期的探索，我们必须紧跟新时代的步伐，结合社会发展的形势和需要，在坚持党的领导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基础上，在法律的约束和道德的引导下，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完善与创新。最后，在实践层面上，要深入推进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贯彻落实。协商民主是我党进行民主政治建设的独特优势和特有形式，要保证协商民主切实有效，就要健全协商方式，拓宽协商渠道，努力提高协商民主的实效性和科学性。以此，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参考文献：
[1]刘景泉.北京民国政府议会政治研究[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
[2]刘景泉，张静，汪向阳.宋教仁与民国初年的议会政治[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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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建设有何中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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