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发展指引下的中国南南合作战略

 　　最近，习总书记提出“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新时代观”，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和平发展不仅是中国的价值观，也是世界发展的新潮流。中国和平发展离不开与联合国的交流和全面合作。

　　《创新时代》(月刊)是中央级综合经济类刊物。定位于“创新改变世界，创新引领经济”，深刻解读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知识产权、产业创新、教育创新、文化创新、品牌创新”等多领域变革历程。

　　和平发展是中国政府和联合国机构共同拥有价值的体现，在改革开放的30年里，中国政府将联合国的援助和发展纳入国家规划，列入重要发展的日程，通过联合国多边平台，使中国政府学到了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管理思想、管理方式和方法，同时又使中国经验在发展中国家得到分享，把中国经验、技术和产品介绍到全世界。联合国参与中国发展的过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全球化创新机制形成的过程，是中国从一个发展中国家建设成为新兴国家的一个时代经历。中国政府和联合国合作，使中国在边缘政治上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得到进一步的扩大。

　　我们在总结中国和平发展经验的时候，既要肯定中国政策、体制等内在因素的主导作用，也要分析联合国力量和创新机制的作用。科学地分析中国经验，缺少对创新机制的研究是不全面的。研究联合国对中国发展的互动作用，就是全面地、系统地认识中国经验是很重要的一个领域，特别是和平发展思想的提出，这方面总结和研究更为重要和迫切。

　　中国拥有20世纪50年代前苏联援助中国的经验，拥有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援助中国的经验。中国还拥有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自己对外援助的理念和经验。30年来，中国在联合国多边舞台上，形成了“两头在外”的新模式，一头面向先进国家学习，使西方化转化为中国化;一头面向与发展中国家共享，使中国化转化为本土化。在“西方化—中国化—本土化”全球发展趋势中。中国是联合国在发展中国家一个成功案例，中国在未来发展中，要积极参与联合国能力建设，特别是南南合作新标准的制定、开发新的能力，完善现有的体制、机制，为推动全球南南合作做出新的贡献。

　　中国国际合作的转型

　　对华援助经历了由硬到软的发展过程，在发展的每个阶段都可以看到援助方和受援方的相互作用。到现在已经走过30多年了，回顾援华的历史，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建国向支援亚非拉转型(建国至1978年)。1950年中国开始向朝鲜和越南提供援助，1956年中国开始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1971年中国援建了坦桑铁路等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1955年召开“万隆会议”和周恩来总理对亚非国家的访问大大推动了中国南南合作的发展。这一時期，中国提出了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首先，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反对种族隔离主义斗争。其次，主要是帮助进行一些急需发展的项目，向发展中国家派遣医疗合作队、援助一些基础设施等; 再次，“南南合作”是联合国多边舞台的一个工具，它的理论应当是国际性的，不能仅来自西方的地缘政治、区域经济等西方理论，中国理论和实践奠定了世界南南合作的基础。

　　第二阶段：以“硬件”为主，从农业国家转型工业国家。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进行对外援助与自我发展相结合的新兴援助方式的探索，由过去的单纯外援发展成为“有进有出、有给有取、多种形式”的互利合作模式。1983年初，中共中央提出了“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四项原则。这一阶段注重考虑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服务，中国政府希望通过互利合作，达到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的目的，南南合作走出了单方面的无私奉献，而开启了南方国家在合作中共同谋求发展利益的新航程。私营部门参与南南合作得到鼓励，但成效不大。

　　第三阶段：以“软硬结合”为主，从工业国家向现代化国家转型。1990年-2000年，开发计划署对华援助逐步转为软件与硬件并重。市场的扩大和生产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和环境问题，外援的投向随之逐渐转向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妇女发展和基础教育等领域。援华项目开始介入市场管理和市场机制建设等领域，出现了大量的政策咨询项目，主要涉及政府机构改革、财税改革，体制改革，人事制度改革等。中外双方开始了立法和司法领域的合作，人权领域里的对话和民主建设领域里的交流。

　　第四阶段：从现代化国家向新兴国家转型。2000年到现在，开发计划署对华援助全部用于“软件”以及制度建设领域。援助项目集中在两头，一头达到高层政策制定和制度建设领域;另一头维持在基层工作领域，如综合扶贫、环境保护等。另外，援助项目开始关注全球问题，如开展在艾滋病防治、大气污染治理和防止跨国犯罪领域里的跨国合作。

　　中国政府明确提出发展中国家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础，南南合作得到快速的发展，在南南合作中，不仅采取了政治和经济并重的方针，同时也扩大了南南合作在各个领域内的合作，并竭力推动民间力量参与南南合作，使中国的南南合作更加广泛深入。

　　中国南南合作的软实力

　　软实力概念是由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约瑟夫-奈(Joseph Nye)教授于1990年提出的。“软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国家通过自身吸引力， 而不需要诉诸武力威胁或经济制裁， 以实现自身发展的非物质力量， 具有相当强的政治意义。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第三世界理论提出，支援“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实践。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也是最早倡导和参与南南合作的国家。南南合作中国特色道路的经验来源是多方面的，它不仅突出了中国独特文化和经验的主体地位，同时也融合了前苏联援助的经验、融合了西方援助的经验，已形成了中国自己的软实力。正是中国具备了南南合作的软实力，才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南南合作道路。

　　中国南南合作软实力来源于“东、中、西”三个方面，所谓的东就是中国具有前苏联援助的经验;所谓的中就是中国是最先提出“第三世界”理论的国家，最早开展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进行援助的国家;所谓西就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及时向发达国家学习，具有西方援助经验。

　　苏联对华援助以中苏两国之间的友好同盟关系为基础，是典型的双边援助。苏联对华援助主要集中在军事和民用工业。军事援助所占比重很大，项目主要集中在现代化重工业领域，逐步扩展到包括文艺和体育在内的所有社会生活层面。苏联对华援助项目不仅是硬件设备，还有技术、观念、管理方法、行为方式，以及一整套计划管理体制，对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过程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2 0世纪5 0年代的苏联与中国差距悬殊，正如当代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水平一样。当时，中国政府学会选择什么样技术为国所用，先进技术与落后管理的协调和组织领导问题;科技人员通过培训学到了先进技术，以及将技术转化成生产力的全过程。管理人员已会从差异文化中找到符合本国化的方法、方案。所以，我们从前苏联学到的经验很适合农业化国家转型工业化国家的发展中国家。

　　体现了中国自己的经验。“三个世界”理论是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 突出了第三世界的重要作用，是中国调整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根据这一战略思想，中国政府明确地把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作为自己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三个世界理论号召世界各国，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为了民族的独立、经济的发展、国家的主权和世界和平，要加强团结与合作，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共同反对霸权主义。

　　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在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东西南北问题”。他提出解决发展问题，主要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南北对话， 另一个是南南合作，而南南合作尤为重要。解决南北问题的办法是南南之间发展合作，加强南北对话。只有在南方国家自己发展的基础上，这种对话才比较容易。他的南南合作思想对推动新世纪的南南合作、促进世界发展和中国自身的发展都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是我国在新世纪同第三世界国家开展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合作，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理论基础。

　　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存在共同的利益，这一共同利益的基础在于都属于第三世界。因此，中国南南合作的基本理念是援助不是一种恩赐，而是一种相互支持。其中一方的强大，必然形成对另一方的支持。中国开展南南合作，不仅使受援国获益，经济得到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中国也会从中获益，政治上得到支持，经济上得到资源的支援。

　　无论是从中国自身的发展战略看，还是从中国看待世界的视角看，和平发展始终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中国始终倡导并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并为实现上述目标不懈的努力。和平发展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理論体系的精髓，是中国看待世界局势和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只有发展才是解决贫困、冲突、恐怖主义活动等威胁国际和平的根本出路。当前，国际形势继续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但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维护和平、促进发展、加强合作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发展经济、摆脱贫困、改善民生也已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新的历史潮流。

　　融合了西方援助的经验。回首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走过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外国对华援助是促进中国社会进步的动力之一。

　　1978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是一次对于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重大选择。1979年中国正式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以下简称开发计划署)签订《合作基本协定》，接受西方的援助，从而标志着中国开展国际合作进入了一个“有给有取”新时期。

　　开发计划署的援助属于多边无偿技术援助，主要内容包括项目人员的国内外培训和国外专业考察，聘请国内外专家为项目提供技术指导和咨询服务，购置关键的仪器和设备用于科研、生产、教学等。从实际项目看，开发计划署对华援助项目所涉及的范围却遍布对外开放、体制改革、制度创新、科技政策、技术引进、区域发展、新能源开发、环境保护、小城镇建设、流域治理、湖泊整治、防沙治沙、消除贫困、艾滋病防治、节能减排、绿色经济等诸多领域和方面。另外，关于开发计划署对华援助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和作用及价值，我们无法用金钱去估量，可以说是真正达到了“花小钱，办大事”的杠杆效果。

　　中国特色南南合作新模式

　　中国国际合作已经形成“两头在外”模式，从中孕育中国在联合国合作上的机制创新。“以我为主”，是指无论对发展中国家先进经验，还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好的文化和有益的东西，中国坚持“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原则，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合作模式。所谓一头在外，是指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初中期，接受联合国的援助;所谓另一头在外是指，根据中国文化和经验，特别是中国成为一个新兴国家以来，中国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技术和知识。

　　“学习型”中国受援模式。中国“两头在外”模式，推动了全球“西方化—中国化—本地化”的实现。中国接受联合国援助，就是一个从“西方化向中国化”转变过程，我们称为“第一层次”转变。 第一个层次的转变，更突出是“学习型”的特点，中国接受联合国的援助，就是一个向西方先进技术和知识，“学习、消化、吸收、创新”的过程，体现“学习型中国”。“学习型中国”是机制创新重要内容，它既是中国改革开放方法论一部分，也是科学地、全面地、系统地总结和研究“中国模式”或“中国特色道路”重要组成部分。

　　“共享型”中国南南合作的模式。中国向外发展中国家输出，就是一个从“中国化向本土化”转变过程，我们称为“第二层次”转变。第二个层次的转变，更突出是“共享型”的特点，中国的发展、中国输出技术和知识，就是一个“实用、培训、实验和发展”的过程，体现“共享的中国”。在建设“共享型”过程中，我们坚持“造血机制、互帮互助、本土化”的发展原则。

　　“共享型”中国南南合作外援标准有四条：第一，中国南南合作的一个突出特色在于“学习+共享”，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共享学习的经验，实现人类的共同进步。第二，坚持“平等互助、共同发展”，强调“平等协商、互利互惠”; “以援助促发展，以发展促合作、以合作实现共同繁荣”。第三，在对外援助方面，中国不仅重视直接的物质和资金援助，更重视通过经济合作的方式帮助受援国找到发展之路，实现自力的可持续的发展。

　　中国南南合作战略重点

　　中国是国际政治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要想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大的作用，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模式多样化，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中国起着不可小觑的作用。中国在推动南南合作的过程中，战略重点领域包括：

　　把优先区域作为南南合作战略重点。我国南南合作工作应该有所侧重，区别对待不同发展中国家。在周边邻国中，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与我国全方位开展南南合作的有利条件。 最不发达国家仍是我国南南合作的重点。通过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维护我国大国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可以说这是一种可以带来软权力的硬权力。

　　把制度和能力建设作为南南合作战略重点。首先，中国当前的援助渠道以双边援助为主，参与国际多边合作和援助有限。中国应加强与国际多边合作，争取发达国家对南南合作项目的资助，以此弥补一国力量的不足。其次，中国在逐步变成有影响的强国过程中，要更多地 考虑如何主动推销自己的国家形象。中国推动南南合作也是中国外交理念传播的过程，这既包括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传统外交理念，又包括以区域安全问题的新安全观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和谐世界”观点为核心的新外交理念。再次，增强援助透明度，树立良好的援助形象。

　　把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合作，列为南南合作战略重点。南南合作谋求的是一种双向互动、援助和助己统一，实现共同发展。在贸易方面，应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市场需求和特点，努力开拓适合向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产品种类。投资方面，大力推动更多企业到发展中国家投资合作，利用境外资源，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能源矿产资源，保障我国经济发展所需的外部资源的有效供给。 特别是鼓励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参与到南南合作中来，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建厂，参与到当地的经济建设中来，推动我国企业以更快的步伐走向世界。

　　把科技合作列为南南合作的战略重点。在我国同发展中国家开展南南合作时，加大我国在发展中国家的高科技产品的市场。南南技术合作的关键在于南南人力资源合作。一方面加强科技交流与合作，加强对人才的培养;另一方面，要组织专家学者深入到发展中国家进行实地指导，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各领域的合作。总之，要把我们发展成为区域的资本和技术中心和发展中国家高科技的中心。

　　把社会、文化产业作为南南合作的战略重点。旅游领域，一方面加强与发展中国家旅游界的信息交流，共谋发展;另一方面做好目的地国的配套工作，简化双边旅游等措施。安全合作领域，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安全合作成为我国积极融入到国际社会、拓展国家战略利益的重要保障。另外，积极倡导多边主义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睦邻外交政策，与周边国家一起构建发展多边安全合作机制。

　　把贴近民生做好南南合作一个战略重点。我国南南合作项目虽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贫困人口从中获得的直接收益不大，因此我国应该重点选择援建与发展中国家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标志性项目，如派遣医疗队、扩大人才培训规模;增加针对最贫困人口的援助项目。这样既能够帮助受援国实现减贫目标，同时能够增强我国在当地民众中的认可度。

　　中国南南合作重点领域

　　中国与联合国外交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大发展阶段，在国际经济合作局面，南北合作正向南南合作的交流转变，前景十分广阔，我们要进一步把这种大发展潜力用好。但也应当看到，中国南南合作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国内问题不少，国际要求很高，我们必须跳出中国，站在全世界角度考虑中国南南合作发展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南南合作任重而道远。

　　中国成功理念应注入联合国成为共识。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最先提出第三世界理论是最先进行南南合作探索的国家，实践已经验证的“第三世界、和谐世界、和平发展、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有利于世界发展的新理念，应注入联合国价值体系中，作为联合国推动发展中国家和联合国改革的新共识。

　　中国要积极支持联合国改革。随着国际秩序加速转型、升级，在联合国系统内，一些专业性、功能性的国际组织进入重新修订国际规划的高潮阶段，主动服务联合国机构，提高中国在多边舞台的地位。由于西方金融危机，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对南南合作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现在已有美国等国家撤离联合国工发组织，我们应抓住这个机会，加大对联合国工发组织支持，中国要主动参与联合国工发组织、南南合作机构改革，并派更多具有高素质的人才，参与联合国管理和服务，吸引和引进更多的国际组织总部落地中国。

　　中国政府在推动全球南南合作上起带头作用。国际上创造的“三方”合作机制很好，对于中国来讲，把广大有实力、能力的民营企业引入南南合作是必然的选择，把民营企业“走出去”的计划与中国南南合作规划和产业政策有机结合起来十分必要。没有企业参加，主体很难形成，很难有文化注入，很难在本国生根、发芽、结果。

　　制定南南合作发展中国家案例标准。以中国南南合作案例为经验，分别制定新兴国家中国方案、非洲国家中国方案，制定中国企业整体上走出去的方案。中国政府要率先建立新兴国家合作机制，推动南南合作。有目的的组织新兴国家援助南南合作的团队，建立新兴国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多种多样的合作机制，推动南南合作。

　　把南南合作列入發展中国家的优先日程。发展中国家要建立健全南南合作体制和机制，并将其纳入国家规划和计划之中，加强政府组织、协调和管理的职能。

　　建立发展中国家实验区，分享中国经验。过去中国30年南南合作，大部分停留在技术项目层面，未来中国南南合作要走出项目，从经济、社会、文化多元角度寻求合作，探索符合发展中国家本地化的发展经济和模式为战略之首。在新兴国家援助合作，特别注意学习受援国的好经验和优良文化。

　　坚持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技术和文化全面合作基础上，对全球南南合作国家进行“分类合作”，建立“技术型实验区”、建立“管理型实验区”、建立“教育型实验区”、建立“社会发展型实验区”，分类进行不同模式南南合作。

　　按照大战略要求建立健全中国南南合作新体制。首先，将“南南合作”纳入国家重要战略。世界霸权主义和冷战思维，严重阻碍中国新时期的发展，南南合作是利用联合国多边舞台，实现与发展中国家一种有效的合作方式，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战略选择，建议把南南合作纳入重要外交内容之一，纳入政策体系。其次，整合国内资源，成立中国南南合作办公室。国外不少南南合作国家，对机构建设十分重视，比如，巴西早已成立巴西南南合作署，给完善中国机构提供了不少启示。

　　目前，中国南南合作机构过于分散，没有形成整体的管理能力，有关各部委下设南南合作办公室、项目办公室，在国家层面上，也有商务部有南南合作机构，外交部成立了国际经济合作机构，再加上扶贫、卫生、教育就更多了。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是授权负责南南合作项目管理单位。由于南南合作发展很快，日益感到管理资源和能力缺乏，迫切要求改变。当前，急需把这些管理资源有机整合起来，按照“大部委”改革思路，成立中国南南合作办公室，这样有利于调动国家力量从事南南合作协调管理，也便于对外与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对口联络。根据中国南南合作国内和国际战略考量，应在联合国办公室派中国常驻特派员，国内成立中国南南合作办公室，作为政府工作机构，该机构整合外交部、商务部及各部委的管理资源，加强组织、协调和综合管理的能力建设。

　　我国南南合作急需解决的问题

　　中国南南合作必须在如何有效缓解周边国家和大国对中国强大的担忧上下功夫，积极倡导多边主义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睦邻外交政策，与周边国家一起构建发展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加强国家对周边安全环境的影响力，力求缓解由于中国强大而引起的多个“安全两难”，通过区域安全来实现国家安全。

　　处理好资源开发中的环保问题。目前，我国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性开采企业越来越多，但多数企业在资源开发时缺乏环保措施，影响南南合作的效果。我国应要求企业建立环保意识，同时，资源开发公司在当地开展一些公益活动，改善当地人民的生活。

　　正确處理好鼓励中小企业“走出去”和“维护中国人形象”之间的关系。鼓励中小企业走向发展中国家是一种“授人以渔而非鱼”的方法，注重同当地人文环境和国情相结合，注重环境保护和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尽量避免小商贩的不法行为影响我国在当地的形象。同时，通过建立中小企业发展风险基金等方式，帮助这些企业防范风险。

　　重视宣传，抓好南南合作中有长远影响的“公关工程”。中国在逐步变成有影响的强国过程中，要更多地考虑如何主动推销自己的国家形象。国际影响力一部分是有形的，如经济发展水平、军事能力、金融和贸易实力等;另一部分是无形的，如文化与价值观的渗透力、外交政策影响力等。中国推动南南合作也是中国外交理念传播的过程，这既包括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传统外交理念，又包括以区域安全问题的新安全观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和谐世界”观点为核心的新外交理念。我国应适当增加对发展中国家“公共外交”的资金投入，加大与发展中国家重要媒体的合作力度，使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深入人心。

　　最后，伴随着新一轮的国际竞争，软实力威胁成为继政体威胁、能源威胁、军事威胁之后，“中国威胁论”的又一新版本。中国南南合作一定要处理好软实力提升与自身国际援助影响力之间的关系，实现和平发展的伟大目标。

　　新形势下，中国南南合作任重道远。中国政府将着力优化对外援助结构，提高对外援助质量，进一步增强受援国自主发展能力，提高援助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员，将一如既往地推进南南合作，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加大对外援助投入，与世界各国一道，推动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为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而不懈努力。

《和平发展指引下的中国南南合作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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