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抗战期间私立中法大学的西迁之路及历史意义

 　　1937年7月7日，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华北迅速沦于日军的铁蹄之下，国难当头，北平各高等院校大多数被日军侵占，为了保存中华文化命脉不受敌寇之摧残和蹂躏，北平城内的高校奉国民党政府的命令，根据国民政府颁布的《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战区内学校处理办法》《社会教育机关临时工作大纲》《各级学校处理校务临时办法》等，陆续迁往内地办学，开始了一场史无前例、艰苦卓绝的迁移之旅。私立中法大学也本着教育救国的初衷，肩负起保护民族文化，造就救国人才的神圣使命，毅然举校西迁至云南昆明。在当地长达7年的办学实践中，给云南科技文化教育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对云南的建设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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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西迁前后的私立中法大学

　　(一)西迁之前的私立中法大学

　　中法大学是一所极具特色的综合性大学，它曾尝试将法国的教育理念和体制引入中国，为中国高等教育注入了新鲜血液，是中国现代教育发展史上一次有意义的探索和尝试。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等为动员法国退还庚子赔款，进一步推动留法教育，加强中法文化交流，便积极联络中法两国人士发起成立中法大学。李石曾在《中法大学概况》一文中曾指出：“中法大学发起于民国九年春，由国立北京大学、广东大学及法国里昂大学代表负筹备之责。中法大学混称也。析言之，又有北京中法大学、广东中法大学、海外中法大学”[1]。但由于广东中法大学其实并未正式存在过，因此，文献资料中记载最多的实际上只有北京中法大学和海外(里昂)中法大学。海外(里昂)中法大学虽远在法国，却与国内的北京中法大学紧密联系、相互呼应，尤其是在抗战八年的这段艰苦岁月里，共同为抗战建国、造就救国之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北京中法大学在西山碧云寺原有法文预备学校的基础上扩充为文、理两科，于1920年率先成立。经过16年的发展，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已逐渐形成为一所初具规模、配套设施完备的综合性大学。北京中法大学下设五个部，

　　作为其姊妹学校的里昂中法大学也随即于1921年创立，同年7月起在国内公开招考第一批学生，首批录取新生127名，“根据学生所选学科和攻读文凭的不同，在法学习期为3年至7年不等”[2]。里昂中法大学本着为中国培养未来知识精英的办学宗旨，坚持择优录取的制度，培养了大批优秀学生，不少人后来成为了我国自然科学领域、社会科学领域、艺术文化领域的中间力量。但在初创时期(1921—1926年)，自正式办学的第二年，学校就遭遇经费短缺、学生素质尤其是法语水平不佳、管理困难等严重问题，无力在国内公开招考，“只是根据缺额情况，每年就地从已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勤工俭学生中录取若干名，加以补充，维持现状。[3]”1926年之后的10年里，即直到全面抗战爆发的前一年，随着中国政局的相对稳定，尤其是获得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的固定资助后，里昂中法大学得到稳固的经费保障，加之当时国内的北京中法大学、广州中山大学等每年选拔少数优秀毕业生前往里昂中法大学留学，优质的生源也得到了保障，由此迎来了发展过程中的黄金时期。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至1945年二战结束期间，里昂中法大学的正常发展被打乱，进入动荡时期，但中国留学生仍然克服困难继续学习，也是在这个时期，随着北京中法大学的西迁，里昂中法大学的毕业生纷纷选择来到昆明。1945年之后，法国忙于医治战争创伤，中国则陷于内战，由于许多里昂中法大学的留学生在战前和战时或学成归国，或就职它地以及经费困难等多重因素使得里昂中法大学处于无人问津、日益萎缩的状态，终于在1951年上半年彻底停办。

　　(二)西迁途中的私立中法大学

　　1937年7月7日，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华北迅速沦于日军的铁蹄之下，国难当头，北京各高等院校大多数被日军所侵占，为了保存中华文化命脉不受敌寇之摧残和蹂躏，北京城内的各高校奉国民党政府的命令，陆续迁往内地办学，开始了一场史无前例、艰苦卓绝的迁移之旅。北京中法大学也本着教育救国的初衷，肩负起保护民族文化、造就救国人才的神圣使命，毅然举校西迁至云南昆明。但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北京中法大学虽陷入困境却并没有立刻迁移，师生们仍然坚持爱国救亡运动，但这很快引起了日伪当局的强烈不满。由于与法国的关系，在勉强维持至年底后，于1938年受到日伪当局的干预，无法招生和公开上课，实质上停办。6月8日，伪北京特别市公署社会局因中法大学附属高级中学及附属西山温泉初级中学拒绝参加庆祝徐州沦陷活动，便以“不服从地方主管教育机关命令”为由，发布第572号公函，要求撤换这两所附属中学的校长，即日离校，不得转入校内其他部门;同时又颁布第2273号训令，两校勒令停学。6月28日伪北平特别市公署教育局又颁布第239号训令，重申社会局指令。在日伪当局的压力下，中法大学附属学校于7月20日被迫停课。在这种情形危机的情况下，校方派代表南下昆明，请示教育部，建议学校西迁，并在昆明成立中法大学驻滇办事处，作为学校西迁的联络机构，同时成立中法大学附属中学(选址于昆明西山脚下)，为大学西迁做好准备。1939年7月间，中法大学得到教育部批准，为适应抗战急需人才的实际情况，先把理学院搬迁至昆明北门街原南箐中学旧址(今昆明第三十中学)，准备复课。1941年7月又将文学院迁至于此，医学院则停止招生。在北京中法大学停课搬迁的那一段时期，校长李麟玉和其他数位教授坚持留守北京，一边照管校产，一边从事研究工作。中法大学及其附属高中的悉数校舍随后也以停课空闲为由被强制占用，中法大学只得迁往镭学研究所(国立北平研究院理化部)，之后再一次搬迁至中法大学所属铁厂，此过程损失了大量的仪器和化学药品。同时，在西迁路上，教学设备和师生员工也分两条路线有序转移，从天津出发，经海路，前者运往仰光再由滇湎公路至昆明，后者则乘船到越南海防再由滇越铁路至昆明。令人极为心痛的是，1941年夏，当图书、理化仪器等教学设备运抵昆明时，丢失损毁占到1/3。可以说，“当时中法大学的教学设备，特别是理化仪器在国内大学中是比较全而精的。好些精密仪器和试剂，仅中法大学有。[4]”

　　二、私立中法大学在昆明的发展情况

　　(一)学校建设

　　北京中法大学迁抵昆明之后，师生们便以实际行动积极投身于教育教学。在学制方面，依然坚持依据中国学制并保留之前的法国大学区制，但受条件限制无力恢复到战前状态，即“大中小学三级教育，互相衔接，所在校区，城内城外，远及数十里”，只保留一所北京中法大学附属昆明中法中学。该中学“自1938年成立至1950年改名为‘昆明市第五中学’，前后办学12年，招生人数亦在千余人之上。[3]”大学部则恢复了两院建制(理学院和文学院)和所属科系，理学院恢复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四个系，于1939年11月27日正式开学，后在1941年西郊黄土坡校舍150间建筑完成之后，将理学院迁至于此。文学院则恢复了文学系和法国文学系，留在北门街于1941年8月招生上课。当时，为了保证生源质量，文、理两院每年招生百余人，各系级收生一班以不超过35人为限。在校风和学风方面，继续提倡“互助、勤劳、节俭”;在学风上，则重视自然科学，重视实践和应用。这突出表现在，为了解决战时急需人才的问题，1941年12月在昆的中法大学与空军军官学校及国际无线电台合作，“‘举办无线电台训练课程以培养专门技术人才。至1946年7月该课程结束时，训练通讯人才4期共400人，机务人员4期共300人’”[2]。化学系则与“云南制革厂、资源委员会炼铜厂、日月大药房、应用化学工厂等实体合作，在上述各工厂工程技术人员中讲演实际化工专题”[4]，帮助这些技术人员提高技术、改进产品质量，实现了理论教学与实践应用的结合。

　　(二)民主运动

　　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与共产党虽开展第二次合作，共同进行抗日，但是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政策却是“‘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5]”因而，中国共产党不得不提出“反对反动统治、实现民主政治、争取抗战胜利”的号召。而当时的云南不仅是中国唯一的国际交通线，还是强有力的战略反攻基地。作为云南政治经济中心的昆明，也就自然成为战略大后方开展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民主阵地和坚实“堡垒”。在这一时期的民主运动中，在昆的北平师生与昆明师生一起共同发扬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开展“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抗战、反对投降，争取民主、反对独裁”的顽强斗争。1941年秋，在昆的北京中法大学成立了中法大学学生自治会，并于1942年初参与西南联合大学发起的“打到孔祥熙”的示威游行活动。1943年秋，在昆的北京中法大学理学院因不满意国民党当局在学院旁边为美军建锯木厂而干扰学院上课休息，在交涉无果的情况下，中法大学学生自治会邀请在昆高校学生代表开会，在呼吁声援锯木厂抗议问题的同时倡议建立昆明学生联合会。1944年春，在得到多所在昆高校响应之后，成立了昆明市学生联合会筹备委员会。随后，该筹备委员会曾多次领导和发动民主集会、示威游行，中法大学学生自治会和在校学生都积极参与其中。1945年，经过一年多的筹备，“昆明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同年11月，中法大学学生自治委员会负责人参加昆明市罢课联合委员会的工作，也在校内积极成立罢课委员会，创办《反内战》墙报以及《大众报》，对国民党肆意造谣污蔑学生集会的行为给予有力反击。而之后发生的“一二·一”运动也将这一时期的爱国民主运动推向了最高峰。在这场运动中，中法大学师生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进行谴责，并积极参加公祭、守灵、募捐等活动，要求惩办凶手、殡葬四烈士，在1946年3月17日举行的声势浩大的殡葬仪式中，中法大学师生也义无反顾的加入到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之中。1946年7月在昆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李闻惨案”，即将整装待发复员北归的中法大学学生，又立刻参加到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罪行、反迫害的斗争运动中。这些无不表明中法大学师生坚持把抗日救国和爱国民主运动进行到底的决心。

　　(三)法语广播

　　抗战期间，由于文化、商业机构大量迁入云南，使得昆明一时间成为西南大后方又一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这给当时昆明广播电台创办有影响力和有特色的节目提供了有力条件。在所有广播电台的节目中，最有特色的就是启动了外语类节目(英语、法语、越南语、缅甸语、日语等)和汉语方言节目(粤语、厦门语、台湾语、沪语等)。这些节目均由著名外语专家和内迁的高校师生主持或参与，多数节目坚持到抗战胜利，配合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发展和国际关系信息的交流，为国人与盟友了解战时的中国与世界，借以争取国际援助，动员海外爱国侨胞参加抗战，做出了应有贡献。其中，法语节目的编播主要与中法大学有直接的关系。该节目于1940年10月1日正式开播，1943年因夏康农工作繁忙辞职而停播，1945年8月恢复，1949年10月正式停播。开播期间，中法大学生物系教授夏康农，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陈定民和吴达远，中法教育基金会秘书陈禀、云南大学数学系主任王士魁等都先后进行过编播。尤其是夏康农、陈定民、吴达元三位教授长期从事编播，他们都曾留学法国，是里昂中法大学奖学金生，精通法语，尽管当时就职学校不同，但都与北京中法大学或里昂中法大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三位专家尽心尽力的工作下，法语节目顺利开播且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力。例如：“1942年1月22日，滇越铁路线区开远车站司令办公室致函昆明电台，称该‘铁路法籍路员欲收贵台法语广播’，请该台函告播出时间、呼号、波长等。日军占领越南后，滇越铁路中断，中国境内昆明至河口一段便由中方接管，成立滇越铁路线区司令部专门办理军事运输，他们对战时广播消息自然十分重视。[6]”此外，“由于陈定民的推荐引荐，在昆明的‘自由法国’成员，如DrMay、Leonrd等人也在法语节目中播讲评论，播讲了戴高乐将军领导的抵抗运动主张。[7]”可以说，昆明广播电台法语节目的发展，与里昂中法大学校友的支持密不可分，应成为中法大学历史中值得书写的篇章。

　　三、私立中法大学西迁的历史意义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八年的浴血抗战终于赢来了最后的胜利。1945年9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在重庆举行全国教育善后复原会议，要求内迁的专科以上学校应回迁复原。这样，全国内迁69所高校的大部分再次收拾行囊、长途跋涉迁回原地。北京中法大学也于1946年10月中旬复原回到北京，所属附属中学仍留在昆明，改名为昆明中法中学。1950年5月，人民政府接管了这所学校，定名为昆明第五中学。随后，中法大学因种种困难无力续办，最终宣布停办，原文史系、法文系合并到北京大学，经济系、生物系合并到南开大学，数学系、化学系合并到华北大学工学院。尽管如此，中法大学的存在及西迁仍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对促进云南发展起着推动作用。

　　(一)促进了云南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自古以来，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发展一直较为缓慢。尤其近代以来，云南地区的高等教育非常落后，直到1922年12月8日东陆大学(“云南大学”前身)宣告成立，云南历史上才有了第一所正规的私立高等学府。全面抗战爆发后，众多高校迁滇，为云南的高等教育带来了强大的师资团队以及新的发展理念、新的办学体制、新的教育管理方法，云南的教育也因此蔚为大观，并且在内外条件的相互作用下，云南地方高等教育在沿袭旧制的基础上进行一系列调整革新，在办学体制、教育管理等方面逐渐走向正轨，客观上推动了云南地方高等教育的发展。

　　就中法大学而言，搬迁至昆明后，做了更适应战时状况的调整，在校务组织与管理方面，仍然实行中法两国合作办学，但中法大学是“中国自动之教育，而由中法人士所组织的校董会从旁襄助”，它拥有完整的校务组织和管理并且基本以中方为主，实行校长负责制(设校务秘书辅助校长)，教职工均采取聘请制，期间除随迁的中法大学教授外，还大量聘请内迁其他高校的知名教授，既弥补了师资的不足，也起到了资源共享的作用。学校各种规章制度和其他重大事项均通过校务会议进行审议。在校长负责制的前提下，大学部(理学院、文学院)设学院学长、教务主任、训导长，中学部设主任，代理校长主持校务，召集举行教务或校务会议。可以说，中法大学仍把法国大学区制的精神带到了昆明，重视大学、中学、小学(小学教育在昆明无力兴办)的衔接教育，它与其他国际合作教育事业或教会学校不同，“中法大学盖欲融会中外，而实现一种理想之教育制度。”中法大学在昆期间，许多中法大学校友从海外学成归国后也纷纷选择来到昆明，“分布在学术界、教育界、医药卫生界、科技界任职任教。中法大学留学海外的范秉哲回国后便任云大医学院院长，并开办慈群医院;杜回国后，继任云大医学院院长，并开办了云大医学院附属医院;赵雁来回国后除在云南大学任化学系主任之外，还开办了大利化工厂。此外还有蓝瑚、刘崇智、卫念祖、李秉瑶、郭佩珊等知名专家、教授，对云南教科文医卫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8]”这些中法校友在归国任职任教的同时，注重把中法大学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相结合的精神继续发扬光大，为战时的云南培养了大量的应用型人才。

　　(二)促进了云南地区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

　　在中华民族遭遇民族危亡的时刻，抗战大后方的爱国民主运动有着凝聚民族情感、激发爱国热情、弘扬民族精神的作用。在云南历史发展过程中，“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等民主运动都充分展现了云南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民族自治、民族自主的爱国动因。但由于诸多原因所致，云南的爱国民主运动始终被局限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并没有成为近代中国爱国民主运动的中心。然而随着西迁高校的到来，也使这一境况得到极大的改变，云南成为滇西抗战大后方的重要“民主堡垒”。

　　中法大学师生同其他迁移到昆明的北平师生，把“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和爱国学生运动的优良传统，一起带到抗战大后方，同时带动了云南本地师生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在昆期间，无论是民主集会、示威游行亦或是上街发传单、贴海报、成立街头演讲宣传队，还是建立进步学生组织，创办宣传革命精神的报刊等，中法大学师生都积极参与并走在民主运动的最前列。中法大学学生自治会由文史学会出面，还“组织、举行有针对性时事和学术讲座14次。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吴晗教授讲的《明代特务组织———锦衣卫和东西长》，以古喻今，讽刺、咀咒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的罪恶活动;闻一多教授讲的《庄子的反儒思想》，启迪青年学生反正统、破束缚的革命意志。”[4]可以说，这种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精神的传播，有力冲击了黑暗政治和旧文化、旧习俗，使得云南地区兴起一阵思想解放的潮流，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强化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鼓舞了云南人民敢于打破陈规旧习，为建立新生活而斗争的勇气。许许多多的云南优秀青年也因为包括中法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在内众多知名院校的到来，获得了进入一流高等学府深造的机会，同时，这些优秀青年学生在经受过民主科学思想的洗礼与熏陶之后，则成为发起爱国民主运动的先锋战士。一些进步青年主动深入下层群众，宣扬民主科学的思想;一些进步青年则利用自己学的专业技术之所长，为滇西抗战贡献力量;一些进步青年甚至于走向了抗战救国的最前线。

　　(三)促进了法国文化在云南地区的传播

　　中法大学作为中法两国的文化交流机构，是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材，沟通中西文化”为宗旨。在促进中法两国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创办校刊，通过译介介绍法国的教育、科学、哲学、文学、艺术各方面，也是文化传播与交流的一种重要形式。从事这些译介工作的主要是中法大学的留学生，他们利用精湛的语言功底，译介了自中世纪至20世纪各个不同时期法国作家的作品，向中国知识界作了非常好的推介，在传播法国文化精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样，中法大学的留学生也把中国文化带出了国门，诸如，徐仲年旅法期间曾发表了《诗人杜甫》《红楼梦简介》《自居易研究》等法文学术著作，并将《杜甫诗选》《中国诗》《呐喊》等译成法文。

　　中法大学西迁至昆明后，仍将促进中法文化交流的任务进行到底，这一做法也使法国文化进一步在云南传播。在此期间，除了开设法语广播节目，最为突出的是创办了《中法文化》月刊。

　　该月刊于1945年8月25日创刊于昆明，1946年7月31日终刊，共发行12期。《中法文化》月刊的发行人为熊庆来，主编陈仓亚，编辑叶汝琏，从第2期开始编辑为林文铮、叶汝琏、梁志宏，第11、12期合期编辑为林文铮、朱锡侯、叶汝琏。“《中法文化》撰稿人多有留法经历，且主要是中法大学师生，对法国和法国文化有深厚的感情。其中又以文学、艺术方面的学者为主……，登载的文章多为文学翻译、评论和创作[9]。”如吴达元的《巴黎大学》《孟德斯鸠》《法国预言诗诗人拉封登》《卢梭》《服尔德》，林文铮的《漫谈法国诗风》《巴黎丁春花·悲天曲》《吊梵乐希》，陈定民的《中法文化交换之问题与前瞻》《纪念法国汉学家马伯乐教授》，王佐良的《波特莱的诗》，杨周瑜的《古尔蒙与艾略特》，等等。《中法文化》主编陈仓亚还曾在创刊号《前言》中表示，中国文化辉煌灿烂，“在世界文化中独树一帜”，同时又“不断地需要域外文化的刺激和输入，籍以改进自己，使适应世界潮流”。在陈仓亚看来，他认为“西洋文化中，法国文化是站在前列的”，应予大力推介，让中法两国人民通过交流，亲密合作，为世界未来和平而努力。

　　总的来说，抗战期间我国高等院校西迁，为物质文化落后的西北和西南地区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发展带来了蓬勃生机。尽管迁徙、办学异常困难，但师生员工们仍克服困难，为抗战建国、振兴中华的历史重任，培养了大量的后备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西迁高校的到来打破了抗战之前，中国高等教育区域分布极为不均的现象，客观上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布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开启了这些地区“跨越式”发展的历程。本文以私立中法大学为例，论述了私立中法大学迁移云南期间对云南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及历史意义，一定程度上成为西迁高校运动的缩影。

《探究抗战期间私立中法大学的西迁之路及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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