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与库切小说动物叙事的比较研究及其生态伦理意义

来源：职称驿站所属分类：文学论文
发布时间：2019-05-27浏览：27次

　　J.M.库切与莫言两位东方诺贝尔奖作家，在生活时代、文化背景、写作体裁等多方面的相似性，具有平行研究价值，而两位作家的小说中大量的动物叙事，适合从生态批评的视角加以分析。通过细致的文本比较可以发现，两人在对人与动物间多元化和矛盾性关系的表现、对野性的原始生命力的纠结情感，以及对传统动物叙事审美观的颠覆方面，具有相似性。这些特点与作家的人生经历、东方社会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及西方生态思想和科学的影响都有密切联系，两位作家的思想对当代生态伦理的建设具有启发作用，能够对西方的生态理论进行补充和辩驳。

华文文学

　　《华文文学》杂志以前属纯文学性质的刊物，内容以文学作品及评论为主，不过从2000年开始，逐渐改为学术性刊物，以刊登文学评论以及学术论文为主，目前为双月刊。目前汕大《华文文学》杂志仍在全球发行，订阅者约一半是来自境外，而通过网络关注该杂志的读者也遍布全球各大洲，为港澳台及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南非作家J.M.库切与中国的莫言同为本世纪初以小说作品获得诺贝尔奖的东方作家，在2014年中澳文学论坛上二人曾同台论道，惺惺相惜。两位作家在社会背景、文化立场和历史视角等方面具有一些天然的相似性，他们都曾被称为杰出的乡土作家，他们的作品都从家乡汲取素材和主题，对自然和土地表达留恋之情，对现代文明和工具理性进行深刻反思和批判。他们的小说反映了上世纪东西方文化冲突和激变的背景下，各自国家所经历的社会动荡和普通人的生活悲剧，以个性化的笔触描写了现代性对东方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的多重摧残，并对某些主流的历史言说进行反书写。以上特点与当代生态批评的宗旨颇有契合之处。因此，从生态批评的视角入手，可以对二人的相似性及其文化和思想根源进行平行比较研究。

　　人与动物的关系是生态意识的重要反映。动物的道德身份等问题是生态伦理必须探讨的内容。[1]库切和莫言的作品中都有大量的动物叙事，库切对人与动物及大自然的关系进行了兼具艺术和科学视角的描绘和探讨，莫言的作品更是充满动物意象，对人与动物之间复杂的关系和情感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叙述和渲染。

　　一、人与动物关系的多元化和矛盾性

　　两位作家笔下的很多人物，在冷酷而功利的现代社会中面临文化、种族、政治等方面的冲突，倍感孤独和压抑，常常本能地向往大自然的美丽与活力，与动物的情感联系对他们的精神起到抚慰和治愈作用。在库切的《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中，主人公逃离城市和战场，像动物一样生活在荒野中，觉得鸟儿的婉转啼鸣是人生少有的快乐;[2]《等待野蛮人》中的主人公，躲开贪婪阴险的官僚，独自站在城头观看绿头鸭飞落湖水，心中赞叹自然的静谧;《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中，主人公在大学里的演讲和辩论不被众人理解，而她在海岛上与一对信天翁母子相遇，只经过片刻无言的对视，就受到了情感的触动，产生了要留在荒野中与上帝为伴的念头。[3]《男孩》中，因学校和家庭中的矛盾而烦恼的主人公，只喜欢去郊外的农场。从泉水边热闹的群鸟，到荒原上神秘的蜥蜴，以及宛如一个热闹家族的鸡、牛、羊等畜禽，都让他感到莫名欣喜。

　　在莫言的《生死疲劳》中，主人公的灵魂进入多种动物，通过它们表达感受。动物们总是被人类的种种贪婪、偏执或冷酷的行径所伤害，而一进入自然界中，它们就感到天性得以释放的愉悦之情，例如毛驴冲出村庄，希望能够能和伴侣一起像野生动物一样生活。

　　我朝着明亮的河水冲去，我的目标是高高的沙梁，是沙梁上那些团团簇簇如烟雾般的沙柳，红色的枝条柔韧无比，里边栖息着红毛狐狸，花面的獾与羽毛朴素的沙鸡……我不眷恋温暖的驴棚，我追求野性的自由。[4]

　　主人公化身的猪，击倒试图阉割它的恶棍，并逃离圈舍，施展祖先的本领，畅游在浩荡的河流，满怀激情地欣赏晚霞和月亮，以及与它一起追赶月亮的金翅鲤鱼、青脊白鳝、圆盖大鳖等动物。它觉得光彩如珍宝的水族们和用荧光染绿整个河滩的萤火虫们，都是“难得一见的人间奇迹”。[5]

　　故事的主人公常常能夠与动物结邻交友并一同亲近自然，但这种融洽关系并不能代表人与动物关系的全部。在《八堂课》中，科斯特洛坚持素食，痛斥畜禽养殖场的残酷，但却与被动物保护主义者诟病的海明威站在一起，对斗牛和狩猎活动表示理解。她认为此类战斗活动也是人类与动物进行对话的一种必要的方式，带有神圣的属性，无须被视为对动物的贬低或摧残，而且人类需要通过这种方式来体会生命的活力。这种活力是从祖先的基因里继承下来的，也是从大自然汲取的。故事的其它角色还表达了对激进的动物保护主义的质疑：人类自古以来都是食肉的，这是进化的重要一环，反映了人的天性;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各种动物的情感迥然不同，说明人类与动物的友好关系并不是基于客观必然，而是文化建构的产物。在《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中，主人公为了果腹，扼死山羊，猎杀小鸟，他既没有征服的快感，也没有杀生的愧疚，只是像祖先一样按照天性在荒野中求生。

　　而在莫言笔下，人与动物之间的功利关系和激烈斗争更展露无遗。《生死疲劳》中主人公化身的驴和牛，与主人感情深厚，但主人的感情还是很大程度上基于它们健壮的身躯和劳动能力，也就是服务于人类的有用性，这是激进的生态主义者难以接受的。而进入自然界的路途也并不轻松。驴刚离开村子就遭遇狼的袭击，经过血战才能幸存;猪在群体中为争夺地位而搏斗，竟将对手眼睛挖掉;而逃至野外时，也遭遇野猪的攻击。在《红蝗》中，大自然孕育的生物灾害从天而降，无法预防和回避。面对恐怖的蝗虫，人类的抗争非常无力，而且所用的农药进入环境，连人也会中毒，造成生态破坏。

　　由此可见，动物所代表的丛林法则以及大自然对人类的敌意的一面，是两位作家笔下的人与动物关系的基本元素之一。在他们的生态观念中，大自然并不是一个宁静而有序的完美系统，人类与其它物种的关系也是多变而非稳定的，难以用一个简明的伦理规则来概括。

　　二、对野性的原始生命力的纠结情感

　　海明威对狩猎和斗牛的痴迷源于他的原始主义倾向。[6]《八堂课》中，科斯特洛为他所做的辩护，暗示着库切对这种原始主义的认可。斗牛和狩猎是模仿人类祖先与大自然殊死搏斗以求生存的壮举，科斯特洛肯定了人类需要保持祖先遗留的原始生命力。她不认为这种原始力量的野性碰撞是人对大自然的戕害或对动物的迫害，而是人与自然关系中一个固有的组成部分。

　　原始生命力除了表现在战斗方面，还表现在性方面，库切笔下的主人公常就这一主题发声。在《耻》中，卢里教授在僵化的大学和冰冷的都市中极为孤独和抑郁，唯一能继续燃起他艺术激情的就是与两个女人的性关系，当这种性关系被正统道德讨伐时，卢里并不感到惭愧。当谈论此事时，他用邻居家的狗举例，那条狗因为性欲望而被惩罚，导致精神错乱，这是否定动物的自然天性的恶果，他的女儿建议将狗阉割，卢里则强调，狗宁死也不会愿意被阉割。[7]阉割是对生命力的可怕摧残，在《男孩》中，小羊被阉割的情景被叙述得残忍可怖，令主人公恶心，[8]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库切的切身经历和感受。

　　莫言的作品更是充满野性的冲动，人和动物都是如此。例如《生死疲劳》中，抛弃一切与年轻情人私奔的中年男子，得到莫言的理解，他相信这种悖逆伦常的激情确是真爱，只有保持着生命本真力量的人才有勇气去拥抱它。而主人公化身的各种雄性动物，无不受到性的驱使，为此展现最强的本领，爆发出生命的光和热，例如驴与伴侣交欢时，竟能斗杀两头大狼。而阉割使这些动物失去天赋的力量，身心留下永久的伤痕，是最可怕也最可耻的经历。小说《牛》中，公牛奋力反抗阉割，但仍然挨刀，并因伤口恶化痛苦地死亡。被摧残后的牛伤口腐烂、恶臭生虫的惨状被详细地描绘，令人痛心。而小说借看牛的老农之口指出，人可以设身处地地感受牛的遭遇，因为“天地生万物，人畜是一理”。[9]莫言的很多故事中都出现了阉割的情节，不是偶然现象。与库切相似，莫言用性冲动将人性和动物性联系在了一起，并将人类身上保留的动物般的野性视为生命的本色，而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总是试图贬低和扼杀人的原始本能，这也就相当于对人类最根本的生命活力进行阉割。

　　同时，两位作家也没有将野性浪漫化和神圣化，性冲动的盲目性和破坏性也得到清楚的表现。《耻》中，卢里的女儿露西遭到黑人强奸，她形容这些罪犯“就像一队狗”，这是小说中为数不多的将动物的非理性特征视为罪孽的表述。后来在乡间，大批的杂种狗被送到动物诊所实施安乐死，因为它们的乱交繁殖会超出环境的容纳能力，人道的干预对人和动物都是必须的选择。卢里对此也进行了痛苦的思考，他欣赏这些动物的灵性，但最终只能选择帮助它们安乐死。在莫言的《红蝗》中，人们因为偷情而彼此嫉恨和伤害，野性释放的同时也摧垮了道德的底线，人的凶残和卑劣清楚地暴露出来，一如血色的飞蝗般面目可憎，让人们无颜面对自我。在《生死疲劳》中，猪躲过了阉割，但在野外与野猪们的乱交，产生了大量畸形的怪胎。此时，原始生命力的冲动显露出其危险和丑陋的一面。

　　三、非传统的动物形象审美

　　如前文所述，库切和莫言笔下都有对自然景观富于诗意的细节描绘，其中不乏灵动的动物形象，但从整体上看，库切的作品中没有多少西方田园牧歌的浪漫与闲适，莫言的作品也不像中国传统的写意山水花鸟画那般令人心旷神怡。他们描绘的自然非常贴近真实的生态，其中的动物形象也与传统的审美观不尽相同。

　　在《八堂课》中，科斯特洛盛赞里尔克描绘美洲虎的诗歌，认为它展现了人与动物进行精神沟通的方式，而她的儿子约翰提出，一群澳大利亚人面对着一头绵羊，就不会产生同样的灵感。这说明当今仍有很多动物不能让人类赏心悦目，不同族群的人类对动物的审美感受也不完全相同。科斯特洛对此也有思索，她揭露了当今动物保护运动中价值观念的偏差：

　　在保护动物权利的整个运动中，难道这一点不是最受人怀疑?动物保护者们真正应该关心的物种，是鸡和猪，而这两类动物却没有新闻价值，更别说是白鼠或对虾了;所以，他们要骑在会思想的大猩猩、会做爱的美洲虎和惹人喜爱的熊猫的背上。[10]

　　审美观对现实社会中的生态实践颇有影响，从生态伦理的视角来看，不符合传统审美标准的动物也同样拥有生存权利和道德身份。在小说结尾，科斯特洛重申写作原则，即将自我投入动物身体中，去想象生命之潮的涌动，但并非将动物人化，应该感受具体的激情，而非抽象的观念。她描述了自己如何被雨季复活的千万只小青蛙的生命力所感染，同时强调，青蛙的生死可能在人类眼中产生寓意，但对青蛙来说并不存在任何寓意，雄蛙的高唱并不是为了让夜空充满歌声，而是为了求偶和性高潮。科斯特洛认为，这才是她最愿意感受和欣赏的自然脉动。

　　在《耻》中，蛇的形象反复出现。卢里将自己与妓女索拉娅平静默契的性行为幻化为一个蛇图腾，由于蛇在西方宗教传统中的消极形象，它也象征着卢里的行为在社会正统道德压力下所处的窘境。女学生的父亲发现女儿与教授的性关系后，斥责大学变成了毒蛇窝。这些例子代表了传统审美观中蛇的负面含义。但卢里拒绝传统道德的审判，他始终信仰爱的天性，当他找回创作灵感，继续写作拜伦的爱情故事时，他将男女合唱的抒情旋律想象成两条缠绵的蛇。蛇最终以富于神秘的自然魅力和艺术美感的形象，突破了传统的界定。此外，在库切的《内陆深处》、《福》等小说中，不少传统上消极的动物形象也被不同程度地赋予积极色彩。

　　莫言在作品中不谋而合地呼应了科斯特洛对主流的动物审美的批判。在他的笔下，“高贵的仙鹤、勇敢的雄鹰和幽默的乌鸦”会一起贪婪地撕扯和吞食人的死尸”。[11]莫言描绘的动物中少有灵猿义犬，白鹿苍狼，而大多数是司空平常的俗物。《生死疲劳》中的几个化身动物都是牲畜，但这些动物在作家笔下都表现出朴实和雄健之美，不仅驴子和牛毛色醒目，身体结实，性情坚韧，甚至连猪的群体中，也有几个智勇兼备，气概不凡的斗士。莫言并未将这些动物形象扭曲来迎合现代人惯常的审美标准，而是从它们的本原生态中发现值得人们欣赏的特质。

　　在《蛙》中，青蛙的形象也不同于传统文本。像辛弃疾那样以蛙鸣象征乡村生活的恬静和农事丰收的喜悦的书写方式，久已为人所熟知。而在莫言的笔下，蛙鸣与人类的田园诗和农事诗都没有关系，青蛙蓬勃的生殖力蕴含着所有生命对种族延续的强烈渴望，也包括人类在内。在充斥夜空的蛙鸣声中，无数的小青蛙在沼泽田野里踊跃前行的生命之潮，让曾经逼迫乡民们堕胎流产的女医生受到极大的灵魂震撼，她感到如波浪般涌來的青蛙们仿佛是受了伤害的婴儿的精灵，在向她发出控诉。[12]在对青蛙形象采取的审美方式上，莫言与库切两位智者再次所见略同。

　　四、结语

　　库切和莫言的动物叙事反映了人与动物关系的多重性，包括情感上的伙伴，谋生的助手和工具，共享环境的邻居，以及竞争搏杀的对手，每种关系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并且相互影响和渗透，这是人类与大自然之间多面性关系的客观反映。两位作家都将原始生命力视为人与动物的宝贵天赋，并以此作为人性与动物性的相通之处，他们避免将动物高度地人文化，而是突破理性主义的规制，为人类身上的动物性特征辩护和正名，并强烈批评崇尚工业技术和商业利益的现代社会对人及动物的原始生命力造成的戕害。他们表达了不同于传统的动物审美观，对大自然中的众多物种的生命律动表示广泛的尊重和欣赏。

　　以上特征对当今生态伦理的探讨具有启发作用。两位作家尊重其它物种的生命价值、承认动物的某种道德身份、认同大自然运行规律的观点，都与深层生态学原则相符，但同时他们并未对人类意识的超越性及其对自然的干预和利用加以严厉的否定，只是对工具理性的偏颇之处进行批判，因而不同于西方的生态中心论的激进主张。他们有关人性与动物性相通相容的观点与“天人合一”的东方传统观念相符，但同时他们从生物科学视角，清楚地表现了人与动物间不易弥合的差异性和生存斗争的残酷性与普遍性，并且时常将人类同自然关系的不稳定性与社会内部的文化和種族等矛盾冲突联系起来，其描绘的生态图景与“诗意的栖居”的理想之间有相当的距离，也不同于动物权利主义者的理想，而是倾向于一种相对辩证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立场。

　　两位作家的意识反映出东方背景的影响。库切和莫言都在各自国家经历过社会阶层间的严重冲突，并目睹了下层民众的生存危机。东方人曾与动物及自然界一同受到理性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歧视和伤害，至今仍不断导致社会弊病和动荡，因而在与动物同病相怜的同时，他们也要发出改造环境和争取权利的呼声。西方的生态主义者主要关注工业文明和技术理性的反生态性，而东方人看到的生态危机，不仅来源于上述因素，还与文化的冲突和断裂以及精神的扭曲与畸形等因素紧密相关。东方人具有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传统宇宙观，[13]这种文化与西方的进化论相遇，使得东方作家既拥有“同于禽兽居”的诗性情怀，又持有生态科学的冷峻视角。这种现象可被视为近现代东方文化的两面性在生态意识方面的体现，而对于东方国家而言，这样的观念更具有全面性和现实意义，对西方的主流生态思想也具有补充和反拨作用。

　　参考文献：

　　[1] 戴斯 · 贾丁斯.环境伦理学[M].林官明、杨爱民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27.

　　[2] 库切.迈克尔·K 的生活和时代[M].文敏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34.

　　[3] 库切.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M].北塔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67.

　　[4] 莫言.生死疲劳[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55.

　　[5] 莫言.生死疲劳[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341.

　　[6] 格伦·A·洛夫.实用生态批评[M].胡志红，王敬民，徐常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36.

　　[7] 库切.耻[M].张冲，郭整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101.

　　[8] 库切.男孩[M].文敏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6：105.

　　[9] 莫言.牛[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87.

　　[10] 库切.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M].北塔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122.

　　[11] 莫言.红蝗[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