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中传统的革除与再造

来源：职称驿站所属分类：历史论文
发布时间：2019-06-25浏览：56次

　　法国大革命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彻底的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然而，由于它的彻底性，革命在进行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将千余年来形成的传统也一并革之。为此，也引发了不论是与法国大革命同时期的人还是后世的人们对传统问题的思考——传统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究竟有着怎样的作用，革命对于传统是否应该让步?但是，一个后世公认的事实是，法国大革命不仅改变了法国，而且也影响了世界。法国大革命应当是旧传统的革除和新传统的再造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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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法国大革命前夕的法国社会——传统和旧秩序的危机

　　一七八九年前夕的法国社会还处在被人们称之为“旧制度”的框架之中，所谓“旧制度”，即是从中世纪开始日渐形成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旧的贵族政治的制度下，传统把人分为三种地位或者等级：僧侣、贵族为两个特权等级，全国绝大多数为第三等级。这种等级划分构成法律差别的正式结构。它在理论上基于不同的社会作用，而实际上是承认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①。到十八世纪末期，这一旧制度虽然由于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其根基大受动摇，它虽行将末路而势力犹然强大。然而，中世纪作为法国“优良”传统的法国封建等级秩序，在资本主义大发展和工业革命开展的大背景下是显得如此愚昧、落后、腐朽。十八世纪的法国社会也因此酝酿着一场深刻的社会危机及尔后的社会变革。这种危机在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已经显现得相当明显。

　　首先是法国封建经济基础的危机。“这个社会在本质上是贵族性质的，它基于门第贵族和土地财富。但是，经济演变使流动财富逐渐增加，资产阶级实力逐渐增强，从而侵蚀着传统的社会结构”。②十八世纪的法国固然仍是个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的国度，但是大规模的贸易的高潮和大工业的出现正改变着传统的经济。

　　在十八世纪的法国，出现了各种类型的资本主义成分，如：食利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中的自由职业者、由州工业和店主组成的小资产阶级，工商业资产阶级、金融资产阶级和制造业资产阶级等，并且都争相发展和壮大着自身的实力。尤其是金融资产主义的发展，程度和水平都大大地超过了其他资本主义经济，在法国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居于主体地位，因此，在法国实力最雄厚的阶级是金融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一点点地改变着传统的经济，也是上层封建社会赖以维持其运行的经济基础逐渐走向瓦解。

　　由于经济基础的逐渐散失导致了政府的财政困难，法国的统治者(第二、三等级)便加大力度地剥削和压迫第三等级，特别是广大的社会下层劳动人民，“人民的阶层，尤其是农民承受着旧制度和封建残余的全部重压”③。这些重压体现在封建政府对人民征收的各种税收上，如军役税、人头税、念一税、筑路徭役、附加税、盐税、贩运税及包税等等。财政困难是大革命诸直接原因中最主要的，导致这种困境主要是由于税收制度弊病百出，征收方法混乱和纳税不平等。“18世纪末，旧制度古老的机器已显得陈旧不堪了，君主政体在理论上强大无比而在实际上却软弱无能，这种矛盾显而易见。由于庞杂，行政机构不能协调一致，陈旧的机构还保留着，新的机构又附加其上，尽管专制主义形成之后努力加强中央集权，但国家的统一为实现。税收制度的弊端尤其使王权实力大为削弱。捐税分配不均、征收不当，以致不见收益。税收负担全落在贫困者身上，更加使他们怨声载道。在这种条件下，国王的专制主义变得有其名而无其实。官僚制度的惰性、政府人员的懒散、行政管理的庞杂以至混乱，使王朝在旧的社会秩序发生动摇和失去其拥护者的一贯支持时陷于四面楚歌的境地”④

　　二、启蒙运动——思想传统的革新及其对传统问题的思辨

　　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传统体现在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的思想和精神层面上。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之所以爆发和進行得如此轰轰烈烈致使它不敌抵挡地摧毁了一切旧制度和旧传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17-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

　　社会的基础在改变，意识形态也在改变。资产阶级的日益壮大和它为了进一步发展而要进行革命的夺取政权的要求，促使了资产阶级哲学的产生。“大革命思想的源流应该从17世纪以来资产阶级所创立的哲学中去寻找。18世纪的哲学家公开阐明了新秩序的原则。哲学运动与17世纪教会、国家的专横和禁欲思背道而驰。它深刻影响了法国的思想界，唤醒并激发了批判精神，同时提供了新的观念。无论是在科学、信仰和道德方面还是在政治与社会组织等各个领域，启蒙思想都以理性原则取代了官方与传统的原则”⑤。

　　法国的启蒙思想运动分成了不同的思想派别，代表各个不同的利益阶层和利益集团，然而启蒙思想在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思想和哲学，它将矛头对准落后腐朽的福建制度，用新的科学、理性、民族自由等思想批判就的旧的愚昧、偏见、专职和权威，鞭笞一切束缚群众精神的东西。启蒙思想唤醒并号召其得三等级的人民，并未1789年三级会议的召开积蓄着一股革命的力量。

　　然而，当革命遇到传统的时候，对旧传统的存留问题就会引起无尽的争议。这一点可以从两个生活在法国大革命前后的人的思想和观点中给我们以启示，他们一个是非常革命的法国思想家卢梭(1712.6.28——1778.7.2)，另一个是非常传统的英国思想家柏克(1729-1797)。

　　在法国启蒙思想家中最民主最平民的当卢梭莫属。卢梭认为，“人生来就是自由的”⑥;“人与人之间本来都是平等的”⑦;他宣扬“天赋人权”思想和“社会契约论”，提出“人类本是同一上帝的女儿，由于这个圣神的、崇高的、真正的的宗教，人们也就认识到大家都是兄弟，而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社会是致死也不会解体的”⑧。卢梭批判当时的文明，为贫苦人申诉：“在城市里养活一百个可怜虫的奢侈品使得十万个穷人为之丧生”。他还对财产制度进行抨击，认为财产私有是一切不平等的起源;他还发展了人民主权的理论，主张释放卑贱者，把权力赋予整个人民，根据他的“社会契约”的思想，他为国家规定的职能是惩治对个人财产的滥用，以继承和累进税保持社会的平衡。卢梭这种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平等论点在18世纪是独步一时的，他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资产阶级本身而深入社会底层，号召下层广大劳动群众起来“造反”，将旧的传统和秩序砸地粉碎。然而这正是柏克所不能接受的。

　　柏克在他晚年的压卷大作《法国革命论》一书中以充满了激情而又酣畅淋漓的文笔，猛烈地攻击了法国大革命的原则。“他甚至把法国大革命看成是人类罪恶的渊薮，是骄傲、野心、贪婪和阴谋诡计集大成的表现”⑨。但是柏克并不反对革命，例如他就赞成英国和美国的革命，因为“柏克认为英、美的革命史以维护和发扬传统中美好的价值为目的的，而法国大革命则是以破坏传统为目的的”⑩，换言之，“柏克之谴责法国大革命，其实质在很大程度上无非就是谴责法国并没有按照英国的模式在进行。在柏克看来，英国的人民享有人身保护权、财产权、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这些英国最可宝贵的传统也应该成为世界上一切民族所应尊重的宝贵传统。但法国大革命却彻底摧毁了这些宝贵的传统”11。

　　柏克理所当然地不会喜欢卢梭。柏克的基本思想倾向是要最求秩序和自由二者的结合，或者说，是与秩序结合的自由或是与自由结合的秩序。他反对卢梭空洞的“天赋人权”论，认为“指导政治的理论应该是以现实生活为依据，而不是以空想的或哲理的概念为依据”12，一场他认为人的权利是人赋的，是历代人们智慧的结晶所赋予的，是由传统形成的。柏克也不相信所谓的“理性”，他坚持传统的德行，以为它才能最后解决一切，才是一切事物的最后依归。

　　柏克过分地推崇传统，使他的思想带有一种宗教虔诚的倾向，也使得他没能够充分认识到这样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即革命或暴力的出现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固然它表面上是如此，然而它却是种种历史趋势相激荡的结果所使然，当其达到了一个临界值的时候，也就引爆了。虽然如此，柏克关于传统的理论仍然给后人深刻的启示，那就是人类必须充分正视和保护自己的传统，因为传统也是人类世世代代文明的结晶。

　　三、大革命的结果——“自由、平等、博爱”新传统的创造?

　　1799年的雾月政变是法国大革命结束的一半标志“随着雾月政变，一直没能实现的最后的稳定最终来临”13。大革命的结果固然是摧毁了落后的封建结构，宣告了经济自由。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加速了它的进程，并在革命的基础上建立起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机器。

　　大革命摧毁了旧的传统，并在革命中和革命后创造者一种新的传统。所谓新传统，无非就是指“自由、平等、博爱”，这是法国大革命的口号和旗帜。的确，这一旗帜在大革命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了作用，它反映了第三等级反封建的愿望，对第三等级在精神上、思想上、理论上起了巨大的解法和号召作用，这一作用在下层贫苦民众中间非常明显，因为相对于资产阶级，他们所受的剥削和压迫更多也更重，口号和人民群众将大革命一步步推向高潮。然而，“革命的实践表明了这个口号的资产阶级双重性，即反封建主义的进步性和欺骗群众的虚伪性”。这一点在1789年的《人权宣言》内容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法国大革命虽然彻底的成功了，并且它也的确创造了一种“自由、平等、博爱”的新传统，遗憾的是这一传统只限于资产阶级本身，对于大革命过程中的主力军及对大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下层人民群众，新成立的政府并没有给予他们所期待和渴望的“天赋权力”和“自由、平等、博爱”新传统的光照。无疑，“1789年资产阶级提出权利平等的原则只是为了摧毁贵族的特权。对于人民，平等只是在法律面前和理论上的平等。不可能实现社会民主，政治民主也被抛弃。法律上的国民局限在纳税资产阶级的狭隘范围内”14。如此一来，对于广大的下层人民群众而言，大革命后留给他们最好的传统莫过于他们在大革命过程中形成的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

　　四、结语

　　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人类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就必须经历社会变革。然而，当人类走到社会变革前的那一步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人类的进步是不是一定要通过暴力的发方式?凡是在改良行得通的地方，是否应该考虑尽可能地优先采用和平方式而避免暴力的手段?作为人类，我们还应该懂得，“人类历代智慧结晶的文化传统是最值得我们珍重的。轻率地去抛弃传统，只能是使自己安于愚昧;而要彻底地砸烂传统，也许人类就只好退回到老祖宗的的原始社会里去了。传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政权;一个政权可以推翻，但是传统却一定要保存，并且保存好了才能继续发扬广大，这是人类进步的必要條件”15。传统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何等的重要，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的来源，也是一个民族之所以成为一个民族的根源和依归。

　　[注释]

　　①[法]阿尔贝·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第一章)[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②[法]阿尔贝·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引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③[法]阿尔贝·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引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④[法]阿尔贝·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第二章.制度危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⑤[法]阿尔贝·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第一章)[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⑥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6.

　　⑦卢梭.论人类社会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63.

　　⑧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169.

　　⑨[英]柏克.法国革命论[M].何兆武，许振洲，彭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⑩[英]柏克.法国革命论[M].何兆武，许振洲，彭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11[英]柏克.法国革命论[M].何兆武，许振洲，彭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