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球文化与汉唐古画器物中的马球图像

 　　梳理研究文献资料、图像和符号学及田野资料，运用逻辑分析、区系类型学分析等研究方法，通过对汉唐时期画像砖石、古画、铜镜、陶器、瓷器、金银器，甚至岩画及相关联的其他异域物质及其图像和符号等进行更为宽泛的研究。对具备国际视野下的马球发展路径中的主要节点分析、整理和研究，我们尤其对马球产生背景依据世界思维和多民族的观察，对孕育马球的条件和环境、族群和信仰、生存和民俗，甚至对族群迁徙、贸易、战争下的交合文化分析，试图提出大国际的历史理念下的马球的溯源及其背后的文化。

　　《长江论坛》以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宗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重点研究长江流域、武汉与中部的战略发展问题，密切关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经济前沿问题和社会热点问题，及时宣传国际国内的创造性成果。

　　当前不同专业领域对传统文化的挖掘、整理和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与其说体育是一种竞技技能的表现，不如说是数千年来不同宗教积习的民族在民俗积淀下的审美心理与情感表现，标识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和历程。在汉唐时期的移民、征服、交往与贸易，产生出文化的相互馈赠往往超出最初的设想 ①，而“当不同的文化相遇时，每种文化对其他文化形成的形象有可能成为套式。”② 因此，体育及其

　　学科是一种文化的学习，改变传统的、单一的、孤立的技能训练学习，寻求更为广泛的学科语境中的认知、创新与发展。追溯国际视野下对马球的认知路径、历史及其复杂文化变迁，其实是通过马球来梳理多民族语境下的几种可能性的溯源和发展，与欧陆亚北方游牧民族有着不可割舍的多层面关系，从宗教积习和生存环境及复杂迁徙、战争、贸易等因素下，探究极尽可能性的历史。

　　一、马球说及路径源

　　据《文明史》《史记》《资治通鉴》《经行记》《新唐书》等文献记载，马球在古代称谓“击鞠”“击球”“打球”“杖球”，是古代民族与马的交合中生发出的一种活动，源于古老的祭祀仪式或神圣的表现，表达了古人对太阳、祖先或是重要的时令节日、人生礼仪中的活动，后来转变为一种娱乐活动，甚

　　至运用在军事训练中，骑在马(或驴)上以球杖击球的一种形式，或者是一种竞技的活动。马球的“球”字在古汉语里写作“毬”，毬为毛发、织类材料，作马球内填充物。马球如拳头大小，直径为 5.5 至 8.5 厘米，与现代国际马球比赛规定尺寸一致。由木质和皮革制成，一种皮质球是在牛皮(或皮革)内填充毛发之类物并缝制成圆形，另一种是在木质球外缝包一层皮革，表面再涂以彩色颜色或图纹。球杖，文献中称“毬杆”“鞠杖”“月杖”“球拐”等，球杖一般使用藤条制成，也有木质和皮革材料;球杖分握柄、杆身和杆底，杆底击球，长数尺，底部稍弯，形成偃月形。

　　击鞠与蹴鞠有区别，通过文献记载，蹴鞠或许是现代足球的发源之一，蹴鞠在汉代呈现规范化繁盛发展，出现的时间较早，有可能对马球也有交合影响作用。在进一步发展中又呈多样化和花样化。蹴鞠分为表演性和技能竞技性比赛;多在室内举行;因操作容易，场地简单，在民间也较为流行，不仅男子蹴鞠，女子也蹴鞠，画像石上图像形态优美。还著有专门的文献，不仅在皇家官宦及民间广泛盛行，还对军事训练和兵技技巧素质提高有效。

　　梳理古今文献史料，马球的起源在学界大概有三种说法，一种观点认为马球起源于中原说，春秋战国时期或已出现，至汉唐发展时期，明清没落。它的发展有一个完整的系统，并与蹴鞠发生着关系;或是早时期的马球与汉唐马球有很大距离。第二种观点认为马球起源于波斯，并通过粟特等西域民族传入中国，或许是在欧陆近东地区发生过影响。持这一观点的一支为向达、罗香林及郝更生先生，他们的观点似乎受到更多《经行记》及个别民族习俗和历史典故中信息影响;另一支为一些专家学者也似乎围绕与“马”相关联的方面论证，但还缺乏背后更多文化支撑。第三种观点认为马球起源于突厥语类的民族，并通过突厥，乃至族属突厥语的蒙古游牧民族传入中原，马球也似乎与欧陆亚民族存在着复杂的关系。这一观点依据巴尔蒂斯坦、古印度的历史和文化史料进行研究，但还需要考量广泛区域族群及交合下的发展。正如葛嶷、齐东方先生著述，古代物质为我们呈现了一个跌宕起伏、精彩变幻的世界，器物的制造演变中每个充满趣味的细节，不仅凝聚着古人的智慧和情感，从中还可以看到与外来文化的交融，交流会使社会物质文化不断推陈出新，精神资源也不断丰富发展，给人类社会进步带来巨大的进步 ①。

　　探究马球的溯源和路径，一个重要的思维是不能割舍与马相关的宗教、习俗生活，而孤立探讨马球。一定程度上与马的立体文化有关系，有必要考察驯养马的民族及其相关联的方面，从中试着挖掘马球这一物质背后的文化。

　　今天广泛分布在欧亚草原上的岩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马的信息和分布，遗留了游牧民族史前生息的信息残片。岩画年代起始于青铜时代的某个时期，一直延续到近代，从内、外蒙古草原，到阿尔泰和天山区，一直延伸到哈萨克草原 ②，古人运用苍劲、粗野而率真线条表达了草原上最壮观的“马”的生命力和踪迹。在吉拉斯附近发现的纪元前的岩画中，《巴基斯坦北部地区的马球》一书中的 No.171 岩画照片中，有 3 个骑在马上的人，其中两个骑马者中间，地上有一圆球状物，骑手手中持杆

　　状物，达尼教授说这是马球存在的可能性较为早的图像。

　　古代的产马地往往和骑马民族的活动区域有关，《经行记笺注》记载“：中亚草原大部分为良好牧畜地带，天山上天马，大宛汗血马。”① 也就是说产马地分布在今天的蒙古高原、伊犁河谷、费尔干纳盆地、土库曼斯坦等区域。这些地方在历史上分别出现过著名的胡马(现代蒙古马)、乌孙马或天马(现代的伊犁马)、汗血马(大宛马)和安息马。此外，在东欧、阿拉伯、顿河和第聂伯河流域，以及中国的黄河流域等地，也有知名的产马地。如《新唐书》卷一一八《张廷珪传》中“：开元初……始遣使赍缯

　　锦至石国市犬马，廷珪(谏止之)。”所以今天吉尔吉斯马犹甚著名于世界。早在公元前 1000 年，在波斯开始有意识地养马，可能是从他们的北方邻人斯基泰人那里，通过贸易或战利品的方式而得到的 ②。斯基泰人的马虽属于矮种马类型，但与波斯马一样，都是优质的马匹。草原马和波斯马等欧亚大陆东部所出产的马，在得到改良以前，虽都属于身材较为矮小的马种，它们仍然比欧洲的马种显得高大。这些欧陆草原马与马球的溯源存在着关联，马球的传播和发展需要一个复杂的交合链接。

　　“丝绸之路”不是地理学或交通意义上的某条道路，而是欧亚大陆的一种区域经济环境和一种文化交流系统 ③，它的起始远远早于后来的“丝绸之路”。约在战国时期，阿尔泰山麓巴泽雷克游牧人墓地发现过产自中国内地的漆器、丝绸和铜镜 ④《;穆天子传》《山海经》等先秦文献记录了许多西域地理情况;东欧克里米亚半岛刻赤遗址发现了中国文物，包括汉代一种平纹暗花丝绸“绮”⑤;甚至广为流传的汉唐织物和壁画纹饰中的葡萄纹，这些都充分论证了先秦时期或之前中亚之间的链接，以及汉唐时期的超出我们认知的广阔范围的交流，因此丝绸之路被现代专家称谓是“一条起点，几条分布，多种传播”。而马和马球的传播是其中的一种特殊的物质。而在丝绸之路的发展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是中国人和希腊人，以及说波斯语和突厥语的民族 ⑥。一端，在中国促进东西文明交融的两位重要人物是张骞和甘英。张骞为中国开启了中亚(西域)这片土地，甘英为中国打开了东地中海、近东的的希腊和罗马文明。而另一端，公元前 4—前 3 世纪时粟特人开始向新疆迁居，那么粟特人在青铜时代或更早些时候就应该已经熟知这些连通中亚和新疆的道路了。与此同时，希腊也抵达了中亚的东北端，可能他们在当时已经从当地人那儿听闻了有关中国的消息 ⑦。何况，在这条远古的古道上，活跃着生命力极强的粟特人，他们口常甘言，左右逢源，不惜撇下父母、妻儿，靠着祖辈经验，支撑着天行有常，商海无序的艰辛跋涉。早在公元前 1000 年，就建立了中亚与中国的完整道路系统，毕竟马的驯养在三四千年前已经有充分的考古图证。

　　毋庸置疑，东西交流不仅仅依靠某一个点的交流，更是在社会中呈现相对大范围的交流。尤其汉唐作为一个对周边民族产生巨大影响并积极开拓疆域的国家，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人们接受外来文化的态度不断转变，突破国家、民族、地域的限制，放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陈腐观念 ⑧，以

　　宽容与开放的心态主动善意与各民族交往，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文化的整合和盛世辉煌的出现，也加速了东西方文明的共同的发展，马球在春秋时期的出现有了一种可能性的证据。这样也似乎打破了马球单一源于西方或东方之说，或是核心问题是探讨马球背后神秘的东西，哪些物质代表东西民族共有的适合马球的存在，或是最低限度内交合的文化。

　　二、马球的背景及文化

　　如果不了解一个民族所处的气候和环境、宗教信仰，而单一的研究马球，似乎缺乏一些本源支持。

　　夏的历史还不确凿，至少在商已经使用马作为驾乘(可能还有骑乘)，也用于祭祀。考古史料一直沿用到秦始皇陵兵马俑秦马体格小，形态似驴骡，属于蒙古马系统的河曲马 ①，运用马陪葬、殉葬不是鲜例。马球活动似乎与游牧民族的祭祀天(日)、祖有密切的关系，类同与史前洞窟岩画、维纳斯，以及中国史前陶器、玉器及其上的纹样图像，大都与图腾或信仰有关，终究是表达与古人息息相关的生存，而与文明时期的艺术却有质的区别。早在我国春秋时期，青年男女从附近各个村落和部落而来，他们比赛渡河、登山、赛马，或是采花，用斧子砍荆棘、砍槲树枝做薪束，正如《诗经》中“绸缪束薪，三星在天”，这些都发生在田野农事开始和农作物收获入仓的严肃的时期和传统的神圣场所河岸和丘陵等地，预示着地的物产和人的繁衍，亦如桑林野合。无独有偶，像布里亚特和达尔哈特人的野熊树舞、五月朔节乃至希腊戏剧，也都是源于人类群体对于生活需求和信仰的集体诉求活动，即所谓仪式，而仪式是从现实生活到作为对于现实生活的观照和激情的艺术的过渡阶段，并非直接源于生活 ②。

　　对马的图像和仪式理解大概也是如此，在康家石门子岩画中，混杂在生殖崇拜图像中的马图像的意义显然也与生殖有关。我们或许相信，马人的传说是图腾时代的反映，在后世的图像上，马人被刻画成人首马身的斯芬克斯形象装饰在希腊的神庙上，这种思想意识恰恰如马的广泛存在以下民族，是社会存在即生产和生活的反映。

　　早期的契丹社会宗教信仰主要是萨满教，契丹人有崇东拜日的习俗，《新五代史》卷七二《旧夷附

　　录》记载：契丹好鬼而贵日，每朔日，东向而拜日。“”《辽史·本纪》中多次提到契丹以牲畜、野生动物、禽类祭祀天地和拜日。在契丹人的观念中，天地是至高无上的，凡世间万事万物，无一不是天地所生、天地所赐。在日常习俗中，无论新君即位，还是葬礼、青年结合，都须得到天的认可，这种礼俗形成于遥辇时代的初期，并为辽代所继承，来祭祀契丹人心中的两座圣山。这两座圣山，一为木叶山，一为黑山。木叶山是契丹祖神的所居之山，黑山是契丹部民死后的魂归之地，祭祀山最为隆重，必杀青牛白马作祭品 ③。与此同时，在欧亚草原一个传统也开始形成——君主和贵族的葬礼上以及重大的祭仪，作为牺牲而献祭的马被大量宰杀。这些场景既血腥又神圣。无论是殷商时期，还是欧陆草原上贵族的殉马、杀马祭祀，源自上古时代，古人礼仪的目的和意义都是围绕着逝者和彼世生活而安排，

　　愈到近代，慢慢演变为与之相关的民俗或娱乐竞技活动。这样，马祭祀看似与马球无关，正如同陶俑、木俑与中国古代的殉葬，确是不可割舍的关系及成因。赵丰先生在《中国丝绸通史》中同样认为马在波斯被视为神灵，身上长翅，表示天，后指日神密特拉，与萨满教中的天马相似。然而突厥人遗留的史料更为明显，突厥“男女咸盛服饰，会于葬所，男有悦爱于女者，归即遣人聘问，其父母多不违也。”①女青年借机会选择配偶，也经过宴饮对歌互相沟通，《隋书》卷八四《突厥传》也记载“：男子女子樗蒲(赌博)，女子踏鞠(一种踢蹴鞠的活动)，饮马酪取醉，歌呼相对。”相似的礼仪发生在匈奴，匈奴每年的三次祭祀集会，敕勒在埋葬地的男女集会，突厥于葬所的男女结合以及娱乐活动，他们都会有类似的蹴鞠和马球类的仪式或活动 ②。所以穆罕默德·喀什噶里先生在《突厥语大辞典》里这样形容突厥人与马的亲密关系，说“马是突厥人的翅膀”。诚然，对古今中外一切游牧民族来说，马都是它们在大自然的好帮手、好伙伴，日渐生发出多样的娱乐活动便不难理解。《经行记》提到“末禄国(今苏联土库曼马里)有风俗，每岁以画缸相献，有打球节和秋千节”③。我们了解草原马的条件还适合专门的舞马活动，出土于何家村唐遗址的舞马衔杯银壶是有力的图像诠释。《唐会要》卷七十二也评述“：突厥马，技艺绝伦，筋骨合度，其能致远、田猎之用无比。”④ 即突厥马不但可供战斗、田猎，还特别适合作依

　　仗或表演舞技，这种舞马或被用于打波罗球(马球)。

　　这或许是研究马球中要关注的相关民族的立体生活，不是单一西方某个民族，而是指向几个甚至多个，然而东西方的交汇总是有趣味的。

　　三、汉唐古画和器物中的马球图像

　　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击鞠”较早时出现在公元 3 世纪曹植《名都篇》中，“走马长揪间，……连

　　翩击鞠壤，巧捷惟万端，……”。唐代诗人蔡孚的《打毬篇》对洛阳击鞠这样描绘：德阳宫北苑东“

　　头，云作高台月作楼，金锤玉蓥千金地，宝杖佩文七宝毬……其道能走马入长揪……笨星乱下花场

　　里……。”古人讲究事死如事生，再如汉墓葬图证，其一，出土河南登封少室阙画像石的《东汉马戏画

　　像石拓本》;其二，1975 年在江苏徐州睢宁巨山出土东汉古墓，“墓葬画像砖”实物共计 6 方，以浮雕图像完整地展现了东汉时期马球激烈竞技的场面。这些文献描述都生动地诠释了汉画像砖石上的马球图像。诚然，春秋时期，我国马事活动较多，马球有存在的可能性。汉代史籍《西京杂记》记载：成“

　　帝好蹴鞠，群臣以蹴鞠为劳体，非至尊所宜。帝曰‘：朕好之，可择似而不劳者奏之。’家君作弹棋以献，帝大悦。赐青羔裘、紫丝履、服以朝觐。”⑤ 沈括在《西京杂记》对这段史料解释：汉成帝好蹴鞠，以蹴“

　　鞠为劳，求相类而不劳者，遂为弹棋之戏。余观弹棋，绝不类蹴鞠，颇与‘击鞠’相近，疑是传写误耳。”⑥宋人黄朝美对这一记载又补充说：今人又以蹴鞠为击鞠，盖蹴、击一也。沈存中在(沈括字存中)乃“

　　以击毬为击木球子，故谓之蹴鞠异，反以为传写之误，非也。”① 另据唐张守节《史记正义》记载：按《蹙“

　　鞠》书的《域说篇》，即今之打毬也。”② 这疑惑是击球不同于脚踢，而为杖击，而作为其理论基础参考著作《蹴鞠》，直至明代，蹴鞠专门指踢球，这些都为马球在汉代或之前存在提供了史料碎片信息，有待进一步研究。

　　马球的存在有更为确凿的考古史料，1979 年在甘肃敦煌西北的马圈汉代烽隋遗址中出土了疑似马球的实物，直径为 5.5 厘米，内填丝绵，外用麻布绳和白绢搓成的绳捆扎而成 ③。无独有偶《，光明日报》2015 年 5 月 7 日刊载《2800 年前吐鲁番就流行马球》一文，指出在新疆吐鲁番鄯善洋海一号墓地出土了 1 件马球杆和 3 件类似马球的皮囊，吐鲁番学院陈新勇先生指出其规制形貌与敦煌出土马球基本一致，更多的专家也指向“马球”。史料记载我国古代西北地区在军事活动中有马球训练活动的习俗。这就不难理解早在先秦时期，属于兵家战争时期，骑兵的大量存在，后来的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至两汉骑兵训练有素，中原逐渐建起强大的骑兵部队。汉代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活动进入了一个综合国力强盛的大国时期，不仅吸引着异域人及其带来的百戏活动，人们的民事娱乐活动也繁盛起来，无论是贵族还是庶民中，较为盛行蹴鞠、七盘舞，还出现多样马上的球类活动及表演，也用在军事训练中，需要进一步寻找马球及支持其存在的图像和史料。但通过汉画像砖石图像分析，至少得出马球在汉代虽不具备在社会广泛流行的条件，但其它球类却异常丰富。马球或许分别属于中西民族的仪式或活动，疑惑是一种交合发展下更流行的竞技娱乐活动。

　　即便安史之乱后，透过李昭道的青绿山水画《明皇幸蜀图》及其背景研究，唐玄宗在逃亡期间，亦随身携带马球 ①。说到马球，程旭在《唐韵胡风》中记载了唐玄宗直到花甲高龄，还同羽林军在骊山华清宫球场上驱马争夺。玄宗之后，宫廷球风日益炽盛，唐穆宗李恒、唐敬宗李湛、唐宣宗李忱，还有唐僖宗李儇甚至因球而丧失性命。帝王热衷马球，皇帝国戚、朝廷显贵更是趋之若鹜。唐中宗的驸马杨慎交、唐德宗时的司徒兼中书令李晟、唐文宗的户部尚书王源中等都喜好打球，而且名动当时，他们分别在靖茶坊、永崇坊、太平坊各自的住宅区内自筑球场，占据长安十万之余的胡人也在居住地坊间打球。唐代不光男人热衷打球，女人们亦不甘落后，如传为李公麟作的人物画《明皇击球图》，描绘了在唐宫中，皇帝、贵妃和善打马球的仕女、侍卫，不拘上下礼仪，分队激烈打球，马球受到宫中男女

　　的喜爱，场面异常精彩。再如《旧唐书》记载：唐代宗时，剑南节度使郭英乂曾“‘聚女人骑驴击毬’，开创了驴鞠之风气。”《新唐书》也记载了“报历二年六月甲子，(敬宗)观驴鞠、角觝于三殿”②。不仅史料和古画中，陶塑、铜镜，甚至织锦、金银器等器物也同时描绘了马球的立体造影。1981 年 9 月，陕西临潼发掘了一唐墓，出土了四尊白陶彩绘击球女俑，她们骑在飞奔的马上，俯身前作击球状，栩栩如生。故宫博物院收藏着一枚铜镜“唐打马球铜镜”，铜镜为莲花造型，内环雕刻的是 4 个骑奔马打球的妇女，打球显然也是宫廷贵族女性和仕女的娱乐活动。唐代铜镜除了宝相花类别、串枝葡萄鸟兽蜂蝶镜，还有历史故事传说类中的骑士打球射猎，在郊外打球类的，以及骑士玩波罗球。尤其在何家村遗址所出土的鎏金八瓣杯和高足银杯上，器物本体造型是来自西亚、古希腊·罗马，器物外壁鎏金錾刻生动形象的狩猎纹样，想必有唐人所喜爱的缠枝花卉纹甚至郊外马球图纹，无论器物造型，也浸染着浓郁的拜占庭器物风格，后来唐人把这些图像移植在瓷器上，像唐三彩，体现了唐人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凸显繁盛大唐浓郁的外来文化交织下的器物与图像的绚烂。

《马球文化与汉唐古画器物中的马球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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