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者主观认同感与社会态度研究

 　　中等收入群体作为社会的 “ 稳定器”, 肩负着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平的重担。 利用 2014 年 CFPS 数据分析发现, 主观认同感越高的中等收入者对社会问题的态度更加积极, 更加认可政府工作。 个体结构性因素、社会环境因素以及家庭经济状况都会影响中等收入者主观认同感。 中等收入者主观认同感呈现向下偏移的态势。 究其原因, 中等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普遍较低, 大多位于中等收入标准下限。 相对于其他收入群体, 中等收入群体面临的工作、 人际交往和住房贷款压力较大, 所承担的社会保障负担和金融投资风险也较高。 因此, 提升中等收入者主观认同感的关键在于增收、 减负, 使其真正享受到中等收入者应有的待遇。

　　《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季刊)创刊于1990年，是由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主办的学术刊物。1999年更名)创刊以来，一直坚持紧密为统一战线服务，为社院教学科研服务的办刊方向，体现出社院作为“三个基地”(统一战线的人才培养基地、理论研究基地、方针政策宣传基地)的性质和四川统战工作的特色。

　　中等收入群体被称为社会的 “ 稳定器” 、 分配的 “ 晴雨表”, 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越大, 社会的稳定性和公平性越高, 社会矛盾和冲突发生的概率越小。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各界对中等收入者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 从政治上看, 中等收入群体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最大受益者, 他们拥护党和国家的方针、 政策; 从经济上看, 中等收入群体收入稳定, 购买力活跃, 对市场具有巨大的拉动作用; 从文化上看, 中等收入群体对文化教育的投入较为稳定,是先进文化的消费者和创造者。[1-2] 近年来, 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所上升,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主观上认同其收入地位。 很多个体虽然在收入标准上被划分为中等收入者, 但是其主观认同感普遍偏低。 以收入标准定义的中等收入者与主观认同的 “ 中层” 群体并不吻合, 甚至存在一定程度的背离现象。

　　2010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 “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 课题组的研究报告显示, 2006 年中国中产阶层的数量已达到总人口的 23% 左右。[3] 中国社会科学院 2011 年城市蓝皮书称,2009 年, 中国城市中等收入阶层规模已达 2. 3亿人, 占城市总人口的 37% 左右, 近四成的城市居民跻身中产行列。[4](P110-132) 然而, 这些数据受到国内很多民众质疑, 他们纷纷表示自己以及周围大多数人并不属于中产阶层, 社会上也一度出现 “被中产” 的言论。 一些研究表明, 中国半数以上的中等收入群体否认自己处于社会中层,中等收入者主观认同感存在向下偏移的倾向。[5-6]

　　缺乏安全感和满足感是导致中等收入者主观认同感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7] 主观评价与客观阶层不一致, 意味着社会分层并没有让社会成员信服和认可, 会给社会稳定埋下隐患。[8] 主观认同感越低的群体, 其社会公平感以及对政府的态度越消极。[3][9] 自我认同的中层更容易形成共同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偏好, 对维护社会稳定有着积极意义。[3] 中等收入者自我阶层归属感越低, 越容易产生对整个社会的不信任, 从而影响其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 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 那么, 中等收入者作为社会的 “ 稳定器”是否具备统一的社会态度呢?

　　为什么学术界根据客观分层标准划分的收入阶层与居民主观评价得到的收入阶层有如此大的差异? 中等收入者主观认同感是否出现了偏移?如果是, 中等收入者主观认同感发生了什么样的偏移? 影响其偏移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偏移?

　　一、 文献综述

　　关于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标准、 规模数量和发展趋势, 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学术界对中等收入者的定义和界定标准不一, 加之采用的

　　数据和分析方法不同, 从而导致测算出的中等收入者规模及其变化趋势就有一定差异。[10] 李实等和杨修娜等提出的中等收入者划分标准, 选取全世界 200 多个国家每年收入中位数的 66. 6% 至300%作为中国当年中等收入者划分标准的上下限。[5][10] 这种定义方式不仅可以综合绝对收入标准和相对收入标准的优点, 还可以进行国际比较。主观地位评价是指社会成员根据某项标准将自己归属于社会分层体系中的某一层。[11-12] 通常, 主观地位评价是通过询问被访者 “ 您认为自己属于社会哪个阶层” 而获得。[13-16] 也有学者通过构建阶梯图获取个体主观地位评价。[17-20] 主观地位评价包括个体对其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评价。[11] 选用被访者关于 “ 您的个人收入在本地属于” 的回答作为主观评价的衡量标准, 这里的主观评价是指主观经济地位评价。

　　中国居民主观地位评价与客观阶层之间确实存在偏差, 已经成为众多研究者的共识。[9][12][16]主观认同感偏移是指主观评价与客观阶层之间的差异。 主观评价高于客观阶层即为向上偏移, 主观评价与客观阶层一致即为一致认同, 主观评价低于客观阶层即为向下偏移。[11][16][21] 关于中等收入者主观认同感的系统性研究不太多, 在仅有的几篇文献中, 其关于中等收入者主观认同感偏移的结论亦存在争议。 一部分学者认为中等收入者的主观评价与其客观阶层较为一致。[11] 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中等收入群体主观认同感存在“ 向下偏移” 的态势。[5][12][22]

　　国内很多学者已对居民主观地位评价的影响因素进行过分析, 发现人力资本、 政治资本、 家庭经济状况、 社会问题认知以及心态都会影响居民主观评价。 人力资本中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的影响较为显著。[12][23] 党员身份、[3][12] 家庭收入和房产也会对居民主观评价产生影响。[12][16][23] 除此之外, 个人对社会问题的认知以及心态等因素也会影响到居民主观评价。[3][9][12] 主观认同偏移不一定来源于个体对客观地位差异的直接体验和认知, 文化传统、 心理因素、 思维方式都可能导致主观认同感偏移。[11] 人们选取不同的参照对象而产生的相对剥夺感也会影响其主观评价。[24]

　　目前, 有关主观认同感偏移的研究大多以居民的主观地位评价为因变量, 将居民的客观阶层地位和结构性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分析。 不同于以往大多数研究, 我们将以主观认同感偏差作为因变量,探讨个体结构性因素、 家庭经济状况以及社会环境对中等收入者主观认同感偏移的影响。

　　二、 主观认同感与社会态度

　　( 一) 主观认同感

　　将被访者关于 “ 您的个人收入在本地属于?” 的回答作为主观收入评价的衡量标准。 将自评分 1 和 2 定义为低收入, 3 定义为中等收入, 4 和 5 定义为高收入。 主观认同感分为三类: 向下偏移、 一致认同和向上偏移。 主观收入评价低于客观实际阶层即为向下偏移, 取值为-1; 主观收入评价与客观阶层一致即为一致认同, 取值为 0; 主观收入评价高于客观实际阶层即为向上偏移, 取值为 1。

　　如表 1 所示, 中国居民主观收入评价与客观阶层不一致。 近半数的中等收入者主观认同感存在偏差, 并且更倾向于向下偏移。 除此之外, 还对中等收入者主观认同感偏移的概率进行估算。

　　结果发现: 中等收入者主观认同感向下偏移的概率为 35. 96%, 一致认同的概率为 52. 60%, 向上偏移的概率为 11. 44%。 这可能是由于近年来中国贫富差距快速扩大, 城乡居民普遍存在被剥夺感, 很多个体虽然在客观收入标准上被划分为中等收入者, 但是主观收入评价却普遍偏低。

　　三、 数据与变量描述统计

　　( 一) 研究数据

　　选取 2014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进行分析。 该数据样本覆盖全国 25 个省/ 市/ 自治区, 可以视为全国代表性样本。 由于只有成人问卷中涉及个体主观收入评价与社会满意度的调查, 选择 16 岁及以上样本作为研究对象。 采用家庭人均收入定义中等收入者, 并选取全世界 200 多个国家收入中位数的 300%和 66. 6%作为中国当年中等收入者的上下限。[27] 中等收入群体样本量为 8960 个,低收入群体样本量为 31297 个, 高收入群体样本量为 440 个。

　　( 二) 相关变量说明

　　上文已经详细介绍了主观认同感和社会态度变量, 这里将对其他相关变量进行说明。

　　1. 个体结构性因素

　　(1) 政治资本。 政治资本指居民的党员身份, 是一个虚拟变量 ( 党员= 1) 。

　　(2) 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变量包括两方面:受教育程度和职业。 受教育程度分为 “ 小学及以下” “ 初中” “ 高中” “ 大专” 和 “ 大学及以上” 五类。 职业根据工作性质划分为 “ 党政机关” “ 事业单位” “ 国有企业” “ 私营个体” “ 外商投资” “ 个体家庭” “ 民办非企业组织” 及“ 其他” 八类。 对于没有工作的人群也将其纳入职业变量中, 变量值为 0。

　　(3) 身心健康状况。 身心健康状况包括身体健康状况和精神状态两个方面。 选取 2014 年CFPS 成人问卷中 “ 您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 的回答作为个体身体健康状况的代理变量。 1-5 分别表示不健康、 一般、 比较健康、 很健康和非常健康。 根据受访者关于精神状态调查的 6 个问题的回答进行加权得到受访者自评精神状态。[28] 评分越高, 说明受访者精神状态越好。

　　(4) 其他控制变量。 将性别 ( 男性 = 1) 、户籍 ( 城镇= 1) 、 年龄、 地区 ( 东、 中、 西部)和婚姻状况 ( 已婚 = 1) 作为控制变量。 性别、户籍、 地区和婚姻状况的参照组依次为女性、 农村、 东部和未婚。

　　四、 中等收入者主观认同感偏移的

　　影响因素分析

　　本节将结合已有文献研究, 从个体结构性因素、 家庭结构状况以及社会环境因素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考察这些因素如何影响中等收入者的主观认同感偏移。

　　( 二) 实证分析

　　运用 Stata13 版软件进行实证分析, 表 6 给出各变量边际效应值, 模型一为基准模型, 仅包含个体结构性变量; 模型二引入家庭经济状况和环境因素, 探究各变量变化对中等收入者主观认同感的影响。

　　由模型一 ( 基准模型) 可以看到:每个变量的边际效应值均有 3 个, 分别表示该变量变化对中等收入者主观认同感向下偏移、一致认同和向上偏移概率的影响。 相对于农村,城镇中等收入者主观认同感向下偏移的概率更高。 男性主观认同感高于女性, 更倾向于一致认同和向上偏移。 相对于年轻人和老年人, 中年人主观认同感向下偏移的概率更高。 已婚人士主观认同感向下偏移的概率低于未婚人士。

　　受教育程度越高, 其主观认同感向下偏移的概率越低, 更倾向于一致认同。 相对于无职业者, 在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 个体私营单位以及外商/ 港澳台商企业工作的中等收入者主观认同感向下认同的概率较低, 他们更倾向于认同自己中等收入者的身份。 党员主观认同感高于非党员, 更倾向于一致认同和向上偏移。 中等收入者的自评身心健康状况越好, 其主观认同感向下偏移的概率越低, 更倾向于一致认同和向上偏移。

　　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边际效应值分别为-0. 041、-0. 015 和 0. 056, 且主观认同感向下偏移和向上偏移分别在10%和1%的水平下显著。 即家庭人均年收入每增加 1 单位, 主观认同感向下偏移的概率减少 4. 1%, 向上偏移的概率增加 5. 6%。 这说明家庭人均收入越高, 中等收入者主观认同感向下偏移的概率越低, 更倾向于向上偏移。 因此, 提高中等收入者收入水平有利于增强其主观认同感。

　　家庭人均净资产越高, 中等收入者主观认同感向上偏移的概率越低。 我们进一步对分项资产进行分析后发现, 家庭人均净金融资产越高, 中等收入者主观认同感向下偏移的概率越低; 家庭人均净房产越高, 中等收入者主观认同感向下偏移的概率越高。[30] 这主要是由于房产往往伴随着房贷压力。 近年来, 贷款购房越来越普遍, 2013-2014 年新增首套住房的家庭中, 58. 7% 的家庭是通过向银行或者亲友借款购房。 虽然 2014 年未还清房贷的家庭仅为 17. 8%, 但房贷对个体及家庭消费习惯和生活理念的影响在短期内无法消除。 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人均净房产越高的中等收入者, 其主观认同感更倾向于向下偏移。

　　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的边际效应值分别为0. 033、 -0. 45 和 0. 012, 主观认同向下偏移和一致认同分别在 10%和 5% 的水平下显著。 即地区平均收入水平越高, 中等收入者主观认同感向下偏移的概率越大, 一致认同的概率越小。 这是由于地区收入水平越高, 中等收入者的收入相对剥夺感越强, 其主观认同感更倾向于向下偏移。

　　五、 主观认同偏差对社会认同的影响

　　中等收入者自我阶层归属感越低, 越容易产生对整个社会的不信任感, 从而影响其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 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

　　自我认同的中层更容易形成共同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偏好, 对维护社会稳定有着积极意义。[3] 那么,中等收入者作为社会的 “稳定器” 是否具备统一的社会态度? 主观认同感偏移是否会影响中等收入者的社会认同? 我们将在本节回答上述问题。

　　七、 政策建议

　　众所周知, 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越大, 社会的稳定性越强, 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也越高。 社会赋予中等收入者较多的责任和使命, 却忽视了这部分群体的真实感受和生活现状。 很多个体虽然在收入标准上被划分为中等收入者, 但是其主观认同感普遍偏低。 中等收入群体作为社会的中坚力量, 能极大地减轻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摩擦和利益碰撞, 有效防止社会两极分化, 使社会经济处于良性循环之中。[1-2] 研究发现, 客观收入阶层越高的群体对中国贫富差距和社会保障问题的认识越负向。 自评为中等收入者的群体, 对中国贫富差距和社会保障问题的态度更加乐观。 因此, 研究中等收入者主观认同感问题就显得格外有意义。

　　提升中等收入者主观认同感的关键在于增收、 减负, 使其真正享受到中等收入者应有的待遇。 可以从以下 6 个方面着手。 第一, 完善相关劳动法律法规, 明确加班工资的相关规定, 从国家立法层面规定加班费计算基数的构成。 加强法律监管和执行力度, 避免用人单位变相加班钻制度漏洞。 第二, 政府应该加快实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 养老保险采用全国统一的支付范式, 确保养老体系的公平公正, 真正做到多缴多得; 同时推进医疗和失业保险等其他社保改革。第三, 引导居民进行理性的人情交往, 推动人情来往回归常态, 普及新的社会交往理念, 摒弃盲目攀比的人情消费观念。 第四, 改善金融投资环境, 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 实行公平的市场准入和监管, 最大程度消除监管套利空间, 构建健康发展的金融市场。 第五, 建立长期住房保障计划, 采取廉租房、 公共租赁住房、 租赁补贴等多种方式解决中、 低收入群体住房问题。 第六, 政府还应当注意调节收入分配, 在收入再分配上发挥有效的作用, 通过税收和福利的调节缩小收入差距。

《中等收入者主观认同感与社会态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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