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重维度研判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

来源：职称驿站所属分类：社会学论文
发布时间：2019-08-24浏览：31次

　　摘要：党的十九大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提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大判断。从理论维度来看，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坚持以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为指导，体现了其理论指导的科学性;从历史维度来看，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汲取了党探索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经验教训，彰显了其历史发展的传承性;从现实维度来看，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反映了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状况，凸显了其现实的针对性。从“理论、历史、现实”三重维度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进行研判，有助于深入理解这一判断的科学性、合理性及其历史必然性。

　　关键词：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三重维度

　　DOI：10.15938/j.cnki.iper.2019.03.003

　　中图分类号： 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9)03-0009-05

决策探索(下半月)

　　《决策探索(下半月)》(半月刊)创刊于1985年，是由河南省人民政府研究室主办。主要栏目：本刊专稿、专家讲坛、践行十八大、和谐社会、热点透视、决策观察、领导科学、他山之石、财经纵横、社会发展、企业天地、科教园地。

　　准确认识和掌握我国不同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并据此确定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在诸多社会矛盾和矛盾全局中敏锐地抓住主要矛盾，自觉围绕主要矛盾部署党和国家全局工作，是我们党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分析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问题的一条成功经验。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握住历史的接力棒，在深入总结党探索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理论与中国发展实际相结合，在十九大上提出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大判断。从“理论、历史、现实”三重维度来研判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对于推进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继续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一、理论维度：坚持以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和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为指导，体现了其理论指导的科学性

　　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高度重视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科学理论都有着坚实而深厚的理论基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坚持以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和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为指导，蕴含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极具理论科学性。

　　1.坚持以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为指导

　　社会基本矛盾是在社会有机体的无数矛盾体系中起着本源的、总制动作用的矛盾，它决定着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和表现方式，准确认识我国不同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必须坚持以社会基本矛盾原理为理论指导。关于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马克思曾经作过非常经典的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變革”[2]，这实际上阐明了人类社会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明确了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列宁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认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是自然的历史过程。由于历史环境和时代条件的限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进行系统科学的论述，对这一问题作出系统论述的是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3]，认为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既有相适应又有相矛盾的一面，从根本上来说是属于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邓小平继承发展了毛泽东的这些思想，认为我国社会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他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理论，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强调必须通过改革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此后，以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对社会基本矛盾理论进行创新性阐述和整体性运用，他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过时”[4]，“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察，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才能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5]。可以说，正是在坚持和发展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基础上，党中央认识到了我国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深刻变化，提出了“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必须不断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调整生产关系”、“必须不断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完善上层建筑”等判断，进一步认识到社会生产和人民群众需要的变化，进而提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新判断。

　　2.坚持以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为指导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变化的精准把握，这一判断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为重要指导。如同对社会基本矛盾问题的理论探索一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没有形成系统的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作出系统科学阐述的是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提出了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概念，认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党的八大首次对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了科学阐释，认为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6]，实质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初步阐述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又进行了重新确认，明确指出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此后，一直到十九大之前，党始终坚持了这一科学判断，并结合党情国情世情的变化逐步深化了这一认识。这一系列论断蕴含了党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精髓，主要包括：社会主要矛盾本质上是“生产方”和“需要方”之间的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集中表现在生产方”、“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要矛盾决定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中心任务”等。　　习近平指出，“对复杂形势和繁重任务，首先要有全局观，对各种矛盾做到心中有数，同时又要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7]。他注重以社会主要矛盾为科学方法来审视社会生产和人民群众需要的变化，提出了诸如“社会生产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等重大论断。正是基于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坚持和继承，十九大提出了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新判断。这一判断仍然坚持从“生产方”和“需要方”来界定社会主要矛盾，强调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发展不充分不平衡，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依然离不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充分说明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坚持以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为指导的。

　　二、历史维度：汲取了党探索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经验教训，彰显了其历史发展的传承性

　　高度重视并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特点和优势。准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变化，必须深入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尤其需要认真借鉴党探索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宝贵经验。党的十九大正是在借鉴改革开放前后党探索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研判并分析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这一判断充分体现了党对总结历史经验的高度重视，彰显了其历史发展的传承性。

　　1.汲取了改革开放前党探索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经验教训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历史将如何认识和准确把握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问题提到了党的议事日程上来。1956年9月，八大对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总体上较为准确的判断，认为我国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应将工作重点转移到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道路上来，尽管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实质的表述存在一定的缺陷，但丝毫不能掩盖这一论断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毛泽东等领导人正是基于这一判断，明确指出了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尽快将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些判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短期内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正如《历史决议》所指出的那样，“一九五七年的经济工作，由于认真执行党的‘八大’的正确方针，是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8]。但是，中共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并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不久便改变了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从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至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经由八届三中全会、八大二次会议、八届十中全会等会议，党逐步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作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进行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等一系列运动，这严重干扰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进行，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由于党在文革时期长期奉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9]。

　　习近平多次强调要正确对待改革开放前的历史，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来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对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主义实践探索，“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10]，这就为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借鉴改革开放前党探索社会主要矛盾的经验教训提供了重要指导。党在改革开放前探索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经验主要有：准确界定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在一定时期内坚持这一科学判断是极端重要的，必须明确阶级斗争不再是主要矛盾、从“生产方”和“需要方”的角度来界定社会主要矛盾、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来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等。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要始终对国际国内社会的阶级形势保持清醒的认识，绝对不能重走过去的老路，再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这些宝贵的经验教训无疑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论断的重要依据。

　　2.汲取了改革开放以来党探索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经验教训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使得党和国家能够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重新认识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借鉴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社会主要矛盾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探索。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初步科学界定了社会主要矛盾，强调“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11]，这对当时推进拨乱反正工作的进行、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全面而准确的阐述，强调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通过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这不但从根本上开启了党全面准确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进程，也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十二大进一步將这一判断载入党章总纲中，十三大在此基础上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将其与社会主要矛盾相衔接。此后，一直到十九大之前，党始终没有改变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党进一步从理论上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并从实践上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向前发展，推进我国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转折，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项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

　　党在这一时期探索社会主要矛盾的实践留下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必须与时俱进的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在坚持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的同时，必须及时关注矛盾双方内涵及其关系的变化;必须结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和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来把握主要矛盾;必须适时调整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思路，推进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习近平指出，“要下大功夫总结与运用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12]，“必须认真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13]，正是在汲取这些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十九大最终作出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研判。　　三、现实维度：反映了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状况，凸显了其现实的针对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和需要及其关系的状况从总体上、根本上体现着整个时咨询服务展、社会发展的现状。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状况进行深入分析，最根本的就是要科学审视我国的社会生产状况和人民群众的需要状况。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是在对我国社会生产和人民群众需要的现状进行深入剖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论断，这一判断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状况，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

　　1.反映了我国社会生产“不再落后”的现状

　　党的八大以及十一届六中全会，均从不同方面分析了我国社会生产落后的现实状况，这主要是考虑到那时的社会生产能力确实比较低下，生产的物质文化等各类产品还较为匮乏。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总体而言，我国的社会生产不再落后。从社会生产的总量来看，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改变了过去短缺经济的现状。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2.7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货物进出口和服务贸易总额均居世界第二位，制造业增加值连续七年居世界第一，主要工农业产品如钢铁、煤炭、水泥、谷物、肉类等生产能力稳居世界第一，钢铁、煤炭、水泥等产品甚至出现了产能过剩的状况。从社会生产的质量和水平来看，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在社会生产中占有愈来愈大的比重，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中的运用更是取得了长足进步。高铁和轨道交通技术、船舶制造技术、移动支付技术均领先世界先进水平，天宫、蛟龙、天眼、大飞机等重大科技成果也相继问世。十九大对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研判，尤其是对于生产方的科学阐释，揭示了当今我国社会生产不再落后的现实状况。

　　2.反映了人民群众需要不仅仅局限于“物质文化”层面的现状

　　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各种需要，对人民群众需要状况的分析也就成为考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现状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显著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也得到较大提升。据统计，2017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8000美元，达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脱贫攻坚工作取得决定性的进展，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到4%以下，城乡居民收入增速超过经济增长速度，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也基本建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使得人民群众的需要不仅仅局限于“物质文化”层面，日益呈现出多层次、多样化的特点。人民群众需要的层次不断提升，由“数量型”向“质量型”、“低档型”向“高档型”转变，从劳有所得、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向劳有多得、学有优教、病有良医、老有善养、住有宜居提升;需要的范围也逐渐得到拓宽，从物质生活需要逐步拓展到对精神文化、生态环境、社会和谐、安全保障、政治清明等方面的需要。正如习近平指出，“广大人民的需求不仅数量上日益增长，而且需求层次和质量也不断升级和日趋个性化”。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判断，充分考虑了人民群众需要的突出变化，“美好生活需要”取代“物质文化需要”，进一步从需要层面揭示了当今我国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

　　3.揭示了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

　　虽然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但这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向往还存在较大差距。习近平在分析我国的供给状况时曾明确指出，我国供给的产品没有变，但质量、服务跟不上、有效供给能力不足，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判断则揭示了到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这也是制约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实现的最根本问题。从国际范围来看，当前我国发展整体水平与发展的人均值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不小的位次落差，生产力发展在总体上处于中等水平，人均GDP水平、科技教育水平、生态建设水平、国家治理水平等层面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从国内范围来看，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成为制约满足人民群众生活需要的主要因素，其他问题都是由这个问题造成或派生的。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为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差距大、收入分配差距显著、生态领域不平衡等。以区域发展水平为例，2017年人均GDP排在前八位的省份均位于东部地区，排在后八位的有七个属于中西部地区。发展不充分则主要表现在发展质量和效益不够高、社会创新能力依然不足、资源利用不够充分、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升等层面。

　　习近平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尤其关注我国现代化进程面临的发展问题，多次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14]，面对当前改革发展稳定遇到的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要有所作为、有所进步。正是基于对我国社会发展现状的审视，党才进一步认识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人民群眾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在十九大上提出了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判断。这一判断真实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状况，凸显了我国发展面临的诸多问题和挑战，极具现实针对性。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正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在深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前提下，在科学审视当今我国发展问题的过程中，敏锐地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变化，从而在党的十九大上提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大判断。从“三重维度”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进行研判，能够深刻体会到这一重大判断的理论科学性、历史传承性、现实针对性，这对于推进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继续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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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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