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北朝时期国家政策的变革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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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两晋南北朝时期，北魏、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先后代表的北朝，其承接着西晋、五胡十六国前后的政治、民族、社会、经济等错综复杂的环境。种种环境因素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量，由此造成的观念或形势影响着施政的基本政策。而北朝历代君主不同的性格特点也深刻影响着各项政策的制定。本文拟以此作为讨论的基准，探究从北魏道武帝登国元年(386)到北周静帝大定元年(581)期间，北朝国家政策的形成、发展及其差异与影响。

　　关键词：北朝;国家政策;内外环境

　　中图分类号：I(23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19)0l—0040—07 doi：10.19742“.cn ki.50—1164/C.190105

历史档案

　　《历史档案》是创刊于1981年的学术季刊，是国内第一家中央级档案与史学类刊物。刊物内容以公布明清档案为主，适当公布1949年以前其他历史时期档案，并刊载有关学术论文，集资料性、学术性于一身，兼及知识性。多年来，一直在档案界、史学界及广大文史爱好者中享有良好的声誉。

　　汉末乱世，三国分立，晋受魏禅，短暂统一。但仅仅不到半个世纪，内乱频生，北方少数民族趁机举兵，纷纷自立，史称五胡十六国。但诸胡国祚短促，未能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政权以统一中国华北地区，直至后起的鲜卑拓跋氏方得以完成。对于北魏拓跋氏政权以及后来延续其统治的东魏北齐政权和西魏北周政权，学界在政治制度方面的研究颇丰，主要集中在针对具体各项政策的研究以及考察北朝政治制度在承袭汉魏、接续隋唐这一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而鲜见对北朝时期三个阶段不同政策的比较研究。在因应政治环境、适应汉族文化、采取用人政策、承继制度等方面，北朝历代君主采取不同的国家政策，从而产生不同的结果，本文拟从这一视角进行研究。

　　一、北魏君主体制与汉化政策的建立与演变

　　鲜卑拓拔氏在五胡十六国时期，曾一度为前秦所吞并，淝水之战后，北方形势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拓跋硅甫复国之时，为因应部落统治的内部环境，维持南北二部大人分治其众的方式。而在执行君权上，则以汉式开府体例，强化部落领袖执行政策的效率。其后随着对外战争的胜利，国家疆域大幅扩增，跨越游牧、农耕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型态，遂使得改革国家体系与制度成为重要的大政方针。道武帝皇始元年(396)七月，始建天子旌旗;九月初建台省，置百官。天兴元年(398)六月议定国号，在胡汉两派官僚的激烈辩论之下，最终依五德论，采用土德，定国号为魏，史称北魏¨J32，说明其欲越过曹魏而上承炎汉之正统，政治志向由此可知旧J。

　　对道武帝以后的君主施政重点加以分析，可归结出下列因素：其一，明元帝是守成之主，在部酋势力对汉化的反对之下，废除尚书省制度，采取胡族大人治理国家的模式，使国家施政的型态，回归鲜卑旧俗[4]255。其二，太武帝时虽然恢复尚书制度，并起太学、定律令、辟贤良、诏考课等，但其最大的功业在“廓定四表，混一戎华” ㈣，国家政策仍以征伐为主，关于经国政策较少着墨，成效也有限。其三，文成帝继承帝位时，面对国力虚耗，国衅时艰，朝野不稳的局势，采取养威布德，怀辑中外的治国理念坦3。

　　其四，献文帝薄于时务，常有遗世之心 ”1。由此观之，四朝的君主各有其面临的环境与自身的理念，以致北魏的改革在这段时间并无大成，而有待孝文帝汉化国策之执行。

　　北魏自献文帝天安元年(466)起至太和十三年(489)止，文成文明冯太后在朝政上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据《魏书》记载，冯太后临朝称制后，以孝文帝的名义下了第一道改革的诏书，诏日：“自今已后，群官卿士下及吏民，各听上书，直言极谏，勿有所隐。诸有便宜，益治利民，可以正风俗者，有司以闻。朕将亲览，与三事大夫论其可否，裁而用之。”[1 J143这条诏书开启了北魏改革的先声，不仅鼓励群官卿士针对治民和风俗等问题提出上书，直言极谏，还下及吏民。

　　当然，本条诏书还无法看出孝文帝时期国家的整体改革思路与方向，而在孝文帝太和七年(483)禁绝同姓婚嫁的诏书中却可以察觉：“淳风行于上古，礼化用乎近叶。是以夏殷不嫌一族之婚，周世始绝同姓之娶。斯皆教随时设，治因事改者也。皇运初基，中原未混，拨乱经纶，日不暇给，古风遗朴，未遑厘改，后遂因循，迄兹莫变。朕属百年之期，当后仁之政，思易质旧，式昭惟新。自今悉禁绝之，有犯以不道论。”¨j153根据张金龙对本条诏书的研究，他认为北魏统治的特点是武功大兴、暴力政治。北魏建国到孝文帝时期已近一百年之久，冯太后对北魏政体总体的认识是“旧制因循，未遑厘改”，同时从夏商周三代婚姻制度的变化中领悟到“教随时设，治因事改”。故而，此诏的特点，是以儒家经典作为理论准则，总结历史发展变化的经验教训，对北魏前期政治及现实状况，有清醒深刻的认识。即是说，儒家思想、历史经验、现实状况三者的有机结合，成为孝文帝时期改革思想的基本要素，也可以说是北魏孝文帝时期的

　　孝文帝迁都洛阳的想法，与扩大国家统治领域必须扬弃草原文化，向文治体系发展有极大的关系。北魏迁移国都，以联络北边、注意北边屯戍、军务的方便性而言，晋阳、长安、邺城都较洛阳为佳，然而孝文帝坚决选择洛阳为国都，主要是变更祖制土德之旧，而期上承魏晋，实现其文治理想呻J。亦即在文化

　　上选择洛阳，以便全面性执行汉化，执行汉化政策的目的，是要革除草原部落旧制度，造就长治久安之文治体制，以保证北魏长远的发展。

　　然而过于剧烈的改革，其对后世的影响虽然极其深远，但在当时却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北魏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北方边疆军镇感到自身在深度汉化的北魏统治集团中已被边缘化，这种对利益分配的强烈不满引爆了六镇叛乱。在一轮轮的征战与倾轧之后，最终由出身于六镇军士的高欢和宇文泰脱颖而出，各自拥立北魏皇室，占据山东与关中，从此北魏东西分治，史称东魏、西魏，再后来高氏与宇文氏先后受禅，分别建立北齐、北周。

　　二、东魏北齐的鲜卑意识及其共享政策的建立与演变

　　北齐神武帝高欢，从神龟二年(519)有澄清天下之志开始，到永熙三年(534)立清河王世子元善见为孝静帝止，共计十六年。根据《北齐书》的记载，高欢势力的增长可分为六个阶段：一是初次投入北镇乱民阶段，二是归属尔朱荣阶段，三是担任晋州刺史阶段，四是率领六镇降众阶段，五是建义信都阶段，六是掌控洛阳政权阶段。高欢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势力各有增长。万绳楠认为六镇镇人是高欢起家的基础所在，在六镇军人中逐渐形成一个怀朔集团∽J296。谷川道雄认为高欢政权从只有几个人开始，逐渐发展成为涵盖北镇反民、汉人贵族等广大社会阶层的一大势力¨驯201。毛汉光依据正史列传制表分析尔朱氏集团的成分，说明高欢所领导的怀朔集团进一步扩张¨lJ阳。91。根据上述三位学者的论述，笔者认为，怀朔集团是以高欢为首，出身怀朔地区的人物为主体，其后结合六镇镇人之代郡人士所形成的领导集团与权力核心。

　　高欢以怀朔集团为主体，陆续接收六镇镇民，联合山东、河北大族，最后接收了北魏文武官吏，组成了东魏统治集团势力。在怀朔集团、汉人士族、北魏官僚这三种势力所建构的国家基础下，鲜卑与汉人之间的竞合，以及对北魏传统旧势力的掌控，都是高欢在掌握东魏政权时所必须注意和处理的人事问题。

　　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上，高欢的鲜卑意识更显现为笼络共享政策。北魏末期广阳王元深曾分析六镇的实际问题，他认为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除了社会地位下降、升迁无望以外，在吏治方面，边任益轻，镇将专事聚敛，政以贿立，令北镇军士愤怒，导致六镇之叛 430。东魏北齐政权的核心人物均出自六镇军将，政权甫立便已承袭了六镇的旧恶习。高欢在观念上延续了部落体制的习俗，并且也是为了稳定政权，维持代北鲜卑掠夺侵占之风，采取共享战争成果的笼络国策，以致于北齐官吏的贪残行为不绝于书，对东魏北齐的发展影响巨大。据《北齐书》史臣评断，高欢政权初立最大的错误是以战功诸将，出镇外藩，导致吏治大坏且无法根治，“此朝廷之大失”【15J637。这正是高欢笼络政策下的恶果，其影响国家的根基最甚之处，殆为继起者面临整饬内政、皇位继承等诸问题时，因国家形成胡汉二元化的社会意识与形态，导致内部胡汉势力的冲突，削弱整体国家力量，最终难逃败亡的命运。

　　三、西魏北周的协和与集权之国家政策

　　宇文泰奉迎与高欢决裂的北魏孝武帝，定都长安，是为西魏。根据吕春盛的研究，关右势力结构可略分为三种：其一是北镇势力，其二是关陇河南河东豪族势力，其三则是北魏旧势力。因其出身、结构不同，其特色与功能亦有显著的差异¨6]2扎50。概而言之，北镇势力的人物，主要出身于六镇地方豪族或部落酋帅，而以武川将领为主体，是宇文氏对抗东魏政权的主要军事核心。关陇河南河东的汉人豪族，是以宗族、部曲护卫本族的地方势力，或为乡兵将领，或为行台、丞相府幕僚，或为朝廷文官，此一区域性势力除了多出治国人才以外，也提供军事物资与兵员，成为西魏对抗东魏相当重要的后勤基础。北魏旧势力是指追随孝武帝入关的北魏宗室的护卫者，或为禁卫将领，或具有文才。永熙三年(534)，宇文泰毒杀孝武帝，彻底收编这股势力，完全掌握了西魏政权¨7I。

　　东、西魏分立之后，东魏国力远在西魏之上。面对强大的东魏，以拥戴魏帝为号召，结合北镇武川集团对东魏的复仇心理，以及关陇地方豪族保卫乡里的意识，同时收编北魏旧势力，共同对抗东魏，形成西魏政权最重要的国家共识。西魏结合三种势力的国家指导原则，不仅使西魏得以对抗东魏的侵攻，更使宇文泰易于整饬国家体制，推行贤才政策，建立周官、府兵制度，成为宇文氏创建北周以及最终击灭北齐的基础。

　　四、结语

　　本文主要针对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三个阶段，讨论历代帝王如何因应内外环境，制定国家政

　　策。北魏立国前有两个重要的基本政策：一是整饬内部环境的统治基础，二是增进外部环境协和共进的生存基础。鲜卑拓拔氏的势力在道武帝登国以后快速发展，设定整饬塞北诸部落势力，以作为往中原发

　　展的基础。定都邺城之后，开始依据魏晋之制，逐步改革国家体制，建立君主专制的组织体系。到孝文帝时期，在整体国家环境上，包含政治、社会、经济、风俗等体制，皆胡汉杂陈，此一现象业已严重影响北魏政权的基础。其执行汉化政策的目的，是要革除草原部落旧制度，造就长治久安之文治体制，以保障北魏国家长远的发展。

　　北魏末期六镇之乱，造成魏分东西。高欢以大鲜卑民族认同意识建构其统治模式，将国家的人力资源分为两类，鲜卑为掌控军政的主体，汉人则为鲜卑的奴隶，造成整体国家社会意识形态、文化、体制、人力资源的分裂，形成二元对立的社会型态。高欢的鲜卑贵种统治意识形态，形成东魏北齐的两个基本政

　　策：一是迁都邺城，二是笼络共享政策。这使得继起者在面临整饬内政、皇位继承等诸问题时，因国家胡汉二元化的社会意识与型态，导致内部胡汉势力冲突，从而严重削弱整体国家力量。

　　宇文泰起于关陇，以定都关右为国策构想，协调关右势力为国家指导原则。在这个国策基础上，使得宇文泰易于整饬国家体制，推行贤才政策，建立周官、府兵制度等模式。其后宇文护采取的军政集权，进一步强化宇文氏集团势力。北周武帝即位后，执行皇权一元化领导政策，使得北周事权统一，而易于推动国家事务。最终，宇文氏以北镇之武川镇豪族，因缘际会，掌控关中势力，建立周官王朝与府兵制度，调合胡汉歧见，奠定隋唐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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