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辩证实践方法

 　　摘 要 两点论和重点论是重要的矛盾分析方法，是唯物辩证法的重要内容。在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中，邓小平同志从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高度出发，抓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提出了许多有远见的战略构想：在改革的方式上，坚持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改革的主体上，坚持农民是改革的绝大多数;在改革的依靠力量上，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改革的领导力量上，重视选拔和培养中青年干部。这些构想统筹兼顾、层次分明，既照顾到了大局，又抓住了主要矛盾和重点，有利于集中精力解决主要矛盾，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同志高超的哲学思维和工作方法。

　　关键词 邓小平 改革开放 两点论 重点论

　　中图分类号：D610.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9.08.290

　　《祖国》半月刊，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海内外公开发行的大型时政财经综合类期刊。由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主管主办，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是全国性社团组织，由中央原副主席李德生担任主席。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第70个年头。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共产党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和中国人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推动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理论与实践经验，重温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的辩证思维和工作方法，把握其蕴含的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哲学方法，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的哲学方法

　　邓小平同志善于运用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哲学方法，这不仅是他个人的鲜明特征，也是中国共产党解决问题的重要“突破口”。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决反对和破除“一点论”和“均衡论”，善于抓主要矛盾，以此来推动其他次要问题的解决。马克思主义认为，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都处在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之中。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更是如此，越来越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改革开放是一项十分繁重的系统工程，在这个复杂的系统里面，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有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在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如果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矛盾，就必须找出居于主导地位的、起决定作用的矛盾，主要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著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抓住了主要矛盾，其他一切次要矛盾都会迎刃而解。而矛盾的主要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 毛主席有句名言：“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在革命战争年代，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我们必须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以时间换空间。今天，改革开放是全国一盘棋，我们既要从全局的高度考虑，又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

　　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 后来，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从党的十二大到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前，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一直沿用这个重大论断。为了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着力解决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的问题。经过40年的奋起直追，我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综合国力、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总体上实现小康，2020年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当然，社会主要矛盾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解决了旧的矛盾又会出现新的矛盾。这就要求我们真实反映人民群众的需求，准确认识和科学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一个很重要的判断依据就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间的矛盾。” 发展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经济增长转向高质量的发展，着力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必须统筹兼顾、综合平衡，不能顾此失彼、单打独斗。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第三次科技革命突飞猛进，我国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必须主动作为，抓住机遇。在改革开放初期，农、轻、重比例失调，各种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邓小平同志针对国内不同的具体情况，先照顾重点，逐步解决。由于不同地区的工业基础、产业结构和区位条件差异十分明显，改革首先要从局部开始，重点突破，然后推广到全国。从当时的实际出发，反对平均主义，政策上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当东南沿海地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人民要有大局意识和全局观念，反哺内地和革命老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随着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必须重点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突破利益固化的症结，消除阻碍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发展的伟大成果。

　　二、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中的两点论与重点论

　　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 我国改革开放事业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成功地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并没有改变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其他次要矛盾的存在，我国面临发展的任务依然艰巨繁重，需要更好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一突出问题。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 除非发生大规模的外敌入侵，迫使我们不得不中断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就是当前最大的政治”。 过去惨痛的历史教训启示我们，“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 其他一切工作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工作，排除任何干扰，毫无动摇地坚持。

　　从全国范围来看，必须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两点论是有重点的两点论，重点论是在把握两点论基础上的重点论。但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形而上的一点论和均衡论。过去我国农村搞的是平均主义，抹杀劳动群众的劳动付出和差别，严重挫伤劳动群众的积极性。平均主义发展的结果，最终只能导致共同贫穷、共同落后。很显然，实践证明，平均主义不符合我国的具体实际，违背了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也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因此，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为基础的农村改革首先在安徽、四川两地试点，农村的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 农村地区的改革成效很显著，但由于广大农村存在着落后的社会分工、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历史条件等因素的限制，农村地区的改革也很不平衡，部分地区人民群众脱贫奔小康的任务十分艰巨。党的十二届三中以后，改革的重点在城市逐步展开。农村改革的成功，不仅推动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打破了平均主义和“大锅饭”，而且也为探索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改革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

　　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制度“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 同时，我们也要根据国内的发展和国际的变化，正确处理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努力为我国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我国的改革是全方位、多领域、综合性和系统性的改革，改革涉及到各方的切身利益。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只手是不够的。“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 “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 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 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体现了邓小平同志站在全局发展的战略高度对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创造性运用，在实际工作当中不能把两点论搞成了均衡论，把重点论搞成了一点论。

　　三、邓小平改革开放实践中的两点论与重点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改革开放事业“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没有主次，不加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 邓小平同志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设计师，在他看来，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 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实践的总体设计中，改革的方式、改革的主体、改革的依靠力量和领导力量等方面都体现了既抓住了主要矛盾和战略重点，又相互协调，合理布局，统筹规划。

　　(一)在改革的方式上，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深圳、厦门等地是我国对外开放的试验田和吸引外资的重要窗口。邓小平同志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审时度势倡议在深圳、厦门等地创办经济特区，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除了已经创建的4个经济特区之外，邓小平同志认为，待条件具备和时机成熟时，可以推广特区的经验，结合实际情况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经济特区作为社会主義的一个新生事物，它的成功为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一个方案，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极为广阔的理论空间。此后，中央先后开放大连、天津等十四个沿海城市，继而设立海南省，并将整个海南岛划为经济特区。他还向中央提议开发开放上海浦东，以此带动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发展。对外开放的步伐逐步向内地移动，以东部沿海地区为领头羊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全面铺开。

　　1988年9月，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即“沿海地区要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 新中国成立以前，东南沿海集中了全国70%以上的工业基础。东部沿海无疑具有先天的区位优势和便捷的交通条件，历来是我国的传统经济重镇。先富起来的地区要“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 中央统筹安排财政预算和财政支出，逐步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带动中西部省份、边疆地区和革命老区的经济发展，从而使中国逐步摆脱贫困状态，实现全面小康社会。

　　(二)在改革的主体上，坚持农民是改革的绝大多数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唯物史观认为，历史是广大人民群众创造的，是群众的事业。广大人民群众是改革开放生动实践的主体，改革的伟大动力也是来自于人民群众。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决定了改革的重点在农村，改革的动力是来自于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秘密实行“大包干”。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广大农民群众率先投入到改革的历史潮流中，充分显示了农民具有无可替代的主体地位。农村的改革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带动了农民脱贫致富，也激发了农民以主人翁的精神参与改革的热情。邓小平同志曾多次指出：“改革是党和亿万群众共同的事业，改革的很多措施都是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改革之所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和积极参与，是因为我们制定的政策和措施来自于亿万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实践，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改革开放40年来的实践证明，坚持和尊重人民在改革中的主体地位，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广大的农民不是改革的旁观者，而是改革的推动者、参与者。农民占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推动和参与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认为，“我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农民没有积极性，国家就发展不起来。” 如果没有广大农民的参与，就不能充分体现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解放束缚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调动生产队和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必须充分把握农民占到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这个基本事实。邓小平同志强调：“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 “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 农民稳，则中国稳;农民富，则中国富。能否引导广大农民积极投身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直接关系到农村的稳定、关系到农村改革的成败和农业的基础地位是否稳固，关系到能否顺利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

　　(三)在改革的依靠力量上，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对外开放是我国发展的必由之路，但对外开放必须建立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改革开放必须立足于我国国内，依靠自己的力量，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道路。“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 中国重视和珍惜同各国间的合作，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关系，但坚决维护我国的核心利益，反对一切干涉我国内政的任何行为。“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中国人不能丧失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并不反对我们向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长处学习，但不能照搬照抄。我国的改革是包容性的改革，开放是全方位的开放，可以合理吸收、借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文明成果，开展技术合作，最大限度地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内外关系上我们摒弃了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实行“真正的不结盟”。邓小平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 我们坚持不同任何大国、任何国家集团结盟，不做任何外国的附庸，而是根据我国的核心利益和战略利益来判断。我们“摸着石头过河”，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对内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改革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

　　(四)在改革的领导力量上，重视选拔和培养中青年干部

　　选拔和培养中青年干部，“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问题。”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随着拨乱反正的进行，一大批蒙受冤屈的老干部陆续恢复工作，致使干部队伍庞大，青黄不接，缺乏生机和活力。实现新老干部正常交替，建立退休制度和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在邓小平同志看来，这是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人才和后备力量的一个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制度，“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干部选拔工作中的一些具体制度严重脱离了人民群众，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客观实际，迫切需要发现、提拔一批优秀的中青年干部，逐步实现领导人员年轻化、专业化。

　　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老干部们现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帮助党组织正确地选择接班人。” 他在一些重要会议上多次动员和要求老同志们要解放思想，从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的大局着想，认真选好接班人，打破论资排辈的习惯势力和封建主义思想，支持年轻干部走上工作第一线。把选好年轻干部看作是对每个老干部党性的考验，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各级党委“解决干部年轻化这样一个大问题，我们老同志要开明，要带头。” 在中央委员会外，设想两个委员会，一个是恢复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另一个是成立新的顾问委员会，让老干部当好中青年干部的参谋和助手。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的标准，破格提拔一些年富力强、工作经验丰富的、群众认可的中青年干部充实到领导班子里，放到重要的领导岗位来锻炼，形成老中青搭配的年龄结构和梯级结构。

　　實践证明，“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 改革必然导致开放，也必然走向开放。我国改革开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现代意义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改革和发展都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发展。只有继续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扩大开放，才能进一步释放改革的“含金量”，实现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增强战略思维、底线思维、辩证思维和历史思维的能力，完善加强顶层设计，明确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打通改革的“最后一公里”，确保在2020年底关键领域、关键环节取得重要突破，为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突出问题提供比较成熟的制度保障。

　　注释：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0页，第323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页，第162页，第249页，第250页，第222页，第333页，第321页，第385页.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10页.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8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5页，第17页，第378页，第154页，第144页，第131页，第277-278页，第374页，第213页，第65页，第237页，第3页，第78页，第57页，第368页.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23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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