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地区财政支出对空间就业聚集的诱导效应研究

 　　摘要：扩展Diego-Elhorst and Silveira Neto模型，在部门决策、房产市场均衡、知识溢出、财政诱导下架构区位就业格局模型，并采用1998—2017年中部6省的年鉴数据，通过动态空间杜宾面板模型分解财政支出对空间就业聚集的诱导效應。结果表明：中部地区财政支出诱导空间就业聚集具有：第一，农林水务、交通运输、环境保护支出诱导了就近聚集与跨省聚集;第二，科技支出、教育支出诱导了层级聚集与回流聚集;第三，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文体传媒诱导了就近聚集与跨省聚集。对此，需要不同策略以诱导空间就业格局优化。

　　关键词：中部地区;财政支出;就业聚集;动态空间杜宾模型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9)03-0060-006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秉持“立足本院，面向全国财经理论界和实务界，主要刊登院内外学者和财经实践管理专家撰写的、选题代表学科发展前沿动态的、采用新的研究方法的、具有创新性的财经学术研究成果和财经管理实践经验提炼成果，突出学报的财经特色，促进国内外财经学术交流、活跃财经学术氛围、繁荣财经科学研究”的办刊宗旨。

　　劳动是财富之父，因此，不平衡不充分矛盾，首当其冲，即为区域经济不平衡，归根结底，则为区域就业格局失衡。对此，针对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响应的普遍现实，诱导劳动力就近聚集，以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充分发展，则是重大的理论与现实课题，事关14亿人的福祉。 自古典时期以来，转移动因一直是城乡劳动力格局理论研究的焦点。至今，可归结为恩格尔效应、鲍莫尔效应和资本吸纳效应，也就是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产品需求差异、工资水平差异和资本水平差异(赵德昭，2018)分别“拉动”、“推动”和“吸纳”着城乡劳动力转移。[1] 面对上述三大效应下的劳动力响应引发的区域经济失衡，我国学界正集中研究寻找足以影响劳动力流向的有效策略，以诱导劳动力就近聚集和跨省流动人员回流聚集，以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2]这方面，石奇和孔群喜(2012)提出了财政定向理念，以诱导劳动力就近聚集。其后，贾敬全和殷李松(2015)[3]则进一步指出：财政政策必须落实至区位层面，才能以最小化成本，精准实现最大化诱导效应。[4]对此，罗富政、罗能生(2016)强调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地方政府行为至关重要。

　　严成樑等(2016)[5]则构建了财政福利性支出、财政农业生产性支出、财政非农生产性支出在内的就业格局模型，实证发现财政政策对就业格局影响十分显著。为进一步增强财政政策的具体操作性，殷李松等(2018)[6]构建了多部门就业格局模型，并借鉴储德银和建克成的做法，研究了统计年鉴中的主要财政支出子项对就业聚集的影响。另外，不少学者如吉亚辉和曹希广、刘和东、李晓飞等则强调了知识溢出会影响区域劳动力聚集，进而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十分重要。 尽管现有文献强调了三大效应、财政诱导、知识溢出对就业格局的影响，然而，存在需要深入的方面：第一，需要构建包含三大效应、财政诱导、知识溢出在内的就业格局模型，以揭示财政诱导劳动力聚集的机理。第二，需要分解财政支出对就业聚集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以精准诱导劳动力就近聚集与回流聚集。

　　对此，本文扩展Diego-Elhorst and Silveira Neto模型，在部门决策、房产市场均衡、知识溢出、财政诱导下架构区位就业格局模型，揭示财政诱导劳动力聚集的机理，并以中部地区为例，实证分解财政支出对就业聚集的空间效应，并据以给出诱导劳动力就近聚集和回流聚集的针对性建议，这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理论模型

　　(一)厂商决策与工资水平

　　厂商雇佣劳动、私人资本，并利用知识生产最终产品，其中是竞争性生产要素，不能同时被多个厂商使用，由社会制度、科技进步等决定，是非竞争性生产要素，可同时被多个厂商使用。对于Diego et al提出的Diego-Elhorst and Silveira Neto模型，本文考虑到公共资本(用财政生产性支出衡量)，即道路桥梁、交通通讯、水利设施、灾害预警体系等，在生产中必不可少，且具有非竞争性特征，对此，本文将Diego et al提出的生产模型扩展为：

　　(二)家庭决策、住房需求与间接效应

　　家庭部门在工资水平制约下，选择消费Cit、住房Hit、生活便利Θit以实现最大化效用。设消费品价格标准化为1时，住房的相对价格为Phit，其效用弹性为α，则有如下决策模型：

　　(三)房产市场均衡与住房价格

　　住房供给取决于建筑面积M与楼层高度h，设单位土地价格为PM，参照Kurichev观点，设在面积M上建筑h层楼的成本为c0hδM，则房产企业利润函数π为：

　　(四)财政支出诱导空间就业聚集的机理

　　二、实证分析

　　(一)实证模型

　　通过系统求解、模型扩展、知识溢出内生化得到实证模型与空间溢出公式，分为四步。 第二步：模型扩展、知识溢出内生化

　　(二)变量选择、数据来源与估计方法

　　按现有文献成果以及前述模型构建中的扩展，选择变量指标。 就业聚集。考虑到劳动力是在全国层面上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聚集，所以就业聚集指标设定为A省非农产业就业人数占全国之比，除以A省农业就业人数占全国之比。 知识溢出、财政支出、经济发展生活便利。第一，知识溢出指标上，考虑溢出程度与溢出路径，程度方面引入人均GDP与城镇化率，路径方面引入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其中物质资本以单豪杰的1998数据为基础，结合各省固定资本形成额，采用永续盘存法测算;人力资本参照吴玉鸣做法，用每10万人中拥有大专以上学历人口衡量。第二，财政支出指标上，引入环境保护、科技支出、农林水务、交通运输、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文体传媒、教育支出，这样可确保政策操作的精准性。第三，经济发展生活便利方面，考虑工业发展、农业发展与出口程度。 研究区间、数据来源、权重矩阵与估计方法。研究区间与对象为1998—2017年中部6省，原始数据来自历年各省统计年鉴。权重矩阵为0-1矩阵，实证采用Matlab R2017a软件完成。

　　(三)模型识别检验与参数估计

　　为确保空间面板模型的稳定性与一致性，检验识别最合宜模型至关重要，需要综合运用LR检验、LM检验、Wald检验、Hausman检验以确定特定效应形式，是否存在空间自相关，有无必要引入空间杜宾模型，以及是否要扩展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检验结果见表2(略)。 结果显示：第一，LR空间固定效应、LR时间固定效应检验表明，空间效应和时间效应均为固定效应。第二，在空间-时间双向固定下，空间自相关性检验表明因变量、误差项均存在空间交互，需要考虑是否进一步引入空间杜宾模型SDPM。第三，空间杜宾模型检验表明，需要引入空间固定-时间固定的空间杜宾模型，且不能将其退化为空间滞后模型SLPM，或是退化为空间误差模型SEPM。第四，动态空间面板模型检验表明，将SDPM 扩展为DSDPM，能显著提高SDPM的对数似然值LogL，可由207.5046提高到242.5879(207.5046+70.1666/2)。由此四条可知，DSDPM为最合宜模型，其参数估计结果见表3(略)。

　　(四)财政支出对就业聚集的诱导效应分析

　　对表3(略)中参数按式(20)、(21)编写并运行程序，获得财政支出的诱导效应表4(略)。 表中效应数据为平均意义上的弹性影响，以区域经济失衡为背景，从财政政策诱导视角解读数据信息。应注意：第一，效应数据正负号含义。由于因变量为非农产业就业人数占全国之比/农业就业人数占全国之比，这样，直接效应中负号代表省内就近聚集，正号代表省内层级聚集(向县市聚集)，间接效应中负号代表省际回流聚集(跨省外出劳动力回流聚集)，正号代表劳动力跨省聚集，据此可知，负号代表积极响应，因为这有助于劳动力格局优化，能达成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预期效果，正号则不利于劳动力格局优化，会加快区域经济失衡。第二，效应数据大小(取绝对值)含义。数字越大意味财政支出政策诱导效果明显，即劳动力群体对财政支出的响应度深。第三，小概率数据大小含义。从财政支出政策的诱导视角，小概率数据可视为劳动力聚集对财政支出政策的响应敏感度，数字越小越敏感，数字越大越不敏感，可以按统计学中常设的检验水平，视0.1为敏感与否的临界值。 基于效应数据正负号含义、效应数据大小含义、小概率数据含义，从劳动力聚集对财政支出政策诱导响应的积极度、深度与敏感度三大维度，可知表4(略)中的响应特征明显，具体为： 第一，劳动力聚集对财政生产性支出诱导的短期響应。特征为：其一，响应积极。劳动力对农林水务、交通运输、环境保护、科技支出作出就近聚集与回流聚集的响应，有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其二，响应程度浅且不敏感。劳动力对农林水务、交通运输、环境保护、科技支出、教育支出的弹性系数较小，且小概率数据显示，除环境保护中的间接效应小概率，以及科技支出中的直接效应小概率小于0.1以外，其他财政生产性支出的小概率均大于0.1的临界水平，也就是说除非财政生产性支出持续增强，否则劳动力随时会出现层级聚集与跨省聚集。其三，教育支出则会引发层级聚集与跨省聚集。这是源于教育是培养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作为生产投入要素，具有竞争性(生产中的投入)与非竞争性(知识溢出的承担者)双重特征，其中，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前者占主导地位，所以引发层级聚集与跨省聚集。 第二，劳动力聚集对财政生产性支出诱导的长期响应。特征为理性凸显，表现有三：

　　其一，就财政在农林水务、交通运输、环境保护支出而言，有近半劳动力群体以追求家庭团聚为首要目标，另一半群体则以追求最大化收入为首要目标，由此引发省内就近聚集程度(直接效应符号为负的数字)，与跨省聚集程度(间接效应符号为正的数字)基本持平。其二，就财政科技支出与教育支出而言，由于从中获得能力提升的劳动力群体，能够将家庭团聚与追求最大化收入目标有效结合，所以其理性行为表现为省内层级聚集与省际回流聚集。其三，无论是追求家庭团聚为首要目标的群体，还是追求最大化收入为首要目标的群体，或者是能将二者兼顾的高知识群体，长期中对财政生产性支出诱导的响应都敏感(小概率低于临界水平)，且几乎没有差异(小概率值基本相等)。 第三，劳动力聚集对财政福利性支出诱导的短期响应。特征为：其一，对社会保障极度敏感，且表现为层级聚集与跨省聚集。这是源于“安全第一”的理性追求，以及社会保障水平从乡村至城市，从落后省份到发达省份，具有层级差异，所以响应敏感，且为省内层级聚集与跨省聚集。

　　其二，对文体传媒支出敏感，且表现为层级聚集与跨省聚集。这是源于劳动的替代品是闲暇，稳定易得的闲暇则是文体传媒，所以劳动力对此敏感。另外，由于文体传媒具有发达省份向落后省份，城市向乡村扩散特征，所以为层级聚集与跨省聚集。

　　其三，对医疗卫生支出不敏感，且为层级聚集与跨省聚集。这是源于，相比安全与娱乐而言，患病对于个体而言，在短期是或然事件，所以响应不敏感;另外，在财政医疗卫生支出上，从乡村至城市，从落后省份到发达省份，具有层级差异，所以劳动力选择省内层级聚集与跨省聚集。

　　第四，劳动力聚集对财政福利性支出诱导的长期响应。特征为：其一，劳动力群体普遍具有“安全第一、健康第二、娱乐第三”的响应行为。这是源于就长期而言，患病对于个体是必然事件，安全则是生产生活的基石，娱乐相比前二者，重要性为低，所以前二者的诱导效应明显较大，后者明显较小。其二，响应形式为近半群体选择省内就近聚集，近半群体选择跨省聚集，这是因为若以追求家庭团聚为首要目标，则就近聚集本身就是最安全、最健康、最具娱乐的生产生活方式;若期望通过最大化收入追求，达成大幅度提升家庭成员福利的远期目标，则跨省聚集为最优决策。其三，在三大财政福利性支出方面，劳动力响应程度非常敏感(小概率值低于0.05水平)，且差异不大(小概率值基本相等)。

　　三、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结论1：劳动力聚集对财政支出诱导响应的敏感度方面，短期中，劳动力对财政生产性支出不敏感，对财政福利性支出中社会保障、文体传媒敏感，对医疗卫生不敏感;长期中，劳动力对财政生产性支出与财政福利支出普遍敏感，且差异程度相近，均在0.03～0.04之间。

　　结论2：劳动力聚集对财政支出诱导响应的积极度方面，短期中农林水务、交通运输、科技支出能诱导劳动力就近聚集与回流聚集，教育支出、社会保障、文体传媒、医疗卫生支出则诱导劳动力层级聚集与跨省聚集;长期中，科技支出、教育支出会诱导劳动力层级聚集与回流聚集，其他财政支出子项则诱导劳动力就近聚集与跨省聚集。

　　结论3：劳动力聚集对财政支出诱导响应的效果深度方面，短期中，各项财政支出诱导劳动力聚集的效果有限，效应大小(绝对值)多在0.01～0.70间;长期中，诱导效应(绝对值)差异显著，效果大的为农林水务、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均在8.83～12.40之间，效果中等的为科技支出与交通运输，均在3.28-4.81之间，效果较小的为文体传媒、教育支出与环境保护，均在0.44～1.54之间。

　　(二)政策建议

　　1.财政支出偏向县乡经济策略。财政生产性支出诱导劳动力空间聚集的明显特征是：农村水务、交通运输与环境保护投入上，虽然长期中会诱发部分劳动力跨省聚集，但在短期中则能诱导劳动力就近聚集与回流聚集，在长期中也能诱导部分劳动力回流聚集，这意味着若是生产力持续提升，则劳动力空间聚集会做出积极响应，这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启示意义明顯。对此，财政生产性支出应采取偏向县乡经济的策略，重点是：第一，发挥财政在农村三次产业融合、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高标准农田建设、耕地地力提升、节水灌溉设施投入、农业防灾减灾等方面的引领作用，以诱导县乡生产力振兴。第二，财政要在县乡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交通运输补贴、交通运输税收减免等方面加大投入，以使县乡经济能对接省会与地市经济，使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第三，持续加大财政在林业防护、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重大工程修复、草原生态保护等方面投入，以建立生态循环的田园生产体系。

　　2.县乡科技创新财政支撑策略。考虑长期视角下，财政在科技与教育投入会诱发劳动力层级聚集与回流聚集，对此，从区域就业格局优化视角，中部地区财政在教育与科技支出方面，应重点做到：第一，支持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大力提升农机装备水平，这是源于长期中，劳动力会出现层级聚集，对此，要以机械装备作为劳动力替代投入，以稳定农业生产。第二，通过财政转移支付，不断增强财政对县域从业人员的诱导激励，这可使劳动层级聚集过程中，主要向县城聚集，而不是向地市或省会聚集，这样有助于县乡经济稳定发展。第三，加大财政在科技创新与研发投入的同时，重点构建省市-县乡双向科技创新互动平台，这是因为：只有省市科技创新主要面向县乡经济发展需要展开，才能全面释放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县乡经济活力，既减轻省会城市房价压力，又能使省市经济与县乡经济互动发展，同时在转化为生产力时，能得到劳动力群体的积极响应，最大化地释放生产力。

　　3.财政偏向基层福利策略。财政福利性支出方面，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文体传媒短期会诱导劳动力层级聚集与跨省聚集，长期会诱导劳动力回流聚集与跨省聚集，这意味着已往的财政福利性支出明显是偏向省市，并且省份间也存在明显差异。对此，为促进劳动力空间聚集格局优化，应采取财政偏向基层福利策略，主要做好：第一，推动养老社保、文化教育等公共资源向农村倾斜。第二，加大农村医疗硬件设施投入，注重医疗机构建设，注重医疗人员的培训。第三，按户籍人口而不是常住人口相匹配原则，在区域层面上配置高水平医疗人才，并通过财政补偿形式，缩小各地区医疗人才收入水平差距。第四，构建制衡式县乡公共监管平台(即A县负责B县公共监管平台，B县负责C县监管平台)，并加强考核，由此有效组织全社会力量围剿“领头羊”腐败，因为其往往会引发群体塌方式腐败，破坏地方政治经济生态，对基层福利危害巨大，直接影响广大劳动力群体对社会发展的满意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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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地区财政支出对空间就业聚集的诱导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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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 中部地区财政支出对空间就业聚集的诱导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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