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话剧《屈原》以诗为教的诗学观

　　摘要：郭沫若的《屈原》是一部以诗教为核心的话剧，《楚辞》里著名的诗篇在剧中多有体现。该剧通过塑造屈原、婵娟等一系列诗意形象，极力倡导纯真、素朴的诗风。它以楚文化为中心，以服务大众为目标，主张诗歌向老百姓学习，深深体现了尚俗的诗学观。同时，该剧对于诗歌的教化作用也作了充分肯定。

　　关键词：诗教;纯真;素朴;尚俗

　　中图分类号：J8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9)14-0141-04

　　《戏剧》(双月刊)创刊于1956年，邮发代号：2-454，是由中央戏剧学院主办的戏剧学术刊物。它所编辑出版的《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迄今为止已出版132期。

　　上世纪40年代，郭沫若的话剧《屈原》可谓轰动全国。它在弘扬屈原爱国精神的同时，更多地阐发了屈原诗歌及楚辞其他作品的思想内容，赋予其以新时代的现实意义。同时，从诗学的角度进一步对楚辞的诗歌教育意义予以了关注与重视。《屈原》的尚诗观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诗歌教化作用的重视

　　《屈原》虽是一部话剧，可是它的内容、故事情节与人物互动的关系，都是由《楚辞》的诗歌作品内容串联起来的。因此，也可以说《屈原》是一部用《楚辞》作品堆起来的诗剧。它不仅用其诗歌的内容来推动剧情，而且还借其来宣扬救国的道理和教化民众。《橘颂》通过对橘子“独立不倚”、“赋性坚贞”品格的赞颂，间接表达了屈原对宋玉能够拥有橘子一样品格的期许与厚望。然而，作为其得意门生的宋玉最终还是让他失望了。宋玉不仅没有读懂《橘颂》诗歌的真正含义，更没有《橘颂》中所赞颂的伯夷那样的人品。他不但不能向古代的伯夷看齐，拥有高洁的品格，反而最终倒向屈原的对立面——迫害屈原的南后等人，《橘颂》也被他轻易地转赠给了屈原的侍女婵娟，而她则把屈原的《橘颂》诗稿视为珍宝，哪怕是在生命攸关的时刻，她都把它带在身边。最后，她代屈原而死，《橘颂》诗稿成了她的殉葬品和追悼她的悼词。可以说，屈原在《橘颂》中所称颂的“橘子”精神贯穿全剧的始终，而这一诗魂，正是屈原与婵娟高尚品格与爱国精神的体现。那就是不愿流俗，光明磊落，大公无私，为捍卫正义不怕流血牺牲。在《屈原》中，作者着力塑造的屈原这一形象，是诗歌教化的推行者。他言传身教，用实际行动，为人们做了良好的榜样。比如，他创作《橘颂》，就趁机教育学生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面对南后等人的陷害，在性命攸关的紧要关头，他仍然不妥协，不向邪恶势力低头。哪怕是被众人误解、被自己心爱的学生背叛，他都不改其志。他用一支爱国的诗笔，勾画出了一幅联齐抗秦的宏伟蓝图，希望通过诗歌广泛传播，使爱国思想深入人心。

　　关于诗的教化作用，《毛诗序》中早有论述：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1]270

　　《屈原》一剧，所重视的正是诗歌的这种“正得失”“美教化、移风俗”的力量。我们知道，屈原的诗歌，大都是以忠君、爱国、忧民思想为主要内容的。该剧把它们引入剧情，并有意削弱其忠君的成分，进一步突出其爱国的主题，意在呼吁国民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上世纪40年代初的中国，与屈原时代的楚国一样，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因此，急需激起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奋起抗战，御敌保国。而屈原的“联齐抗秦”主张，正好迎合了当时的形势。他所倡导的爱国诗风，进一步激发了国民的爱国热情，鼓舞了广大爱国青年的斗志。因此，话剧借屈原之口向广大民众呼吁：

　　在这战乱的年代，一个人的气节很要紧。……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也正是大波大澜的时代，所以我特别把伯夷提了出来，希望你，也希望我自己，拿来做榜样。[2]11

　　伯夷义不食周粟的故事我们都知道，它主要称颂的是伯夷的气节。屈原的《橘颂》主要称颂的也是伯夷这种不与敌人为伍的气节。伯夷作为孤竹国国君的继承候选人之一，放弃妥协周朝，选择了宁肯饿死首阳山，也不与周朝统治者合作的道路。该剧把这部分诗歌内容一再强调，就是为了激励国民坚持气节，不惧敌人的淫威，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可以说，《橘颂》的诗歌内容在剧中已经远远超出了它本身的意义，成为号召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御侮的口号。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并没有把爱国民众吓倒。作者借屈原之口，进一步歌颂了打破黑暗的正义力量。

　　你们宇宙中伟大的艺人们呀，尽量发挥你们的力量吧。发泄出无边无际的怒火把黑暗的宇宙，阴惨的宇宙，爆炸了吧!爆炸了吧![2]89

　　炸裂呀!我的身体!炸裂呀，宇宙!让那赤条条的火滚动起来，像这风一样，像那海一样，滚动起来，把一切的有形，一切的污秽，烧毁了吧，烧毁了吧!把这包含着一切罪恶的黑暗烧毁了吧![2]90

　　这毁灭一切黑暗的“怒火”，正是上世纪40年代的中国抵御外侮所需要的。而《屈原》的爱国精神与不屈不挠的斗志，正是人们所需要的精神食粮。它可以为人们点燃保家卫国的火炬，照亮人们前进的道路。可以说，这也正是作者创作《屈原》这部话剧，宣扬屈原爱国精神的目的所在。

　　二、极力倡导纯真、素朴的诗风

　　《屈原》借抒情主人公之口，提出了作诗贵纯真、贵素朴的观点与主张：“就拿作诗来讲吧，我们年纪大了，阅历一多了，诗便老了。在谋章布局上，在造句遣辞上，是堂皇了起来;但在着想的新鲜、纯粹、素朴上，便把少年时分的情趣失掉了。……所以我尽力地在想向你们年轻的人学，尽力地在想向那纯真、素朴的老百姓们学，我要尽力保持着我年轻时代的新鲜、纯粹、素朴。”[2]9抒情主人公的这一观点，是否符合屈原本人的观点和主张，还有待商榷，但它却适应时下的人民大众对于诗歌的需求。这是因为，诗人只有向老百姓学习，才能明白老百姓对于诗歌的精神需求。他们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是难以读懂那些古板拗口的所谓高雅的诗歌的。所以，要想让他们明白，就得用他们所熟悉的语言、熟悉的事物，来表达他们所想表达的心愿。只有这样，才能为老百姓所接受。

　　诗歌不仅在语言上要学习广大民众语言，而且在描写的内容方面，也需要求真、求实，具有真情实感，是诗歌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的关键所在。诗歌的真实包括诗歌内容的真实与诗歌情感的真实两部分。然而，要做到内容与情感的真实，就不能过分雕饰。正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保持诗歌所描写的事物的天然本色，不加任何雕饰，力求真实地反映出事物本来的美。这种美，不同于那种文采雕饰的美，它是简单的、朴素的。《屈原》所追求的，正是这样一种美。该剧认为，这种诗意美，纯粹来源于自然，来自于人们的生活。屈原主张“向老百姓们学”，正是要学习广大百姓的淳朴与率真，学习他们明辨是非。剧中所涉及的劳动者阶层，人大都是善良、爱国的。婵娟、河伯的扮演者、卫士甲、汉北人民等，都是屈原精神与爱国主张的支持者与拥护者，他们不仅爱憎分明，而且都拥有高度的爱国情怀和使命感。大家联合起来，才能形成一种强大的爱国力量。作为一位爱国者，作者深知对国民的精神教化尤为重要。因而，他才借屈原之口着重强调向老百姓学习，其目的就是和老百姓打成一片，统一成一条爱国战线。

　　正所谓好诗来自于民间，中国文学史与诗歌发展史上那些有重要影响的诗作，大多与广大民众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汉乐府中反映老百姓生活的诗篇、唐代白居易等人的新乐府诗等，都是反映广大劳动民众生活的杰作。故而，《屈原》主张诗歌创作向老百姓学习，也是对传统的诗歌学习经验的继承与发扬。向老百姓学习，不仅是诗歌创作的需要，也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克服自身弱点的需要。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屈原》中所塑造的一些知识分子形象就可以感觉到。知识分子自身有着各种各样的弱点，比如身为朝廷高官的靳尚，是一个卖国求荣的典型人物;身为官二代的公子子兰，在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激烈冲突的紧要关头，最终倒向了祸国殃民者阵营。这一切都表明：知识分子有软弱性，一些人在大是大非面前常因顾忌个人的利害得失，而丧失了本应坚持的人格和原则。往往不如老百姓果断干脆，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做起事来义无反顾。因此，对知识分子进行向老百姓学习的教育是必要的。而向老百姓学习，有必要与老百姓进行生活与文化方面的交流。而诗歌，是生活与文化交流中喜闻乐见的一种形式，也是诗人作品是否被老百姓认可的依据。也就是说，诗人的作品，要经过老百姓的检验。老百姓认可的诗，才能称得上好诗。所以，诗人须向老百姓学习，才能够了解他们的纯朴与率真，写出质朴与率真风格的诗来。

　　《屈原》之所以主张学习老百姓的纯真与素朴，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为了适应上世纪40年代初期社会现实与政治形势的需要。中国面临着亡国灭族的危险，而仅靠抗日骨干力量，是很难与日本侵略者相抗衡的。因此需要将更多的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共同抗击敌人。可以说，在当时，广大民众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当时保家卫国不可忽视的一股重要力量。《屈原》主张向老百姓学习，正是为了适应这种形势，更好地向老百姓宣传爱国思想。

　　此外，《屈原》还主张向年轻人学习。作者认为，年轻人阅历简单，思想单纯，保持了青少年特有的本真，这是阅历深、年岁长的人所不具备的。正因为如此，年岁长、阅历深的人写出诗歌作品就少了少年的本真。作者向年轻人学习，正是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早在明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李贽就曾经提出过“童心说”①，对儿童特有的童心与真心予以了高度称赞，并对于“古之圣人”因读书而障碍童心与真心予以了批判。《屈原》秉承了这一思想，该剧认为如果没有坚定的思想信念与精神信仰，读书多了未必是一件好事。宋玉最终对屈原的背叛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他有超人的才华，他曾经是屈原的骄傲，最终却背叛了自己的恩师。这说明：知识分子一旦失掉本心，是多么的可怕!古往今來，那些祸国殃民或意志不坚者，往往与失去本心有着密切的关系。像南宋的奸相秦桧，其才华可为一代楷模，其结果却葬送了南宋的大好河山;明末清初的文坛领袖钱谦益与著名诗人吴伟业等，也因最后未能坚持气节而倍受当时与后人的诟病。所以，对于读书人来说，读书固然重要，保持本心与坚持气节更为重要。否则极有可能在国家存亡的紧要关头丧失气节，沦为国家和人民的罪人。

　　总之，《屈原》提倡坚持民族气节、保持一个诗人应有的本真，并把这种气节与本真用于指导诗歌创作，其影响是深远的。它不仅有助于当时激起人们的爱国斗志，而且为今后的诗歌创作指明了正确的道路。

　　三、尚俗的观点与主张

　　《屈原》展现了楚辞的地方与文化特色，比如楚地的招魂习俗、祭祀、舞蹈等，都是楚国文化习俗特有的，它展现了楚文化中俗的一面。这种俗，来自于普通老百姓。《屈原》主张学习俗文化，学习诗歌中俗的一面。只有这样，才能和广大民众结成一片，使广大民众乐于接受诗歌的艺术魅力与感染力量。由于文化水平与民俗习惯的限制，普通老百姓是难以接受那些晦涩难懂的“雅文化”的。因此，化雅为俗，是该剧活用楚辞内容的一个主要方法。诚如抒情主人公屈原所说：

　　有许多人说我的诗太俗，太放肆了，失掉了“雅颂”的正声，我是一点也不介意的。……那种“雅颂”之音，古古板板的，让老百姓和小孩子听来，就好像在听天书。那不是把人性都失掉干净了吗?[2]9

　　打破“雅颂”之音，将那些古古板板的晦涩难懂的语言变成新鲜活泼、老百姓和小孩子都能够接受的语言，才能使广大民众对诗歌乐于接受。关于这一点，从《屈原》对楚辞作品的引用中可以看得出。比如剧中所引的《礼魂》，《楚辞·九歌》中的原文如下：

　　成礼兮会鼓，

　　传芭兮代舞，

　　姱女倡兮容与，

　　春兰兮秋菊，

　　长无绝兮终古。[3]72

　　如果我们在剧中读到这一段，许多观众一定会如听天书一般，不知道它所表达的是什么意思。然而，作者将它翻译成了白话，效果就不同了。内容如下：

　　唱着歌，打着鼓，

　　手拿花枝齐跳舞。

　　我把手给你，你把花给我，

　　心爱的人儿，歌舞两婆娑。

　　春天有兰花，秋天有菊花，

　　馨香百代，敬礼无涯。[2]31

　　经过这样一改，内容显得通俗、明白多了，老百姓也更容易接受。《屈原》的用意很明显，它引用诗歌的内容是给广大民众看的。因此，只有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被老百姓认可，才能发挥诗的教化功能和作用。所以，诗要俗，要大众化。在作者看来，诗歌不仅是文人雅士的案头读物，更应是广大民众乐于接受的表达方式。百姓乐于接受的，才是最好的。因此，作者在创作这部历史话剧时，将剧中所有与楚辞作品相关的内容，都改变了原来的语言形式，换用当下流行的通俗语言。这样，人们才不会为那些“古古板板”、晦涩难懂的语言所困惑，深深为屈原诗歌中所迸发出来的爱国激情所感召。

　　《屈原》不仅在体现诗歌的内容上体现了尚俗的倾向，而且还将楚辞中的诗歌作品排演成舞蹈。比如第二幕中关于楚舞的场面描写：

　　舞者第一人为东皇太一，男像，面色青，极猛恶，右手执长剑，左手持爵。第二人为云中君，女像，面色银灰，星眼，衣饰极华丽，左手执日，右手执月。第三人为湘君，女像，面白，眼极细，周身多以花草为饰，两手捧笙。第四为湘夫人，女像，面色绿，余与湘君相似，手执排箫。第五人为大司命，男像，面色黑，头有角，手执青铜镜。第六人为少司命，女像，面色粉红，手执扫帚，司情爱之神也。第七人为东君，太阳神，男像，面色赤，手执弓矢，青衣白裳。第八人为河伯，男像，面色黄，手执鱼。第九人为山鬼，女像，面色蓝，手执桂枝。第十人为国殇，男像，面色紫，手执干戈，身披甲。[2]27

　　以上舞者所扮演的十个形象，既是《楚辞》中所描写的诗歌形象，也是楚国文化信仰中所祭祀的神鬼形象。它主要反映了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诗歌是和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的。正所谓“文史哲不分，诗乐舞结合”，楚辞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诗经》体现民风的优良传统。

　　从文化精神为言，《楚辞》最重要的文化价值就是集中展现了以屈原为代表的、令古今中外的有识之士都为之动容的屈骚爱国精神。其九死不悔的执著精神、上下求索的探索精神、独立不迁的人格精神、众醉独醒的个体精神无不让后人为之感叹、为之景仰。历史上，每当民族危机时刻，无数的仁人志士无不以屈骚精神为动力来鞭策自己，以至于历代拟骚作品不断，形成文化史上罕见的拟骚群;从文学角度而言，《楚辞》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它开启了诗人独立创作的新纪元。[4]

　　话剧《屈原》的编演成功，进一步证明了诗歌与其他艺术的密切关系，以及它对于诗歌大众化的推广与普及作用。同时也说明：诗歌的雅诗俗用，往往会产生更为广泛与深远的影响。尤其是诗歌在劇中化雅为俗，成为剧作的题材，改文人士子的案头读物为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话本剧作。无论在诗歌的功能扩展方面，还是在诗歌的教化作用方面。不失为一次成功的再创作。

　　综上所述，《屈原》在宣扬屈原爱国精神的同时，从诗歌教化作用的角度对楚辞予以重视，进一步推动了当时的爱国激情与反对外敌侵略的高潮。同时，它对诗人保持本心与纯真、素朴诗风的强调，对于诗歌俗化的提倡，为上世纪40年代的诗坛吹进了一股新鲜的风气，并且引领了近现代新诗的潮流。

　　注 释：

　　①李贽《童心说》：“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失也?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参见张建业、张岱注：《焚书注》(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76页。

　　参考文献：

　　[1](汉)毛亨撰.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0.

　　[2]郭沫若.屈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3]林家骊译注.楚辞[M].北京：中华书局，2009.

　　[4]林家骊.楚辞·前言[M]//林家骊.楚辞.北京：中华书局，2009.

《论话剧《屈原》以诗为教的诗学观》

本文由职称驿站首发，您身边的高端学术顾问

文章名称： 论话剧《屈原》以诗为教的诗学观

文章地址： https://m.zhichengyz.com/p-408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