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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职称驿站所属分类：哲学论文 发布时间：2020-01-14浏览：24次
摘 要：哲学作为人学，理应关注人类生存境遇。人类生存境遇面临两大突出问题：一是长期形成的物质化、劳动化、市场化主导的生存方式依然具有巨大的历史惯性，资本逻辑驱动的过度物化、过度劳动依然在加剧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对立;二是科技进步尤其是智能革命正加速把人从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解放或驱逐出来，闲暇时间在人类生命历程中大量增加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以人本逻辑为主导，建构精神化、休闲化的生存方式，迎接休闲时代的到来，以无愧于人类本性、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方式利用闲暇和自由成为日益重要和紧迫的课题，时代呼唤休闲哲学出场。
关键词：休闲;哲学思考;适度劳动;积极休闲
中图分类号：B0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9)11-0102-06
《世界哲学》拥有一个有分量的作者和译者群体，同时又拥有相当广泛的读者群。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今年它被国内权威的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列为CSSCI来源期刊，这对于该刊来说具有异乎寻常的意义。
人类的存在状态与活动方式大体包括两类：一类是强制性的对象化活动即谋生的劳动，另一类是自由的对象化活动即乐生的休闲。休闲是人在内心之爱主导下自主选择的目的在自身的活动。哲学作为人学，既要重视劳动之道，同时也要重视休闲之道。休闲哲学既要关注如何获得和增加闲暇时间，又要关注如何利用和填充闲暇时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随着人工智能在生产和服务领域的普及，资本和技术正在联手把人从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中解放出来，非劳动状态在人类生命历程中占据的比重将日益增加，休闲正在重新定义人类生命的意义和生存的前景。休闲对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对人类美好生活建设的重要价值日益凸显。
一、哲学与休闲的深刻渊源
休闲是人的存在的重要方式，是人的发展的重要空间。休闲与哲学有着内在的深刻的本质联系。休闲作为一个哲学问题可以追溯到哲学诞生的源头，它植根于人学本体论结构之中。
1.休闲天然是个哲学问题
第一，哲学反思的对象是人自己的生命活动。“反思”是哲学思维方式的根本特征，“认识你自己”是哲学的根本使命。或者说，正是因为哲学的根本使命是认识人自己，才规定着哲学思维方式是反思。古往今来的一切哲学，都是关于人的理论，所不同的只是致思路径差异形成的理论形态的差异。哲学反思的对象说到底是人自己的生命活动。人的生命活动，大体上可以区分为：满足与动物需要相重合的那些需要(此类需要属“天理”之需或“自然之需”)的活动、满足超越于动物之上的需要(“人欲”之需)的活动、作为手段的谋生的劳动活动和作为目的的乐生的休闲活动。亚里士多德认为，劳动是目的在自身之外的活动，休闲是目的在自身的活动。劳动只能交给“工具性动物”——奴隶去做，自由人则必须享有闲暇去做自由的事情——理性沉思。休闲是全部人生的唯一本原，是幸福的重要构成要素。休闲如此重要，当然应该纳入哲学研究的视野。
第二，从发生学上说，闲暇是哲学之母。闲暇、自由、惊奇，本质上是一回事，都是建立在冗余基础上的人的存在状态和活动方式。闲暇之所以是哲学之母，一是因为闲暇是哲学诞生的条件，人有了闲暇才有时间和心态对超越性问题进行思考。这里说的条件包括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客观条件是自由时间，主观条件是自由的心态。如果人不能从不得不做的事情中摆脱出来获得闲暇，如果一个人每天不得不为一日三餐而奔波忙碌，他就无暇思考形而上的哲学问题，无暇思考生命的意义。哲学是人的一种超越性的即超越于基本生存必需的精神性活动。这种超越以一定的闲暇和自由为基础，没有闲暇，就没有自由和惊奇，就没有哲学。二是因为闲暇为哲学的诞生提供了内在动力。如果说闲暇作为时间和心态是哲学诞生的条件，那么闲暇中人对哲学的需要则是哲学诞生的内在动力。这源于闲暇中人对意义的内在需求。与谋生的劳动相比，闲暇更需要哲学。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谋生劳动需要借助工具理性，建构生命意义的乐生休闲则需要借助价值理性。因为人在劳动的生存状态里，外在的目标(物质生活资料)为人提供了活动的目的，这些当下的物质性的功利目标遮蔽了人对超越性的意义的需要。也就是说，在匮乏或者匮乏感所主导的劳动生存状态和时间里，物质功利性的目标暂时占据、填充、遮蔽或替代了人对超越性意义的追求，人在这种状态里不容易感觉到意义匮乏;而在物质匮乏或者匮乏感消失或退隐的闲暇状态里，人们不再具有具体的固定的物质功利性目标，于是意义匮乏的问题便凸显了。人是栖息于大地同时又仰望星空的生命存在。人的肚皮一旦填饱了，人的心灵就开始仰望星空——寻找意义以安顿心灵。意义从哪里来?靠什么去建构?一是宗教，二是哲学。宗教在生活世界之外赋予生活世界以意义，哲学则是在生活世界之中靠人自身去建构意义。狄尔泰说，哲学就是在人类生活范围内探索生命意义的智慧。黑格尔强调“哲学本身正是人的精神的故乡”①。
2.哲学活动在本质上与休闲高度契合
哲学不仅是一门学问，更是一种活动，一种爱智慧的活动。哲学作为一种活动是爱主导下的精神活动。这和休闲的本质——“内心之爱”高度契合。从词源学的角度说，“philosophy”完整准确的译文应该是“爱智慧”，“Philo”的含义是爱，“sophy”的意思是智慧。“愛智慧”是一个动宾结构的词组，其中的核心是动词“爱”。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不同意别人称其为“智者”，说自己只是“爱智者”，可谓是“philosophy”真正内涵的诠释。汉语“哲学”的意思是深刻的道理或智慧，是个名词。汉语对“philosophy”的翻译只译出了“智慧”而忽略了“philosophy”中最深刻的内涵——爱，忽略了动宾词组中的动词。这是一个重大疏漏。因为抽离了“爱”这个动作，也就抽离了哲学的灵魂。哲学不是或者至少不仅仅是智慧，而是或者至少更重要的是爱智慧的活动。
爱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任何活动一旦由爱主导，就与自由自觉内在相关，就成了在内心之爱吸引下的活动，而不是外在因素强制下的活动。哲学不仅是智慧这个“东西”，而且是爱智慧的“活动”，是在自由闲暇时间里在内心之爱吸引下的理性思辨和沉思活动。显然，这种活动本质上与休闲内在犀通。亚里士多德曾明确强调，哲学沉思就是自由人的休闲活动。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人摆脱不得不做的事情获得闲暇后，就要用沉思去度过闲暇。他最推崇的休闲活动就是理性沉思。用奴隶的劳动让自由人得闲，自由人用沉思的方式去消闲，是亚里士多德休闲思想的重要内容。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哲学沉思活动就是以爱智慧为休闲内容和休闲方式的精神休闲活动。事实上，只有把哲学活动作为超越稻粱谋的非功利性活动，才能真正进入哲学的境界，从而才有可能“做”好哲学。相反，那种把哲学作为谋生手段的“哲学工作者”，有可能既伤害了哲学，也伤害了自己。
3.休闲研究是哲学回归生活世界的入口
回归生活世界，是当今哲学发展的总体趋势。哲学回归生活世界，不仅需要关注劳动，做好劳动这篇文章，同时还需要关注休闲，做好休闲这篇文章。休闲是哲学回归生活世界的重要入口。长期以来，人们片面地过度地关注功利性的劳动世界，忽略了非功利性的休闲世界。生活世界中手段的一面被过度强化，目的的一面被遮蔽和遗忘了。对手段和工具理性的过度推崇堵塞了哲学回归生活世界之路。休闲哲学就是要打通这条回归之路。休闲之所以是哲学回归生活世界的入口，有两点原因。
第一，休闲植根于人的类本质，回到休闲，就意味着回到了人的类本质。仅仅停留在劳动层面还没有回到人的类本质，因为劳动只有当其成为人第一需要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才是人的类本质，而此时的劳动已经休闲化了。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当人处于自由自觉的状态和从事自由自觉的活动时，人就实现和占有了自己的本质，人的存在和本质实现了内在的统一，人才成为人。当劳动处于异化状态时，劳动就不是人的类本质，而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和丧失。在存在私有制和固化社会分工的历史条件下，劳动往往表现为人的类本质的失落，劳动状态的人往往成为工具、成为物，而自由只存在于物质生产劳动的彼岸。
第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生活资料的丰富，尤其是随着智能机器人的普及，人的冗余(余钱、余暇、余力)得以产生和增加，使得审美和休闲需要在人的需要结构中的比重大幅度增加。单向度的物质财富增加已经远远无法满足人日益提高的精神需要。超越单向度的物质功利向审美升华——把生活世界审美化，已经成为现代人的强烈诉求。休闲提供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路径和契机，提供了人成为人的路径与契机。
二、休闲哲学的研究对象
作为哲学的人学，是从哲学的视角研究人的学问。哲学研究人，就要研究人的活动。人的活动，概而言之，无外乎谋生的劳动和乐生的休闲。亚里士多德甚至认为，休闲是全部人生的唯一本原。休闲如此重要，理应纳入哲学研究的视野。
古往今来的休闲样式和休闲种类千姿百态、精彩纷呈。正是休闲活动的丰富多彩，造就了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生命活动的丰富多彩。具体的休闲活动和休闲现象是具体科学(如旅游学、游戏学、休闲社会学等)的研究对象。哲学研究休闲，则是要探究多种多样的休闲行为和休闲现象背后所蕴含的共同本质和普遍规律。休闲的共同本质和普遍规律可以称之为“道”，以“道”为研究对象是哲学这门学问的基本特征。休闲哲学是以休闲之道为研究对象的哲学。
休闲之道，包括“得闲”之道和“消闲”之道。得闲是摆脱强制活动获得闲暇，消闲是用自由活动填充闲暇。休，是停止、休止，即停止做不得不做的事情，从不得不做的状态中摆脱出来。闲，是休止劳动之后获得的闲暇时间和闲适状态。休止劳作之后，才能获得闲暇;而一旦获得闲暇，又需要消掉(消遣)闲暇。休止劳作获得闲暇后，如果无法做到以自己喜爱的活动填充和消遣闲暇，那么，闲暇将成为人难以承受之轻。此种情况下，人也难以休掉劳作，因为空虚无聊比劳动更加痛苦。人们宁可忍受劳作的身体之累，也无法忍受闲暇的心灵之空。所以休和闲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两面合体构成休闲。
得闲之道，关注的是把人从不得不做的事情中摆脱出来，获得休闲，增加闲暇。得闲之道本质上是一个解放的话题。得闲之道包括外在路径和内在路径。外在路径是发展生产力、增加物质财富供给的加法路径，内在路径是优化人的需要结构、减少物质欲望的减法路径。外在的得闲路径是“得物”，内在的得闲路径是“修心”。得闲之道必须内外兼备，缺一不可。
消闲之道，是如何度过闲暇、利用闲暇，本质上是一个如何利用自由、如何享受自由的话题。闲暇无法以真空状态存在。人们获得闲暇后，又必须消掉闲暇，即用自己喜欢的活动占有和填充闲暇。休止劳动、获得闲暇，只是获得了自由时间，而自由时间只是为人的自由选择提供了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要变成现实性，还必须通过人的自由选择和自由活动来实现。人必须在内心之爱吸引下选择自己喜欢的活动去消掉或填充闲暇，休闲才成为现实，自由才能实现。因此，得闲只是获得了自由(自由选择)的可能性，消闲才是自由的实现。大量事实证明，得闲不易，消闲更难。填充闲暇比获取闲暇更加重要，消闲需要更高级的智慧。孔子早在2000多年前就感叹“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
休闲之道是阴阳协调之道、物质与精神协调之道、审美与功利协调之道，因而也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和谐之道。归根结底，休闲之道是人的幸福之道。
哲学关注休闲，始于2000多年前的轴心时代。在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那里，休闲是对不得不做的事情的摆脱。休闲是目的，休闲之道是价值理性;劳动是手段，劳动之道是工具理性。休閑之道是生活目的和价值理性之道。从不得不做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获得闲暇和自由，是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克思贯穿于西方哲学的一条清晰的主线。亚里士多德把休闲置于至高无上的中心地位，马克思则把自由时间作为真正的财富，把自由人的联合体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至高无上的伟大目标。亚里士多德和马克思都把闲暇和自由与人的存在本体、与人的本质相关联，都深刻揭示了自由和休闲的人学本体论地位。
与亚里士多德处于同一时期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阴阳观念和中道思想也蕴含着深刻的休闲之道。作为儒道共同源头的《周易》强调“一阴一阳谓之道”。儒家的中庸之道和道家的自然之道(无为)都认为，要实现阴阳协调，必须做到不“过为”(“过犹不及”)、不“妄为”(“妄作，凶”)。不“过为”，就是不过度作为，就是把人的作为控制在外部自然和自身自然可以承受的限度之内，控制在社会关系承受的范围之内。为了约束“过为”，就要注重“休”。所以“休”成为中国人的一种很重要的智慧，这种智慧贯穿于社会、经济、政治乃至个体养生等各个方面。在经济领域，中国古人用“休”抑制人的“过为”(过度作为)和“妄为”(竭泽而渔、急功近利)，提出了休耕、休渔、休牧、休猎、休樵等思想。这些在农业社会十分重要的生存智慧和现代生态智慧也高度契合。在社会政治领域，重视休养生息甚至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方略，是后世史学家评价历代王朝成败得失的标准和开明帝王的重要标签。
然而，2000年前人类文明早期的生存智慧，却在之后的漫长历史时期被遗忘、被遮蔽。人类片面地、过度地重视阳忽视阴，重视劳动忽视休闲，重视功利忽视审美。生存智慧的迷失导致生活方式的失衡和人类文明的失衡，这种失衡是人类面临的一切危机最深刻的根源。日益严峻而紧迫的生存危机呼唤休闲哲学出场，呼唤哲学反思的目光再一次回到轴心时代，用轴心时代的伟大智慧，对现代人进行一场新的启蒙，重建阴阳协调、劳闲均衡的生存哲学，并以这种生存哲学为基础，建构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均衡和谐的文明形态。
三、人类生存境遇与休闲哲学的任务
哲学应关注人类生存境遇，直面人类生存问题。当下人类生存发展面临的许多问题，诸如生态危机、社会失谐、意义匮乏等，都与生活方式的过度物化和过度劳动相关。
1.人类生存境遇
资本逻辑驱动下的过度物化与过度劳动，使得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三重关系出现全面而深刻的危机。三种危机相互交织，相互强化，互为因果，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世界问题复合体”。
第一，人与人的关系的危机。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危机主要由对物质利益的争夺所引发。当今世界，尽管有民族、宗教、文化之间的差异以及由这些差异导致的纷争与冲突，但是这些纷争和冲突背后起决定作用的往往是物质利益的对立。物质利益关系成为主导性关系，人与人关系成为物与物的关系的附庸。过度物化、过度占有，过度竞争，孕育了人类这个生命物种的自毁机制。
第二，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自然生态系统是包括人类在内的多样性生命物种的摇篮。人类要生存，必然要进行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以获取必要的资源。但是，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载力是有限的，而生活方式的过度物化使得人类成为贪得无厌的饕餮，地球成为人类索取无度的资料库和垃圾场。过度占有和过度劳动使得人的活动超出了地球生态系统的承载力，威胁着全人类的可持续生存。
第三，人与自我关系的危机。片面的过度的物化会导致人的精神迷失和意义匮乏，意义匮乏的人试图用物质作为意义的替代品，这使得人对物质的占有犹如对毒品上瘾，吸食毒品获得短暂的满足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更大的空虚无聊和无意义感。意义匮乏导致的“吸毒人格”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常见病、多发病。
第四，三重危机与两大困境：过度劳动(不得闲)与异化休闲(闲不得)。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危机造成了人类的两大生存困境：一是不得闲——过度劳动;二是闲不得——异化休闲。过度劳动和异化休闲反过来又伤害外部自然和人自身，进而加剧三重危机。人的生存困境是人的活动造成的。过度劳动和异化休闲既是三重危机的集中表现和主要症状，也是三重危机的重要原因。一方面，过度劳动成为人们难以承受之重。人类之所以没有实现劳闲均衡，不是因为物质的绝对性匮乏，而是制度安排导致的相对匮乏，制度安排和文化价值观营造的相对匮乏和物欲的贪婪吞噬了科学技术释放出来的闲暇时间。财富分配的不均衡导致了劳动与休闲的不均衡，一部分富裕阶级为了在竞争中维持优势地位而无休止地追求物质的最大化，而另外一部分相对匮乏的阶层为了不被社会淘汰和边缘化而不停地追赶。这是一个没有终点和永不停歇的马拉松。另一方面，闲暇时间成为人们难以承受之轻。由于缺乏明智用闲的智慧，导致人们“闲不得”。一是人们久已习惯了在劳动中用外在的物质功利性目标和结果来建构、表征和体认生命的意义，缺乏在休闲中体认和建构生命意义的智慧。二是由于有些人缺乏以有利于个体幸福和社会进步的方式利用闲暇的智慧，导致这部分人的休闲异化为滋生负能量的奢靡消费，甚至陷入黄赌毒等黑色消费的陷阱。休闲需要本质上是精神需要，精神需要的对象是意义。如果意义缺失，人们就不得不把物质作为意义的替代品。可怕的是人的精神需要具有无限性，这种无限性一旦指向其替代品——物质，人的物质欲望就成为欲壑难填的黑洞。于是休闲就沦为“暴饮暴食”的过度消费。三是缺乏以无愧于人的类本质的方式度过闲暇的意识和能力，导致休闲沦为无所事事。休闲的最深刻的本质在于“自由地做”——在内心之爱吸引下自由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自由地做是合乎人的类本质的生存状态，人只有在自由地做中才能实现人的类本质的对象化，才能体验到自己的存在感、价值观、意义感。相反，无所事事则是与人的类本质背道而驰的虚假休闲。
由于缺乏明智用闲的智慧，闲暇时间被物化休闲和畸形审美引入误区，而物化休闲与过度劳动相互强化。人在过度劳动和物化休闲形成的怪圈中沦为贪得无厌的饕餮和加速旋转、至死方休的陀螺。事实上，把休闲异化为物质消费乃是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的诡计，是资本为实现利润最大化利用大众文化制造“虚假需要”对人的休闲进行的操纵，这种操纵使得异化从生产领域向生活领域延伸。这是一种设计精巧的“套”，资本使每个人都成为套中人，使休闲者成为其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工具——消费者。因此，对西方消费主义文化进行反思与批判、对生活世界的异化保持清醒与警惕，是休闲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2.休闲哲学的任务
休闲哲学的根本任务就是建构人的生命智慧。为了建构这種生命智慧，就需要破解“不得闲”和“闲不得”这两大生存困境。休闲哲学的任务就是为破解这两大困境提供因应之道。
第一，探索与建构获得闲暇之道(得闲之道)。过度劳动与物质生活资料匮乏有关。获得休闲，需要把人类从“匮乏”(包括绝对性匮乏和相对性匮乏、物质匮乏和心理匮乏)、“恐惧”(对物质匮乏的恐惧)、“贪婪”(对物质最大化的贪婪)中解放出来，从片面的过度劳动中解放出来。一是发展生产力，解决绝对匮乏。生产力发展、社会财富绝对量的增加是解决绝对匮乏的必由之路。绝对匮乏的消除是休闲从劳动中分化出来的最重要、最根本的前提。另外，休闲时间的增加说到底需要建立在科技进步推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没有科学技术的进步，没有生产效率的提高，就无法实现劳动时间的节约和闲暇时间的增加。生产力发展、社会财富绝对量的增加(做大蛋糕)是解决绝对匮乏的客观条件和物质基础。二是变革生产关系，抑制相对匮乏。当今社会，导致过度劳动的主要原因是相对性匮乏，而相对性匮乏是人与人关系(主要是分配关系)的失衡造成的。控制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是获得闲暇的重要路径。三是变革观念体系，抑制精神性匮乏。相对性匮乏包括财富占有与分配不平衡导致的相对性匮乏，也包括物质主义价值观导致的精神性匮乏。解决相对性匮乏，既需要合理调节收入分配，也需要反思与矫正物质主义的价值观，确立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四是把闲暇管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作为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的重要课题。
第二，探索明智用闲之道(消闲之道)，建构休闲生存的智慧和能力。休闲哲学说到底是人的生命的智慧。人的生命说到底是时间。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而且仅有一次的生命时间是有限的，有限的生命又是无法储存的，所以如何用好唯一的、有限的、无法储存的生命时间，是最高、最重要、最宝贵的生命智慧。一是正确认识人是对象化的存在物。人的闲暇时间必须有自己喜欢的对象和对象化活动去填充，有了闲暇时间而无喜欢的对象化活动去填充闲暇，人就与自己的类本质脱离。二是重视休闲伦理的建构。休闲是把双刃剑。休闲时代人类应该更加重视对休闲负效应的防范与规制，坚持以人为本，走出过度劳动与异化休闲相互强化的怪圈，使休闲有利于社会成员健康成长，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三是重视休闲能力建设。从本质上说，休闲能力是自由能力，是自由的对象化的能力，是自由创造的能力。培养德、智、体、美、劳、闲全面发展的人，不仅对于建构人的谋生的劳动能力极为重要，对于建构乐生的休闲能力也极为重要。
四、智能革命与人类休闲发展前景展望
随着经济社会智能化的发展，人类正在迈向智能文明时代。智能文明时代的到来，将使人类文明面临自人猿揖别以来的最大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从不得不做的事情和状态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就是从劳动中摆脱出来获得闲暇。然而，在即将到来的智能文明时代，劳动不是难堪事，闲暇方为大问题，打发自由或许会成为最大的难题。
对于如何面对闲暇，不少学者进行了极具前瞻性的思考。英国哲学家罗素早在20世纪上半叶就提出，如何明智地利用闲暇是人类文明面临的最后考验。美国学者杰里米·里夫金预测了“工作的终结”和“后市场社会的来临”②，人类的许多工作将被“硅领劳动力”③替代。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认为，人类生产和服务业的许多岗位将在未来20年内被人工智能替代，从而形成一个庞大的无用阶级。④如何给被机器人驱逐出劳动岗位却衣食无忧的无用阶级提供“打发时间”“获得满足感”的机会以使他们免于“无聊到发疯”?换句话说，对于习惯了劳动生活方式的人来说，如何在非劳动的时空中建构生命的支点?这是人类生存即将面临的重大问题。
展望未来，在技术和市场的双轮驱动下，人类劳动被智能机器人和计算机系统替代的大趋势不仅无法逆转，而且将日益加速，其速度之快将远远超出大多数人的想象力。智能革命引发的这种变化是人猿揖别以来全部人类历史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文明将怎样演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怎样适应生产力的高度智能化和生产的无人化?人类的“概念系统”和生活方式如何适应生产方式的这种颠覆性巨变?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习惯了“忙活”的人类如何“闲活”?人类如何在“闲活”中建构生命的意义?人类“虚构故事的能力”和价值理性能否正确引导人类“制造工具的能力”和工具理性?作为这种大变局的始作俑者，人工智能究竟是“人成为人”的契机，是人类获得解放、安享闲暇和自由的福音，抑或是人类恶性竞争的新战场，甚至如尤瓦尔·赫拉利所言是“碳基智人”的终结者?这些都是哲学社会科学迫切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人类文明大变局呼唤休闲哲学的出场。
注释
①[德]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60页。
②③[美]杰里米·里夫金：《工作的终结——后市场社会的来临》，王寅通譯，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131、158页。
④[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林俊宏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295页。
《休闲哲学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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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 休闲哲学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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