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城乡居民消费行为分析视角的扩大内需研究

来源：职称驿站所属分类：统计论文
发布时间：2020-02-28浏览：25次

　　摘要：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且面临着国际市场需求低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挑战。在此背景下，迫切需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内需的扩大和提高，其中扩大消费需求尤为重要。通过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消费率的变动情况，发现我国最终消费率的下降主要发生在2000年以后，且主要是由居民消费率下降导致的，鉴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国情特征，选取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2000年以后的收入与消费支出数据，将影响城乡居民消费的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两个重要因素进行了量化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ELES模型分析了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研究发现，与消费能力相比，消费意愿在较多年份制约了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的增长，且对城镇居民的制约程度大于农村居民；城乡居民居住类消费支出的增加对其他类消费的增长产生了一定的挤出影响；居住、交通通信、其他用品及服务类未来有可能成为城乡居民共同的重要消费增长点。

　　关键词：内需；消费；城乡居民；ELES模型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20.01.009

　　《中国流通经济》杂志(原名《中国物资》)创刊于1987年2月，是由北京物资学院主办的财经类理论刊物，现为中国市场学会会刊，其办刊宗旨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遵守国家有关新闻出版方针、政策和法规，贯彻“双百”方针，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提倡学术争鸣，鼓励理论创新，加强流通经济理论研究，提高物资管理水平。

　　引言

　　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买方市场已基本形成，短缺经济基本结束，在买方市场背景下，内部需求不足，尤其是居民消费不足成为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如何促进居民消费、启动国内需求显得尤为重要。2007年以来，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至今远未消弭，致使发达经济体复苏乏力，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放缓，加之2017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以及受我国自身经济发展阶段和资源环境的约束，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面临诸多挑战，如何进一步扩大内需已成为拉动我国经濟持续增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

　　内需由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共同组成。近年来投资需求在扩大我国内需方面发挥了积极重要作用，2000年以来我国每年的投资率都维持在34%以上，①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3%。②从短期来看投资需求的扩大可以显著促进内需的扩大，但长期来看内需的扩大最终要通过作为最终需求的消费来实现，投资的增加须以消费需求为前提，投资需求作为中间需求，当增加投资带来的产品与服务不能被市场消化时，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就难以持续，没有消费的投资是无效重复的投资，是要素错配的投资，而这又是造成资源浪费、库存积压、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消费需求作为最终需求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作用，消费一方面通过对总需求和投资的影响作用于宏观经济，另一方面在直接影响总供给的同时，通过对投资的影响再次作用总供给，进而通过总供给进一步影响生产、就业、收入、物价等一系列宏观经济指标。因此在当下我国经济处于增长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经济刺激消化期“三期叠加”，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背景下，扩大我国内需更需要在优化投资结构、投资总量的同时，发挥好消费对扩大内需的积极作用。

　　自199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政府提出扩大内需的战略方针以来，我国政府为促进居民消费，提振内需，充分发挥扩大内需对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陆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随着相关政策的不断出台和推进，我国的消费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为促进居民消费需求的提高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从最终消费率③来看，2000年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为63.3%，到2017年为53.6%，④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77%，⑤尽管消费率的高低与一国经济的发展阶段有关，但与我国所处相同发展阶段的一些国家相比，我国最终消费率仍处于较低水平，内需启而不动。本文将从居民消费的视角，以城乡居民消费为研究对象，对比分析城乡居民的消费行为，寻求扩大内需的政策性启示，这对促进居民消费的增加、我国内需的扩大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关于我国扩大内需的制约因素，近年来国内较多学者主要围绕居民消费需求层面开展了大量研究。居民消费理论主要来源于现代西方消费理论，它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危机发生的大背景下。1936年凯恩斯在其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绝对收入假说，开了消费函数理论的先河，在后来的发展中呈现出，由即期消费到跨期消费的变化，由确定条件下的消费到不确定性条件下消费的变化，由相对宽松条件下的预算约束到相对严格条件下的预算约束的变化。所以国内学者在国外学者西方消费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从制约居民消费需求提高的不同角度来分析制约我国内需扩大的影响因素。

　　（一）收入差距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Allen和Ndikumana（1999）指出，在低收入国家收入的高度不平等抑制了消费的增长，而在高收入国家收入的不平等对消费的影响可能是中性的。⑥Brown和Christopher（2004）通过建立模型模拟了收入不平等对美国总消费倾向的影响，研究表明当家庭支出受收入制约时，收入不平等对消费有显著的负面影响。⑦国内有些学者认为收入差距的扩大造成了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下降，程磊（2011）实证分析得出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以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都是居民消费下降的原因，但居民消费需求的下降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最大。①陈斌开（2012）运用我国1978至2008年28个省、市与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表明城乡收入差距每扩大1个单位，居民消费率下降6.5个百分点。②

　　（二）人口变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Loayza等（1999）利用世界银行储蓄数据库中150个国家1965到1994年的数据，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抚养比的上升对私人储蓄率有负面影响。③Lee和Mason等（2007）认为，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会降低人均资本，进而导致消费的下降。④从国内来看，随着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结构也在发生变化，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不同年龄组的消费存在差异，对此有学者从人口结构变动的视角对制约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宋保庆等（2010）运用状态空间模型和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引起了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下降和社会储蓄的上升。⑤付波航等（2013）认为改革开放以后，老年抚养比的上升和少儿抚养比的下降，都制约了我国居民消费率的提高，所以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是造成我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原因之一。⑥蔡兴（2015）还从预期寿命角度对居民消费进行了研究，他在生命周期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建立两时期代际交叠模型，研究得出在现有养老保险覆盖率及发展水平下，我国预期寿命的延长将导致我国居民消费率的下降。⑦

　　（三）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Dreze等（1972）研究表明，未来收入不确定性的增加将使消费者增加储蓄而减少消费。⑧Carroll（1994）利用美国的数据研究发现，当期的消费受未来收入不确定性的影响显著，并且预期收入的不确定性越大，当期的消费就会越少。⑨在我国改革进程中产生的各种不确定性也深刻影响着居民的消费行为，对居民来讲他们既面临着收入的不确定性也面临着支出的不确定性，对此有学者开展了相关研究，郭志仪等（2009）认为对于收入不确定性而言支出不确定性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更大。⑩田青（2011）指出由医疗、教育等体制改革造成的居民对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预期是影响城镇居民进行消费的重要原因。？？刘灵芝等（2011）认为支出与收入的不确定性均会对农村居民的消费产生抑制作用，且收入不确定性的影响程度要大于支出不确定性的影响程度。？？

　　（四）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Wouter Zant（1988）运用扩展的生命周期模型，利用荷兰1957—1986年的数据，研究了荷兰社会保障与总消费的关系，得出社会保障的边际消费倾向是显著的，促进了居民消费需求的增加。①Yigit Ayd？ ede（2007）运用时间序列数据，以土耳其为例，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公共社会保障对总消费的影响，研究表明土耳其完善的公共社会保障对总消费具有稳健和积极的影响，促进了居民消费支出的增加。②国内一些学者认为农村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具有正向激励作用，进而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的增加（姜百臣等，2010；李晓嘉，2013）。③封福育（2016）指出城镇居民中未参加社会保障的居民其边际消费倾向要低于参加社会保障的城镇居民。④王金波（2017）实证分析表明，社会保障支出对城镇居民稳态消费水平和最优消费增长率具有正向效应。⑤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社会保障有助于稳定居民对未来的收入预期，降低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产生引致、挤入效应，促进居民消费的增加，但由于现行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还有待完善，城乡之间还存在较大差别，因此制约了居民消费需求的增加。

　　（五）消费习惯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Dynan（2000）指出，人们在进行跨期消费时，当期消费要受到前期消費行为的影响，消费行为表现出一定的惯性，即内部习惯形成对消费的影响。⑥Patrizio Pagano（2004）认为，因为具有习惯形成的消费者希望平滑消费，所以习惯形成降低了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⑦Binder等（2001）的研究表明，社会间的相互影响将会增加消费受习惯形成的影响，即外部习惯形成对消费的影响。⑧从我国来看，居民消费同样不仅受过去自身消费状况的影响，也与周围群体的消费水平有关，而且我国崇尚节俭的历史文化传统，也都对居民现期消费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有学者从消费习惯形成的角度对制约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王敏等（2010）指出农村居民的消费习惯抑制了农村居民的消费，而且由于较低的收入以及流动性约束的存在，这种消费习惯很难被打破。⑨闫新华等（2010）实证分析表明，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受内部习惯形成的影响显著，习惯形成参数越大，农村居民将越节俭。⑩

　　（六）流动性约束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Bacchetta和Gerlach（1997）实证研究表明，消费信贷条件的变化通过作用流动性约束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从而促进消费的增长。？？Smith等（2005）以澳大利亚居民为例，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住房消费信贷以及非住房消费信贷，都对居民的消费产生了显著的影响。①国内方面，转型期由于我国金融体系的发展相对滞后于经济的发展，一些学者从居民消费信贷的角度即流动性约束角度研究了其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万广华等（2001）认为流动性约束与不确定性之间的相互作用进一步导致了消费增长率与居民消费水平的同时下降。②赵霞等（2006）利用我国城镇居民1978—2004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消费支出数据，实证分析表明城镇居民中受流动性约束影响的居民其消费占总居民消费的70.62%，流动性约束制约了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③臧旭恒等人（2002）的研究表明居民消费水平的高低与流动性约束的强弱存在负相关关系，转轨时期体制约束是居民流动性限制的主要根源。④

　　（七）文献评述

　　近年来我国消费不足、内需不振的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为此我国学者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对影响我国居民消费的因素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提出了不同的对策。通过对现有文献梳理总结发现，国内外大多数学者主要从收入差距、人口变动、不确定性、社会保障、消费习惯、流动性约束等角度研究了制约居民消费需求提高、内需扩大的原因，认为转型期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收入差距的扩大、人口结构的变化造成居民消费倾向的降低；不确定性的增加、社会保障的不完善导致了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的上升；消费习惯以及流动性约束的存在阻碍了居民消费支出的增加。这些均造成了居民消费需求下降。然而对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的研究以及影响机理的分析，首先离不开对居民自身消费行为的研究与把握，了解居民自身消费行为的变化与特征，有助于提出更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以促进居民消费的增加以及我国内需的扩大。基于此，本文选取居民消费行为视角，来研究扩大我国内需的问题。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因此进一步针对城乡居民两个角度展开分析，以期深入探讨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行为的变化。

　　二、现状分析

　　（一）1978—2017年我国各类消费率分析

　　从支出法构成国内生产总值的结构来看，扩大消费需求就是与投资需求、净出口相比需要提高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即促进消费率的提高。图1⑤表示了1978年至2017年我国各消费率的变动趋势，可以得出，我国最终消费率⑥整体呈下降趋势，由1978年的61.4%下降到2017年的53.6%，特别是在2000年以后下降幅度明显。从构成最终消费率的居民消费率和政府消费率来看，我国政府消费率的变动幅度不大，多数年份稳定在13%上下，然而居民消费率与我国最终消费率却表现出近似的变化走势，因此，从构成最终消费率的结构来看，居民消费率下降是造成我国最终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再从构成居民消费率的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消费率来看，居民消费率下降又主要是农村居民消费率下降引起的，农村居民消费率由改革开放初的30%下降到2012年①的8.4%以下，2013年以后趋于稳定；同时期城镇居民由改革开放初的18.4%上升到2012年的28.3%，2013年以后稳定在29%上下。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消费率表现出相反的变化趋势，其中重要的因素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创造了条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政府的简政放权、职能转变、营商环境的不断改善，促进了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崛起，以及外商投资的不断增加和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我国加入WTO，我国外向型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在上述等因素共同作用下，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大量农村居民转变为城镇居民，这就造成了城镇居民消费总量的增加，农村居民消费总量的相对减少，进而从宏观上促使城镇居民消费率增加显著，农村居民消费率下降幅度较大。由图1可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消费率的下降主要是发生在2000年以后，因此本文将选取2000年以后的数据进行研究。由于居民消费率是相对指标，它的变动取决于居民消费增长速度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两者之间的比值关系，尽管2000年以后，我国居民消费的绝对量在增加，但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增加的相对量而言却在减少，从扩大内需的角度来看，城乡居民消费总量的扩大还需进一步提高。

　　图11978年以来我国各类消费率变动趋势

　　（二）2001—2017年我国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分析②

　　2001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有较大幅度提高，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由2001年的5309.01元增加到2012年的16 674.3元，年均增长率为11.0%；从2013年的18 487.5元上升到2017年的24 445元，年均增长率为7.2%。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则由2001年的1741.09元增加到2012年的5908元，年均增长率为12%；2013年至2017年则由7485.1元上升到10 954.5元，年均增长率为10%，因此，进入新世纪以来，无论从前一时间段还是后一时间段，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增加的幅度都要高于城镇居民。

　　根据消费理论，影响居民消费需求的两个重要因素分别是居民的消费意愿与消费能力。因此，为了分析城乡居民的消费状况，本文将城乡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用城乡居民的消费意愿与消费能力来表示：c=（c/y）×y，其中，c为农村居民、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y为农村居民、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用来表示农村居民、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能力，c/y为人均平均消费倾向，用以表示农村居民、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意愿。为了衡量城乡居民消费意愿与消费能力对各自消费的贡献程度定义公式③如下。

　　因此A（t）的变化率可通过B（t）的变化率与C（t）的变化率进行解释。假设B（t）、C（t）对A（t）的贡献率分别为a、b：

　　借助上述公式，我们得出2001年至2012年，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的增长中，人均消费意愿的贡献度为-0.0994，人均消费能力的贡献度为1.1123，这说明了人均消费意愿抑制了人均消费的增加，但是这种抑制程度不及人均消费能力贡献度大，所以整体来看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在增加；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增长而言，人均消费意愿的贡献度為-0.1082，人均消费能力的贡献度为1.1222，同样人均消费意愿对人均消费的提高起到了阻碍作用，然而人均消费能力对人均消费的促进作用大于这种抑制作用，总体上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在这一阶段表现为提高。因此，这一阶段从消费意愿与消费能力两个角度来分析影响居民消费支出的因素，可以得出与人均消费能力相比，人均消费意愿均制约了城乡居民人均消费需求的提高。

　　从2013年到2017年这一阶段来看，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的提高中，人均消费意愿和人均消费能力的贡献度分别为0.0681和0.9258，表明此阶段人均消费意愿与人均消费能力共同促进了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的提升，其中人均消费能力发挥了主要作用；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增长而言，人均消费意愿的贡献度为-0.1355，人均消费能力的贡献度为1.1461，说明这一阶段人均消费意愿依旧制约了人均消费增长，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增长主要来源于人均消费能力的提升。总体来说，这一时期，虽然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意愿起到了促进作用，但这种作用程度相对较小，与人均消费能力相比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根据上文的分析可见，进入新世纪以来，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提高需要在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同时，提高城乡居民的消费意愿，城乡居民消费意愿的下降是城乡居民各类消费变化的总体表现。从构成居民生活消费需求的八大类商品与服务（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以及其他用品与服务）的角度来看，居民的消费意愿与消费结构有着重要的联系，为了比较分析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方面的变化，研究居民消费意愿变化的微观基础，本文采用ELES模型（扩展线性支出模型）进行分析。

　　三、实证分析

　　（一）计量模型

　　（二）数据选取及说明

　　根据我国统计年鉴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数据库中2002—2017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八大类商品与服务的人均消费支出数据，每年选取除台湾、香港、澳门以外的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为横截面研究数据，为消除物价变动的影响，以2002年为基期，分别采用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数据进行平减处理，同时为减少横截面研究数据中异方差现象对估计结果造成的不良影响，本文采用异方差稳健估计法，①运用Eviews8进行估计。

　　（三）模型估计与分析

　　1. 2002—2017年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估计与分析。

　　表12002—2017年我国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参数估计值

　　2. 2002—2017年我国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收入弹性估计与分析。

　　根据表3的数据，可以看到，2002年至2012年，总收入弹性系数呈减小趋势，表明农村居民收入变动所引起的消费需求量的变化程度越来越小。从消费结构来看，收入弹性系数下降的有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医疗保健和其他用品及服务类，说明农村居民对这些商品与服务的消费量的变动受收入变动的影响在减小。根据消费理论，收入弹性大于1为“奢侈品”，处于0到1之间的为生活必需品。因此，这一时期，對农村居民而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及服务类由“奢侈品”逐渐转化为生活必需品，到2012年除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类表现为“奢侈品”性质外，剩余均为生活必需品。这一阶段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类的收入弹性系数在不同年份均大于1，表明农村居民对这两类消费支出增加的程度大于其可支配收入增加的程度。

　　2013—2017年，在总收入弹性系数表现为下降趋势的同时，到2017年居住类收入弹性系数大于1，表明居住对农村居民来讲，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奢侈品”的性质。这一时期将它们分别取平均值进行对比发现，食品烟酒、衣着、生活用品及服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的收入弹性系数小于1，说明农村居民对这些商品与服务消费支出增加程度小于其可支配收入增加程度；居住、交通通信、其他用品及服务的收入弹性系数大于1，表明农村居民对这些商品与服务消费需求增加程度大于其可支配收入增加的程度，进一步表明在未来它们将有可能成为农村居民的消费热点。

　　表42002—2017年我国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收入弹性系数

　　由表4可得，2002年至2012年，我国城镇居民的总收入弹性系数在多数年份接近于1，表明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与可支配收入增长基本呈同幅度变化。具体分项来看，食品烟酒、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类收入弹性系数总体呈下降趋势，说明城镇居民对这类商品与服务需求量的变动受其可支配收入变动的影响程度在减小。对城镇居民而言，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其他用品及服务类的收入弹性系数在不同年份均大于1，表现出“奢侈品”的性质，说明城镇居民对这类商品与服务消费支出增加的程度大于其可支配收入增加的程度，进而表明这类商品与服务在这一时期是城镇居民的消费热点。

　　2013—2017年这一阶段，食品烟酒、衣着、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其他用品及服务的收入弹性系数在减小，表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每增加百分之一所引起的对这类商品与服务需求量的增加程度在降低，到2017年居住与其他用品及服务类的收入弹性系数大于1，说明城镇居民对这两类商品、服务的消费需求量增加程度大于其可支配收入的增加程度，同样取它们的平均值进行比较发现，居住、其他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的收入弹性系数大于1，教育文化娱乐的收入弹性系数接近于1，表明与其他商品、服务相比，随着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所引起的对这四类商品与服务消费支出的增加幅度较大，在未来时间对城镇居民而言，它们有可能成为城镇居民的消费热点。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首先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类消费率的变动情况，然后基于城乡居民消费行为视角，将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水平用对其产生影响的两个重要因素，即人均消费意愿与人均消费能力进行表示，并进行了定量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ELES模型分析了城乡居民的具体消费结构，得到结论如下。

　　1. 1978年以来我国最终消费率的下降主要发生在2000年以后，从最终消费率的构成来看，最终消费率的下降主要是由居民消费率下降引起，而居民消费率的下降又主要是农村居民消费率下降造成。

　　2.进入21世纪以来，从影响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消费意愿与消费能力两个因素来看，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水平的提高主要得益于消费能力的增加，而消费意愿则在较多年份中均制约了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的增长，且消费意愿对城镇居民消费增加的抑制程度要大于对农村居民消费增加的抑制程度。

　　3. 2002—2012年这一阶段，我国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整体均呈递减趋势，总体而言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要高于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分别将各类边际消费倾向取平均值发现，城乡居民增加可支配收入的主要消费去向集中在食品烟酒、居住、教育文化娱乐以及交通通信方面。2013—2017年，我国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存在近似趋同趋势，表明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用于消费支出的增量占可支配收入增加的比重十分接近，然而这一时期城乡居民在大多数生活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下降的同时，居住类边际消费倾向却显著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城乡居民增加的可支配收入中用于居住类支出的增加对其他类别消费的增长产生了一定的挤出和抑制效应。

　　4. 2002—2012年这一阶段，城乡居民收入弹性系数均呈减小趋势，表明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变动所引起的消费需求量的变动程度在逐渐降低。对城乡居民而言，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类的收入弹性系数在不同年份均大于一，说明对其消费支出增加的程度均大于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的程度，因此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是这一时期城乡居民共同的消费热点。2013—2017年，分别取城乡居民各类收入弹性系数的平均值发现，居住、交通通信、其他用品及服务类的收入弹性系数均大于1，表明城乡居民对这三类商品服务的消费支出增加程度均大于其可支配收入增长程度。除此之外，城镇居民的教育文化娱乐类收入弹性系数接近于1，表明城镇居民对其支出的增加程度基本与可支配收入增长程度同幅度变化，在未来一段时间，它们都有可能拥有较大的消费增长空间，成为拉动城乡居民消费增长的重要来源。

　　（二）政策建议

　　为进一步促进我国内需的扩大，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促进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提高，需要在增加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的同时，更注重提高城乡居民的消费意愿。消费环境、未来收支的不确定性均是影响居民消费意愿的重要因素，从消费环境角度来讲，应加强质量标准体系建设，促进内销与外销、线上与线下产品质量标准的统一；完善消费信用法律制度建设，强化消费者的维权方式，约束市场消费过程中企业的失信经营行为；加强市场监管體系建设，营造消费者安全放心的消费质量环境。从居民对未来的预期角度来讲，需要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居民对未来风险的担忧，稳定消费支出预期；进一步增加城乡居民的收入预期，提高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具体对农村居民而言，加快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赋予农村居民更多的财产权利，增加农村居民的财产收益；对城镇居民而言，加快金融制度改革，创新金融产品，拓宽投资渠道。

　　2.针对居住类消费支出对其他消费产生挤出的影响，在短期，加强规范房地产行业发展秩序，打击哄抬房价、房租、蓄意投机炒房等破坏市场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的不良行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中长期来看，加快土地等要素市场化改革，降低住房的建设成本，加快完善中央与地方的财税体制改革，降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对土地的依赖，合理分配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

　　3.针对城乡居民在居住、交通通信、其他用品及服务类方面可能成为未来的消费增长热点，政府部门应该因势利导。具体来讲，在居住方面，引导住房价格回归理性，一方面可以促进消费量的增加，另一方面可以降低普通百姓对未来住房消费支出方面的预期，从而促进对其他类别消费的增加。在交通通信方面，一方面积极增加在交通通信方面的科技研发投入，提供良好的科创环境，促进交通通信的更新换代，另一方面继续加大对城乡居民在购买交通工具方面的补贴力度，创新补贴方式，降低居民通信费用。在其他用品及服务类方面，积极鼓励企业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新变化，加强新产品、新服务、新工艺以及新模式的开发与创新，积极培育壮大居民消费的增长热点。

　　①数据来自2018年国家统计年鉴。

　　②乔为国：《中国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4页。

　　③最终消费率又称消费率，用最终消费支出占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表示。

　　④数据来自2018年国家统计年鉴。

　　⑤乔为国：《中国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2页。

　　⑥Donald S. Allen， Leonce Ndikumana，“Income Inequality and Minimum Consumption： Implications for Growth”，1999.

　　⑦Brown ， Christopher，“Does Income Distribution Matter for Effective Demand？ 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in Re？ 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4， Vol.16， No.3， pp.291-307.

　　①程磊：《收入差距扩大与中国内需不足：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经济科学》2011年第1期，第22页。

　　②陈斌开：《收入分配与中国居民消费——理论和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南开经济研究》2012年第1期，第33页。

　　③LoayzaN，SchmidtK，ServenL，“WhatDrivesPrivateSavingAcrosstheWorld”，inPapers，1999，Vol.82，No.2，pp.165-181.

　　④Sang-Hyop Lee， Andrew Mason，“Who Gains from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Forecasting Income by Age”，in Interna？ tional Journal of Forecasting， 2007， Vol.23， No.4， pp.603-619.

　　⑤宋保庆、林筱文：《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人口与经济》2010年第4期，第17页。

　　⑥付波航、方齐云、宋德勇：《城镇化、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基于省际动态面板的实证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11期，第108页。

　　⑦蔡兴：《预期寿命、养老保险发展与中国居民消费》，《经济评论》2015年第6期，第90页。

　　⑧Dreze， Jacques， F.Modigliani，“Consumption Decisions under Uncertainty”，in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972， Vol.5， No.3， pp.308-335.

　　⑨Christopher D. Carroll，“How Does Future Income Affect Current Consumption？”，i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4， Vol.109， No.1， pp.111-147.

　　⑩郭志仪、毛慧晓：《制度变迁、不确定性与城镇居民消费——基于预防性储蓄理论的分析》，《经济经纬》2009年第5期，第9页。

　　？？田青：《收入分配和不确定性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检验》，《财经问题研究》2011年第5期，第104页。

　　？？刘灵芝、潘瑶、王雅鹏：《不确定性因素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分析——兼对湖北省农村居民的实证检验》，《农业技术经济》2011年第12期，第61页。

　　①Wouter Zant，“Social Security Wealth and Aggregate Consumption： An Extended Life-cycle Model Estimated for The Netherlands”，in De Economist， 1988， Vol.136， No.1， pp.136-153.

　　②H. Yigit Aydede，“Saving and Social Security Wealth： A Case of Turkey”，in SSRN Electronic Journal，2007.

　　③姜百臣、马少华、孙明华：《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机制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10年第11期，第32—39页；李晓嘉：《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动态效应研究》，《财经论丛》2013年第4期，第22页。

　　④封福育：《社会保障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来自CGSS 2010的经验分析》，《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第62页。

　　⑤王金波：《社会保障支出的城镇居民消费效应分析》，《财会月刊》2017年第30期，第116页。

　　⑥Karen E.Dynan，“Habit Formation in Consumer Preferences：Evidence from Panel Data”，i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0， pp.391-406.

　　⑦Patrizio Pagano，“Habit Persistence and the 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 in Japan”，in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 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4，Vol.18， No.3，pp.316-329.

　　⑧Michael Binder， M. Hashem Pesaran，“Life-cycle Consumption under Social Interactions”，in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 ics & Control， 2001，Vol.25， No.1-2， pp.35-83.

　　⑨王敏、梁利：《中國农民消费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数理统计与管理》2010年第5期，第786页。

　　⑩闫新华、杭斌：《内、外部习惯形成及居民消费结构——基于中国农村居民的实证研究》，《统计研究》2010年第5期，第32页。

　　？？Philippe Bacchetta，Stefan Gerlach，“Consumption and Credit Constraints： International Evidence”，in Journal of Mone？ tary Economics， 1997， Vol.40， No.2，pp.207-238.

　　①Penelope A. Smith， Lei Lei Song，“Response of Consumption to Income， Credit and Interest Rate Changes in Australia”，in Melbourne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Series， 2005.

　　②万广华、张茵、牛建高：《流动性约束、不确定性与中国居民消费》，《经济研究》2001年第11期，第35页。

　　③赵霞、刘彦平：《流动性约束、居民消费及消费信贷的计量分析》，《消费经济》2006年第4期，第82页。

　　④臧旭恒、裴春霞：《流动性约束理论与转轨时期的中国居民储蓄》，《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2期，第18页。

　　⑤图1数据根据2018年国家统计年鉴计算整理而得。

　　⑥最终消费率包括居民消费率与政府消费率，居民消费率又分为农村居民消费率与城镇居民消费率。

　　①从2012年四季度起，国家统计局对分别进行的城乡住户调查实施了一体化改革，统计口径发生变化，所以本文分为2012年及2012年以前和2013年及2013年以后两时间段加以分析。

　　②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年鉴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数据库，并经计算整理所得。

　　③孙彭军：《中国居民消费不振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第64—65页。

　　①Richard Stone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s and Demand Analysis： An Application to the Pattern of British Demand，in The Economic Journal，1954，Vol.64， No.255，pp.511-527； Constantino Lluch，‘The extended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in Euro？ pean Economic Review， 1973， Vol.4， No.1，pp.0-32.

　　①叶阿忠、吴相波等：《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操作和建模实例》，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92—93页。

　　①本文中生存型消费包括食品烟酒、衣着、居住方面的消费，发展型消费包括教育、交通通信、医疗保健方面的消费，享受型消费包括生活用品及服务、文化娱乐、其他商品及服务方面的消费。

　　①国家统计年鉴中将居民居住类消费支出定义为：与居住有关的支出，包括房租、水、电、燃料、物业管理等方面的支出，也包括自有住房折算租金。

《基于城乡居民消费行为分析视角的扩大内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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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基于城乡居民消费行为分析视角的扩大内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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