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的生态之维论析

来源：职称驿站所属分类：农业经济科学论文
发布时间：2020-04-02浏览：52次

　　摘要：生态方法是一种以系统性、整体性思维去认识、分析并解决问题的研究方法。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局部化、片面化认识势必会影响乡村治理的成效。应用生态方法分析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目标机制和路径，有利于系统化、全面化地理解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实现全面振兴提供理论依据。共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生态内涵，依据生态学原理，实现人与自然、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乡村与城市的共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内在意蕴。

　　关键词：乡村振兴战略;共生;“生态宜居”;共生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20）02-0071-05

北京农业

　　《北京农业》紧紧围绕北京市农委、北京市农业局的中心工作，围绕“三农”，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推广农业先进技术、普及农业科技知识、传递农民致富信息、报道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的新举措、新模式和首都新农村建设的新典型、新经验;为种子经营者提供决策参考、行业信息、产品供销服务，为种业企业构建更宽阔的媒体平台;为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提供发表科研论文的园地。

　　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对我国农业、农村、农民事业发展绘就的宏伟蓝图。为了顺利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8年1月发布了《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对乡村振兴战略做出了系统部署。无论是十九大提出的关于乡村振兴的总要求，还是《实施意见》中关于乡村振兴目标任务的确定，都表明乡村振兴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其中，生态目标的实现是贯穿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全过程的关键因素。从生态维度对乡村振兴战略进行解读，对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一、乡村振兴战略的生态内涵

　　乡村振兴战略是在我国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下党和政府对乡村工作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其具有新时代的内涵。乡村振兴的实现过程是立足全局、对各方面进行整合协调从而实现乡村全要素共生共荣的过程。共生是生物学的基本范畴，是指两种生物共居在一起，相互分工协作、相依为命，甚至达到难分难解、合二为一的一种相互关系[1]。共生现象不仅存在于自然生态系统，还存在于经济系统、社会系统等其他系统中。乡村是由自然、社会、经济等单元构成的复合体系，同时乡村也是自然社会体系的组成部分之一。乡村振兴不仅仅要求乡村体系内部各单元实现共生，而且还要求乡村体系与其他外部体系实现共生，其包括人与自然的共生、经济与环境的共生、乡村与城市的共生。

　　（一）乡村人与自然的共生

　　人与自然的共生是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础保障。人类作为自然的组成部分，在自然系统中进行生存活动，不可能脱离自然而独立存在;同时，脱离人类活动的自然也会变得毫无生机。人类与自然之间不断进行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流。这种交流如果互为彼此创造有利的生存条件，促进彼此的繁荣，实现两者共赢，即实现了两者的共生。人类和自然作为乡村系统的基本构成单元，任何一方的衰退都会改变乡村发展方向，甚至会导致乡村整体的衰落。在乡村振兴过程中首要任务是实现乡村人与自然的共生，从而使乡村更加繁荣和富有生命力。人类是自然系统中唯一具有能动性的组成部分，因此在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中人类占据着主导地位。人类既可以破坏这一共生关系，也可通过合理利用、改造自然实现两者的双向滋养。

　　目前乡村生态系统存在人口和自然的双重衰退。一方面，乡村人口的减少加剧乡村自然衰退。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乡村人口向城市移动，农村人口减少不仅不会带来农村自然环境的好转，而且会加剧自然的衰退，因为乡村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不并不是人口压力造成的。乡村人口减少会导致荒芜地日渐增加，森林、草地等绿地植被利用率下降，从而影响生态平衡;乡村人口减少导致劳动力和消费人口减少，经济循环、增长缓慢，对环境投入不足，从而影响生态治理成效。另一方面，乡村自然环境的衰退也反过来阻碍乡村人口的繁荣。在快速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乡村生态环境问题凸显，乡村环境质量总体不容乐观。《2017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16年全国耕地面积中高等地占耕地总面积的27.4%;中等地占耕地总面积的45.0%;低等地占耕地总面积的27.6%[2]。虽然2016年高等地所占比重比2015年增加了0.03%，但在农村的耕地面积中，中低等地仍占大多数。可见，农民赖以生存的耕地资源的基础条件总体较差，不足以有效聚集乡村人口。另外，从无害化卫生厕所的普及率来看，地域差异较大。除北京、上海、广东等为数不多的发达省份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90%以上外，其他省份普及率相对较低，特别是经济欠发达的中部、西北及东北地区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极低，例如，内蒙古自治区的普及率为30.1%，青海省为19.7%，黑龙江省只有17.1%[3]。可见，乡村的人居环境总体不容乐观。同时，乡村的人口在大幅度减少。从2000年到2018年，我国总人口从126743万人增长到139008万人，增长了9.677%，而乡村人口从80837万人下降到57661万人，下降了15.05%[4]。虽然导致乡村人口减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自然环境的退化、人居环境的不尽如人意是不容忽视的原因之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人口的回流，进行生态环境治理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二）乡村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共生

　　乡村是由一定的经济系统、生态系统、社会系统构成的独特综合体。在乡村经济系统发展中，虽然也包括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服务业等产业，但与城市经济发展相比，农业是乡村经济系统中的核心产业，是支撑乡村发展的必要因素，可以说没有农业就不成其为乡村。农业与自然生态系统有着紧密的共生性。农业起源于自然生态系统，受制于自然生态系统，同时，农业不仅具有提供农产品的经济功能，也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农业可以提供优美的环境、清洁的空气等生态服务。只有实现乡村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良性互动，才能促进、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因此，乡村是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天然阵地，在实现乡村经济系统发展中，要充分考虑生态系统要素，全面客观认识自然发展规律，在乡村实施重大项目建设和城镇化过程中要对生态要素和生态环境承载力进行充分评估。

　　然而，当下乡村发展经济与保护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仍趋于紧张。为了增加农业产量，农户大量使用农药、化肥等生产饲料。2017年我国农用化肥使用总量达到5859.4万吨[4]，与2016年相比虽有所减少，但是总体使用量仍然偏高。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致使农村的土壤酸化加快、土壤营养指数降低，河流也受到严重污染。另外，由于乡村环保设施不健全，农民环保意识淡薄，乡村生活垃圾、农业废料随意堆放，生活污水肆意倾倒导致的“脏乱差”问题仍旧突出，這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求仍有很大差距。

　　（三）乡村与城市的共生

　　乡村振兴不仅要实现乡村内部人与自然的共生、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共生，也需要实现乡村与城市的外部共生。自古以来，乡村与城市都是互补的共生关系：乡村为城市提供生活和生产所需的原料、食物，为城市的生产提供劳动力，更为重要的是为城市提供着生态安全保障。如今“农家乐”成为许多市民娱乐消遣的好去处，他们可以感受到远离城市喧嚣后自然宁静的乡间生活。城市则为乡村提供了广阔的就业市场、丰富的工业产品，为乡村的发展提供了资金保障，城市将先进的信息和管理技术引进乡村，使乡村在城镇化和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不脱轨。

　　然而，目前乡村与城市共生性失衡日益严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无论在经济还是社会发展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城镇化进程中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如乡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单向流动，导致城市出现环境质量下降、交通过度拥挤、各种资源紧缺等“城市病”“城市贫民窟”现象;而农村在为城市提供大量的生产、生活资料的过程中土壤污染、水污染等生态破坏现象日益严峻。同时，大量的城市工业、生活垃圾向农村转移，也使乡村的环境污染日益严峻。城镇化过程不应是忽视农村、忽视农业、剥夺农民的过程。传统的重视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面积扩张的“增量型”城镇化模式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求已不相适应，应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重质型”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

　　二、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体系

　　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和目标体系构成是一个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各要求和目标之间存在不可割裂的内在联系。《实施意见》指出：“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在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体系中，各目标之间互为基础、互相制约，其中生态要素居于整个体系中的基础核心地位。

　　（一）“生态宜居”是“产业兴旺”的基本底色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根本，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石[5]。产业兴旺是实现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产业兴旺要求乡村要实现产业的多样化，要实现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大力增加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新时代下产业兴旺不仅仅表现为产业数量的增加，产业要素和产业内容也尤为重要。绿色是乡村最大的资本，绿色产业应成为乡村产业兴旺的领跑者，要真正将乡村的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要秉承和谐发展理念，发展经济时应尊重生命、尊重生态、尊重环境和尊重客观规律。“任何关乎乡村发展的产业建设都应注重环境保护，任何牺牲生态环境换来的经济发展都不应被提倡。”[6]不能为了单方面实现产业兴旺而忽视产业对农村环境的影响，在实现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要始终把生态放在首要位置，始终将优美的生态环境作为乡村建设的底色，不能走“重经济、轻环保”的老路。在新时代下，乡村生态宜居不再是简单强调单一化生产场域内的“村容整洁”，而是对“生产、生活、生态”为一体的内生性低碳经济发展方式的乡村探索[7]。只有绿色产业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才能真正地实现产业兴旺。

　　（二）“生态宜居”是“乡风文明”的地缘条件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8]。习近平对生态和文明关系的正确认识来源于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客观考量。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文明古国都诞生于良好生态环境的区域背景中。而生态环境的恶化会导致文明的衰退或消失。“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思想，既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思想，又贯穿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维[9]。适宜的生态环境是文明产生和发展的地缘条件，农村宜居的生态环境是文明乡风形成的先决条件。荒山恶水之地难以传承和发展先进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是乡风文明的有机构成，文明乡风的培育是一项长期任务，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点难点。生态宜居乡村的建设不仅仅是乡村人居环境和生态环境的改善，更重要的是为乡村营造一种和谐、共生的乡风。要通过生态宜居乡村的建设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在生态宜居乡村建设过程中强化农民的生态意识，传承、发展、提升农民热爱土地、尊重自然的优秀农耕文化;通过对文物古迹、传统村落、民族村寨等生态环境要素的保护，使淳朴民风得以延续。当然，文明鄉风也为生态宜居乡村的建设提供精神保障，两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共生关系。

　　（三）“生态宜居”是“治理有效”的重要体现

　　从乡村治理的内容上看，包括乡村经济、文化、民生、生态等的互动一体化发展，各组成之间互为基础，缺失任何一部分都不可能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但相比经济、文化等方面，“治理有效”在生态方面显得尤为重要，这是由乡村生态治理的特点决定的。首先，生态利益的非物质性特点会降低农民参与生态建设的意愿，从而影响治理成效。生态宜居乡村的建设是要满足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求，体现的是一种非物质性的生态利益。虽然，保护生态环境即是保护生产力，但是，当两者发生暂时的冲突时，想要让农民放弃眼前的经济利益而追求未来生态利益是有一定难度的。其次，相比城市生态治理而言，农村生态治理的基础较为薄弱。长期以来，由于受“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我国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也形成了“重城市、轻农村”的不合理格局。从国家统计部门和生态环境保护部门历年发布的《中国环境统计年鉴》来看，相比城市而言，农村的环境数据不够全面，仅涉及入厕等部分人居环境的改善情况和化肥、农药的施用情况，而农村的大气、水、土壤等环境要素的状况缺乏相应数据。同时，农村生态治理面临着治理机构缺位、制度供给不力、资金投入不足等问题。生态宜居乡村的建设难度不容小觑，因此构建合理高效的治理机制尤为重要。

　　（四）“生态宜居”是实现“生活富裕”的生产力保障

　　乡村振兴，生活富裕是根本[5]。要使农民生活富裕首先要想方设法增加农民的收入来源，提高其生活水平。过去建立在高耗能、高污染基础上的乡镇企业虽为农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但对环境有一定污染，显然不能满足乡村居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农民要增收需立足于农村本土，利用农村本土资源优势走现代化发展之路，成功做好脱贫致富的工作。丰富的生态资源、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农村最大的优势，必须实现生态建设与经济建设的有机结合。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生态产业是实现农民生活富裕的主要路径。生态宜居乡村的建设不是嵌入式的污染治理和消极的放弃发展式保护，更重要的是构建共生共促的生态产业体系，要在根本路径上坚持绿色发展，实现绿色强国，绿色惠民，绿色创收。建设生态宜居乡村就是要通过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服务业等产业，实现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实现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的有机融合。

　　三、乡村振兴战略的生态化路径

　　生态是一个关系性概念，体现了有机体与周围事物之间的整合共生关系。生态化是指在某一领域向着整体、协调、共生关系转化的过程。生态化不仅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目标，同时更是一种方法与路径。乡村振兴战略的生态化是以生态学基本原理为基础，以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从共生共荣视角出发，以系统论、整体论的方法为指引，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

　　（一）乡村治理理念的生态化：共生治理理念的贯彻

　　治理理念是对社会治理活动的理性认识。正确的治理理念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对治理活动具有重要指引作用。共生治理理念是整合一切积极因素，正视社会各类矛盾，关注社会各类正当利益，实现社会共生繁荣的治理思维。共生治理理念强调民主、协调、和谐的基本价值，主张“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模式。“共生既是自然的本质，也是社会的本质。”[10]社会系统横向多个维度，纵向多个层面，各个维度和层面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各矛盾冲突的协调共生是治理成效的衡量指标。随着社会的变迁，乡村与城市各要素流动的增加，乡村的社会关系也从单一化向复杂化转变。共生理念下的乡村振兴在本质上是要实现与乡村有关的各类利益的增加和协调，是建立在协调、和谐、共享基础上的乡村的进步发展。乡村内外部各要素之间的协同共生，互促共荣是维持乡村发展的动力所在。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应切实贯彻共生治理理念，宏观统筹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实现多个方面和谐、健康、协调发展;应创新实现多元化协同的治理方式，充分调动各方主体积极性，投身于乡村治理过程;应坚持绿色发展之路，将绿色作为推动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应形成开放的治理格局，打通城市与乡村的制度鸿沟，激发乡村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活跃性，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应深刻彰显中华民族对未来社会和民族的责任担当，实现乡村振兴过程中自然资源利用的集约化、生态环境保护效益的最大化，治理成果共享的最广化、使广大人民群众从乡村振兴过程中享有最大程度的获得感。

　　（二）乡村治理主体的生态化：多元主体合作治理

　　生态种群的多样性是维持自然生态系统平衡的前提条件。当前，我国乡村社会结构同质化不断降低，社会力量和利益群体的多样化已成为乡村社会结构的主要特点。乡村社会系统的多元化决定了乡村治理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任何单一治理主体都无法承担起治理多元复杂化的乡村社会的重任。在实现乡村振兴和治理过程中需要多元化的治理主体，其也是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基层治理的核心是多元主体围绕公共利益的协同共治。”[11]协同共治的实现需要按照《实施意见》的要求切实建立多元化的合作治理体系。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乡村得以贯彻和落实，确保乡村治理方向的正确性。发挥乡镇政府服务乡村的职能，把满足村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乡村振兴提供优质服务。培育农村各类社会组织，发挥农村社会组织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技术、信息和资金服务的功能，发挥农村社会组织为村民提供意愿表达平台等一系列功能。积极履行村民委员会的基层责任，实现村民自我约束、自我建设、自我发展的自治功能，调动村民为创造和实现美好幸福生活而奋斗的内生动力。另外，要发挥好农民主体作用，让农民参与乡村振兴全过程，并随之成长、从中受益，最终实现乡村振兴。

　　（三）乡村治理方式的生态化：自治、法治和德治结合治理

　　整体性和系统性是生态系统所具有的特点。乡村社会是由自然、人口、经济、文化等一系列构成要素组成的有机体。系统性、整体性也是乡村社会的基本特征。面对复杂多元的乡村社会，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应建立系统化的治理体系，改变传统主要通过行政手段进行强制管理、硬性管理的治理模式。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都强调要健全“自治、法治和德治三者结合”的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和工作机制。“三治结合”是创新型的现代化乡村治理模式，乡村振兴应坚持“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先”[12]的基本治理方略。“三治结合”是整体性、系统性的生态化治理体系，其中自治是乡村治理的基本方式，法治是乡村治理的底线保障，德治是乡村治理的先导手段。自治、法治、德治存在于共在互存、共生共存的乡村生态场域之中，自治为法治、德治提供了肥沃的生长土壤;法治为乡村自治勾勒出底层代码;德治为乡村自治注入了勃勃生机。自治、法治、德治三者共生、共荣，构成乡村生态化治理体系，创新实现乡村人与自然、乡村生态系統与经济系统、乡村与城市的和谐共生。

　　结语

　　乡村是兼具生活、生态、文化和生产等功能的复杂性综合体，与城镇相互促进、相互发展、共生共存，是人类生活居住的主要空间领域。由于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代特征，在建设美丽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乡村成为建设振兴的重点难点之处。共生理念并不是指简单的融合，而是社会系统内各个要素协同进化和发展的过程。乡村振兴中生态要素与产业兴旺、生活富裕以及文明乡风的建设具有密切关系，缺一不可，各为彼此所需。治理主体应在治理过程中运用科学的治理方式将治理理念贯穿整个治理过程，积极推动各治理主体协同共治，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绿色治理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乡村振兴道路。改变传统重经济忽视环境的做法，牢记人与自然、生态与经济、城市与乡村的和谐共生，尊重客观规律，科学利用农村优势资源，让农民有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总之，乡村振兴战略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应立足全局，借用生态方法实现乡村全要素共生共荣。

　　参考文献：

　　[1] 周德庆.微生物学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294.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2017中国环境状况公报[EB/OL]. [2019-07-01]. http：//www.zhb.gov.cn/hjzl/zghjzkgb/lnzghjzkgb.htm.

　　[3] 国家统计局.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

　　[4]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

　　[5]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8-02-05（01） .

　　[6] 李业芹.绿色发展助力乡村振兴[J].人民论坛，2018（17）∶68.

　　[7] 马华，马池春.乡村振兴战略的逻辑体系及其时代意义[J].国家治理，2018（3）∶7-12.

　　[8] 习近平.生态兴则文明兴——推进生态建设打造“绿色浙江”[J].求是，2003（13）∶42.

　　[9] 曹和平.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与文明共存的观察启迪[J].紫光阁，2015（6）∶78-79.

　　[10]杨雄.巨变中的中国社会[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168.

　　[11]陈家刚.基层治理[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