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产生的思想根源与教育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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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治理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前提是厘清其产生原因，现有研究较少关注其思想根源。以文献法与调查法研究可知，中国有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但当代农民对教育的认知已发生变化，重视教育的传统已缺失或弱化，这是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产生的主要思想根源。治理这一问题的教育应对策略是，政府应进一步重视教育农民，由相当大程度的“宣示性重视”转化为“约束性重视”，努力抓好农村基础教育质量，重视农民的终身教育。切实贯彻这些对策，必定会对治理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发挥良好效应。

　　[关键词]留守儿童;思想根源;義务教育;终身教育

　　《天津教育》旨在宣传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普及现代化教育理论，报道教育教学改革的新鲜经验，传播教育教学的新动态信息。以理论性、指导性、可读性为特色，热忱为广大的中小学干部、教师和理论工作者服务。

　　关于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产生原因，已有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不少论述①，但鲜有学者阐述其产生的思想根源。本文拟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产生的思想根源进行探讨，并提出相应的教育对策。

　　一、中国古代重视教育的表征

　　(一)历代社会上层重视教育

　　早在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时期，官方就构建了清晰的学校教育体系，包括国家、乡学两大系统。西周官学教学体系有德、智、军、美四个方面，含礼、乐、射、御、书、数六门课程。[1]进入春秋时期后，官学式微，私学兴起。当时私学规模较大、较早且影响最深远的是孔子的。[2]而到战国时期，教育又有更大发展，收徒讲学者更多，规模更大，教学内容更丰富，且形成了辩难讨论的学风。当时，访师求学、发愤读书形成风尚，乃至出现了“稷下之学”。[3]总之，先秦时期，社会上层已非常重视教育，促成了教育的繁荣景象。其突出表现是，出现了一部世界教育史上最早、内容较完备的教育理论著作——《学记》。[4]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教育方面也贯彻统一精神，推行“书同文”，用小篆编写学童课文，并改良书写工具，推动了教育发展。[5]与此同时，秦朝在最基层——乡，设立“三老”一职，负责对百姓的教化，向百姓宣传、解释朝廷发布的法令政策，对百姓进行传统伦理道德教育，以形成良好的风俗习惯。[6]秦朝灭亡后，汉承秦制，教育继续发展。从汉武帝设立太学(公元前124年)到清朝灭亡的两千余年间，中国建立了一整套教育制度，概括来说，其内容主要包括：(1)官学制度;(2)私学设置，包括私人讲学;(3)选举与科举制度;(4)书院制度等。[7]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为巩固统治基础，社会上层对教育的重视还体现在，注重对农民进行社会教育。他们力图将传统道德渗入整个社会中，以“化民成俗”。中国历代都有社会教育措施：(1)历代祭祀封赠孔子之后的儒家学者;(2)提倡孝行节义，并设立节孝牌坊之类;(3)进行宗教宣传;(4)官方通过一些流行的诗歌戏剧说书等，影响民间;(5)进行刻意的宣传教化;(6)将教育与乡村组织、家族主义结合起来，即“乡约”、“宗规”之类。[8]

　　(二)传统小农同样极力重视教育

　　在中国过去长期存在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千年田，八百主”、“民无恒居，田无常主”。失去土地的农民往往只能租种地主的土地，将半数或以上的收成交给地主。广大农民生存尚且非常不易，因而很难有条件接受学校教育。但是，他们深受社会上层重视教育的影响，同样信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梦想子孙后代“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希望“跳出农门”，实现社会流动，进入社会上层，“光宗耀祖”。因此，除了少数条件得到改观的农民子弟能接受官方系统的正式教育外，传统社会中的广大农民群众没有自己的教育思想体系，也不可能以文字形式，表达自己的经验和思想。但是，他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教育，并在生产、生活过程中不断传递其知识、技能;有时候，朝廷也特意把广大农民的生产经验进行总结，转而传递给他们。[9]一般来说，传统社会中，普通农民都要对其子女进行大致相同的教育，内容至少包括：(1)生活能力的培养。“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喻”。这种优良的教育传统在先秦时代就已形成。(2)道德行为的养成。这是古代平民教育的核心内容。家长要教育儿童诚实、正直、谦虚、不卑不亢、不损人利己等道德品质。(3)生存教育与谋生意识教育。普通百姓每天要应付柴、米、油、盐、酱、醋、茶，中国古代广大农民在子女尚处幼儿时期，就开始着力培养儿童这些能力，并且注重带儿童到现实生活中实践。[10]

　　(三)古人重视教育的其他表征

　　中国古代不同阶层重视教育的其他共同之处还有如下方面：

　　1.重视家庭教育。中国古代不同阶层都非常重视家庭教育，甚至有不少人著书立说，流传后世。其中，首推南北朝时期颜之推所著的《颜氏家训》。这是当时士族阶层用以教育子孙的一面镜子，影响非常大，流传很广。颜之推将家庭教育放在重要位置，他在《教子》篇集中讨论了家庭教育问题。他认为，“教妇初来，教子婴孩”，教育子女应当从幼年开始。他还说：“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以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又说，“当及幼稚，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便加训诲。”显然，颜之推说得非常有道理。人在幼小时尚未形成固定的思想观念、行为习惯，可塑性大。[11]

　　2.重视言传身教。中国历代著名学者都重视言传身教。首先，孔子是身教的典范。《论语·子路》载：“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孔子还说：“政者，正也”。汉代学者扬雄在《法言·学行》中称教师为“人之模范”。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玉杯》中指出，教师应当“既美其道，有慎其行”，即教师不仅要教授正确的理论，还要谨慎对待自己的行为。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治家》中指出，“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即教化是从上到下实施的，先人教育给后人。因此，父亲不慈爱，子女就不孝顺。宋代政治家王安石曾在《临川先生文集·原教》中主张，统治阶级要以高尚的道德力量感染普通民众。[12]

　　3.重视慈幼。慈幼，即喜爱与教育儿童。这在很早就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从西周时期开始，中国古人就已形成一整套完整的、按儿童年龄段进行的不同内容的教育。[13]

　　总之，广大农民重视教育的传统已缺失或弱化，对教育的认知发生重大变化，在思想上并未真正重视教育，许多夫妻(一方或双方)轻易抛弃了直接教育子女的责任，外出务工，而他们的子女便成为留守儿童。显然，农民对教育的认知变化是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产生的主要思想根源。

　　治理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产生的思想根源，固然应当多管齐下才能奏效，但本文仅探讨教育方面的对策，即政府应进一步将重视教育农民，由相当大程度的“宣示性重视”转化为“约束性重视”。

　　中国几千年流传下来的落后、腐朽的封建思想及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思想，显然不利于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因此，毛泽东曾经大声疾呼：“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18]据相关文献统计[19]，毛泽东提及“教育农民”有5处，提及“教育群众”有8处。此后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对此有深刻论述，尤其是习近平同志。例如，2014年5月9日至10日，习近平在河南省考察工作时指出，要使办实事的过程成为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的过程，成为干部廉洁奉公、干净干事、在群众中树立良好形象的过程。又如，2015年7月6日至7日，习近平在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强调，群团组织必须始终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坚持为党分忧、为民谋利，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所开展的各种活动，多做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引导群众的工作。⑤

　　思想上重视教育农民，需要进一步落实到各级政府具体、切实的政策行动上，将党和政府文件上的“宣示性重视”，真正转化为政府必须贯彻落实到位的“约束性重视”[20]。这就要求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是抓好农村基础教育质量;二是重视农民的终身教育。

　　(一)抓好农村基础教育质量

　　1.省(自治区、直辖市)级人民政府应尽快统筹辖区内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教育法》规定，国務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分级管理、分工负责的原则，领导和管理教育工作。中等及以下教育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人民政府管理。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教育工作。可见，按法律规定，抓基础教育质量并不仅是县级人民政府的事情。然而，在现实中，县与县之间及县的内部，教育质量差距较大。这主要因教育资源的不均衡配置所致，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没有较好发挥统筹作用。2006年修订的《义务教育法》增加规定，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实行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职责共同负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统筹落实的体制，农村义务教育所需经费，由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的规定分项目、按比例分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促进学校均衡发展，缩小学校之间办学条件的差距。[21]十余年过去后，各地基础教育均衡发展问题仍未较好解决，因而2018年再次修订后的《义务教育法》保留了上述条款。因此，省(自治区、直辖市)级人民政府统筹辖区内教育资源配置不宜再延迟。省(自治区、直辖市)级人民政府辖区内的师资力量、教师工资福利待遇、教学设备等教育资源都应在城乡范围内均衡配置，尽快缩小差距。

　　2.省(自治区、直辖市)级人民政府着力解决好农村中小学教师的收入分配问题。当前，中小学教师对自身工资收入普遍存在“又患寡又患不均”的心理[22]。因此，基于《义务教育法》规定的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原则，省(自治区、直辖市)级人民政府作为教育资源配置的主体，不仅要努力提高农村教师的工资福利待遇，同时应促进农村教师收入分配与其他群体的公平化。教师的参照群体通常是公务员，因而要逐步落实农村教师的工资福利待遇与公务员齐平，并且，省(自治区、直辖市)级人民政府还应推动实现城乡教师与公务员的工资福利待遇的一体化，缩小城乡差距。如此才能吸引优秀人才不断加入农村教师队伍，壮大、稳定农村教师队伍。

　　3.制定科学合理的基础教育质量考评标准。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省(自治区、直辖市)级人民政府教育部门应当主导这项工作，并且结合考评结果进行奖惩。基本策略有：建立以学生表现为评价内容、“输入—过程—输出”指标一致的评价体系;以学生“增值”幅度作为教育质量评价标准;在统一性原则下，制订差异性的评价目标，即学校对学生的培养应遵守国家大政方针，且学校教育质量评价又不能脱离教育实践，必须体现评价目标的差异性。[23]此外，考评标准还要更好体现学生全面发展的要求;发挥标准的导向作用;标准有操作性。[24]

　　4.总结广东“双百项目”⑥，在全国农村推广社会工作。据我们课题组在广东的调研，广东农村社工站的某些社工在帮助学生解决学习、生活、娱乐等方面，发挥了较好作用，对促进当地教育发展已产生了一定效果，可在对广东农村社会工作实践进行总结、反思的基础上，在全国农村推广，并可进一步试点“一校一社工”制度。

　　(二)重视农民的终身教育

　　1.着力解决农民终身教育的资源问题。这里的资源包括财力资源、人力资源、物力资源。首先，财力资源是关键。省(自治区、直辖市)级地方人民政府主导统筹辖区内资源配置，可将一部分公共安全支出、罚没收入等用于终身教育，也可考虑征收终身教育费附加等。中西部地区还可考虑向国务院申请东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因为中西部地区政府承担了大量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培育费用，但他们主要在东部地区作贡献。社会主义国家全国一盘棋。东部地区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两个大局”制度设计的先受益地[25]，如今已经富裕起来，有力量支持中西部地区。其次，人力资源是主导。这里的人力资源是指，提供农民终身教育服务的授课教师及行政人员。各地可以专、兼职形式配备。其中授课教师以兼职为主，鼓励一些当地退休老教师、老党员、老技工及其他在岗专业技术人员等以志愿或有偿的形式担任。目前，许多高校评高级职称要求教师有一定期限的国外经历。国家可出台政策，对于志愿服务农村一定期限的教师予以同等看待，这利于知识下乡，促进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行政人员可由当地一些乡村干部、教师或社工等人员担任，可给予一定补贴，特别要注重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及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26]。再有，物力资源是载体。这里的物力资源是指教学场所，可建立实地与远程相结合的农民终身教育平台来解决这个问题。实地平台是指依托当地中小学或其他场所，在夜间、周末或寒暑假等空闲时段而建立的平台。例如，早在2010年，山东省潍坊市就已建立了农村社区学院1所，乡镇社区分院13所，农村社区教学站208个，形成了市、乡、社区三级社区教育网络。[27]这些平台可统一命名为“马克思主义学院”，以鲜明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实地平台可增强人们的切身体验，互动容易，教育效果相对较好，但存在成本高，内容会比较单一，群众学习时间很难统一等不足。远程平台是指，借助电视、互联网、智能手机等设备而建立的平台。它可统一命名为“三农社区学院”。远程平台便捷，内容丰富，成本相对较低，但体验感差，互动不便，效果可能欠佳。所以，各地农村如能建立实地与远程相结合的农民终身教育平台则是最佳方案，利于农民选择。

　　2.科学确立农民终身教育的内容。农民终身教育的内容不是义务教育的简单重复，它与义务教育内容既有联系，又有自身特色。比如，在联系方面，与学校教育一样，德育也是农民终身教育的首要工作。在特色方面，农民终身教育注重补偿性、职业性、生活性及发展性。所谓补偿性，是指它注重补偿义务教育未完成的教育任务。例如，农村有些子女不孝敬父母，即是因义务教育阶段未成功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家庭伦理观。这在农民终身教育中要进行补偿教育。所谓职业性，是指它注重培养农民的职业技能，帮助其解决就业问题。目前的新型农民培训基本是这个层面。所谓生活性，是指贴近农民的日常生活需要。例如，教授一些人际关系处理技巧，帮助农民处理好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婆媳关系、邻里关系等。所谓发展性，是指对于完成义务教育即步入社会就业的农民进行一些提升、发展的教育。当然，更具体的教育内容还应由各地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科学确立。

　　3.制定促使农民参与终身教育的强化机制。不少农民热衷于赌博或其他娱乐活动，要让他们转而自愿接受终身教育，必须有相应的强化机制。强化机制包括正向与负向。正向强化机制就是从正面激励农民参与终身教育。它又包括物质与精神两种方式。物质激励就是以奖学金、纪念品、学习币之类的物质形式进行激励。精神激励就是以积分、奖状、证书之类的非物质形式进行激励。此外，农民聚在平台一起学习时可交流、互动，共同成长，也是促进学习的一种正向强化机制。负向强化机制就是以惩罚的形式督促农民参与终身教育，如批评、公示等。不过，这种机制应当少用，因为它可能会伤害人，但必不可少。

　　4.国家制定农民终身教育的相关法律予以保障。美国、日本、英国、德国等国早已制定了农民职业教育的相关法律。这对中国的农民终身教育立法有一定借鑒意义。截至2020年初，我国农民终身教育立法已有一定法律基础，但还应进一步建立完善的农民终身教育法律，以更好保障这项工作的贯彻落实。立法内容至少应当包括：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明确规定各级政府及农民在农民终身教育中的责任与义务;明确教育经费来源、实施途径、奖励措施与法律责任;明确教育的组织管理、体制机制及农民终身教育及培训机构建设标准、培训形式和内容;确定农民终身教育的保障条件，包括教学设施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实习基地建设以及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农民终身教育的激励措施等。[28]

　　综上所述，政府将重视教育农民，由相当大程度的“宣示性重视”转化为“约束性重视”，抓好农村基础教育质量，并重视农民的终身教育，促使农民重视自身与子女的教育，进而促使更多农民改变错误的教育认知，确立正确的教育观念，或想方设法将子女带到流入地接受教育，或选择在户籍所在地就业，只要他们家人团聚，留守儿童就不再“留守”。因此，切实贯彻这些教育对策，会对治理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产生的思想根源发挥良好效应。

　　注释：

　　①例如，有人认为根本原因是中国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和二元户籍制度，可参见赵富才：《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产生原因探析》，《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第36-39页;张学浪等：《农村留守儿童的产生及其范畴解析》，《农村经济》2013年第12期，第16-18页。

　　②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统计数据整理所得。

　　③此后未注明出处的数据，均来源于此次调研。

　　④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3)统计数据整理所得。

　　⑤资料来源：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数据库，http：//jhsjk.people.cn/。

　　⑥所谓“双百项目”是指，2016年7月，广东省民政厅提出全省社会工作均衡发展，决定推动粤东西北地区开展社会工作服务。由于当初设想在粤东西北建立200个社工站点，因而得名为“双百项目”。

　　[参考文献]

　　[1][2][3][4][6][11]吴玉琦等编著.中国古代教育简史[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

　　[5][7][8][9]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史教研组编.中国教育史讲义(古代部分初稿)[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60.

　　[10][13]胡幸福著.中国古代平民教育[M].北京：中国大地出版社，2008.

　　[12]张书丰编著.中国古代教育精粹的现代解读[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