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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职称驿站所属分类：历史论文 发布时间：2020-05-18浏览：45次
摘 要： 《资治通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紧密相连，具体反映在重政治的价值观，重大一统的价值观，重礼制的价值观，重仁爱的价值观，重文明的价值观。
关键词： 《资治通鉴》; 价值观; 政治; 礼制; 大一统; 仁道; 文明;
《历史研究》(双月刊)创刊于1954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最早的一本综合性史学期刊。是中共中央“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倡议创办的历史学专业刊物。毛泽东同志就创办《历史研究》提出以“百家争鸣”为方针研究历史。
0、引言
《资治通鉴》是被称为“史学两司马”之一的北宋大史学家、思想家司马光所着。稍有素养的中国人没有不知道中国有两部最重要的历史着作，一是汉代司马迁所着的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通史，一是北宋司马光所着的我国第一部编年体的通史。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不可不读此两书。
对于《资治通鉴》一书的重要性，其后的思想家多有评介。南宋史学家王应麟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宋末元初胡三省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又说：“《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清初三大家之一的顾炎武认为《资治通鉴》和《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清初三大家之一的王夫之认为《资治通鉴》“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清代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清代曾国蕃说：“窃以先哲惊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之《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近代思想家梁启超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着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哉!”一代伟人毛泽东说：“一十七遍。每读获益匪浅。一部难得的好书噢……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
现在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资治通鉴》得到了这么许多重要大家的高度称赞?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当要深入到《资治通鉴》一书的撰写目的，更为重要的是要弄清楚该书所要宣扬的价值观。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知道此书所记载的大量历史事情及其人物的情况，更应知晓他为什么这样去记，这样去写，这样来评价?我在这里想从《资治通鉴》所欲呈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来回答。
1、 重政治的价值观
从一般意义上可以说《资治通鉴》是“为后世不可无之书”，是“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即这个世界不能少了《资治通鉴》这本书，作为一个学者，你不能不读《资治通鉴》这本书，但是在我看来，《资治通鉴》这本书一定有它专门的对象来读，这个专门的对象、特殊的对象就是统治者。《资治通鉴》原来的名字叫《通志》，后来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故赐名“资治通鉴”。其认为统治者可以通过以往这1362年的历史，可以发现治理的大道和规律，帮助治理国家。《资治通鉴》正是以时间为“纲”，以事件为“目”向世人讲成败，讲存亡，讲得失，讲祸福，讲古今之道这些重要问题。所有这些都可以成为最高统治者以资借鉴的对象，也就是通过宏大的历史叙事，揭示历史的存亡、兴替、得失、祸福等古今之道，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
毛泽东主席在他一生当中读过17遍《资治通鉴》。这个数字是很可怕的，因为大家知道《资治通鉴》有近400万字。毛泽东除了读过大量的经史子集、马列着作外，为什么还这么喜欢《资治通鉴》?我在这里讲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1965年的7月份，当时前国民党政府的代总统李宗仁和他的秘书程思远回到大陆。毛泽东在接见他们两个的时候，特意问程思远一个问题，你知道我是靠什么吃饭的吗?程思远一听茫然不知所措，不知如何回答。毛主席说：“我告诉你，我就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以前我们人民解放军打仗，在每个战役后，总来一次总结经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然后轻装上阵，乘胜前进，从胜利走向胜利，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讲这一段的故事说明什么问题呢?毛主席喜爱的《资治通鉴》就是通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来告诉世人许多许多的道理，有善的、有恶的，有是的、有非的等等。这样两个正反的经验，跨越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共16朝。正是这16朝1000多年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给毛主席提供了这样一个大视野的历史观。因此毛主席喜欢读《资治通鉴》是有他的道理的。
根据《资治通鉴》的命名，我们可以发现它不可避免会受到道家的影响。《汉书·艺文志》对道家的评述中有这样一段话，“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这个道家是从史官演变而来的，干什么呢?“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就是说历史学家一定要知道，什么事情是重要的东西，什么是根本的东西?《汉书·艺文志》继续说，“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最后一句说“此君人南面之术也”，道家提供的这些学说是君人南面之术。皇帝都是坐北朝南的，因此道家学说就是为统治者提供的统治术。因此《资治通鉴》所讲的也是一个统治术。这是我们通过它的命名，通过它记载的内容，发现它与道家有一定关系。当然，重政治是整个先秦诸子主要的价值取向。道家是提供“君人南面之术”的，儒家更是“助人君”的。《汉书·艺文志》在谈到儒家时这样说到：“儒家者流……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墨家的思想许多都是在为王公大人献计献策的，主张“国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国君之所非必皆非之”(《墨子·尚同上》)。法家更不要说了，那是直接服务于最高统治者的一整套制度性安排的思想学术体系。儒墨道法四家是先秦最重要的思想学派，都一致地服务于现实的政治。《资治通鉴》对此当然非常重视，继承和延续了中国传统文化重政治的价值取向。
2、 重“大一统”的价值观
《资治通鉴》坚持《春秋》这本书所确立的一个观念，也是中华民族的根本观念——“大一统”。“大一统”就是反对分裂，主张统一。大家只要知道《资治通鉴》的体例、内容的安排，你就会立马明白作者的用心及其他的价值观。说的再通俗些，你无需多读《资治通鉴》里面的具体内容，你只要从它的朝代选择上即可明白作者的政治目的。大家知道，《资治通鉴》与《史记》在编制体例上是不一样的。《史记》是纪传体，以人物为纲，而《资治通鉴》是编年体，是以时间为纲，以人物事件为目。《资治通鉴》记载了16朝的历史，其中《资治通鉴》只有南朝的纪，包括现在我们南京在内的宋、齐、梁、陈四朝在内的纪，而没有北朝的纪。而我们哪一个不知道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分裂时期，叫“南北朝”。与南朝并立的还有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五朝。另外，我们还知道中国历史上自隋唐以后又出现了一个分裂时期，史称“五代十国”。然而，《资治通鉴》就只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的“五代”，不记前蜀、后蜀、南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荆南)、北汉的“十国”。按照常理来说，只要存在于中华大地上的朝代，作为一部通史都应该加以记载，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偏不记载那些不属于正统的朝代，就记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十六朝。如果我们再留意的话，在《资治通鉴》中只有三国中的魏纪，而没有蜀纪和吴纪。不管你如何评价《资治通鉴》这一选择的结果，但这里存在着的强烈的“大一统”观念是值得称道的。所谓的“大一统”就是团结，而不是分裂。中国传统文化非常看重国家的团结，厌恶国家的分裂以及一切的军阀混战。尽管中国的历史发展规律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但是，统一的“合”一定是中国人民百姓的企盼，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大势，是中华文明归止和安止的状态。维护国家的统一，珍惜文化的传承，乃是中华文明的根本基因。尽管在中国传统文化理念中，“亡国”与“亡天下”不是一个概念，可能中国人更看重天下的存亡。然而，文明的不断，天下的存有，那应该是牢固地建立在国家统一的前提之下的。我想这也就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建立那样的“史观”“史识”的真正用意所在吧!我们读《资治通鉴》要紧紧把握住这一点，如此也才能透过《资治通鉴》来认知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
3、 重礼制的价值观
我们都知道，《史记》是从中华文明产生以后记事，具体的说它是从五帝开始，然后是夏、商、周三代，再以后就是春秋战国，最后是秦、汉(汉武帝)。《史记》是一部通史，它跨越了中国三千多年，只是它没有采取编年体的方式，而是采取了纪传体，所以被称为纪传体通史。而《资治通鉴》却从公元前403年(即周威烈王23年)开始记事，要知道此时离中华文明的产生已经好几千年了。不要说忽视了五帝，夏商周三代也不在他的视线之内，而且整个的春秋时代也没有进入他的视野。司马光偏偏选择了公元前403年(即周威烈王23年)开始记事。所以，《资治通鉴》中《周纪一·威烈王二十三年》所记载的“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这段话最应引起人们注意的。因为就凭这14个字，记载了在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意味深长的大事件，而正是因为这件事使得司马光耿耿于怀，从而激起他将这一年作为整个《资治通鉴》的开始之年。那么为什么这一年会有着这样的特殊意义呢?而且，“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这14个字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当时的周代天子周威烈王颁布了一道命令，正式把魏斯、赵籍、韩虔从卿大夫升格为诸侯。懂得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被称为韩赵魏三家分晋的事实，事实在这之前就已经发生了。但是始终没有得到朝庭的承认，也就是说，没有得到“合法”的地位。而在公元前403年这种情况得到了彻底的改变。
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非常重视社会的等级秩序的建立和维护，因此建立起了完整的礼制。秦代以前的等级秩序，最高是天子，接下来是诸侯，再下来是卿大夫，然后是士，这个等级非常分明。在春秋战国时代，这些等级的继承都是按照世袭制进行的，史称“世卿世禄制”。而原来的韩赵魏属于卿大夫级，而现在则跃上了第二级的诸侯级，并且从第三级升到第二级这一事实早在五十年前就发生了，这属于严重违背礼制的。通俗的说，这是严重破坏规矩的事件，说的再严重些，这就是大逆不道的事件。但是，在这种事情发生五十年后的公元前403年竟然被当时天子承认了，正式下文将其合法化了。由卿大夫上升到诸侯，这个事件太大了。我们历史文化喜欢用一个词称呼这一行为，叫“僭越”。什么叫僭越?原来你不是这个地位，不是这个名位，你违规上升到这个地位、级别，这就是僭越。
孔子说过一句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话语，后来成为一句成语，即“是可忍，孰不可忍”，意思是说，如果这件事情忍下来，我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忍呢?因此这个事我绝对忍不了。那么，孔子是在什么情况下说这句话的?当时鲁国有一个人叫季孙氏，《论语·八佾》记载“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什么意思?就是说季氏只是一个家臣，非常没有地位，他更不是诸侯，但他竟然在他家里面跳八佾之舞。什么叫八佾之舞?古代讲八八六十四，每一排都是八个人，只有天子级别的能欣赏这个舞，而诸侯就只能跳六八四十八人的舞，卿大夫就只能跳四八三十二人的舞，士就只能跳二八一十六人的舞。这是礼制，这是规矩，这个等级不能乱。然而一个家臣竟然让人在家里表演只有天子才能享受的这个大舞蹈。这不是僭越吗?这不是大逆不道吗?所以孔子是要强调绝对不能容忍季氏做这种违背礼乐的“僭越”的事情。
作为儒家思想的继承者和维护者的司马光怎么能容忍韩赵魏做出那种事情，更无奈和悲愤当时的周王的行为。所以他非常看重这个问题，对于韩赵魏三家这种破坏礼制规矩的行为要加以谴责。所以为了警世后人，就将公元前403年这一年作为他这部通史的开篇来写。
司马光是将《资治通鉴》做为一部为政之道的书来撰写的。换句话说，他撰写这部书是有着强烈的政治目的的。什么叫政治?许多人认为西方对这个问题研究的比较深。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德国的前总统到南京大学访问，他说你们中国人真有意思，你们现在的政治改革都是向我们西方学习，却忽略了你们自己的传统。我们德国人对你们孔夫子的《论语》非常感兴趣。他说，早在两千多前的孔子就非常明白的定义了什么叫政?孔子说：“政者，正也”(《论语·颜渊》)。意思是说所谓政治就是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名分一旦确立，那就不能乱，将这些名分用规矩制度规定下来，这就叫正名，这就是政治。所以说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所干的事就是对政治的最大破坏。通俗的说，那是一件最不讲政治的事件。在司马光看来，更为严重的是，当时的周天子不但没有惩罚三家乱名分的做法，还正式下文承认了他们这种不讲政治的做法。所以说，大家读《资治通鉴》，要知道为什么从这年写起，更要明白作者想通过这样的写法让人们懂得什么，是想向人们宣传什么样的价值观。
司马光与司马迁一样都非常重视《春秋》这本书。其用意是什么，其实道理也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在于这部书是讲政治的。孟子评述《春秋》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什么意思?就是说在下的臣子弑杀在上的君王，在下的儿子弑杀在上的父亲，这种以下犯上的“僭越”“暴行”使得孔子非常的恐惧，所以他要作《春秋》，把这些事实都记载下来。如此一来又反过来震慑了那些乱臣贼子，从而使他们感到非常的恐惧。当然《春秋》是谁写的，有不同的定论。孟子讲孔子作了《春秋》后，乱臣贼子就非常地恐惧，他不敢僭越，不敢乱搞。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春秋时期“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为什么这么乱?为什么这么多杀戮?“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什么叫本已?就是失去了正名的秩序之礼。这个本不能乱，一乱就会出大问题。
司马光喜欢荀子，对其评价很高。他为什么喜欢荀子?这也是与司马光本人的价值观相联系的。荀子是儒家，但是他与孟子不同的是援礼入法。把礼引进了法治，把儒家的礼引进了法治，而礼是什么?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分。大家注意，礼是分。什么叫分?天子诸侯卿大夫，各有名分，不能乱，这就是政治。这就是礼。因此礼主分。荀子说：“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荀子·王制》)，又说：“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别，曷谓别?曰：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礼论》)。司马光推崇荀子的原因也在这里。
4、 重仁爱的价值观
儒家政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那就是德政，或说仁政。儒家为政要根据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呢?儒家告诉我们一个字——德，而具体的表现就是“仁”。《论语》里孔子有这样一句话：“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什么意思?就是说为政是要以德为根本，就像北极星处在那个位置，其他所有的星星都拱卫着它。如果要强调指出统摄《资治通鉴》的最高范畴是什么?答案一定是“德”。社会、家庭、为人、处事、政治、经济、战争等等无一不然。德者，得也。得什么?就是得那些能反映和表征社会文明和人性的那些本质性的东西，这个东西就叫做“道”。从道那里获得的德性，中国古代的圣哲们给予它们许多概括，而我将其归纳成十德，即仁、义、礼、智、信、孝、悌、忠、廉、耻，但在这所有道德中有一个作为全体大德的存在，那就是“仁”。所以说《资治通鉴》自始至终都贯穿着这样一个儒家的全体大德。什么叫仁?“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孟子说：“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由此可见，仁德的道理和精神就是“爱”。当然儒家的“仁爱”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和规定，主要包括孝悌之爱，忠恕之爱，惠民之爱，爱物之爱。尽管儒家仁爱的本质强调的是去爱别人，但是，只要你真心爱了别人，敬了别人，那么，别人也会同样去爱你，敬你。通俗的说，我爱你，你反过来一定爱我，我恭敬你，你一定恭敬我。这是儒家的情感的双向交流理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此之谓也。
谈到这里，我不得不再回过头来谈发生在公元前403年之前的50年发生的事。大家算一下是多少年?公元前453年。大家知道，三家分晋有不同的说法。为什么会造成不同的说法呢?道理其实十分简单，因为这件事有孕育时期，有事实上发生时期，有朝庭正式承认的时期，有最终完成的时期。所以说，“三家分晋”是一个过程性历史事件。《资治通鉴》一开头说什么故事呢?故事的发生地是一个名叫“智”的地方。在韩赵魏三家分晋前，有一个比韩赵魏三家大得多的地方，它叫智。智氏是卿大夫，他们的地位也是世袭的。《资治通鉴》记载：“初，智宣子将以瑶为后”。就是老大夫智宣子要选他的嫡长子智瑶为新主。在这一过程中有人出来反对这一决定，并劝说老主不要选智瑶。理由是，尽管智瑶有不少优点，如“第一个，长得帅;第二个，武艺高强;第三个，才艺超群;第四个，善辨能文;第五个，强毅果敢”(参见张国刚《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第4页，中华书局2016年8月版)。这五个优点就叫做“五贤”。但智瑶有一个缺点，且是致命的缺点，那就是不仁。所谓的不仁就是没有恻隐心，心肠硬，只为己不为人，不尊重人，不宽容人。孟子说人要有恻隐、同情、怵惕之心。我经常通俗的说，什么叫恻隐，什么叫怵惕?就是人心比较软，残生杀生的事情，看不下去，不忍看下去。心肠硬的不但看下去，他还要踩上一脚。这个人就是天生的残暴。更重要的是什么?往往这样的人自恃他才高，认为其他人都不算什么。一旦认为其他人不算什么的时候，他一定认识不到民心向背的重要。但老主没有听进去这一至关重要的建议，最终选了智瑶。而正是由于这一失误，智国(事实上的)在以后与晋国以及韩赵魏三国(事实上的)的相处中无一不表现出这一不仁的举动，从而最终导致了智的灭亡。《资治通鉴》记载了智国如何灭亡的经过。公元前453年的时候，智氏胁迫韩、魏两家共同出兵攻打赵襄子。为什么打他呢?因为他不听话，其他人都把土地之类的东西献出来，就他不献。赵襄子说我为什么要献?祖上留下的土地一寸都不能让。赵襄子派人向魏、韩陈说利害，魏、韩因而与赵氏联合反攻智氏，引起智瑶的失败。这里除了赵国的勇敢抵抗，更重要的是韩、魏两国因为感受到智瑶的狂妄和野心，所以最终在赵的劝说下反水，并消灭了智。
如果智国在选接班人问题上不出现差错的话，或者说要是选对接班人的话，可能整个的战国历史都可能被改写。战国也许就有八雄了，也许韩赵魏三国都会被智所灭掉，战国可能就不是七雄了，就只有“齐楚燕秦智”五雄了。当然所有这些假设，只是在理论层面才可以存在的。因为历史不能说如果。
如果智瑶失败的原因在于他的不仁，这是从反面证明仁爱和民心的重要，那么，获胜的赵襄子，也正是他看到了民心的重要，并充分利用了这一点，才使得以最终获胜。这是从正面来体现司马光的价值观。《资治通鉴》记载赵襄子在选择哪座城池作为他抵抗智瑶的战场的时候，充分反映出赵襄子超常的智慧和仁爱的心性。当时有三个地方可以选择。有哪三个地方呢?一个叫长子，一个叫邯郸，一个叫晋阳。长子这个地方，城高池深。邯郸这个地方粮草丰富。一般讲，你要选择一个地方抵御外敌，你一定选择这两个地方的其中之一。但是赵襄子说不行，我不能选择这两个地方。赵襄子给出的理由不能不让人叫绝，他认识的问题确实非常深刻。他说，长子这个地方之所以能够城墙盖得很高，水池挖得很深，一定是徭役繁重。邯郸这个地方之所以粮草丰富，一定是赋税沉重。而徭役赋税一重了以后，那么老百姓肯定被敲剥的一塌糊涂，那么这些地方的百姓一定不会为你拼命抵抗。剩下的就是晋阳了，这个地方赵家在这里采取了轻徭薄赋的治理方式，因而大得民心，有民众的基础。因此最终选择了晋阳。最后的战局也完全验证了赵襄子选择的正确性。这使我想到了孔子的一个重要思想。他曾经在回答学生问有关政治的几个要素的时候，非常明确指出了诚信对于政治的重要性。《论语-颜渊》记载：“子贡问政，子曰：‘足兵足食，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在孔子看来，足兵、足食、诚信这三者对于国家都很重要，但三者比较起来，从重要性的程度来说，一定是诚信第一，足食第二，足兵第三，而在这三者中不得已而去掉的次序却一定是：第一去兵，第二去食，不可或缺的乃是“民信”。“民无信不立”，此之谓也。
《资治通鉴》非常重笔地描写这个事件，就是因为它符合儒家的“得民心者得天下”的这一不变的原则。孟子的这一段名言很精彩，“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孟子·离娄上》)。什么意思?就是说，获取天下的办法是获得老百姓的支持;获得老百姓支持的办法是获得民心;获得民心的办法就是满足老百姓所要求的，给老百姓所需要的，老百姓不喜欢的，厌恶的，坚决不要强加在老百姓身上，如此而已。在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获得民心的办法。怎么得民心?老百姓喜欢的给他，老百姓不喜欢的，不强加于他。所以说，如果能够做到了这一点，那么“民之归仁，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那是一种势不可挡之势也!司马光通过讲述距离他一千多年的这样一个事情，就是来告诉后人怎么选人，怎么用人，怎么做事，怎么得民心。
被称为“亚圣”的孟子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文化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的理念，非常明确地提出了着名的“民本”思想。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无论是民为邦本的思想，还是民为贵的思想，实际上都在强调一个文明的社会及其统治者最终的目的都是要以人民的利益为其根本旨归。在中国传统社会，德政、仁政的思想符合文明社会的政治理念，包括《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在内的所有儒家，都是想在中国建立起一个能被老百姓称为“良政”的社会。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的目的亦正是欲让统治者按照这个价值取向去治理社会，创造出一个文明的社会来。这也应该被看成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民主”思想。现今，我们在建设现代社会，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民主的进程中，更需要注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具有进步性和人民性“民主”思想的汲取和继承，我们也应该带着这种意识去读《资治通鉴》中对战国时代孟子的记载及其评价。
5、 重文明的价值观
在这里，《资治通鉴》作为记载中国一千多年的历史的巨着，实际上它所摄含的内容当是对中华那个时期的文明记述。中华文明不但体现在形而下的器物文明之中，更反映在形而上的精神文明之中。《资治通鉴》对“器与道”的中华文明都给予了足够的展示。中华文明也正是有了像司马光一样的许多思想家的努力，才使得她被记载下来，被传承下来。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宋以后的中国历史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宋代以后中国历史上虽然经历过两次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情况，但是中华文明始终在承续着，在发展着。
一个文明的存在与延续有两个前提，一是符合人性的对待，二是符合社会发展的方向。当然所有符合这两点的文明都要因地因时，因时顺势去审视，如此才能正视中华文明的进程。有人说南宋崖山之后无中华，这说法是有问题的，应作具体分析。中华文明、中华价值观、道德观、伦理观在中国消失了吗?停滞了吗?回答是否定的。就形而上的道的中华文明，即思想、精神、信仰都记载在中华的“经史子集”典籍之中。儒道佛三家是中华大道的集中体现者，三家思想仍在元明清三代广泛的存在，并都对中国社会和民众发生着直接的影响。儒家经典的传承，元代时进行的编辑就功不可没，《永乐大典》是明代的一项巨大文化工程，《四库全书》更是清代人的大手笔。对于这些历史的客观事实，我们中国人不能对此有疑义，甚而对自己的文明过于轻视。中华文化的魅力连西方人也给予了高度评价，更何况我们自己，我们应树立起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高度自信感。
我在这里只讲两件事情。第一件事，1988年在法国巴黎有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发表了《巴黎宣言》，其中指出：“人类要想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的孔子那里去寻求智慧”。孔子的智慧是什么?两个字——忠恕。孔子曾经跟曾子说，“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孔子的一以贯之道叫忠恕。首先强调的指出的是，忠恕之道是符合人性的对待，是符合社会文明发展的方向。什么叫忠?尽心曰忠，竭诚曰忠，不虚假曰忠。忠诚干什么?为别人。忠的这种精神和情怀一定要落实在具体的为人为事之上，这就是“恕道”所要做的事了。具体说来，恕道是通过正反两方面得到体现的。从正面来说，就是为别人做好事;从反面来说，就是不做坏事。《论语》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千万不要把连自己都不喜欢的事强加给别人。再说一件事，1992年在美国芝加哥召开了一个有6000人参加的宗教大会，在这个会上要确定一个全球人都遵循的规则，即黄金规则。值得注意的是，6000人中没有一个中国人，全部是外国人。大会最终找到了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认为这条伦理原则可以成为被全世界都能接受的普遍的价值观。这就是中华文明的影响和作用。
忠恕之道就是仁爱，就是尊重，就是宽容，就是自由。中华文明是一种心性的文明，是一种追求良善的文明，是一种己立己达以后也想着帮助别人的立达文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此之谓也。大家一定要引起注意的是，这句话是孔子对“仁”的一个定义。我们中华文明素向重视由己推人的推爱工程，“泛爱众”“天下大同”是中华文明追求的价值目标和社会人生境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语)，正是对这种文明的最好的概括。毫不夸张的说，一带一路的倡议，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只能有着几千年中华文明的中国才能够提出来。我们讲这些，并不表明我们中华文明不要创造，不要创新，不要变化。不但不会这样，相反，中华文明一定会结合着世界的发展而不断地去丰富自己的文明，因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就是苟日新，日日新，日新又新。
6、 结语
最后，我们要十分重视王夫之为我们指出读《资治通鉴》的三个境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我非常赞同清华大学教授张国刚教授对王夫之这一观点的高度重视。我在南京图书馆这么多年，我经常向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读书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最高的境界是什么?我要表达的理念是，通过读书一定要使自己成为一个好人，成为一个美善之人，读书一定要使自己的生活快乐起来，人生丰富起来。“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此之谓也。具体到我们今天读《资治通鉴》，其最终目的绝对不是多了解一点历史知识，增加一点中国传统文化常识，而是通过读它，建立起一种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使我们做好人，做好事，不要做坏事，不要做坏人，使我们的思想认识丰富了，精神境界提高了，信仰崇拜坚定了。如此，你就知“道”了，同时亦快乐了!
《史学著作《资治通鉴》中的传统价值观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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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 史学著作《资治通鉴》中的传统价值观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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