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疫情下网络舆论的地域之争与地域歧视问题反思

来源：职称驿站所属分类：行政管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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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网络舆论中地域之争由来已久，并由此形成根深蒂固的地域歧视观念。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社会背景下，网络舆论中地域歧视与疫情话题结合，形成又一波传播高潮。然而随着疫情信息逐步透明，网络舆情充分发酵，舆论风向发生转变，在团结抗疫的主流声音下，地域歧视一定程度上受到压制，网民的情绪心态也变得更为积极。从全球范围来看，地域歧视问题已经成为共同抗疫的巨大阻碍，这些地域歧视言论在话语逻辑、社会伦理、文化品格等方面都存在着问题，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明确应对地域之争的思路，探索消除地域歧视的合理路径。

　　关键词：重大疫情;新冠肺炎;网络舆论;地域之争;地域歧视

　　区域治理杂志紧跟学术前沿，紧贴读者，国内刊号为：14-1394/D。坚持指导性与实用性相结合的原则，创办于2009年，杂志在全国同类期刊中发行数量名列前茅。

　　在网络舆论中，重大疫情作为突发性公共事件引起广泛关注，而地域之争则是网络中热度不减的话题，两种话题相互叠加并掀起舆论风潮，使地域歧视问题充分凸显出来。结合现实舆情发展和网民心态变化，对疫病等重大灾难语境下的地域之争进行观察与审视，就会对相关舆论的演化规律有更为清晰的了解，方便对这种舆论的发展方向做出更为准确的预测，从而探索有效且合理的舆情引导思路与路径。

　　一、网络舆论中的地域之争和地域歧视

　　地域差异一直是网络中催生各种争议的重要动因。几乎所有话题，只要涉及地域因素，马上就会引来网络口水战。长期以来形成的地域刻板印象在网络环境中显现为舆论话语，在审视特定地域内特定事件和人物时，地域“鄙视链”变成意义含混却又无时无刻不在影响人们判断的标准。

　　网络舆论中的地域之争首先以空间为要素，人们以不同尺度划分空间，确定地域划分的格局，探讨地域之间的差异。然而如果将这种舆论视为一种延续性的生态，则同时包含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空间维度即地域划界现实，也就是地域划分后产生的空间认知判断，以及由此产生的舆论空间。这其中存在两种空间的概念：一种是地域空间，这是舆论言说的对象;另一种是舆论空间，这是舆论所呈现的形态，类似于“舆论场”的概念。布尔迪厄的社会场域理论就是以空间作类比，将场域设想成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场域的效果得以发挥”①。一直以来，人们聚成社群，以地域空间为标准探讨风物人情差异，判断地域优劣，形成相对稳固的舆论场和舆论空间。时间维度指向的则是地域言说历史，即人们在观念传承中关于地域差异表达的演化过程。法国社会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尔德曾对舆论下过一个这样定义：“舆论是一种评论，是短暂的、或多或少合乎逻辑的成串判断。换句话说，对当前的问题作出回应，在同一时期里被同一个国家、同一个社会里的人多次重复的判断，就叫舆论。”②塔尔德是从特定社会时代的横断面对舆论进行定义，然而各个时期关于地域固定话题的舆论串联起来，则会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源流体系，因此，对地域话题相关舆论进行纵向观照，也是舆情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维度。

　　在网络环境中，针对地域空间的歧视是地域攻击和地域之争的心理基础，而地域攻击行为往往受事件触发，许多偶发性的新闻事件被大肆炒作，引起病毒式传播，最后演变成地域攻击。比如前些年网上发布治安案件时，经常有意无意地强调犯罪嫌疑人的籍贯信息，引发网上针对该地区的嘲讽和谩骂，这些事件累积起来，又使地域歧视更加根深蒂固。此外，网上针对许多负面新闻的讨论是非理性的，总是牵扯其他话题而不是就事论事，如果新闻要素中地域被刻意凸显，在聚光灯下种种问题被放大，地域整体形象就会受损，这种负面印象一旦形成极难根除。比如2015年“青岛大虾”事件在网上的发酵，原本一桩孤立的个案，如果就事论事，这只是个别商家违规违法，市场监管不力，但网上舆论风向逐渐跑偏，变成对青岛乃至山东的地域攻击，当地旅游部门多年营造的“好客山东”形象毁于一旦。③由此看来，地域话题的公共性使地域歧视很容易越出个体行为的界限，而对整个社会造成伤害。

　　此外，针对地域空间的歧视或认同分别对应所谓的地域“黑”和地域“吹”，后者即无原则地夸大某个地域的优势，一般是面向自身所处的地域，或者与自身具有切身利益或情感关联的地域，比如所居住的城市、自己的家乡等，其动因是自我与他者的划界冲动和区分心理，为面对他者的优越感寻找依据。无论是地域“黑”还是地域“吹”，其实是地域空间认知偏差的一体两面，更多的是基于各自的立场而不是事实。

　　从时间维度看，网络中地域污名化的长期累积，就形成各种地域“梗”或地域标签，构建了“高语境”④的传播环境，地域歧视也因此具有了时间穿透性。不少地域“梗”都是因个別事件被放大宣传形成的，比如针对河南的“井盖梗”、针对新疆的“切糕梗”、针对台湾的“茶叶蛋梗”等，这些“梗”在网络语境中被反复言说，带有某种讽刺意味，对涉及的地域形成持续的伤害。此外，不少网民还采用贴标签的方式来针对地域开“地图炮”，常见的地域标签是“××之乡”，如“诈骗之乡”“传销之乡”“乞丐之乡”等。这些地域“梗”和地域标签在网络中固定下来，逐步语境化、符号化，反过来加深了地域偏见与隔阂。这些“梗”和标签常常与具体事件联系起来，更容易触发网络中的地域之争，而且形成共振效应，使地域攻击更具杀伤力。

　　受流行文化影响，网络上关于地域(包括国家)差异的问题出现一种拟人化的表达方式，最常见的是将地域或国家关系动漫化，比如日本漫画《黑塔利亚》(Axis powers ヘタリア)、起源于德国的“波兰球”(Polandball)等在网上都极具人气。这种借助动漫手法拟人化的方式使地域差异呈现得更为感性直观、更具娱乐性，但却使地域所包含的政治、经济、历史、人文等信息大大简化，消解了地域所承载的复杂信息和深度意义，使人们对地域和国家的理解更趋向标签化、刻板化。

　　二、重大疫情下地域话题的舆论惯性：情境再现与情感延伸

　　社会舆论中的地域歧视和偏见是在共同体语境中形成并得以强化的，在社会发展中不断与具体事件结合而衍生出新的言说方式和观念内容，如在针对地震、洪水、疫病等各种灾难的叙事中，原有地域观念内核没有改变，只不过加入了新的话语条件，是原先地域话题的情境再现，而这种言说是对既有的地域观念(包括成见)的一种延伸阐释，形成既具有固定内涵，又随着时代语境不断变化的话语形态。

　　疫病作为一个重大事件，短期内在网络中必然会涌现大量围绕疫病的话题，其中“疫病从哪来”“何处是传染源”“各地防疫应对措施”等热门话题都涉及地域这一命题，网络中原有的地域歧视和地域之争再次频繁出现，许多地域偏见又被移植到疫病话题中。与地震、洪水等自然灾难不同，疫病有扩散风险，遭受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地域直接被当作受害者加以同情，而疫病的传染性会蔓延至其他地域。因此在舆论中，疫情始发地受害者身份同时又被冠以加害者的标签，这样使得人们对这一地域产生较为复杂的心理。此外，疫病传播还牵涉到人为因素，如果防控不力会造成疫病加速扩散到其他地域，很容易招致舆论攻击。

　　面对重大疫病突然袭来，网民的情绪也更为敏感，平时低烈度的地域之争，在疫情这一特殊语境下，往往成为情绪宣泄的突破口，掀起舆论的滔天巨浪。如果从心理层面分析，这属于人们的应激反应，日常的、情感性的即时判断迅速启动，怀疑、恐惧、鄙夷等非理性情绪很快膨胀，对疫病起源地进行情绪激烈的言语攻击。除了网民自发的应激反应，也不排除有人带有恶意，利用疫情话题引导舆论风向，挑起地域之争。比如2002—2003年发生的SARS事件中，针对疫情发生地广东的地域攻击，就沿用了网络上关于广东人的地域标签，简单地将疫情暴发归咎于广东人的饮食习惯。如果说在日常状态下，关于“广东人什么都吃”的段子带有调侃意味，重大疫情发生后，再加入疫病话题为佐料重新翻炒，就免不了带有刻意挑衅的嫌疑，这类炒作最大的问题是以偏概全且带有恶意，将民众对于疫病的紧张心理转为对某个特定地域的愤怒情绪。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进入公众视野之后，网络舆情中也有类似的针对湖北人的地域攻击，比如渲染湖北人吃野生动物，湖北人“九头鸟”的梗也被拿来翻炒，将关于特定地域的成见重新嫁接到疫情事件上。这种情形对于全体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如果将地域歧视问题放大到全球来看，因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国、中国人也承受着不公平的待遇，成为地域攻击的受害者。比如美国《华尔街日报》就公然以“亚洲病夫”作为文章标题，对全体中国人造成了极深的伤害。因为中国人在积贫积弱的时代被冠以“东亚病夫”这一歧视性称号，民众对这类词非常敏感，《华尔街日报》以“亚洲病夫”来对全体中国人进行地域攻击，毫无疑问会刺痛人心，并招致民众的强烈反感，有媒体人评论说：“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全民战疫和中国人民民族感情的漠视和嘲讽，既不客观公正，也无道义和同理心可言。”⑤

　　疫病的命名也体现着不同国家和地区舆论对中国的态度。世界卫生组织将2019年年底出现的肺炎疫病命名为COVID-19，之所以不冠以疫病发生地的名字，就是为了避免地域歧视，这是国际上疫病命名的惯例。在中文里疫病也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这一固定名称，如果还坚持“武汉肺炎”“中国肺炎”甚至“中国病毒”的名称，则带有明显的恶意和敌意。如果我们在全球范围追溯地域歧视的历史，会看到地域歧视与国家、种族歧视是相互交错的，由于种族聚居的特征，针对某一地域和国家的歧视往往就是种族歧视。尼日利亚作家齐努亚·阿契贝(Chinua Achebe)曾批评康拉德小说《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认为其中所描述的非洲大陆带着明显的种族偏见，是通过特定方式将非洲构建为野蛮的、非理性的“他者”。⑥在阿契贝看来，康拉德小说中对非洲大陆的地域偏见与对黑人的种族偏见是重叠的。在网络时代，西方媒体掌握网络公共话语权，他们对东方某些国家的抹黑，表面上是政治冲突，却包含种族歧视，前者是显性话语，后者则是隐性话语，既达到污名化的目的，又规避了种族歧视的嫌疑，充分显示西方所谓“舆论自由”虚伪的一面。

　　三、重大疫情下地域话题的舆情演化：场景变化和语境更新

　　在网络日常传播环境中，舆论整体呈现杂语化和离散化特征，许多公共话题的争论都变成多声部的话语狂欢，使舆论离散倾向严重，割裂不同的网民群体，涉及地域话题更是如此。人们不自觉地以自身所处的立场来划定圈层，互为“他者”，在网络中形成抵触式的对话场景，开启互怼模式，无法形成有效的沟通语境。

　　然而在重大疫情背景下，舆情反应过程更为复杂，表现出明显的起伏过程。从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的时间线来观察网络舆情走向，可以看出网民针对疫情关联地域的态度在发生转变，这从根本上促成了舆论风向的转化。如果以2008年“汶川地震”时涉及地域话题的舆情反应作为对比，两者的演化路径呈现出明显的差异。2019—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主流舆情显示，网民针对疫情暴发地的情绪反应波动起伏，总体呈现由消极向积极的转变过程(见图1)。

　　如图1所示，“汶川地震”发生后，网民迅速对受灾的地区产生同情、支持等积极情绪，跟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一强势话语占据舆论场中心，这种积极情绪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初，网民首先反应出紧张、焦虑、愤怒、歧视、怀疑等情绪，言论受情绪引导，将疫情暴发地当作标靶，对武汉、对湖北进行嘲讽和指责，这是直线式的归咎思维所致，是网络舆情中地域歧视惯性思维的体现。然而随着舆情反应时间往后延伸，这种针对疫病暴发地的地域攻击并没有一直主导网络风向。以国内人气最旺的网络问答社区知乎为例，其中一个问答很有代表性：“12月30日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目前情况如何?”这条问答共吸引1.5万关注，有1549项回答，時间跨度也比较大，基本完整地记录了网民对新冠疫情下武汉的评价。按回答的时间线来梳理，可以明显感受到网民对武汉关注心态和方式的变化，从武汉封城前后的焦虑、怀疑和讥讽，到对武汉市民遭遇的同情，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网民开始以更为积极的心态关注武汉，为这座城市祈福，因疫情而对武汉的地域歧视行为也受到网民的自觉抵制。虽然质疑、批评甚至谩骂的声音一直都存在，但整体的舆论风向发生了明显的转变。消极情绪逐渐转变成同情、支持等积极情绪，网民针对涉武汉和湖北疫情新闻的态度，逐渐摆脱地域偏见的影响而直面问题本身，即便是批评，也是一种积极的批评，形成了新的沟通氛围和语境。

　　另外，梳理疫情发生以来网络舆情中的热门话题，可以发现地域“吹”以另一种方式出现，即努力呈现各自地域在防灾抗疫中“给力”的一面，如“散装江苏实力救援”“河南硬核防疫”“山东搬家式支援”等，凸显出实力超强、措施得力、热情实在等地域正面形象，客观上营造出全国各地一家亲的舆论氛围。除此之外，网上还热炒各地的医疗救援情况，如“医疗界四大天团会师武汉”，即所谓“北协和、南湘雅、东齐鲁、西华西”同时支援武汉，将这些医疗机构置于聚光灯下，契合了网友的地域炫耀心理，大大提升了这一话题的热度。这一波“地域吹”在各省医疗队对口援助湖北的新闻中达到高潮，网民在这些新闻中发掘各自省份的“闪光点”，通过炫耀的方式实现自己的参与感和在场感，原先的地域优越感被地域荣誉感取代，但本质上都符合网络中“炫耀性表达”的行为特征和心理基础。有学者认为：“网络炫富与歧贫往往结合在一起。”⑦与“炫富”一样，炫耀地域优越的行为往往隐含对其他地域的歧视，不过在灾难叙事中，家国情怀压倒了日常的思维惯性，使地域炫耀行为更纯粹，不再附带对其他地域的反向贬斥，因此相对而言，这是一种更为积极的舆论基调。

　　结合网民个体心理和社会舆论环境来分析，上述网络舆情的转变大致包含四个方面原因：第一，由于最初疫情信息匮乏，网民对疫情本身缺少了解，就会将自身负面情绪倾泻于抽象的地域，对疫情暴发地展开非理性攻击。然而随着疫情发展的新信息不断涌入和民众关注角度的变化，网民对于疫病的了解更加透明，就可以有效地破除前期的恐慌心理。第二，从个体心理机制来看，焦虑和愤怒等激烈情绪无法长久地维持，随着理性介入，负面情绪得到稀释与缓和，情绪性的应激反应就会得以纠偏。第三，在重大疫情面前，同胞情和同理心被唤起，家国观念逐渐占据舆论主流，将地域之争中的“他者”观念在国家、民族共同体语境中主动消解了，并最终汇成团结抗疫的舆论共识。第四，虽然在自媒体时代，传统媒体影响力有所削弱，但在重大灾难的报道方面，传统媒体在信息渠道、信息可靠性等方面都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这些媒体在疫情报道过程中，积极引导舆论风向，将民族、国家观念作为强话语嵌入灾难叙事，超越地域局限，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凝聚人心，形成扭转舆情的力量。

　　四、网络中地域歧视的逻辑缺陷、伦理风险和文化问题

　　网络虚拟社群对应现实中的各类意见群体，网络语境下地域攻击也源自现实存在的地域歧视观念。有学者认为，舆情是还未表达出来的民众“心声”，而舆论则是社会各界发出的声音，当民众表达出意见和诉求，就实现了舆情向舆论的转化。⑧尤其是重大疫情发生时，网民的表达欲望被激发，平时隐匿的地域歧视观念得以显现，形成舆论风潮，从而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

　　在全球政治格局中，地域歧视观念常常被错误地加以利用，以排斥“他者”来实现凝聚国家和地区认同的目的，尤其在大面积灾难发生时，地域歧视更是被刻意操弄，以实现本国、本地区最大利益。然而这却是把双刃剑，强化地域歧视同时具有凝聚和离散两种效应，一着不慎就会造成族群、社群的撕裂。尤其在面对重大疫情时，于网络中大肆宣扬地域歧视，存在重大逻辑缺陷和极高的伦理风险，并引发很多文化问题。

　　首先，地域歧视存在逻辑缺陷，于情于理都难以说通。不少人寄希望于通过地域歧视来获得单方面的精神支配权，但抽象的地域标识与具象的个人身份在对应时，往往会产生畸变现象，这是地域分层和个人身份认同移位造成的。地域歧视并非一个单纯的链条，而构成了一个立体的网，这是因为地域可以不断细分，地域歧视问题就不断裂变分层，人们会自觉在各自所处的层级中寻找不同的身份，在地域之争中明确自身定位，并在网络环境下形成一个个话语圈层。百度贴吧就代表了典型的圈层文化，各省、市乃至县都有相应的贴吧，在这些贴吧里，地域话题长盛不衰，而且一般都是同级比较，如省与省、城市与城市等。当跳出特定的话语圈层设定，地域歧视就出现错位现象，歧视者在另一个圈层又遭遇被歧视，或者某一地域内部也会存在相互歧视的现象，最终无人能在这错综复杂的歧视网中幸免。因此，认为地域歧视可以使个体获得精神优势的观点在逻辑上很难自洽。实际上，在地域歧视风潮中，部分网民的集体狂欢是建立在其他人受伤害基础上的，在地域歧视中并没有赢家，最终变成彼此伤害的游戏。

　　其次，在重大疫情背景下发表地域歧视言论，从根本上说是悖逆道德、违反正义法则的，存在着较大的伦理风险。比如，针对台湾政界和媒体以“武汉肺炎”称呼疫病的做法，有台湾青年团体发起《新冠肺炎反歧视连署倡议》，倡议内容包括：“终止使用‘武汉肺炎等一切歧视性文字，回归国际专业命名，尊重集体人格权。”⑨这里的“集体人格”实际上是一种拟态人格，早在2013年，武汉市在政府层面就曾提过“集体人格”的概念，来关联武汉的城市文化品格。⑩荣格从弗洛伊德“个体无意识”基础上提出“集体无意识”精神系统，认为“这一系统具有在所有个人身上完全相同的集体性、普世性、非个人性本质”B11。集体人格体现了集体共有的无意识品格，却又反映在每个个体的精神上，在强调“集体无意识”品格的同时，往往也是在塑造和描述个体的人格特征。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到，给予自尊是“作为公平的正义”最重要的法则之一，“最为重要的基本善是自尊的善”。罗尔斯认为，人需要通过共同体来加强个体自尊，“并且给他们的价值感提供着一个可靠的基础”。B12人们在共同体中实现的“自尊的善”应当被尊重，就像集体人格权被尊重一样，这是社会正义的一种体现，而当人处在重大疫情的精神困境中，基于地域和国家的集体自尊、集体人格如果被践踏，其实对个体尊严也是一种冒犯，违背了正义的法则。

　　最后，网络中地域歧视也会致使各类人群文化定位混乱，文化隔阂加深，一方面失去了自身的文化品格，另一方面使更大范围的国家认同与人类文明认同无法立足。齐格蒙特·鲍曼曾说：“失去共同体，意味着失去安全感;得到共同体，如果真的发生的话，意味着将很快失去自由。”B13鲍曼从某个角度说明人类在建构共同体过程中精神上的得失，也就是说，人们需要共同体来获得安全感和尊严感，又需要警惕在共同体中失去自我。如同上文所述，要通过集体人格支撑个人人格，但作为个人而言，又不能因此失掉个性选择。美国传播学者乔治·格伯纳曾提出媒体传播中的“涵化”理论，认为电视媒体“培养了人们的共同观点”，使人们的观点呈现“同质化趋向”B14。如果借用格伯纳的观点，在网络时代，网络媒体对网民的“涵化”过程更是无处不在，这其中不排除会出现网民在网絡大环境中被“带节奏”、受偏见裹挟的情况，从而失去个体应有的判断能力，就像勒庞在分析集体心理的特征时所说：“异质性被同质性所吞没，无意识的品质占了上风。”B15在网络舆论中，每种意见背后对应的都是受情感情绪、理性认知支配的人，每个人都在寻找自身的身份定位，地域属性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支点，人们在网络中卷入地域之争，一味强调自身的地域属性，强化“山东人”“湖北人”“上海人”“北京人”等地域概念，在将地域标签化的同时，也在将自己标签化，从而失去了表达个性的机会，弱化了个人在性别、职业、爱好等方面定位与塑造的能力，在文化上放弃了自我丰富和自我超越，使自身文化品格呈现单面化倾向，这就类似于马尔库塞所批判的“单向度的人”，其“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恰恰构成了“更高阶段的异化”。B16

　　此外，地域歧视往往会消解对国家和人类共同体的认同。在中国历史上，地域认同早于国家认同，历史学者赵世瑜认为，地域认同“往往是族群认同乃至国家认同的基础，是后者形成的早期阶段”B17。传统的乡籍划分使每个个体拥有一个原初的文化身份，并形成浓厚的原乡情结。国家和人类文明是建立在交流与共识基础上的更具现代意义的共同体，国家认同在精神层面整合了地域认同中对于祖先、土地、语言、饮食等的情感和理念，形成更具政治意义的家国情怀。网络上关于地域话题的意气之争只能单方面传递一种偏狭的观念，并不能在现代生活中形成有效的文化交流，反而会加深彼此之间的隔阂。由于逆反心理导致各地网友形成封闭的文化圈子，不愿正视其他地域文化的优点。就像美国学者桑斯坦所说，进入了“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s)，“我们只听我们选择的东西和愉悦我们的东西”B18，这对文化全局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如果在全球范围来看，因重大疫病引起地域和种族歧视言论蔓延，势必加深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文化裂痕，使文化交流更加困难。

　　总之，地域歧视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来说是一种倒退，与现代社会的诸种法则是背道而驰的，纵容地域歧视在网络中大行其道，将会在逻辑上进退失据，在道义上落下口实，在文化上沦为孤岛，最终会在文化话语权的争夺中失去更广泛的认同基础。

　　五、消除网络舆论中地域歧视的思路

　　地域之争往往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随着现代社会各地民众往来频繁，尤其是网络营造了一个超地域的沟通环境，使不同地域的网民交往频率大大增加，地域观念的碰撞加剧，地域之争事实上很难避免，并且成为彼此间交往对话的常态。

　　在重大疫情发生时，地域歧视的惯性思维不会遽然消失，而且会与疫情结合呈现新的表达形态。厘清疫情背景下地域歧视的因果关系，观察和预测其发展路径，形成应对地域之争的合理思路，是消弭地域歧视、促进地域文化沟通的关键。

　　首先，消除地域歧视并不意味着要消解地域认同。地域认同是文化凝聚起来的一个层级，国家这一概念是一层层鲜活的地域文化经验累积充实起来的，人们在不同地域生活，最切近感受的是当地的文化风俗，包括方言、美食、生活习惯等，如果缺乏地域认同，国家认同就会变得空洞。但地域认同需纳入国家和民族认同框架之内，才能在重大灾难面前形成凝聚的正向力量。

　　其次，重大疫情下网络舆论中的地域歧视一般不具有持续性，但不排除会进一步转变为相对固化的成见的可能。重大疫情属于突发事件，围绕疫情产生的地域歧视会被团结战疫的主流舆论抵制和消解，而且随着疫情结束，与之关联的地域歧视也会随之消散，但如果未能及时清理和驳斥相关言论，就会与既有的地域标签形成叠加效应，从而加深人们的成见。对于疫区的民众来说，这种被歧视的记忆也有可能跟随疫情留下的精神伤痕长期存在。

　　最后，在重大疫情网络传播语境中，地域歧视分为内生延续和外部导入两种。前者是网民自身情绪和观念的自然流露，需要情绪疏解和观念引导;后者则是某些公共媒体或自媒体蹭热点要流量，刻意带偏舆论，引导网民产生地域偏见和歧视。这就需要加強网络执法，还网络一个风清气正的环境。

　　在具体的应对方面，需要政府、媒体和网民共同努力，消除地域歧视，为团结抗疫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第一，明确政府职责，规范重大疫情信息通报机制，增加信息透明度，维持地方政府公信力。政府的作为对于地域形象至关重要，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政府始终处在聚光灯下，一举一动都成为网民判断所在地域社会风气的依据。例如，疫情前期武汉政府的应对失误引发网络舆情对武汉这座城市的质疑;云南大理截留疫区防疫物资，也致使不少网民掀起大理旅游问题的旧账，乘势对大理展开地域攻击。因此，需要政府增加信息透明度，以真实的、硬核的疫情信息为基础，及时弥补不足和短板，提升舆情反应时间，稳、准、快地处理舆情反应的问题，回应公众关切，以真诚务实的态度化解舆情危机。另外，还要坚持以情动人，体现政府硬核抗疫之外的温度。例如，武汉在抗疫取得阶段性胜利，全国各地援鄂医疗团撤离时，推出了感恩海报，标题为《32张感恩海报!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这波操作太可以了》的文章，巧妙地将武汉各地景点与全国各地地域特色联结起来，不仅传达山水相连的温情，又秀了一波武汉的风采，推广了旅游。

　　第二，媒体要担负起公共责任，合理运用舆情引导机制，搭建积极正面的交流平台，与各地网民共建沟通对话场景，消除成见，形成相互尊重的沟通氛围。在围绕地域话题这一虚化的舆论空间里，滋生了许多成见。关于地域的各种成见，美国学者李普曼曾将成见与人们内在的精神需求联系起来，认为成见是人们自身意识观念、立场、权利的投射B19，许多与地域相关的成见与网民自身的身份焦虑和价值诉求有关，当爆发公共危机时，这种焦虑更是被激发，形成情绪化的反应。因此，不能苛求网民在疫情发生第一时间做出完全合理的判断，这就需要媒体严守底线，抵制罔顾事实、传递偏见的歪风，及时针对疫情展开深入报道和细致解读，破解网民的身份焦虑。另外，在网络舆情形成的权力场域中，网民不是被驯化的对象，应尊重网民主体价值，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明之以法。要扭转网络中由疫情引发的地域攻击和歧视，除了硬性的法规约束和媒体行业自律，也需更多地借助舆论场自身的纠错机制，塑造公共价值，传递正义理念。

　　第三，坚持文化整合，重塑话语语境。在大多数网民心中，除了地域认同，还有家国观念的自觉，要强化这种自觉，文化的整合力量不可或缺。这就需要在文化层面深耕厚植，以文化切入公共舆论，以文化潜移默化的力量消除地域偏见和歧视。在网络舆论中，要将狭隘的地域认同在灾难面前转化为家国认同，将地域文化认同与自豪感纳入整个国家文化自信的话语语境中，将不同地域群体的文化特性融入中华民族这一更大的共同体中，将地域文化的书写汇入中华民族的千年叙事中，体现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彰显中华文化的深度与厚度。

　　注释

　　①[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38页。

　　②[法]加布里埃尔·塔尔德：《传播与社会影响》，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32页。

　　③李向帅、牛青：《大数据告诉你：“一只大虾”是如何破坏城市形象的》，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35193536_114812，2015年10月12日。

　　④高语境和低语境既是传播学概念，又是文化概念，由美国学者爱德华·霍尔提出。高语境传播指在信息传播中高度依赖语境，更多地借助内隐的文化信息，而低语境传播则更多地依赖外显的、即时编码的信息。可参阅[美]爱德华·霍尔：《超越文化》，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2—102页。

　　⑤李小华：《被指“亚洲病夫”，中国反应过度了吗》，中国日报中文网，https：//cn.chinadaily.com.cn/a/202002/26/WS5e561dd8a3107bb6b57a285c.html，2020年2月26日。

　　⑥Chinua Achebe. Hopes and Impediments：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90， p.23.

　　⑦蒋建国：《网络炫富：精神贫困与价值迷失》，《现代传播》2013年第2期。

　　⑧王来华：《论网络舆情与舆论的转换及其影响》，《天津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⑨《台湾青年团体发起新冠肺炎反歧视连署倡议》，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20-02/29/c_1125644334.htm，2020年2月29日。

　　⑩劉功虎：《高起点建设“文化五城”——汉派文化塑造城市集体人格》，《长江日报》2013年7月2日。

　　B11[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原型与集体无意识》，徐德林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