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空间视域下扬州古典园林文化空间结构及其对扬州新城市建设的启示

 　　摘要：扬州古典园林久负盛名，其独特的风格在中国园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依据文化空间理论，扬州古典园林的文化空间可分为原初文化空间、诗意化文化空间和审美文化空间三个由物质形态直至本质的逐次递进的结构层次。作为运河沿岸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扬州在新城市规划建设中应借鉴古典园林的文化空间结构，有效提升城市文化品位，营造一个旧城保护开发合理、新城充满现代活力、宜居宜游的空间环境，围绕建筑、公园主题营造文化空间，使诗意化表达成为城市文化空间创造的主基调，以强化局域主题文化空间之间的诗意化串联与历史记忆。

　　《现代城市》杂志是浙江大学城市学院主办的科技期刊，自2006年底创刊以来，经历了4年多的发展，在报道现代城市发展与科学研究方面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色。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扬州有着2500年的历史，因运河漕运和盐业而经历长时期的商贸和文化繁盛，明清与民初至巅峰，是中国东南部经济和文化重镇之一，可谓富甲天下、人文荟萃。扬州古典园林素负盛名，以何园、个园、汪氏小苑等为代表的私家宅园和以瘦西湖等为代表的城市园林，以其独特的风格在中国园林中占有重要地位。

　　20世纪后半叶，文化学研究的兴起有力地推动了建筑设计、城市规划、地理学等空間学科与人文学科的交叉和渗透，学者们开始将这些被传统研究定义为纯物理性的空间同社会活动、社会力量的产生与发展相联系，指出这些空间具有社会属性，并从文化的生产运作、价值内涵与符号意义等视角来考察空间及其与文化、政治、日常生活和消费等之间的关系;认为空间本身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要素，可称之为“文化空间”。文化空间的提出，将设计艺术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深层次关系相关联，极大地拓展了设计艺术的视野。本文拟以此理论为指导，阐述扬州古典园林文化空间的三个结构层次——原初文化空间、诗意化文化空间和审美文化空间，指出这一结构是由物质形态直至本质的逐次递进的结构关系，以期对扬州和其他历史文化名城新城市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与实践参考。

　　一、扬州古典园林的文化空间

　　自宋始，由于文人的主动参与，中国古典园林正式进入文化思想表达的时代。明清两代，因漕运兴盛和盐业繁荣，扬州再次成为中国东南部一个商贾云集、文人汇聚的中心城市。加之康熙、乾隆两帝均在六次南巡中多次临幸驻跸，以个园等为代表的众多私家园林和以瘦西湖为代表的大型城市园林由此而兴。同时，扬州城市街区和私家宅园建设，扬州画派、扬州玉器雕刻、雕版印刷、扬剧，以及扬州学派等进行的一系列文化生产活动也因经济的繁荣而呈现一派活力。

　　在此背景下，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盐商、文人雅士和官僚阶层热情参与空间设计，将城市空间由居住、商贸往来的属性，逐渐拓展为集官、商、贸、居、游于一体，城市与山林一体，居住与园林一体的空间形态。这一新的城市空间样态实现了建筑空间、园林空间和其他公共空间的高度融合，逐渐突破了自宋以后文人私家园林崇尚的“独乐”和“隐逸”的文化主题，将园林空间生产的意向、意图、意匠指向人对自然、社会、生命终极意义的思考。这种本由建筑、山水、花木等组合而成的园林空间，因文化要素的系统植入与运用，极大地拓展了文化空间生产的视野和结构层次。

　　“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园冶》)是明代著名造园家计成在总结中国园林艺术文化空间生产创造时所提出的务求必达的境界。即是说，园林空间的营造，在模山范水中，并非只是对自然景观的简单模拟，将自然山水局部之景进行缩小移植，而是要求造园者能够从各种自然山水之妙境中得到启迪，从中摄取众妙之精华，最终形成一个既有自然之象而又非自然之象、毫无人为雕琢痕迹的空间——“宛自天开”的人化空间。这一空间生产之法就是老庄所倡导的“道法自然”之学。老子在《道德经》中云：“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1]这里所说的“域”指的就是宇宙空间，宇宙空间中的道、天、地、人是一个彼此相关联的自然与社会的总体性存在。扬州园林文化空间的生产，其实质就是那个时代以盐商为代表的社会群体对中国传统文化天、地、人关系的文化性体认。由此，这一特定文化空间便具备了传统意义上文化空间所共有的可认识性和非可认识性的基本特征。所谓可认识性，就是指它是包含各种文化和艺术要素的真实性存在，是人可以直接触摸和感受到的存在。所谓非可认识性，则是因为这一空间在生产创造过程中将时空、人事融为一体，共同建构了一个具有完整文化意义的叙事空间，这种空间叙事要求只有所有在场参与者以其全部情感投入，充分地拥抱场景，才能感悟到它的存在。王振复曾用“建筑即宇宙，宇宙即建筑”[2]来高度总结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空间生产的特点，这句话也可以用来概括扬州古典园林文化空间的时空文化特质。

　　二、扬州古典园林文化空间结构层次

　　扬州古典园林文化空间包括三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且依次递进的结构层次。

　　1.原初文化空间

　　原初文化空间是园林文化空间的基本结构层次，是空间生产者运用园林营造技艺特殊语言(园林空间中单体造园要素)而创造出的原初性物理空间，其要义在于对自然之实景的摄取与模仿，表达造园者对自然意境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考。

　　扬州古典园林空间的生产者(设计者和建造者)们，在“模山范水”的空间建构中并未止步于对自然山水的简单模仿，而是形成与自然山水相似的原初性物理空间影像，在求实(可视的原初文化空间形态)中不以实(可视的被模拟的原初空间形态)求之。扬州古典园林空间生产者充分运用山石的形态与色彩、植物的形态与季相、建筑的造型与色彩、水体的体量与曲直，以及背景的景物、景色，通过园林原初性物理空间在平面的铺开与组织，将原本仅具物理意义的空间延伸至对传统文化中宇宙、人伦和民俗风情的阐释。例如，被誉为“清初四僧”之一的大画家石涛笔下的个园“四季山”，春山利用碧竹与石笋来表现春之萌动;夏山利用青灰湖石的嶙峋和流水，来彰显夏日的奇峰叠嶂和云卷云舒;秋山则巧用黄石的厚重粗犷和漫山红叶，描绘出“秋山明镜而如妆”的图景;冬山则倚墙叠置洁白圆浑的宣石(雪石)，南面高耸的灰色砖墙上留有数个圆形漏窗，借高墙与庭院火巷(扬州古民居中建筑群与建筑群之间交通与防火功能兼具的通道)狭长空间形成的气流变化，穿过漏窗而使人产生北风呼啸的身体感受。加之宣石内所含石英，迎光闪闪发亮，形成北风呼啸、漫天飞雪的意象。扬州古典园林空间生产者通过偿水相土、仰观俯察之法来展现“法天地，象四时，顺于仁义” ( 《史记·日者列传》)之法，以期“与天地相似，故不违”(《易·系辞上》)之功用，从而进入了宇宙自然之秩序和生命的伦理之道——“万物不伤，群生不夭”(《庄子·缮性》)。这种对宇宙自然生生之美的再现，是扬州园林文化空间生产者对人的生命生生不息共同属性的体认。这样一来，人们可以从这些有限的设计要素中体悟出宇宙天地和人的生命世界的生生不息的精神，回归到与宇宙自然的共同律动来达到对自我精神世界的超越。

　　2.诗意化文化空间

　　诗意化文化空间，强调在园林原初文化空间的基础上，利用造园语言(造园要素和方法)对扬州地域的民俗、民风、主流文化和空间生产者群体价值观念进行诗意化叙述。

　　如果说园林空间生产者秉持“求实不以实求之”的营造理念，是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宇宙秩序、生命伦理秩序的共同认知，进而将自然的园林原初性物理空间转化为人化的原初文化空间，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的话，基于扬州地域文化与社会群体性价值取向的装饰艺术与时空组合的出场与参与，则成功地完成了园林原初文化空间向诗意化文化空间的转向。

　　赵士林认为，中国诗性文化有两个系统，一个是以政治伦理为深层结构的“北国诗性文化”，另一个是以审美自由为基本理念的“江南诗性文化”[3]。对于“江南诗性文化”，笔者认为其滥觞于魏晋而兴盛于两宋，其要义更多地凸显了一些超越实用性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审美创造与诗性气质，以及追求个体生命在更高层次上自我实现的需要[4]。扬州因獨特的开放性地域文化特征，其园林文化空间生产直接摆脱两宋以来对“隐逸”“独乐”的纠缠，以更具开放性的“显”与“众”的介入，来打破封闭已久的“隐”与“独”，或将“隐”“独”与“显”“众”并置于同一空间，或将时空并置，建构起多元的园林诗意化文化空间。汪氏小苑正厅“春晖室”悬挂小篆长联“既肯构，亦肯堂，丹雘塈茨，喜见梓材能作室;无相犹，式相好，竹苞松茂，还从雅什咏斯干”，出自《尚书》《诗经》，将家庭和睦的兄弟们一起吟咏着《斯干》、联手建造房屋这一图景展示在空间之中，来诗化般地期冀当下和未来汪氏家族的和谐兴旺。汪家后院小苑，一面南北矮墙将空间隔成两部分，向西有静瑞馆，向东有厨房和储粮区，月洞门朝东，上刻有“迎曦”两字，寓意早晨太阳从东边升起、阳光最先洒向小苑。越过月洞门进入小苑西部，回头望见月洞门上题有“小苑春深”，苑内小径通幽、花木葱郁，不大的小苑将诗意化的生活展现得淋漓尽致。这种用空间来主导时间，将时间进行空间化，将人对界内文化空间的生存体验上升到对生命价值意义的追问。这种对空间意蕴的诗性化拓展，使空间成为“空间的人化”或“人化的空间”，由此，空间因具有了生存性体验的特征，具有了审美的文化意蕴。

　　3.审美文化空间

　　审美文化空间，以园林文化空间为场域，使所有参与者通过对原初文化空间和诗意化文化空间的感受性体验，与园林空间文化意境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并进一步在精神层面对园林文化空间进行审美再创造。

　　明清时期，富甲天下的扬州盐商群体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准资产阶级的重要代表，作为一股新兴社会力量，他们长期在传统道统观念和资产阶级自由意识形态的冲突中徘徊挣扎，这也成就了那个时代扬州地域文化的基本特征。正是这一特殊文化背景，使扬州古典园林文化空间营造在诗意化的基础上，还兼具鲜明的“北国诗性文化”特征。这种审美文化空间的创造，就是通过地域文化的充分介入，来完成对古典“礼”“乐”意蕴的再叙事，从而展现出一个有别于他者的、充满自身地域文化特色的审美文化空间。

　　扬州地域文化，一方面，恪守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儒学所强调的将“自省”“践仁”“尽心知性”作为修身的最高境界和人生的唯一归旨，认为只有有效地打通天道、天命、仁与性的蔽障，才能超越现实客观世界空间，由此进入主客相融、物我一体的审美文化空间，最终实现得“道”的“乐”境;另一方面，以盐商为代表的扬州园林文化空间生产者们在突破宋以来私家园林“独乐”的审美藩篱过程中，以相对开放的心态，无论是城市园林还是宅园合一的私家宅园的文化空间创造，在对自身生命“乐”的关注中，将“群乐”作为追求精神与肉体、物我与时空的终极审美境界。个园“宜雨轩”前的明柱悬有“朝宜调琴，暮宜鼓瑟;旧雨适至，今雨初来”的对联，把原本属于文人专有的“时间体验”转化为诗性化的“空间意识”。而园中“暗水流花径，清风满竹林”“秋从夏于声中入，春在寒梅蕊上寻”等对联，则让人以经验的物性空间作为触发点或感知基础;“竹宜著雨松宜雪，花可参禅酒可仙”“物外闲身超世纲，人间真乐在天伦”的对联，则以现实空间与想象或回忆空间相交织，建构起跳出政治中心之“道”和文人之“独乐”，转向人在现实空间中通过对自然和吃、喝、玩、乐等感官性体验的言说，刻意地回避了“驱之向善”追问的凝重，将人的视线直接引向对在场生命意义的当下追问。这些均以物质空间作为审美空间的触及点，把人对时间的生命体验导向了诗意化的空间意识。

　　三、古典园林文化空间特征对扬州新城市建设的启示

　　大运河历史上曾贯通南北，在推动中国经济政治发展进程中起到过重大作用，如今作为世界文化遗产而为后人留下永久的记忆。作为运河沿岸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扬州如何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之中，并将其转化为驱动地方经济文化发展的一股重要文化动能，在新城市规划建设中有效提升城市文化品位，营造一个旧城保护开发合理、新城充满现代活力、宜居宜游的空间环境，是城市文化空间创建者必须直面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联合国于1964年制定的《保护文物建筑及历史地段的国际宪章》

　　提出建设性建议，“补足缺失的部分，必须保持整体的和谐一致，但在同时，又必须使补足的部分跟原来部分明显地区别，防止补足部分使原有的艺术和历史见证失去真实性”，强调其“留白”[5]在空间再生产中的意义与作用。也就是说，在文物保护修缮过程中，应使古时遗留的建筑部分和为保护遗产新建的部分进行明显的颜色等方面的区分，让建筑新旧部分一目了然。该宪章虽主要是针对文物古迹的保护提出的建议，但其对历史文化名城的新城市建设，如何有效地借鉴前人文化空间之创造方法，保持文脉的延续和城市的现代性，仍具有一定的启示。

　　扬州城区沿东西方向目前明显存在老城、次新城和新城三个文化带，无论建筑还是景观形态都明显存在历史记忆。扬州新城区近年来发展迅速，其建筑风格以现代、后现代为主，密度小、景观绿化面积较大是其主要特点。如何围绕这些单体建筑体量巨大的现代、后现代建筑进行景观绿化设计建设，照搬西方几何形景观和传统园林景观显然均是不可行的，于是有学者提出让扬州园林走出封闭环境展现在一个开放的场域中。对于如何走出来并加以实施，笔者以为学界首先应该从学术角度做出回应。在充分研究扬州古典园林文化空间内在结构特征的基础上，结合扬州历史街区、古民居宅园建筑文化空间结构，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1.围绕建筑、公园主题营造文化空间

　　当代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的景观主题已经发生深刻变化。过去无论以瘦西湖为主体的城市山林还是大量的私家宅园，由于用于居、商、游的建筑体量较之景观要素差异不大，人们的审美关注点也不以建筑为主，因而能很好地将其纳入园林中进行整体性的审美空间创造。当代建筑无论何种功能，因其明确的建筑功能和巨大的体量，已经成为一个场域中的审美主体，环境景观在此只能处于次要地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围绕以建筑主题意象为中心的环境景观意境的创造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同时，大众文化的兴起，以及历史文脉的碎片化、快餐式审美、西方设计思想的传播，必然会影响到环境景观的设计。景观设计要素随之会发生相应变化，除传统园林设计要素外，西方园林艺術中的几何化植物、带动力驱动的水体、光环境等不可避免地会引入到环境景观设计中来。

　　近年来，政府相关部门已经意识到这种新变化，在土地资源日趋紧张的情况下，依然修建了三百余处主题公园，但处于大众审美视域中的更大面积的公共景观空间建设尚需进行主题性文化空间的创造，引入文化空间结构理论并开展研究与实施是破解公共环境碎片化难题的必要手段。要想使城市的建筑、公共环境空间、主题性公园有效地形成一个具有历史文脉的整体性文化空间，就需要城市主管部门开展包括建筑在内的新城市文化研究，提炼出城市区域化新文化主题，围绕城市文化主题来进行包括建筑、街区景观、主题公园文化空间的创造。

　　2.诗意化表达应成为城市文化空间创造的主基调

　　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创造，无论建筑、景观主题和设计要素如何变化，其根本目的在于诠释当代人对天、地、人关系的认识。

　　近年来，扬州市政府主管部门在城市主题公园的建设上做出了大量的努力与尝试，取得了显著效果。目前全市已建的三百余处城市主题公园中，基于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的达数十个，得到业界和民众的广泛认可与好评。但所存在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各主题公园虽有特色鲜明的个性化主题，但缺乏一个共同的文化背景，难免使人产生碎片化感觉;受现代景观设计理念的影响，过于重视形式的视觉美感，忽略了人们在游玩过程中的诗意化审美体验。

　　景观园林化是城市文化空间诗意化的可尝试路径之一，可以充分借鉴古典园林处理原初文化空间、诗意化文化空间和审美文化空间之间辩证关系的成功方法，尤其是在景观文化空间诗意化创造中，关注传统园林艺术中如散点透视、借景、以小见大、无尽、季相等由象生意、由意生境的创造方法。景观文化空间的设计者既要满足当代人的大众化审美需求，也要引导参与者通过对诗意化文化空间的深度体验来领悟传统地域文化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宇宙与生命终极意义的追问，进而完成对真、善、美追求的诠释。

　　3.强化局域主题文化空间的诗意化串联与历史记忆

　　由单体建筑与其相应景观构成的每一个局域主题文化空间，显示出不同的独立品格，这就是一种借鉴古建筑修复的现代化“留白”。

　　目前影响局域主题文化空间诗意化表达的因素颇多，如串联局域主题文化空间的街区道路、广场、小区命名洋名泛化，让人不知所云。作为古代繁盛的商贸和文化重镇，历史上文人墨客留下无数歌咏扬州的诗词名句，以及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存，这些应成为街道、广场、小区等空间命名的丰富资源，以唤起人们对以往历史的美好记忆。

　　如何将每一个局域主题文化空间通过富于历史记忆命名的街区相关联，创造出一个诗意化的新城市文化空间，成为运河沿岸历史名城文化空间创造者的历史使命。人们在游览这个新城市文化空间的过程中会步移景异，穿越时空，品味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的交相辉映，由流动的时空来体认天地之美。

　　质言之，对于历史文化名城扬州新城市建设来说，如果以文化学视角来加以审视，就应当在城市文化空间生产中通过借鉴古典园林文化空间建造处理原初文化空间、诗意化文化空间和审美文化空间之间的有机联系，来表达对宇宙自然、社会和个体价值的共同体认，综合性地解决旧城保护、新城建设中文脉的延续和现代化的矛盾，摆脱城市现代化进程中“千城一面”的同质化现象，使人们真正诗意化地栖息于“天人合一”的城市空间之中。同时，诗意化地栖息于人类自我的精神空间之中，也是扬州新城市文化空间建设的要义所在。参考文献：

　　[1] 朱谦之.老子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4：86-87.

　　[2] 王振复.中国传统建筑的文化精神及其当代意义[J].百年建筑，2003(Z1)：6.

　　[3] 赵士林.江南城市与诗性文化[J].江西社会科学，2007(10)：185.

　　[4] 赵克理.扬州东关街区古民居建筑文化空间的三重影像[J].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68.

　　[5] 葛剑雄.大运河历史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刍议[J].江苏社会科学，2018(3)：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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