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中国人口趋势与政策

来源：职称驿站所属分类：劳动与社会保障论文
发布时间：2020-12-10浏览：40次

　　摘要：本文列举了中国人口新常态下人口增长率保持低位、人口红利消失;人口老龄化程度加速，养老压力增大;城镇化水平稳步推进，人口素质不断提升等现状特征，指出我国的人口新常态是挑战，也是机遇，并提出了不鼓励也不限制生育;营造良好的生育环境;提高人口素质;大力发展养老事业;减少人口流动壁垒这五点政策选择以供参考，从而扬长避短，发挥人口新常态的优势，促进经济增长。

　　关键词：人口新常态;人口红利;生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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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口科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主办自创刊以来,发表了大量有影响、高质量的理论文章,及时反映人口与劳动领域及交叉学科的最新学术研究成果,是各界人士了解人口学发展的重要窗口,它为国家和政府决策部门提供理论信息和对策。

　　一、中国的人口新常态

　　关于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人口新常态，不同的学者已经对此有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李建民，2015;魏益华，迟明，2015;晏月平，韦思琪，2018;刘明国，韩晓璇，2018)，总结起来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特征：

　　1. 人口增长率保持低位，人口红利消失

　　自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我国人口增长率一直处于下降的趨势，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逐渐稳定在5‰左右的水平。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3.81‰，预计在2030年左右人口增长趋于停滞。我国人口增长面临巨大压力。此外，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重在2010年达到顶峰(74.5%)后开始缓慢下降，同时总抚养比继续上升(至2018年达到40.4%)，人口红利逐渐消失。

　　2. 人口老龄化程度加速，养老压力增大

　　截至2018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已达17.9%，65周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重达11.9%，老年抚养比达16.8%，且这些数据还有不断上升的趋势，我国已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同时，人均预期寿命也来到了76.34岁(2015年)。庞大的人口基数、逐步上升的老年人口比重、更长的预期寿命，给我国的养老事业带来了巨大压力。

　　3. 城镇化水平稳步推进，人口素质不断提升

　　截至2018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较去年分别提高了1.06%和1.02%，处于稳步上升的阶段。同时，全年在学研究生273.1万人，义务教育巩固率为94.2%，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为88.8%，较2015年的191.1万人、93.0%、87.0%有了较大的进步。我国城镇化的推进和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为缓解经济下行压力，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二、人口新常态下的政策选择

　　我国的人口新常态是挑战，更多的是机遇。面临人口下行的压力，早在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提出了“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这通常被称为“单独二孩”。到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又提出了“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简称“全面二孩”)，这标志在我国实行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在逐渐放开。然而，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对生育的影响小于预期(穆光宗，2018)，说明人们可能高估了生育政策的放宽对提高生育水平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若听取部分过于重视人口数量的学者的建议(易富贤，2018;黄文政，梁建章，2016)，通过政府直接补贴的方式继续放宽乃至鼓励生育，不仅对生育水平回升的作用有限，还会加重政府的财政负担(张广宇，顾宝昌，2018)。在此基础上，我认为政府应该采取如下措施：

　　1. 在政策上不鼓励也不限制生育

　　生育权归根结底是一项基本的权利，每个公民应该有生育的自由，也有不生育的自由;有生育一个孩子的自由，也有生育多个孩子的自由。无论是计划生育还是鼓励生育，均应站在广大人民和社会利益的立场上具体分析。四十年前实施计划生育是为了控制人口增长以适应经济发展，而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需要通过鼓励生育以促进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吗?在我看来答案是否定的。已经有许多学者证实，人口增长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发展环境的不同需要不同的人口水平(NRC，1986)。在当今中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发展更多地需要依靠技术进步，人口的多寡正在扮演着越来越小的角色。以色列只有不到900万的人口却能称霸中东，印度的人口数量快要超过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却远不如我们。因而，在人口面临下行压力的新常态下，我们既不需要为了经济的发展限制生育，也没有必要鼓励生育，让我国的生育行为完全交由家庭决定。

　　2. 在社会上营造良好的生育环境

　　虽然在政策上不应该干预生育，但在社会范围内政府应营造健康的生育环境，让那些想生、有能力生的家庭能够如愿，也要让那些不想生育的家庭免受社会的歧视，保障公民的生育权。现在的年轻人为什么不想生育?因为他们连养活自己都很困难，更别说再养活自己的孩子了，高昂的生活成本降低了生育意愿。譬如，很多企业实行“996”工作制(即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一周工作6天)，甚至某企业家还公然宣称“996”是一种福报。同时，不少企业在招聘过程中明里暗里地歧视女性，并想方设法辞退怀孕的女性。这些公然违背《劳动法》的行为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繁重的工作压力和职场上的性别歧视，再加上房价的上涨，让不少人在生育前不得不思考：我生了这个孩子，还能不能去工作，还有没有晋升的机会，还能不能还上自己的房贷?为了营造健康的生育环境，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切实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降低居民的生活成本，保障公民特别是女性公民的合法生育权利不受侵犯。还需完善生育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人工代孕等辅助生殖手段所存在灰色地带进行明确的界定，并加强监管。

　　3. 提高人口素质是重中之重

　　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40年，我国所享受的人口红利也在逐步衰减，人口下行的压力会为经济增长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在经济发展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蛋糕做大”的同时，更应该努力把“蛋糕做好”，大力提升发展的质量。提升人口素质则是“蛋糕做好”的必要条件。可喜的是，如今许多城市出现的“人才争夺战”，充分说明了各个城市对高素质人口的迫切需求，体现了人口素质在发展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推进科教体制改革，对提高人口素质具有根本意义(田雪原，2018)。在教育方面，针对中小学教育，需要适当提升教师待遇，让更多优秀的教师留在公立学校;在教学上理论与实践并重，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针对高等教育，要继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高考制度，适当增强高等院校自主招生的权利;发展职业教育，培养多方面、多层次的人才，适应经济发展对技术工种的需求;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主动对接产业，适应经济发展对高端职业人才的需求。在科技方面，提升科技人员自主创新能力，提供宽松的科研环境;优化科研经费审批手续，减少对科研行为的行政管制。最后，还要加强人民群众的文化道德素养。如通过正面的宣传教育，发挥榜样的引领作用;加强群众普法工作，提高公民的法律素养;倡导优秀的中华传统美德，建设和谐社会等。

　　4. 大力发展养老事业

　　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还在不断提高，在人口新常态下养老压力会只增不减。为维护社会稳定，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养老事业迫在眉睫。

　　第一，完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鼓励并支持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社会养老保险是我国养老保险体系中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完善社会养老保险能够保障老年人口的基本生活水平。面临可能面临的养老基金不足的问题，应考虑通过提高养老金缴费率、增加财政补贴、延迟退休等方式，保障养老基金的正常运转。商业养老保险是我国养老保险体系的重要补充。随着我国保险业的快速发展和人均收入的提高，保险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商业养老保险作为一种理财工具逐渐受到人们的青睐。通过发展商业养老保险，一方面可以减轻社保的负担，完善我国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另一方面也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提高我国养老保障的效率，推动政府从养老保障服务的提供者转向政策的制定者、支持者和監督者的转变(何士宏，2013)。

　　第二，挖掘老年人口红利。随着我国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均寿命的延长，即使是退休的老年人也有不少能够继续创造社会价值。老年人既是被社会关注和照顾的群体，也是社会发展的宝贵财富。退休人员可以提前规划、用心经营退休生活，发挥潜力，为家庭服务，为社会造福(关琰珠，2018)。如在家庭中，可以照顾孙辈，减轻子辈工作和育儿的压力，肩负起一定的教育责任;在养老院，年纪较“小”的老年人可以帮助照料年纪较“大”的老年人;在社会上，老年人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和偏好适当参与到政府决策制定、社区公共服务、教育教学等事业中，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5. 减少人口流动壁垒

　　城镇化水平的提高离不开人口流动。当前我国仍然存在着种种限制人口流动的因素，如直接影响人口流动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还有城市公共服务等间接因素。通过改革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的区别;完善城市公共服务，解决进城农民工看病难、就业难、生活条件差，帮助其子女解决上学难等问题。打破城乡人口流动的壁垒，能激发广大农民工群体的动力，促进我国城镇化发展，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

　　三、展望

　　人口新常态是我国未来一段时期内人口发展的基本态势。我们必须正确认识人口新常态下我国的人口形势，认真对待即将到来的危机与挑战，利用好人口新常态时期的人口资源优势，充分开发其衍生的新型人口红利，促进经济持续增长，使其成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动力、新机遇。

　　参考文献

　　[1] 李建民.中国的人口新常态与经济新常态[J].人口研究，2015，39(01)：3-13.

　　[2] 魏益华，迟明.人口新常态下中国人口生育政策调整研究[J].人口学刊，2015，37(02)：41-45.

　　[3] 晏月平，韦思琪.中国人口新常态与新型人口红利研究[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8，32(01)：58-70.

　　[4] 刘明国，韩晓璇.论“新常态”下我国人口政策的取向——基于结构合理化的国家治理视角[J].改革与战略，2018，34(02)：33-39.

　　[5] 穆光宗.“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效果如何[J].人民论坛，2018(14)：46-47.

　　[6] 易富贤.中国人口政策需“改正朔、易肤色”——全面二孩政策效果评估[J].中国经济报告，2018(02)：45-49.

　　[7] 黄文政，梁建章.全面二孩后的人口问题[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6，9(04)：128-136.

　　[8] 张广宇，顾宝昌.用津贴能促进生育吗? 澳大利亚实施鼓励生育政策始末记[J].人口与发展，2018，24(06)：63-71.

　　[9]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1986.Population Growth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 Policy Questions. National Academy Press ： 85-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