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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职称驿站所属分类：历史论文 发布时间：2021-01-16浏览：115次
摘 要： 卜辞（、）、寻（、）、谭（）诸地，尽管读音相近，但所指实不相同。地在鲁中泰安东南，或与商周时期的姒姓斟寻阝氏相关;寻地在鲁北章丘附近，殆为子姓寻阝氏的族居地;谭地在鲁东沂水县北部，即《春秋》经传所记谭子国的所在地。此类卜辞地名的考定，有助于武丁时期军政大事及商代民族等重大问题的重新梳理，过去所论定的西部族群，如土方、方和方方等，都应该在殷墟以东区域寻找。
关键词： 商周地理;;寻;谭;古史重建
《历史研究》创刊于1954年，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历史专业学术性刊物。
殷墟甲骨有一“”字，通常又作“”“”之形，在具体刻辞中多作地名使用，出现频度极高，说明该地比较重要。这一习见文字，至今未能准确释读，更遑论其具体地望的考订与相关史实的阐发，不免遗憾。按“”字右部所从为“寻”，这是目前学界所认同的通行看法。但左部类似于树木状的“”字，同样属于尚未释出的疑难文字，讨论者虽众，但现下依然未有令人信服的结论出现。①
当然，“”“”实际二位一体，前者属初文，后者则为添加声符后的衍生字，若能知其一，便可得其二。
我们认为，卜辞“”字乃《尚书·盘庚》“若颠木之有
櫱”之，目前所知其最为完整的初始写法即《合集》8055之“”形。②
“”字則属楚简“”“”之形的早期写法，即从、寻声，当隶定为而读作寻。晚商地，大致应在今鲁中新泰、泗水与宁阳间寻找，与文献所记载的东土姒姓斟寻阝氏最为契合。此前我们已有相关的讨论，③
读者不妨自行翻检。由此，便能与商周时期活跃于鲁北章丘龙山镇附近的、一般写作“”“”“”等形的子姓寻阝氏相区异。④
至于宾组卜辞《合集》6057背面“王步自宜于（）司”云云之地，应该就是见诸《春秋》经传的谭子之国，当坐落在今山东沂水县北部，旧注所主张春秋谭子国在济南章丘之说，实际是混淆了当时习见的异地同名（或同音）或异族同名（或同音）等现象所产生的错误结论，应予纠正。新近有研究者受旧注之影响，将鲁北子姓寻阝氏与春秋时期的谭子国相联系，马立志：《论周代寻氏铜器及其相关问题》，《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2019年第7期。
相应结论似须斟酌，至少在地理位置上二者有明显出入。总之，由于寻（侵部）、簟（侵部）、
（幽部）三者古音关系密切，读音相同或相近，导致商周时期的寻阝、谭、东土三地（或国族）纠缠不清，故亟待厘正，以还历史之本原。今将我们的粗浅想法分述如下，尚蕲同道不吝赐教。
一、卜辞“”字释读与之地望及族系
作为地名的字，仅于宾组卜辞《明后》S0667一见，其变体却十分通行，主要出现在无名组与黄组等时代相对较晚的甲骨中。该地在早期的宾组卜辞一般写作，形体稍加简略，上部由构廓转为填实，即变作状。关于“”字本义，实则简单，殆《尚书·盘庚》“若颠木之有櫱”之的表义初文，是指树木抽出新芽新枝。宾组《合集》8356“于（寻）”之“”，其左部所从亦为“”字，当隶写作“（油）”。按卜辞及商周金文中邑落名、地名与其附近水名往往互为关联，如商与滳、乐与泺、禺与湡、壴与氵壴、萬与澫、舟与洀等，不胜枚举，故殆即地附近之水体名，地理所指甚至可以直接等同于。其中树梢部位的“”形，表示新发的嫩芽，但无法单独表义，故需附赘于树木之上，与“果”作“”、“葉”作“”、桑葚之“桑”作“”同理。
类似的文字构形方式还有“须”作“”、“髭”作“”等，其中表示髭须的笔画，无法脱离人体而单独表义。
由此形成的整体形构“”，与《说文》“，木生条也”之释异常契合。更明确地讲，“”属于独体之“文”，不能拆分。过去之所以无法求得该字之本义，均是将它看成了合体的“字”，此举实不可取。至于后出之，则从、从寻，应隶定为，即竹简及（=）字的早期写法。该字整个简化过程，卜辞本身所提供的线索已是比较充分，结合战国竹简所见字形，其演变轨迹大致如下所示：（《明后》S0667）→（《合集》28166）→（《合集》28164）→（《合集》28944）→（《屯南》745）→（安大简《葛覃》）→（上博《诗论》16）。这一演进过程，其主流趋势是逐渐减省“”字中与树干、树根相关的笔画，最后只留下树梢上的个别枝条与新抽枝芽。也即是说，“由”乃“”形之省构，二者实无本质区别。
《说文》据小篆将“”字拆分为从、由声，本身似无问题。但从文字发展变化规律推测，所从之或为“”下树木状笔画之讹变。《说文》所单列的部圅、、甬三字，实际上都属于独体字，并无部首（词义）上的内在联系，所以部是生凑而成的，不可据信。当然，卜辞从到、简文从到，实际又属繁化，这种随意增添点画的手法，是上古文字书写中习见的现象，对所用文字的读音与词义毫无影响。
在此顺便可说明的是《说文》所引“（櫱）”之“”的古文形构问题。按《说文解字》木部收有一“”字，许氏释之曰：“，伐木余也，从木、獻声。《商书》曰：‘若颠木之有。櫱，或从木、辥声。，古文，从木无头。，亦古文。”（汉）许慎著，（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68-269页。对于字何以有“”“”之形构，现代学者有过一番解释，说得比较复杂。但“”字其实就是“（鬳）”“（鬳）”之形之残构。甲骨、金文中的“”字，过去经常被误释作“鼎”。其实鼎、鬳（甗）二字界限相对清楚，即鼎通常写作二足、鬳则三足。究其原因，甗为上甑、下鬲之复合器，而三足是鬲的重要特点。所以，如商金文中的“
”（《集成》11878）当释作“鬳（甗）”，而卜辞中的“”（《合集》28403、29266、29356）则应径释为“鬳”而读“献”。又何组卜辞《合集》28387有“从”云云之残辞，过去学者大概是依照《说文》所录古文而径释“”为“”，似缺乏足够的证据。战国文本中“”被写作“鬳”，只是假借为用，亦无太多深意可言，许氏“从木无头”之释，实不足为训。至于“”形，则为“（）”字之残文，仅此而已。
卜辞中字，基本作地名使用。而与该地成组出现的多为习见之东土地名，例如：
（1）于，亡灾。辛未卜，翌日壬王其于敦，亡灾。于榆，亡灾（《合集》28917，无名组）;（2）辛丑卜，翌于。于榆，亡灾。于，亡灾（《合集》28922，无名组）;（3）于榆，亡灾。于，亡灾（《合集》28941，无名组）;（4）今日乙（雩），亡雨。其（雩）于疐，有大雨。于，有大雨。于丧，大雨（《合集》30031，无名组）;（5）戊戌卜，贞：王其田盂，亡灾。辛丑卜，贞：王其田盂，亡灾。壬寅卜，贞：王其田向，亡灾。乙巳卜，贞：王其田
（升），亡灾。壬申卜，贞：王其田盂，亡灾。辛亥卜，贞：王其田盂，亡灾。壬子卜，贞：王其田向，亡灾。乙卯卜，贞：王其田，亡灾（《合集》33532，无名组）;（6）于宫，亡灾。王其于，亡灾。辛巳卜，翌日壬王其于囚（《屯南》745，无名组）;（7）壬戌卜，贞：王其田（祝？），亡灾。甲子卜，贞：王其，亡灾。乙丑卜，贞：王其，亡灾。戊辰卜，贞：王杞田，亡灾。辛未卜，贞：王田敦，亡灾。乙亥卜，贞：王其田丧，亡灾。辛卯卜，贞：王其田，亡灾。贞：王其田敦，亡灾（《屯南》660，无名组）;（8）辛酉卜，贞：王其田，亡灾。壬戌卜，贞：王其田，亡灾。戊辰卜，贞：王其田，亡灾。辛未卜，贞：王其田，亡灾。壬申卜，贞：王其田，亡灾（《屯南》2306、2640，无名组）;（9）卜，在贞今夕亡祸十月又二。卜，在敦[贞]：王今夕亡祸（《合集》36578，黄组）。
由上述材料可知，与地关系密切的地点主要有敦、榆、、疐、盂、向、、宫、囚、、、杞与丧等等。这些地名，此前我们已经讨论得比较充分。其中如、疐、、杞与丧五地，乃商末征人方经由地。其他如敦、榆、盂、向、囚、宫诸地，则属晚商田猎区内最为常见的核心地点。陈絜、赵庆淼：《“泰山田猎区”与商末东土地理——以田猎卜辞“盂”、“”诸地地望考察为中心》，《历史研究》，2015年第5期。而且很多地点见载于典籍，其地望比较明确。如经考证，杞即《左传》昭公七年（前535）“晋人来治杞田”之杞，其地在今新泰西部。榆地殆即清华简《系年》齐长城“句俞之门”，于汉曰句窳亭，（北魏）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卷二四，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080页。在今山东肥城境内。陈絜：《方鼎铭与周公东征路线初探》，李宗焜主编：《古文字与古代史》第4辑，“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5年版，第261-290页。盂即《左传》定公十四年（前496）“蒯聩献盂于齐”之盂，周代属卫之“汤沐邑”，地处泰山东南麓的今山东泰安境内。字从登、升声，山东昌邑县亦曾出晚商公盉（《殷周金文暨青铜器资料库》NB0243），殆与卜辞地有关，《春秋》僖公二十二年（前638）曰鲁国“及邾人战于升陉”，杜注以为升陉属鲁，（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卷一五，（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台北艺文印书馆2007年版，第6册第247页。这一升陉与地最为切近，其地殆在今曲阜与邹城之间。所以，卜辞地无疑应该在泰山周边寻找，而泰山以南的鲁中南部边缘地带，尤须关注。
按商末征人方王步卜辞《合补》11142有曰：
辛酉王卜，在姀（香）贞：今日步于，亡灾。
癸亥王卜，在贞：今日步于弁，亡灾。
甲[子王卜]，在弁[贞]…………陸……亡灾。
……
己巳王卜，在嬴贞：今日步于攸，亡灾。在十月又二。 （黄组）
据上引材料可知，商王的具体行程为香→（升）→弁→→嬴→攸，前后历时9天。此中经由地基本可考：如香地属龙，龙即《左传》成公二年（前589）“齐侯伐我北鄙，围龙”之龙，地处今泰安东南部汶水沿岸;陈絜：《卜辞中的祡祭与柴地》，《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2期。或即字异写，同样是指曲阜、邹城间的升陉，用字上的早晚变化，殆由组别、刻手与时代不同等多方面因素造成;弁即《春秋》僖公十七年（前643）“夫人姜氏会齐侯于卞”之鲁国卞邑，地处泗水、平邑间;赵平安：《释甲骨文中的“”与“”》，《文物》，2000年第8期。按今人多以为春秋鲁国卞邑故址在泗水东部的泉林镇一带。嬴地即《春秋》桓公三年（前709）“公会齐侯于嬴”之嬴，地处泰安、莱芜间的汶水上游一带;按拓本“嬴”字形构不甚清晰，过去有弁、嬴二释，从整个行程与前后站的地望判断，以“嬴”释为胜。攸地与《左传》定公四年（前506）“殷民六族”中的有条氏及《孟子·滕文公下》“有攸不惟臣，东征”之有攸氏有关，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06页。其地在今莱芜境内。李学勤：《商代夷方的名号与地望》，《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4期;李学勤：《重论夷方》，《走出疑古时代》，长春出版社2007年版，第200-203页。商纣的整个行程比较清楚，先从泰安南下至曲阜一带，继而东折至泗水、平邑间，再北返于泰安、莱芜间，最后东向行进至莱芜东部一带的攸地。所以，介于弁、嬴之间的地，想必应该在泗水、新泰、泰安与宁阳之间寻找。舍此而他求，恐怕是徒劳无功的。此外，花园庄东地子卜辞中有“癸卜，辟步，今戉按：戉即钺字初文，在此名词动用，表杀伐义。《花东》249有在敦地占卜乎令皿或他人“戉朿”的对贞之辞，即占卜调遣何人征伐东方朿族，其中的“戉”字其用法亦同。卲，夕在”（《花东》262）、“不其狩，入商。在”（《花东》36）之记载，也就是说，从地去卲，抑或去商，均在一天行程内。就目前的研究言，晚商卲地在今莱芜北部，朱凤瀚：《有关其卣的几个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1998年第4期;陈絜：《〈四祀其卣〉与晚商东土交通》，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青铜器与金文》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78-89页。商可读鄣，即东平接山镇一带的鄣邑，陈絜：《卜辞滳水与晚商东土地理》，《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4期。故地当介于卲、鄣之间。由此可见，花东卜辞中的相关记载亦足以佐验上述地坐落范围的推测。
之族源，可与汶水下游上段一带（大致在今泰安大汶口镇周边）的姒姓斟寻阝氏相联系。旧说斟寻阝氏在潍坊一带，而据《左传》哀公元年（前494）相关文字推测，斟灌氏、斟寻阝氏均在有仍（今山东曹县）北面，但又相去不远，故鲁北之说不尽可信，当在鲁中或鲁西南一带寻找。这个问题，此前已有专文讨论，陈絜：《商周东土夏遗与夏史探索》，《历史研究》，2020年第1期。于此不再展开。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战国竹简中“”字可读为覃，但这是（及其省体“由”）、寻与覃（或“簟”）古音相近的假借之用，并不表示卜辞、金文中作为地名、族名的与由，亦必须作如此读。甲骨地名从到的繁化过程，本身说明（由）、应读寻之音。上古幽部字与侵部字可以对转，参见陈复华、何九盈：《古韵通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6-29页;李学勤：《续释“寻”字》，《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年第6期。加之汶水下游原本便有一斟寻阝氏，与卜辞地最为契合，故我们还是遵照以传世文献为依归的惯例，读及由伯之“由”为寻阝。按西周早期青铜礼器有由伯卣（《集成》5356）、由伯尊（《集成》5998），或亦与卜辞地相关涉。考虑到与鲁北子姓寻阝氏的区分，今暂以“南寻阝”称之。
二、商周寻、谭二地的纠葛
除了前述鲁中“南寻阝”，卜辞中还有寻、谭两个地名。尽管当时读音接近，但就目前材料判断，所处位置似各不相同，暂不宜贸然合并。
其中寻地之“寻”的写法，村北系与村南系卜辞似乎有别。作为村北系代表的宾组卜辞，地名之“寻”一般作。过去学界通常隶定为，李学勤先生则明确指出，其左边所从实为“簟席”之簟字，李学勤：《续释“寻”字》，《故宫博物馆院刊》，2000年第6期。按西周金文簟席字作“”，为从竹、罈（盛放盐卤的容器）声的形声字，与独体象形字“”造字思路不同。
此外，《铭图续》所著录的春秋谭公戈（1089）传出山东，谭字作“”，即在象形初文的基础上添加义符“竹”，可见“”即簟字象形初文的说法可以据信。
故严格说来该字应隶写作。据宾组卜辞记载，商王武丁或曾驻足地。如“王于奠”（《合集》4109，宾组），似应解释为商王在地行奠祭之礼。再如“御子香于”（《合集》3108，宾组），即商王在地为子香举行祛除灾祸的祭祷之礼。其他还有《合集》9741“于司（伺）”“勿于司（伺）”的对贞记录，其中司字或当读为“伺”，即候望、侦查之谓。由此足见，武丁时期商王朝势力已是深入其间。地坐落范围，可从《合集》339中窥知一二，其辞曰：
辛未卜，宾贞：王往，不□，亡灾。 （宾组）
這是一条涉及商王前往地是否平安的占卜记录，本身并无地理上的指向价值。但因同版有兆（山东宁阳）、辔（山东莱芜）等东土地名与族名，准诸卜辞纪事常例推测，地当然亦以坐落于东土范围内为近似。
按出组卜辞有“王其（寻）舟于滳”（《合集》24608）的占卜记录，其中字一般径读为寻，训作逆、迎之义。同组《合集》24609又有“王其（寻）舟于河”之命辞，也是讲在“河”迎接舟人。过去学界将其中的“舟”字释为舟楫之舟，我们认为实指古济水沿岸、山东东平一带的舟地之人。另卜辞“河”似在鲁西南一带，恐怕与黄河没有任何关系，日后我们将作专门讨论，此暂不赘。两相对照，可知、寻二字无论读音还是词义均无区别，我们甚至可以直接认为，“”字左边所从之竖道，或即簟席“”形之省。所以，村南系历组、无名组及商末黄组卜辞中习见的作为地名的寻（），所指似与宾组地相同，归并为一地，似亦无妨。
卜辞寻地，学界通常以为坐落在泰山北麓及迤东区域，如蔡哲茂《缀合》308有曰：
癸卯王贞：旬亡祸。
癸丑王卜，在盂贞：旬亡祸。王乩曰：吉。
癸亥王卜，在乐贞：旬亡祸。王乩曰：吉。
癸酉王卜，在寻贞：旬亡祸。王乩曰：吉。
癸未王卜，在逄贞：旬亡祸。
癸巳王卜，在桑贞：旬亡祸。 （黄组）
这是一组与商王帝辛东巡有关的卜旬卜辞，具体行程是从盂地出发，次第经由乐、寻、逄，最后抵达桑地。其中盂地在泰山东南麓，前文已述。乐地即《左传》桓公十八年（前694）“公会齐侯于泺”之乐，据考证，其地在今济南历城。王恩田：《甲骨文中的济南和趵突泉》，《济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逄、桑二地在淄博与青州之间，殆分别与《左传》昭公二十年（前522）“有逄伯陵”“丧鸠氏”相牵涉。所以介于乐、逄二地的寻，似坐落于今历城与临淄间的区域内。此外，两周金文资料中亦不乏佐证，如寻阝伯鼎（《集成》2734）、寻阝伯匜（《集成》10221）、扌寻
仲盘（《集成》10135）与扌寻仲匜（《集成》10266）等，均与鲁北寻氏有关，并能据以断定属子姓之族。此类问题研究者已多有讨论，李学勤：《试论山东新出青铜器的意义》，《文物》，1983年第12期;陈絜：《寻阝氏诸器铭文及其相关历史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2期。无需再予展开。若从地望上判断，《续汉志》所言章丘龙山镇一带的谭城，或能与之相联系。上古寻、谭均在侵部，读寻读谭，似无大碍。而由此足见，寻、二地是不能混淆的，况且这两个地名在卜辞中并存二百余年，相互间的界限比较清晰。
、寻而外，卜辞另有一谭地。例如著名的《合集》6057反尚存残辞曰：
来艰允来乎东鄙，截二邑。王步自（宜），于（）司（伺），[辛丑]壬寅，终夕王亦。 （宾组）
比较《合集》6057正面所记完整的卜辞可知，这同样是涉及战争动荡的卜旬记录。全辞大意是说，在某人前来汇报遭受他族侵袭之时，适逢商王武丁在巡游之中。“王步自”，即说武丁从地出发外巡，字可读宜，晚商时期据有其地者为宜子，入周后则分封给宜侯吴，大致坐落在今莱芜境内，与卜辞习见地名敦毗邻。陈絜、刘洋：《宜侯吴簋与宜地地望》，《中原文物》，2018年第3期;陈絜：《戍甬鼎铭中的地理问题及其意义》，《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9年第9期。字从簟、从言，当读作谭。据宾组《合集》9741“于司”“勿于司”之辞，其中的“司”字或可读作“侦伺”之伺。武丁从莱芜宜地出发，又在谭地侦伺敌情，足以说明谭地去莱芜宜地不能过远，在一日行程之内似最为适宜。按照当时日行40公里计，谭地似应坐落于以今莱芜境内的宜地为中心、以40公里为半径的圆周范围内。换言之，现今的莱芜及其周边的泰安东部、新泰北部、沂源全境、沂水西部、临朐西部、淄博博山区及济南章丘南部均有可能。而我们更倾向于在宜地的东面寻找，当以沂源、沂水或临朐境内为近似。
众所周知，春秋初期海岱地区有一谭国，如《诗经·卫风·硕人》“谭公之私”者即是。至于当时谭国所处具体位置，可从《春秋》经传等资料中寻其线索：
（1）初襄公立无常，鲍叔牙曰：“君使民慢，乱将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乱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纠来奔……。（《左传》庄公八年）
（2）冬十月，齐师灭谭，谭子奔莒。（《春秋》庄公十年）
（3）齐侯之出也，过谭，谭不礼焉。及其入也，诸侯皆贺，谭又不至。冬，齐师灭谭，谭无礼也。谭子奔莒，同盟故也。（《左传》庄公十年）
莒乃公子小白舅氏之家，其地在今山东莒县。小白出奔莒国之时，齐国无知之乱尚在萌生阶段，故其出奔路线似应直接取道青州、临朐与穆陵关（今沂水县北端），进而南下直奔莒县，断不能绕道济南。《左传》庄公十年（前684）曰“齐侯之出也，过谭，谭不礼焉”，说明谭国似处齐、莒之间。春秋齐、莒二国各自所控制的势力范围，大致是以沂水县北端的穆陵关为界，关北属齐，关之南主要属莒的势力辐射范围，介于两国之间的谭，在今沂水县境内的可能性为最大。所以，当齐桓公南下灭谭之时，谭子自然是南逃至莒。谭、莒同盟，主要还是地缘上的毗邻所致。《春秋》庄公十年杜注“谭”地曰：“在济南平陵县西南。”（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卷八，（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6册第146页。而清儒江永引《汇纂》则曰：“今济南历城县东南七十里有谭城。”
（清）江永：《春秋地理考实》卷一，（清）阮元编：《清经解》卷二五二，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2册第241页。也即今章丘龙山镇一带。这种为诸多学者所接受的旧认识，与《春秋》经传所记显然不甚相符。
若能将春秋谭国与宾组卜辞谭地结合起来看，二者重合的可能性极大。也就是说，卜辞谭地就在今沂水县的西北部，当日武丁是从莱芜“宜”地出发，先抵沂源，再入沂水县西北之“谭”地。沿途除从莱芜进入沂源这一初始阶段略费周章，需穿越鲁山山间谷地，其余路段则可顺沂水而下，相对通畅。再则从距离上讲，从莱芜东至沂水西，一日之内抵达亦非太过艰难之事，这是建立在文字释读与《春秋》经传相结合而作的相应推测。此外，典宾卜辞《合集》13375与《合集》6057是密切相关的，据骨版记载，商王武丁曾在“中麓”遭遇风雨。如今看来，卜辞“中麓”似即《春秋》隐公七年（前716）“城中丘”之中丘，据杜注，其地在“琅琊临沂县东北”。
（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卷四，（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6册第71页。类似的记录武丁涉足沂水流域线索还有一些，如卜辞《合集》20118及小屯M18所出朱书玉戈等资料所涉及的“更”地，亦属显例，此前曾作讨论，陈絜：《小屯M18所出朱书玉戈与商人东进交通线》，《故宫博物院院刊》，2019年第3期。于此不赘。总之，将卜辞“王步自宜，于谭司”之谭地放在今沂水县境，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是比较合宜的。谭国族姓有子姓、嬴姓之异辞，受资料所限，目前尚不能轻言是非，姑且存疑。
余 论
通过以上讨论可知，卜辞所记载的、寻（又作）、谭（）三地各不相同，不应混淆。其中地在今山東泰安周边，属鲁中地名，或与东土诸姒斟寻阝氏有关;寻在鲁北章丘一带，为子姓寻阝氏族居地，也是商王朝东土经营的重要据点;谭地则属鲁东沂水流域地名，与《春秋》庄公十年“齐师灭谭”之谭子国相牵涉。
卜辞谭地的落实，则为武丁时期商王朝势力业已进入沂水流域的基本判断，提供了新的佐证。更为重要的是，这对当时土方、方与方方的活动区域与民族属性等问题的探讨，同样具有非同寻常的参考价值。根据典宾类卜辞的记载，武丁时期土方、方与方方等不停侵袭有商属邑与友族，前后持续数月之久。对于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事，过去学界认定是商王朝势力与西北边陲少数部族如鬼方、猃狁之间的军事摩擦，现在看来显然不能令人信服。当时武丁究竟在哪里是展开相应讨论的最为重要的先决条件之一，须予以重视。而相关的典宾类卜辞其实交代得非常清楚，动荡期间，商王始终在外地游猎，目前所知的经由地与田猎点计有敦（《合集》13362、139反）、宜（《合集》6057反）、谭（《合集》6057反）、中麓（《合集》13375）、唐（《合集》10998反）、爻（或“×”，《合集》138、《英藏》849）、敝（或“敝麓”，《合集》584正甲、8250、11446）与（《合集》583反乙）等。这些地名，其可考者无一不在东土：如敦、宜在淄汶源头周边，属于鲁中。据铜器出土地判断，万树瀛：《山东滕州市薛河下游出土的商代青铜器》，《考古》，1995年第5期。爻在山东滕州井亭一带，属鲁南，唐地或可与《春秋》桓公二年（前710）“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之唐相联系，大致在鲁南或鲁西南一带。中麓在沂水流域，属鲁东南;敝地虽不知其确凿地望，但为王室田猎区内的田猎点是毫无疑义的，故应在泰山周边，再则日本大谷图书馆秃盦文库藏有战国齐玺一枚，曰“敝陵右司马敀玺”，魏广君：《古印精粹》，河南美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大致可作为鲁北有敝地的佐证;而字或可释为臤，若然，则能与《公羊经》定公十四年“公会齐侯、卫侯于坚”之坚相联系，按《公羊注疏》引陆德明《经典释文》曰：“坚，如字。本又作掔，音牵。《左氏》作牵。”参见（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二六，（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7册第333页。杜预以“魏郡黎阳县东北有牵城”当之[（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六，（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6册第983页]，疑远。其地大致是在齐、鲁与卫之间，属古济水或汶水流域地名，此外《花东》475与麦地联称，曰“令子曰：往。眔妇好于麦”，表明
地与汶水上游的麦地或比邻。而今又考得谭地在今沂水县北部，使上举所有地点得以悉数落实。故不仅战争期间武丁的活动区域清晰可见，甚至可以勾画出武丁从淄汶源头进入沂水流域的具体路径，即从敦至宜，再东向而进入鲁东及鲁东南谭、中麓等地，这就为今人复原当时的战争场景提供了坚实的地理基础。以此为基准，进一步结合受侵对象如沚、耑、诸族及相关地名棘、强诸地的地望考订，卜辞土方、方与方方的民族属性，就需重新界定。甚至如所谓的西土“鬼方”“周方”与“羗方”，都可能是近现代学者“层累构造”的结果。
过去的卜辞地理研究，往往纠结于单一地名的定点考订，收效似不理想。而就我们近年来所积累的点滴经验与诸多教训看，以商纣十祀征人方为核心的路线复原殆为根本。在此基础上，分门别类地梳理黄组田猎地名、宾组地名与花东子卜辞地名，进而与商末征人方路线所涉地名组群一一比对，方能窥得殷商200余年间商王朝的主要经营方向之一斑。只有大方向确定了，晚商政治地理框架基本复原后，我们才能结合传世文献及相应的考古遗存，做更细致的具有定点意义的考证工作。当然，像田猎诹日与禁忌、商周行进速度以及卜辞疑难文字的考释等，也得同步展开。一言以蔽之，总的研究路径便是先宏观，再微观，组群对比优先。否则总免不了犯一些南辕北辙的错误。“道阻且长，行则将至”。由衷企盼有更多学人积极参与相关问题的讨论，共同探究晚商历史的真相，断不能以所谓的“常识”故步自封。
《商周、寻、谭诸地的纠葛及相关历史问题之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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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 商周、寻、谭诸地的纠葛及相关历史问题之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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