邕江水道视角下的古代南宁壮汉文化交融研究

来源：职称驿站所属分类：历史论文
发布时间：2021-07-14浏览：77次

　　摘要：南宁自古以来是一座以壮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的城市。邕江水道作为民族走廊，见证了南宁壮汉两个民族的文化交融历史，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族群分布从壮族分散聚居到壮汉民族交错杂居;(二)形成地方特有的语言文字，即平话与古壮字;(三)生产经济上的农盛商兴;(四)民间信仰呈现出诸神共存的格局。经过长期的生产生活交流，南宁壮族与汉族在文化上形成兼容并蓄的特色。这种互融共生的文化现象，对于当今民族团结共荣，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邕江水道;古代南宁;壮汉民族;文化交融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916(2021)08-0027-04

北大史学

　　《北大史学》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坚持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严谨学风，传播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

　　南宁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它不仅是南疆重镇，而且还是壮族世代繁衍生息之地。《旧唐书·地理志》记载：“邕州，古骆越地也。”[1]作为南宁的母亲河，邕江自古以来就是一道内涵丰富的文化走廊。早在一万多年前，邕江就孕育了璀璨的顶狮山文化，滋养了骆越部族，是南宁壮族文化的源头。自秦汉统一岭南地区以来，中原汉人陆续南迁与越人杂居。壮族文化与汉族文化在南宁激荡交汇，形成多元地方文化。便捷的邕江水道航运，使得南宁成为历史上西南地区重要的集散中心。近几年通道本身的流动性和连接性逐渐受到学界关注，由道路引起的区域社会文化变迁被视作复杂的动态过程而加以重视[2]。因此，本文以邕江水道及其带来的流动性为视角，通过历史文献及相关研究，分别从“族群分布”“语言文字”“生产经济”以及“民间信仰”四个方面，探讨古代南宁区域内壮族与汉族的文化交融现象，为当今民族团结共荣，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起到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族群分布：从分散聚居到交错杂居

　　壮族是世代居住在南宁的土著民族，早在新石器时期就已分散聚居在邕江周围。作为人类在邕江最早居住的遗址，位于邕江下游八尺江的顶狮山是古骆越族部落最早聚居的地方之一，创造了灿烂的顶狮山文化。一言以蔽之，正所谓一座顶狮山，半部邕州史。如今在顶狮山遗址上，新修建的园博园成为南宁文化标志之一，向世人展示骆越先民当时的生产生活。而在邕江上游左右江的坛洛镇，与顶狮山文化遥相呼应的大石铲文化，同样也是骆越先民聚居的地方。大石铲是骆越部族生产和祭祀用品，当地出土的300多件史前石铲，证明了在左右江交汇的邕江上游曾经也是壮族祖先定居繁衍生息之地。如今从南宁市郊中，找到不少带有“那”字和“坛”字等古越语所命名的村落，这些地方也曾是骆越部族以及后来壮族的聚居地。由此可见，早在史前，古骆越各部族就已经分散聚居在邕江周围，从而形成南宁最早的壮族村落。

　　作为外来的汉族最早因战争戍边而迁居南宁，与当地壮族形成交错杂居的分布格局。汉族第一次对当地百越族群影响较大的迁移，莫过于马援所带来的中原戍守士兵。东汉建武十七年(41年)，派伏波将军马援南征交趾，平定征侧后，沿邕江而下，途径南宁地区的横县[3]。《后汉书》记载，“援所过辄为郡县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4]汉族士兵疏通位于邕江下游横县的乌蛮滩，且戍且耕，传播汉文化和中原农耕技术，史称这批汉人为“马留人”。定居乌蛮滩边的“马留人”与当地越人杂居，他们彼此联姻，建立伏波庙，有着共同的族群信仰。可以说，“马留人”与土著越人在血缘与文化上的融合，促使南宁邕江一带的土著形成对中央王朝及其主体文化的认同，从而进一步巩固南疆百越族与汉族的凝聚力。

　　另一次因战争而大规模迁居南宁的汉人出现在宋皇祐年间(1049—1054年)。自唐宋以来，中央王朝已在边疆地区实行戍兵屯田制。当年壮族部落首领侬智高攻占邕州，宋王朝派狄青征剿后留军戍守。据《嶺外代答》记载，“邕屯全将五千人，其二千人留州更戍。”[5]据说狄青当年来到南宁南郊的白沙亭子一带，觉得此地依山傍水，与南宁府仅一江之隔，水陆交通便利，便留部分军人在此屯守，与当地壮民通婚，解甲為民。因此历史上亭子、白沙、坪南一带村落，平侬智高时留下的汉族戍兵与当地的壮民杂居，壮人逐渐被汉化，形成“平话人”族群，至今仍保持其特点不变[6]。如今，我们走访白沙亭子一带的“平话人”村落，从中还能窥探出一千年前汉族戍边移民与土著壮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居住格局。例如，在平南村、平西村和淡村，我们既能看到擅长种稻的壮人及其稻神庙，同时也有不少汉人种植的甘蔗、蔬菜以及黄帝庙[7]。经过近千年的互融，当地民众早已把这些经济生产和民间信仰看作是共同的财富，不分彼此。

　　随着明清时期的改土归流深入岭右地区，加上邕江水道航运能力的进一步提升，由此，大大增加了壮汉人口的流动性和相互接触的机会，从而最终形成今天壮族与汉族杂居在南宁城区内的族群分布格局。南宁在明清时期是西南地区重要货物集散地，如扬美古镇和亭子圩，都是当时的商贸中心。许多来自湘、赣、闽、粤的商人及打工者争相沿水路进入广西腹地。至清朝中后期，南宁城区内的汉族商贩人数逐步超过当地的壮族人。《广西通志》中记述“土著实稀”，说明了原来土著于南宁城区的壮民不少已被汉化。当时迁来南宁的汉族，以广东来的居多，粤东会馆和新会书院见证了他们亦溯江而上，渐次迁徙至南宁城区及重要圩镇定居。

　　二、语言文字：平话与古壮字的形成

　　古壮字是古代壮族人民借用或仿照汉字而创造的一种民族文字，又被称作“方块字”或“土俗字”，是中原汉文化南渐，与广西壮族文化交融的结晶。自秦统一岭南之后，经过魏晋南北朝的移民浪潮，岭南地区经历了一次民族大融合。到了唐代，中央王朝对灵渠进行改进，增加铧堤和陡门的设置，大大加强了对岭右地区的航运，使得广西壮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得到较快的发展。而壮汉民族交流为壮族土俗字的创造提供了契机。

　　位于南宁市上林县麒麟山的《澄州无虞县六合坚固大宅颂》石碑，是迄今为止最早的壮族土俗字实物。该碑是唐永淳元年(682年)澄州刺史韦敬办所撰写并立的，碑文中有有“牛勺、互、榃”等方块字[8]。石碑主人韦敬办是当地壮族土官，而上林县自古以来就是壮族的聚居地之一。随着唐王朝对灵渠的修缮，中原与岭右的水路交通变得更为通畅。通过邕江顺流而下与漓水相连，南宁地区本地壮族与迁居而来的汉族有了更加密切的语言文化交融。因此，壮族先民开始用汉字记录壮音，对汉字的结构、造字原理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与此同时，柳宗元、韩愈等贤相文士在岭南地区任职讲学，把科举制推广至岭南，壮家子弟为了应举，纷纷学习汉文，为壮族土俗字创造人才条件。值得指出的是，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在壮族聚居的上林，会出现夹杂着土俗字但却以汉语为序的碑文了。从石碑上的文字和内容可以看出中原文化的渗透，这也体现了南宁地区对中原文化很早就产生了认同感、归属感，这也是壮民族比较早汉化的重要历史原因之一[9]。

　　除了文字，南宁地区还产生一支独立的方言——平话。平话是古壮语与中原古汉语融合的产物，因语言声调比较平，且源自于平南村(今南宁白沙亭子一带)而被称为“平话”。南宁的平话是军事移民的结果。宋朝将领狄青曾南下驻军，化戈为犁，屯垦戍边。留守屯戍的士兵和古邕州的百姓通婚，中原古音在南宁流传，与壮语以及当地方言融合并流，成为听说便易的平话流传至今[10]。作为平话的发源之地之一，南宁白沙亭子一带地区是历史上著名的圩镇。它地处邕江之滨，交通便利，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物资集散地。据《南宁市郊区志》记载：“亭子圩，江南岸渡口，宋皇祐五年(1053年)建，古时由象岭圩(五象岭)、谷行圩(原亭子村马驰平水口)、大圩头(白沙村)、鸡头圩(亭子渡口)通浙集拢合并而成，三日一圩，操平话为主，为交通要道和城乡交流重要渡品。周边包括苏圩、吴圩、那马、大塘、良庆、蒲庙、心圩、沙井、石埠、老口，以及远至横县、武鸣和左右江一带的农民和商人，都将农产品和牲畜运至亭子圩交易。”[11]为纪念先祖，亭子到白沙村一带曾被当地人称为“平南村”，而平话也成为当地民众共同的语言。如今在邕江岸边的白沙亭子居民，无论是壮族还是汉族，都仍使用平话进行交流。

　　三、生产经济：稻作农业发展与集散贸易兴起

　　壮族是一个古老的稻作民族，栽培稻和大石铲的出现印证了南宁地区是壮族稻作文化的起源。2012年，考古学家在南宁市隆安县发现了野生稻和稻属植硅体，以及用于稻作祭祀的大石铲。大约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在对野生稻的采集和利用过程中，骆越先民们逐步认识到野生稻可以在居住地周围进行人工栽培，于是壮族地区的稻作农业生产产生了[12]。大石铲是一种桂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稻作文化遗存。距今约4000年前，邕江两岸先民就已开始使用大石。它最初是实用性生产工具，后期演变成一种宗教祭祀仪式的礼器。

　　公元前214年灵渠的开通，岭南归于一统，源自中原汉人的农耕技术开始对壮民稻作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稻作是复杂的农业生产，需要各种工具。作为定居农耕的民族，壮族对中原农耕文化自古以来都是兼收并蓄的。汉朝初年以来，中原铁器和农耕工具先后沿漓水传入岭右地区。铁犁和牛耕的出现标志着壮族农业摆脱了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但此时的南宁地区，越人仍沿袭金石并用的旧器。直至唐宋时代，灵渠的修缮以及岭东地区的经济发展，使得邕江水道航运大大提升，桂西南壮族逐渐接受中原曲轅犁的技术后，这一地区的稻作农业才有较大发展。壮民在此基础上还发明了踏犁，一种简化的耕犁，方便利索，特别是开垦荒地，做工省力[13]。在今南宁及桂西壮族地区，踏犁仍是农耕活动的重要工具之一。由此可见，古代水路运输直接关系到南宁地区的稻作农业发展。邕江作为农业经济纽带，将中原汉人先进的农耕器物传播到邕州一带，并逐渐被当地土著所接受，从而进一步改进了当时农业生产的条件，以适应当地稻作农业的发展。

　　除了稻作农业，南宁地区的商业也是壮汉文化交融的重要经济场域。自唐朝起，南宁就成为了西南边疆的政治经济中心。地处广西水路交通要冲的南宁“扼左右江之咽喉，西邻云贵，北接湘鄂，南达交趾，东通闽粤”，水路交通便利。因此到了宋朝，随着中央王朝都城东迁，对西南边贸愈发重视。这一时期，邕州出现大量的僚市、马会等商贸集会。据《太平寰宇记》记载，“在州晋城县蛮渠，岁时于石溪口通商，有马会。”[14]石溪为今南宁石埠镇，宋代时为僚市、马会所在地，是汉族与俚、僚等壮族先民易货的重要场所，远近闻名。壮族先民通过水路，将马匹以及农副产品运到石埠镇进行以物易物交换。来自中原和广东的汉族商人为了能得到良驹与山货，溯江而上，把纺织品、食盐和先进的生产工具作为交换器物，传入到当地俚僚各部族中。可以说，石埠镇的“僚市马会”是南宁地区最早的民族传统市场。它不仅沟通了广西僚人与汉民族之间的商品交换，还以便利的邕江水路交通，连接当时岭南最主要的港口钦州和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对接起来，形成与东南沿海地区甚至海外诸国的贸易关系。

　　由于邕江航道有助于人员与货物的流动，到了明清时期，南宁逐渐成为桂西南和云贵川地区的流通中心及主要物资集散地。除了最早的石埠镇，沿江的南宁城区、扬美镇、那莲镇、蒲庙镇等均是这一时期热闹繁荣的商埠，工商业繁盛。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驻南宁广西左参议汪必东有诗云：“西粤观诸郡，南宁亦首明，正音前汉叶，奇货左江通。”[15]南宁的“繁华不亚于中原城市”，有“小南京”之称。清朝改土归流后，桂东南及广东、福建籍商人大量西来经商，利用水运，沟通南宁与粤、港商品交流。外地商人从北部湾沿海的钦州、北海、合浦等地用肩挑马驮的方式，经邕江水道将食盐和海产品输入南宁，再溯右江而上经百色销往云贵地区。同时，云贵地区的山货、药材等土特产品也经此路运至南宁，再转销东南沿海等地。因此，借助邕江水道与海上丝绸之路对接的优势，汉族商人把桂西南的土特产传播到东南沿海一带，使岭东和江南地区也能享用到普洱、西山、六堡等茶叶，壮瑶中草药材，以及荔枝、甘蔗、芒果等嘉果。与此同时，汉族商人的到来也为壮族村落带来丰富的海产品，使南宁地区的民族商品经济有了的显著发展。

　　四、民间信仰：诸神共存的精神世界

　　民间信仰作为古老的社会文化体系，是人类各种文化形式的土壤。无论是当地壮民，还是后来迁居至南宁的汉人，为了维持日常生产生活秩序，他们开始建立庙宇，并通过各种民间信仰来团结整合社会文化。南宁市蒲庙镇是壮汉民族共同聚居的区域之一，两个民族的民间信仰在这里不断融合，最终形成了北帝、龙母、妈祖、三界和伏波这五种共同信仰的神。而坐落于邕江河畔的五圣宫，则是诸神并祀的重要场所。

　　五圣宫始建于乾隆八年(1743年)，由来往邕江的广东商人所建，是广西五大名庙之一。明清时期，地处邕江畔的蒲庙镇凭借便利水路条件，逐渐成为重要的商业集散中心。发达的水上运输促进了蒲庙商业发展的同时，也吸引了更多粤商前往蒲庙定居，使得众多民间信仰在此融合。正如历史学家葛剑雄所言，“在迁入地出现了移民所信仰的地方神灵或者是该神灵所属的宫观寺庙出现，这些依据足以证明移民曾经在这里出现过，而且他们人数相当多，经济实力也非常强大。”[16]

　　五圣宫内供奉五位民间圣神，反映了粤东汉人与当地壮民的信仰共存。北帝作为主神被当地民众供奉于内大殿。两广地区水系发达，北帝被粤人视为水上保护神灵。明清时期大量的粤东汉人因商迁居至蒲庙一带，与同样重“水事”的当地壮族居民杂居，北帝因此成为他们主要共同的信仰神灵。如今，每逢农历四月二十日，蒲庙的壮汉民众都会祭拜北帝，并请北帝神像游街，形成当地一年一度盛大隆重的北帝庙会。

　　在五圣宫左厢房则供奉着骆越水神龙母和汉人海神妈祖的神像。龙母信仰源自于古骆越部族的水神崇拜[17]。壮族作为稻作民族，风调雨顺是丰收的关键。邕江河畔的土地是壮族最密集的耕作区域，因此当地壮民视稻米丰產为水神龙母的恩泽。岭南地区河道纵横交错，龙母信仰随着邕江传播至整个西江流域，最终成为壮汉两族人民共同信奉的利泽一方的水神。而诞生于东南沿海地区的妈祖则是孝老护幼的海神，是海洋文化中最重要的汉族民间信仰崇拜神之一。明清时期粤东经济的崛起，妈祖信仰随着粤籍商人顺西江溯流而上至邕江，深入南宁及桂西南地区。来自沿海地区的粤商进入蒲庙经商，把妈祖神带入以祈求平安，从此海神妈祖成为维系同乡情谊，团结当地土著群体的精神纽带。

　　在五圣宫右厢房则供奉着三界和伏波两位地方神的神像。南宁蒲庙一带的壮族人民普遍信奉三界神，明人桑悦在《记獞俗六首》中说：“三界有灵焉助虐，诸冯非祀肯相容。”[18]三界即冯三界，是明朝中期广西一位具有神异功能的巫觋，他利用法术造福乡里，逐渐成为本地壮民心目中“有求必应”的万能神。由于三界神异常灵验，迁居蒲庙的汉族商人也开始接受这一信仰，为当地贸易保航运畅通。另一位地方神伏波，是指汉建武年间的伏波将军马援。当年马援南下岭南平定交趾叛乱，清理礁石，疏通航道，被邕宁一带壮汉族民众奉为“伏波安澜”的水神，保佑邕江航行平安。对伏波神的共祭，体现了南疆两大民族的凝聚力。

　　古代邕江水道把五种与水相关的神明汇聚在一起，成为南宁壮汉民族延绵至今的共同信仰。“联赫濯之声灵，陟降共随天左右，萃神通于简阅，帡幪亘荫粤东西。”五圣宫门前的这副名联道尽了恭列诸神，会同四海的气象。一方面，粤商为蒲庙当地带来了繁荣，土著壮民渐渐接受他们的族群信仰文，以至于北帝和妈祖信仰在壮汉民族间达到和谐共生的状态。另一方面，当地壮族的原始信仰如龙母、伏波和三界神，已经深深植根于他们心中，故以一种兼容并蓄的方式影响并融入迁移而来的汉族商人的日常生活。

　　结语

　　综上所述，古代南宁壮汉文化交融离不开邕江，两者之间的历史命运紧紧相连。南宁缘水而兴，水城相依，而邕江既给人以灌溉之利，又予人以舟楫之便。事实上，作为民族交流融合的走廊，邕江水道见证了壮汉两个民族在族群、语言、经济和信仰上的互动，使南宁成为“言语类荆襄，衣冠同中州”文化交融之地。千百年来，世居在南宁的壮民族与来自不同地区的汉民族，都保持着各自族群鲜明的文化特质，并以兼容并蓄的态度去看待对方的文化，从而最终形成独特的区域民族文化。回顾南宁壮汉民族的文化交融史，对于当今的文化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南宁作为以壮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和谐共处的现代化城市，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无疑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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