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时代背景下农民消费结构变迁研究

来源：职称驿站所属分类：农业经济科学论文
发布时间：2021-08-04浏览：37次

　　摘要：自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显著提高。本文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结构的统计数据为依据，通过建立聚类分析模型，得出我国农村居民消费以2017年为界分为两个时间段。并通过建立灰色关联模型，分析两个时间段内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演变，根据农民消费结构的变化进一步说明了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乡村振兴战略;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消费结构;灰色关联分析

农业经济

　　《农业经济》(月刊)创刊于1981年，由辽宁省农业经济学会主办。本刊办刊宗旨：为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服务，为领导机关宏观决策服务，为农业经济学科建设服务。读者对象为从事农经工作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以及大专院校经济类专业师生。

　　一、引言

　　乡村振兴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提出乡村振兴“三步走”具体任务目标，即为在2020年前建成乡村振兴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2035年基本实现农村农业的现代化，最后在2050年实现全面乡村振兴[1]。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代表改革开发四十年来党的农业农村政策侧重点的改变，乡村振兴是党对于农业农村问题解决办法的新思路。改革过程中不可忽略的是我国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仍然存在并长期存在一定城乡差距。宋丽婷认为新中国成立至今城乡差距有三个发展历程，分别为计划经济体制时代、前改革时代和后改革时代。自2003年科学发展观提出起，通过开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开始缓和[2]。而目前我国在收入、教育、医疗等多个方面存在城乡差异[3]。缩小城乡间差距，需要持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挖掘农村地区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的发展潜力。投资和出口拉动型经济发展模式主要在于政府的主导，而消费拉动型经济发展模式更加侧重于民众的主导[4]。而随着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快速地推进，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渐减小，作为“三驾马车”之首的消费已经成为我国农村地区改革的重点方向，由投资和出口拉动型到消费拉动型的转变成为了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工作重点之一。

　　二、文献综述

　　李昌平指出乡村振兴的最核心的任务就是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并使其高于国民收入平均增长速度[5]。吴九兴和黄贤金研究发现1978—2017年，我国农民收入水平的变化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分别为高速发展阶段，低速发展阶段和中速发展阶段[6]。纪韶和李小亮认为自2013年起，我国城乡融合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农民工总量显著提高，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幅度大，城乡收入比例由2009年的3.33逐年下降到2018年的2.69，农民收入有了明显的上升，农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7]。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苏良军等基于面板数据，通过协整理论检验得到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间存在长期稳定均衡的关系[8]。杨天宇和朱诗娥通过研究发现我国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同居民的收入水平具有倒“U”型结构，即为中等收入水平的居民其边际消费倾向较高[9]。侯姝婧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得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对于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有着显著性的影响[10]。樊文斌等研究发现农村地区居民消费在形态、关系网络、功能地位、时间观念和工具选择有了较大幅度的变迁，其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农民可支配收入的提升，使得农村居民有了更多元化的消费选择[11]。

　　通过整理文献可以发现，目前对于我国农村地区居民消费结构的变迁宏观性研究主要在于数字经济发展带动我国农村地区的消费结构的改变和城镇化与农村地区消费结构之间关联性等方面[12， 13]。而微观性在于对扶贫背景下局部农村地区收入结构与消费间的关系和局部农村地区农民收入对消费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14， 15]。但是综合看来，自2017年提出乡村振兴重大战略以来，其在全国层面对于农村地区居民消费结构的变迁所发挥的作用仍然研究尚少。基于此，本文将做出以下方面的创新性研究：(1)首先将通过聚类分析验证以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作为重要时间点，分析提出前和开展后两个时间段里我国农村地区居民的收入和消费结构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2)其次本文通过对两个时间段农村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结构分别做灰色关联分析法，得到在乡村振兴提出后我国农村地区消费结构的改变;(3)最后基于研究结论，对我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方向提出相关建议。

　　三、乡村振兴视角下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迁实证分析

　　(一)數据选择

　　自2013年起，国家统计局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城乡一体化居民收支情况和生活状况调查，其与2013年前所调查的范围、方法和口径均有不同。由于调查方法的改变，且囿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4—2019年我国农村地区居民收入和消费数据作为指标。本文将农村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农村居民的收入指标选择，该指标较年纯收入更直接表示农村居民购买能力的大小;农村居民的消费指标选择消费结构中的八大指标，包括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和其他用品及服务。

　　(二)差别检验

　　1.模型选择

　　K均值聚类分析是麦奎因于1967年首次提出的，其重要思想在于找出K个聚类中心使得每个数据点到其最近的聚类中心平方距离之和最小[16， 17]。根据在数据中发现的描述对象及其关系的信息，并将数据对象分组，通过聚类后的数据，其聚类内的对象相互之间是相关的，而不同聚类中的对象是不相关的。聚类内相似性越大，聚类间差距越大，说明聚类效果越好。K均值聚类在聚类与聚类之间的区别比较明显时，效果较好于其他分类方法。

　　K均值聚类算法作为一种迭代聚类算法，它使用距离作为相似性指标来发现给定数据集中的K类，并且每个类的中心都基于该聚类中所有值的均值，并且每个聚类的中心由聚类中心描述。对于给定的数据集X和要获得的类别数K，选择欧式距离作为相似性指标，并且聚类目标实现聚类逆和最小聚类，公式如下：

　　2.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python进行数据的拟合，将我国农村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结构数据带入算法进行拟合，得到结果如表1：

　　经过多次迭代，初始中心之间的最小距离为 8.066，这说明K均值聚类算法效果较好。通过K均值聚类拟合我们可以发现，自2014年以来，我国农村地区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消费结构以2017年为界限明显分为两个阶段，2014—2016年为第一个阶段，2017—2019年为第二个阶段，聚类分析表明两个阶段具有显著性差异。造成两个阶段的差别最根本原因是我国农村农业经济发展自2017年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说明2017年党和国家提出乡村振兴重大战略是顺应历史的潮流，可以说乡村振兴战略是通过对我国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重新调整以达到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必然结果[18， 19]。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建设现代化国民经济体系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三)乡村振兴下的农民消费结构变迁

　　1.模型选择

　　灰色系统理论是由邓聚龙于1982年首次提出，他提出灰色系统的相关度是由要素发展变化的相似情况来判断的，这种相关度与时间序列几何相似性是有区别的。自灰色系统理论提出后，国内学者便开始利用灰色关联分析运用于我国农村地区居民消费结构变迁的研究[20]。刘斌等利用灰色关联法计算农民年纯收入与消费结构之间的相关性[21]。王淑芬和陈卉一通过灰色关联模型计算天津市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与消费结构之间的关联度并进行相应的分析[22]。本文综合前人研究的优缺点，采用灰色关联模型对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消费结构之间的关联度进行拟合计算。

　　灰色系统的提出是相较于白色和黑色两种系统而言的，按照传统控制论理论，白色代表已知的信息较多，黑色则是完全未知的系统，而灰色正是介于二者之间。灰色关联度则是指在灰色系统发展过程中其中两个因素的具有一致发展趋势或不同发展趋势。按照灰色关联理论，灰色关联系数公式如下：

　　因为灰色相关系数是在不同时间点上的列数与参考数列之间的相关程度，因此在分析时间序列的时候其数据并不唯一。但是如果信息过于分散将导致不能进行整体比较。因此在分析时间序列时有必要将每个时间的相关系数集中到一个值上，即为灰色相关度，灰色相关度计算公式如下：

　　2.乡村振兴前农村地区居民消费结构

　　由于灰色系统中各因素所包含的物理意义不同，单位也不尽相同，这导致因素数据的量纲具有差异性，难以做出同层次的比较，因此将很难得到正确的结论。因此利用灰色关联度分析问题时应当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的处理。本文在进行灰色关联分析时首先对于所有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本文通过将农村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参考序列，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以及其他用品及服务为比较序列，我们得到人均可支配收入与8个因素分别取得关联系数值以后，并对每个关联系数在不同维度上的值求取均值得到相应的关联度。通过python对2014—2016年我国农村地区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地区居民消费结构之间的关联度进行处理和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通过表2可以得出，在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前的2014—2016年间，农村地区居民消费结构的8个因素构成的比较序列在关于关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关联度均值为0.8197，呈现强关联关系。通过对关联度的排序可以看出其关联强弱分别为：生活用品及服务>食品烟酒>居住>衣着>其他用品和服务>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服务>交通和通讯。这说明在第一阶段的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之中，对于生活用品及服务的需求量支出最大，而对于交通通信的支出最小。

　　3.乡村振兴下农村地区居民消费结构

　　在对数据进行了无量纲化处理后，将2017—2019年农村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地区居民消费结构8个因素进行灰色关联分析，得到结果如表3。

　　通过表3我们可以看出，在第二个阶段期间，农村地区居民消费结构8个因素构成的比较序列关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平均关联度下降到0.8021，较低于乡村振兴前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间的平均关联度。特别是其他用品及服务因素由第一阶段的第五位跃升到第二阶段的第一位，说明在在乡村振兴战略开始推进后，农村地区居民的消费结构开始出现多元化的改变。原有的结构体系中的各个因素相关度减少说明在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的同時，对原有结构体系中因素整体的支出减少，而对于不单独包含在原有结构体系中的其他用品及服务因素支出增加。关联度排序为：其他用品及服务>食品烟酒>生活用品及服务>衣着>交通通信>居住>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自乡村振兴战略推行以来，我国农村地区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其他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支出的影响增大，而对于生活用品及服务、居住和医疗保障的支出影响减少。

　　四、结论和建议

　　(一)完善我国农村地区统计体系

　　在乡村振兴时代背景下，我国农村地区居民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农村居民对于消费的选择更加多元化。从本文建立灰色相关分析模型的结果来看，其他用品及服务因素的相关度由2014—2016年的第五位跃升为2017—2019年的第一位，说明我国农村居民对于非现有消费结构统计体系中的非单独的因素支出的比例大幅增加。这意味着我国农村地区的居民消费结构统计体系仍使用的8个原有的统计指标已经无法满足对于农村地区相关研究分析的需求。例如就目前具有巨大潜力的农村居民旅游市场而言，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支出已经由2013年的5600亿元规模增长到2018年的8700亿元规模。而在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结构中，除去交通和食品外，住宿费用等均囊括其他用品及服务因素之中。因此，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我国农村统计事业还需要对农村地区居民现有消费结构进行深入的调查，重新制定合理的统计指标，完善和建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统计体系，为我国乡村振兴事业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二)持续推进农村地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自2017年党和国家提出实施乡村振兴重大战略以来，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经过分析发现，在乡村振兴时代背景下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对生活用品及服务、居住及医疗保健支出的影响减小，这说明我国农村地区居民对于生活、居住和医疗方面的相关支出减少，这得益于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首先是农村危房改造计划的实施。自2013年以来，我国农村地区累计2568万人的危房得到改造。2017年乡村振兴重大战略提出后，中央财政对贫困地区农村危房改造的补助标准由8500元的/户提高到14，000元/户，而且各级地方财政的补贴持续增加[23]。农村居民在居住上消费支出和可支配收入相关度也由第一阶段的0.877下降到第二阶段的0.790。其次是医疗保障制度开展，截至2020年，国家医保部门协同其他部门累计资助2.3亿贫困人口参加保险计划，总支出超过360亿元，根据各项医疗保险政策，减轻贫困人口医疗负担3600亿元以上。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医保部门及相关部门开展一系列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常态化帮扶政策，聚焦于全面助力乡村振兴，并提出确保农村低收入人口能够应保尽保，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给予资金倾斜等相关意见[24]。在系列帮扶政策的引导下，农村地区医疗水平得以提高，农村居民在医疗保健上消费支出和可支配收入相关度也由第一阶段的0.772下降到第二阶段的0.602，这表明了农民享受到的医疗保障比例的逐步增加。因此，我国应当持续推进农村地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充分保障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幸福指数，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美丽农村的建设。

　　(三)加强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自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我国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较为显著。首先，“四好农村路”建设成效显著。截至2019年，中国公路总里程中农村公路里程占比超过80%，而在现有农村公路里程中等级公路达到了90%以上，农村公路的列养率接近99%[23]。农村地区居民可支配收入不断增加，加之农村地区交通道路建设不断地完善，农村居民在交通上消费支出和可支配收入相关度也由第一阶段的第8名一跃升至到第二階段的第5名。就农村居民每百户汽车保有量位居全国中游水平地广东省为例，截至2019年底，广东省农村地区居民每百户汽车保有量为26辆，增速到25%[25]。其次，农村地区通信设施建设投入不断增加。其中贫困村通光纤和4G的比例均超过98%，实现了农村通信设施的全面覆盖[23]。农村地区正因有了通信设施投入与建设，才使得农村居民在通讯设备等方面需求不断增加。因此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开展时，应当加强对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才能有效解决农村地区交通和通信问题，增强农村地区的发展后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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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樊文斌，冯雪彬，于淼.我国农村消费变迁：特征、诱因及对策[J].商业经济研究，2020(3)：138-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