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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职称驿站所属分类：社会学论文 发布时间：2022-06-10浏览：8354次
摘 要：关于文化认同的科学内涵界定、文化认同的战略地位、文化认同的现实价值、构建文化认同的困境、构建文化认同的路径等问题是近年来学术界讨论的理论热点。从总体上梳理文化认同研究提出的主要问题和理论观点，总结其成就和不足，探讨深化研究方向，对于进一步推动文化认同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文化认同;文化;民族文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东南文化》是由江苏省文化厅主管、南京博物院主办的社会科学综合性专业学术期刊，1985年在《文博通讯》的基础上创办。本刊定位独特、特色鲜明，自创办以来，始终坚持站在学术前沿，强调学术性、资料性与可读性的统一，及时关注重大课题的研究，利用刊物优势，发挥平台作用，发表了大量在学术界颇具影响力的文章，有效推进重大课题研究向纵深发展。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8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1]，对文化认同进行了重新的解读。当前学界对于文化认同研究的理论成果较为丰富，但是仍存在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地方。因此，有必要对学界关于文化认同研究进行系统回顾和全面总结，以期为今后加强文化认同的研究提供关键点和着力点。
一、关于文化认同的科学内涵界定研究
当前学界关于文化认同的科学内涵研究的实际理论成果，大概可以将其划分以下四类：
(一)民族基本价值认同说
此类观点主要侧重强调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即是对民族基本价值的认同。首先，文化认同的实质是属于种属概念，“是一个民族的所有成员对本民族最基本最有意义的实物和价值的认同”[2]。另外，文化认同是主体对某一文化在观念上、心理上及行为方式上的认同、接纳。肖蓉、谢连生强调了其中最根本的就是对某一民族基本价值观念的认同[3]。然而，王稼偉认为“文化认同是基于理念和价值观认同的共同体文化，是团队得以凝聚和发展的精神纽带”[4]。高宇、王林平同样强调了文化认同是主体对本民族基本价值的认同[5]。
(二)文化价值认同说
此类观点认为文化认同是主体对某种文化价值的认可。支持这一类观点的学者大致都认为文化是否被认同或者认同程度如何，在某种意义上是由文化本身的价值特性决定的。丁存霞认为，所谓当代中国文化认同其实就是对其文化本身所蕴含的价值观的认同[6]，是“价值观得以传播与内化的心理基础，是某种文化当中有价值的思想理念在传播过程中，被人们了解和内化并形成一定价值观”[7]。韦克平、谢俏静认为民族文化认同是主体对民族文化的共识和认可[8]，认同主体秉持共同的认同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最终形成支配人的行为的价值取向。
(三)心理动态过程说
此类观点认为文化认同是主体对一定文化的承认和认可，并从中获得某种认知心理的动态过程。张海洋认为认同首先具有“先天”的认知体系，是主体自然而然的对认知对象产生意识与行为的一种内在塑造的过程[9]。而陈柯强调了这个过程其实是认同主体对文化的认同，从表层认同发展到价值认同的一种渐次内化的心理活动历程[10]。同时，鲁全信、徐丽曼认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是认同主体在中外文化的交融和冲突的环境之中选择和践行中华文化，其本质就是文化认同主体对价值体认同、接受和吸纳，是在将其逐渐内化以及外化过程中的一种心理的动态过程[11～12]。
(四)文化身份归属认同说
此类观点认为文化认同是主体对某一文化身份的认同感。“认同”中英文可以概括为两种基本含义：认同与身份，李娜认为文化认同是认同主体面对其他文化时的对自我的认定，这种自我认定“其实质与核心就是指认同主体对一个群体和文化身份的认同感，其指标就是认同主体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甚至利益取向性”[13]，也就是主体对于某种文化的身份认同，由此产生群体文化的认同感。卫灵更是直接强调文化认同反映的是一种自我身份的构建和归属的共同体意识[14]。
二、关于文化认同的战略地位研究
关于文化认同的战略地位的研究，学界普遍认为文化认同既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之基，也是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基础，同时也是国家面对文化的全球化发展的战略选择等。
第一，李昌平认为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共同的文化认同，注定会魂无定所、行无依归[15]。因此木拉提·黑尼亚提认为在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分裂斗争的新疆建设共有的精神家园过程中文化认同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16]。第二，张文树、包有或认为文化认同其实是对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整合的综合状态[17]，郭亚妮、宇涛认为“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前提和基础，是人的社会属性的表现形式，国家认同则是文化认同的升华”[18]。第三，文化认同是国家面对文化的全球化发展的战略选择。全球化不断发展，政治霸权主义盛行，文化对综合国力的影响日益突出[19]。因此，吴慧认为在当今多元文化并存的文化生态下，增强文化认同感，对于提升我国综合国力、保证中国共产党时刻把握国家意识形态领导权具有重要战略意义[20]。另外，曹海峰从文化认同与文化产业的关系角度分析并强调了，增强文化认同有利于文化产业坚持民族性、传播其所代表的民族精神等，这些都可以提高民族文化产业在全球文化市场中抵御西方文化的“文化同质化”的核心竞争力[21]。
三、关于不同视野下文化认同的现实价值研究
关于文化认同的现实价值的研究，学者们主要从文化全球化、民族关系、区域经济合作、乡村振兴等几个不同视野展开论述。
第一，文化全球化视野。当前，全球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促进了文化的全球化与地方化的杂糅，虽然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受到了真实的冲击，但是袁哲、王洪飞指出大众传播媒介加速了中外文化的往来，势必对于形成一个纷繁复杂又包罗万象的中华文化认同有重大意义[22]。着眼未来发展，西方思潮的涌入，客观上有利于帮助大学生养成良好文化认同与文化适应，文波也认为“增强中国文化认同便是在各种强势文化的影响下进行自我定位和自我构想，有利于争取中国文化的自主性，积极主动参与界定世界文化的问题”[23]。
第二，巩固民族关系视野。在这样一个“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中，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有机统一体。乔志龙、腾驰认为增强中华文化的文化认同有助于强化中国各民族之间凝聚力[24]。通过多元文化认同教育，可以有效地强化人们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对于构建平等、团结、和谐、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意义重大”[5]。王砚文认为一定程度上促使文化认同扩展至其他民族，形成多元文化认同是实现民族和谐关系构建的关键[25]。
第三，区域经济共同体视野。“文化认同对经济发展影响甚大，它是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动力，有利于形成区域经济合作的良好文化环境和增强区域竞争力”[26]。陈国安、柴哲涛认为重建区域文化认同有利于使合作成为个人、企业和政府的自觉行动，解决由城市的共性竞争带来的交易成本上升、效率低下等诸多问题[27]。地区文化和历史的差异影响了其经济上的合作，提高人们对各地区的文化认同度，便可以强化各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力度，因此盛敦荣认为，打造粤闽港澳台文化区域文化共同体，可以为粤闽港澳台经济合作凝聚力量[28]。
第四，乡村振兴视野。学界普遍认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外来文化的影响，乡村文化认同危机在悄然发生的变化。首先，文化认同与农民对自身作为乡村建设的主体自我认知密切相关。樊江飞认为“农村居民的文化认同遭到弱化，对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造成了阻碍”[29]，而吸引农民参与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条件，增强乡村文化认同是吸引他们参与乡村建设的重要条件[30]。另外，增强文化认同可以助力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刘志刚、陈安国认为重构乡村文化认同是有利于实现乡村治理能力与体系现代化，是乡村振兴而必须解决的极具价值的问题[31]。因此，彭雷霆、周阳等学者认为，在农村居民文化认同遭到弱化背景下，采取措施留存文化情感、培育主流文化价值，进而重构农村文化认同，全面助力乡村振兴的各项事业的发展[32]。
四、关于文化认同共性困境与几个主要群体特殊困境研究
关于文化认同困境的研究，学界主要从共性困境和几个主要群体的特殊困境展开论述。
(一)文化全球化的发展以及国内主要矛盾的转变
第一，文化全球化的发展与跨文化认同的构建。首先，文化霸权主义与不同文化之间矛盾冲突日益突出。在不同文化互相渗透过程中，跨文化认同的出现增进了人类文化交流和融合，但是戴晓东认为不同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正冲击着民族文化认同的发展，造成全球性和区域性的文化生态的破坏和失衡，冲击文化认同原有的稳定形态[33]。其次，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受到来自多元文化价值冲击。班秀萍、王克认为在文化交流中，“各国、各民族必然会不同程度的受到文化的多元价值的冲击”[34]，因此它自然冲击着人民群众对于中华文化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另外，李春燕指出文化的全球化带来的西方文化中心论也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认同的构建制造诸多困境[35]。最后，起主導地位的核心价值观面临挑战。
第二，国内主要环境的转变。徐丽曼等学者认为不同价值观的碰撞弱化了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凝聚力和引导力，甚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都面临着自我确证和自我辩护的困境[12]。新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国家社会发展之间的差距还很大，因此冯大彪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逐年攀升，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但是我国的民生问题仍然突出，比如就业问题、收入差距、教育公平、社会保障体系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制约中华文化认同的水平[36]。这些问题导致影响文化认同国内困境的形成。
(二)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文化认同呈弱化趋势
第一，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基础教育建设较为落后。文化认同是由经济社会发展、政治文化权利等诸多因素支撑的一个复杂体系[37]。因此，丁兴琴认为边疆民族地区因为经济发展落后以及政策配套不及时，不仅导致农村基础教育本身发展落后，而且基础教育发展的价值取向方面也存在危机，成为了影响边疆民族地区文化认同的重要因素[38]。另外，受到市场经济负面影响，少数民族文化面临被商品化、丧失原真性和地方政府保护不力的问题，鲁全信、颜俊儒认为“致使少数民族文化的一些优秀内容受到冷落，出现了民族文化迷失，少数民族文化认同出现危机”[11]。
第二，多元文化交流融合大背景下，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地位趋于弱化。高宇、王林平认为，处于非主流地位的少数民族文化与社会关注和提倡的主流文化之间处于一个失衡的竞争状态[5]。就这种失衡的状态下，何辉、周晓琳还强调“少数民族文化就会面临被边缘化的极大挑战”[39];其次，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之间的接触、碰撞与交流不断加深，尤其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对原本便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文化的认同，于此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挑战”[40]。
第三，宗教文化侵扰民族的文化自我认知。首先，宗教是现代国家文化认同的重要形态之一，乔志龙、腾驰认为“宗教文化的客观认同接纳障碍”[24]仍然需要继续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认识的指导下得到破除[25]。另外，张海洋则特别研究说明了当前少数民族青少年由于对先进文化价值判断的偏颇，对中华民族归属感的弱化，正面临主流意识形态认知的离散等困境[9]。况且，我国的少数民族有着浓厚的宗教信仰底蕴，在历史上也有分离主义倾向，加之境外势力干扰，出现三者互相叠加的局面，弱减了“文化认同合力”。
(三)当代大学生文化认同生成困境研究
第一，面临西方文化渗透与高等教育的文化焦虑。面对文化全球化持续发展，刘颖、李雪松认为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正面临着具有现代性的文化焦虑，比如热衷于外来模式移植导致文化个性的迷失、过分看重世界高等教育排行榜单名次、困惑于短期利益和长远发展的平衡与取舍的群体性焦虑，这些都直接影响到高等教育下大学生的文化价值认同选择[41]。随着西方各种思想涌入，鲁全信、杨绍安认为在高校教育的文化焦虑的态势下，当代大学生的精神世界困惑和焦虑已经悄然形成，而且大学生群体的文化认同已经集中表现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弱化、传统文化的任意疏离、主流价值观的偏离[42]。
第二，新媒体时代发展与高校教育缺乏有序的价值引导。杨建义认为，新媒体时代的快速发展，必然使得多元文化价值充斥着大学生群体的精神世界，促使新媒体时代大学生文化心理上产生变化，这些都挑战着相对稳定的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导致大学生在主流文化价值认同判断与选择上出现模糊与迟疑[43]。而这种“模糊和迟疑”以多种方式呈现，比如刘占奎、岳冬青认为日常化的微传播现象和网络舆论导致庸俗的非主流文化已经极大地干扰着大学生的文化价值认同生成[44];并且，在新媒体环境带来的文化观点、文化内容多元化影响下，大学生不自觉的选择性过滤来自主导文化的灌输，加之学校缺乏有序的价值引导，大学生对主流价值的认同开始了弱化[45]。
第三，多元文化社会的变化发展与高校教科书和课程设计的重视程度。面对多元文化社会的发展，肖蓉、谢连生认为引起大学生文化认同危机除了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乃至文化霸权主义的影响以及高校教育文化焦虑之外，主要还有“大学价值观教育还没有适应多元社会的变化发展，常常轻视西方文化对大学生带来的负面影响和不良反应，学校对于文化认同教育未引起足够重视”[3]。这种不适应还体现在我们的教科书和课程设计上面[46]，崔珂琰认为“教科书的编写是一种积极有效建构文化认同的社会行动，教科书提供的共有文化可以帮助读者建构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47]。
(四)关于农民文化认同缺失研究
第一，当前我国乡土文化的传承创新陷入了环境恶化、主体缺失、客体日渐凋零的尴尬局面[48]。赵霞、杨筱柏也认为现在乡村文化无法更好适应多元文化互动的社会发展，在发展过程中传统文化缺乏时代元素的注入，得不到持续发展，导致文化认同对象出现虚化状态，而且作为主要认同主体的农民，其传承和发展文化的主体意识淡薄[49]。另外，树立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是培育文化认同前提，吕宾认为现在的乡村文化正经历着现代性的巨大冲击，在多元复杂的文化环境下，受乡村文化生存环境改变、农民文化自觉意识缺失、文化主体意识薄弱、文化情感淡化、文化认同危机等因素的影响，农民的乡村文化自信日渐迷失和文化认同生成受到极大影响[50]。
第二，市场化和城镇化不断发展强化乡村文化认同危机。诸多学者认同乡村文化，认同危机是在集体化、市场化、城镇化、信息化等因素综合作用下而形成的观点。例如，张良认为市场化的不断发展导致乡村文化认同危机的发生和发展[53]。除此之外，张桂金、刘小敏特别指出城镇化过程中的“市民化机制”也降低了移民的农民乡土文化认同[51]。随着市场化和城镇化不断发展，黄方认为它们一定程度导致当今乡村文化失调、断裂和精神离散;特别是乡村文化形式出现边缘化、文化规范开始弱化、文化价值遭到分化，以至于乡村文化自信难以树立，乡村社会文化认同也日渐式微[52]。
五、关于建设文化认同的对策与路径研究
关于建设文化认同的对策与路径，学者们主要从文化认同的根本指导思想、认同对象的供给、主客体之间辩证关系、认同构建与文化教育关系、利益保障等角度展开阐述。
第一，坚持科学理论指导文化创新与融合，丰富文化认同对象供给。首先，文化创新与发展需要坚持民族特色。其次，学界较多学者都持有相同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属于先进思想，可以掌握群众，激发群众的参与社会建设的积极性。刘小龙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先进思想，与中国民族文化存在诸多内在契合点，可以掌握群众，增强群众的文化认同感[53]。另外，卫灵认为只要坚持科学理论指导才能更好推动中华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融合创新，真正做到求同存异、兼收并蓄，特别是依托文化产业的发展，以文化产业为文化发展、传播的载体，繁荣中华文化，提高其吸引力[14]。
第二，坚持理清文化认同主客体之间辩证关系，遵循其相互作用的规律。孙杰认为是“文化认同民族的根基和国家的核心力量所在”，文化认同“是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的有机统一”[54]。基于文化认同自身的特点，探索文化认同自发和自觉形成的规律，邢媛提出了“文化认同的协同性、文化认同的动力机制、文化认同的自组织性”[55]。而钟瑞添、刘顺强认为推进文化认同的发展必须遵循文化本身发展的规律，并且关注认同主体认知的规律和特点，促使由认同活动过程生成的文化，成为满足人们的价值追求和推进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56]。
第三，重视树立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提升文化认同。少数民族文化认同既是对其本民族文化的确认与保留，同时也是对中华文化发展和创新的传承与弘扬。因此，高宇、王林平认为应该树立文化自信引导少数民族文化认同生成[5]。鲁全信、颜俊儒认为必须提升少数民族对本民族文化地位和意义的认识，培养传承民族文化的文化自觉意识[11]。张海洋认为可以通过文化自信夯实少数民族青少年文化认同生成的基础：以文化自信帮助少数民族青少年开发思想政治育人功能新向度、提升文化自觉传承新高度、引导自我教育能力新广度，增强文化自主创新发展新厚度[9]。
第四，坚持将文化认同构建融入文化教育中。高校是党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阵地，丛喜权认为必须将中华文化认同教育融入到高校教育工作中[57];杨胜才同样强调了增强中华文化认同是民族院校的核心使命，高校的教育工作必须发挥好“占好陣地，潜心育人;彰显特色，发挥功能;协同创新、服务引领”的作用，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认同建设[58]。特别是教育作为精神教化和价值灌输的实践形态，应该重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民族团结教育。除此之外，部分学者还分别从幼儿园中华文化课程建设、小学教材统编、中学历史教材编写等角度提出应该充分发挥教育传递、创造、分享文化的功能，推动文化认同建设发展[59～61]。
第五，坚持加强利益保障，奠定物质基础。人们所争取的一切东西，其实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中华文化认同的生成始终同中华民族对物质需求的追求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紧密关联。因此，必须加强民族内部的共同利益基础，为文化认同形成奠定物质基础[62]。徐丽曼、冯大彪认为增强当代中国人的中华文化认同必须处理好每个时期的民生问题，比如通过实现缩小收入差距、解决就业问题、促进教育公平、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来奠定中华文化认同的利益基础[12][36]。
六、关于文化认同的研究现状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学界对文化认同的丰富研究成果，为往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但仍存在需要学界深化研究的不足之处。
(一)文化认同研究的主要特点
综上所述，当前学界的研究成果呈现以下特点：第一，从研究视野角度，学者们多角度参与文化认同的相关问题的研究，比如主要集中在全球化、国家统一、国家社会治理、乡村振兴、民族关系、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等视野下研究文化认同;第二，从内容来看，宏观角度上主要集中于中华文化的文化认同或者组成中华文化认同三个主要成分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革命文化认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研究，微观上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文化认同、乡村文化认同、地域文化认同、红色文化认同等多方面研究，并深入研究文化认同的现实价值、建设文化认同的共性困境与不同群体的特殊性困境、建设文化认同的对策等问题。第三，从认同主体来看，主要集中于中华民族全体人民、少数民族人民、高校大学生等，较少的学者以中国共产党员、农民、城市居民、企业员工、中小学生等作为文化认同的主体进行研究。第四，关于对文化认同的载体建设的研究不多，这个问题较多学者几乎都是进行零散的闡述，没有进行系统、科学的学理性研究。
(二)文化认同研究的未来展望
第一，强化对文化认同的科学内涵研究。就当前关于文化认同内涵的界定研究本身而言，呈现出来的依然是较为零散、不系统的特点，大部分学者只是对文化认同的内涵进行了直接表述，缺乏对其内涵定义理论依据的系统论述。另外，对该方面研究的学科角度是比较单一的，学界主要集中从心理学角度解读“文化”“认同”“文化认同”等内涵，角度具有极大一致性。最后，学界缺乏对文化认同的科学内涵的界定进行系统的整合，导致对其内涵定义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未能形成共识。因此，关于文化认同的内涵界定研究方面，仍然需要坚持多学科、多角度交叉研究，并且加强对文化认同的内涵界定的理论基础进行系统研究，加大对文化认同界定的各种阐述的科学系统的整合力度，以期形成关于文化认同的科学内涵界定。
第二，加强文化认同的理论基础研究。学界在已有的文化认同研究中还存在不足，表现为大部分学者是粗略提及实现文化认同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与社会提倡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在逻辑关系问题，在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文化认同的建设问题方面，需要更加系统探究文化认同这一命题背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理论的发展进化史。但是，国内学界关于文化认同的研究归旨其实就是最终实现对中华文化认同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化或者各种形式文化认同的多元文化认同合力研究，是一种共同致力于为民族伟大复兴服务的研究。其与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关系也相当密切，国内的文化认同的理论基础不应局限某一学科、某一领域，而根本的理论基础应当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因此，第一，应该深入对文化认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研究，突出国内文化认同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性质。第二，加强对于文化认同与统一战线工作之间的思想与观点理论研究。对该方面的研究更好突显文化认同建设的阶级特性，这种特殊的性质包含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特性，脱不掉的政治属性，对于进一步研究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国家认同、民族认同、身份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及统一战线工作的关系有根本的理论指导意义。
第三，加强对文化认同的载体建设研究。该方面的研究不足主要表现为学界对文化认同载体的定义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比如有学者认为文化认同感的主要载体是中华文化及其主要组成内容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及其各种文化形式，还有的把各种形式文化活动、各种文化传播媒介、各种文化的物质形态等视为文化认同载体;另外，也有学者把不同的社会群体，即把“人”视为文化认同的主要载体。但是，随着互联网的急剧快速的发展，对青少年群体的价值观生成造成极其重要的影响，此时文化认同建设研究应该更加要重视载体建设研究。因此，第一，要科学定义文化认同载体的内涵，圈定文化认同载体的理论范畴，减少对于文化认同载体研究论述的模糊不清现象。第二，要加深对文化认同载体的可行性、可操作性、亲民性、普及性建设研究提供可遵循的规律，归根到底就是要突出对文化认同载体建设的实践性研究。第三，要突出对文化认同载体与文化产业的关系研究。以期我们可以在现实中以各种传媒手段和以文创产品作为载体传播优秀文化，引导青少年从个体生成到群体生成的转变文化价值观念认同。
第四，加强“文化贫困群体”文化认同的实现路径研究。学界较为集中地关注了以中华民族、少数民族、学生(包括来华留学生)等为文化认同主体的状况、困境、和对策的研究，而对那些与优秀文化接触比较困难、比较少、比较被动的边民、农民、以及留守儿童等群体的关注相对比较少。所谓的文化贫困群体、文化环境更像是处于文化认同的边缘化境地，文化环境相对恶劣、文化资源相对匮乏、精神文化需求比较贫困、缺乏主动的文化认同需求，他们极容易成为对整个国家长远发展利益起到决定性影响的“关键少数”，未来学界应该更加重视对这些群体的文化认同构建的现状、困境和实现路径的研究，以期可以为增强文化贫困群体的文化认同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
第五，加强“两规律”的研究，即加强对于文化自身存在和发展的规律，以及文化认同主体的认知规律的研究。文化认同是一个民族或国家最深层、最核心的力量，是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历史性共时性的有机统一。对于国家社会而言，文化认同建设其实是一种社会性运动，对于个人而言，文化认同的生成其实是一种认同主体将有价值的东西内化、养成自我价值观念的动态过程。文化认同建设以国家为引导主体，各文化认同群体就是运动的客体，文化认同建设以不通过群体为认同主体，文化本身就是客体，在不同环境下主体会客体化，客体会主体化，要想在文化认同感建设中实现主客体之间双向互动。首先，要明确研究意识。必须深入研究文化本身的存在和发展的规律，以及不同群体的生存发展环境特点及其身心发展、认知水平的普遍性特点。其次，多角度多学科研究文化认同主体的认知规律，减少单一片面，注意系统归纳整合。最后，探究文化认同的主客体良性互动背后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思维方法的理论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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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学界关于文化认同的研究现状与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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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 近年来国内学界关于文化认同的研究现状与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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