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建筑史的理论研究

　　摘要：中国悠久的历史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而古建筑便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涌现出许多建筑大师和建筑杰作，营造了许许多多传世的宫殿、陵墓、庙宇、园林、年、民宅等。在中国现代建筑史上，梁思成是最为杰出的先驱。他影响中国建筑史的开拓性研究。

　　关键词：中国,建筑史,研究

　　一、前言

　　《中国建筑史》是中国建筑历史的宗师梁思成于战火纷飞的1944年在四川宜宾的李庄完成的扛鼎之作。当时对中国建筑的研究尚处于起步的阶段，对古建筑的实地调查也仅仅限于l932--1937年这短短的5年时间。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要弄清中国建筑两千年来发展的历史源流，梳理清楚其发展脉络，自然只能先从主流建筑人手。而对中国建筑中极富特色的园林，丰富多彩的民居基本没有论及。之后，先生深感建筑史尚需深入的课题还很多。但当时正是抗战胜利，军兴以还，各地城市摧毁已甚，失地收复之后，立即有复兴焦土的艰巨工作随之而至，所需人才当以万计，当务之急是为国家造就建设人才，首先是建筑师。今后数十年，国家建设实有待于此辈人才之养成。因此他到清华大学创办了建筑系，建筑史的研究只得暂缓进行。

　　二、中国建筑史的研究

　　由于梁思成和林徽因受到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以历史风格为主导的建筑教育，所以他们对于中国建筑的研究注重形式和与之相应的结构体系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但是，中国地域广袤，各地文化传统也不尽相同，建筑在形式和结构类型上的多样性十分显著，因而他们选择何种结构体系的建筑作为中国建筑的代表就是一个颇令人关注的问题。当他们将《营造法式》和《工部工程作法》这两部官式建筑规则以及与之最为相关的宫殿和寺庙建筑当作研究对象时，实际上已把北方官式建筑当作中国建筑的正统代表，他们的工作因此也就是阐明官式中国建筑的结构原理，并揭示它的演变过程。正因为梁、林把中国的地方性建筑放在研究和写作的次要位置，著名的台湾建筑家汉宝德在80年代批评他们忽略了中国建筑的地区性差异。汉说，中国古代，尤其是在宋代以后，文化传统的多样性非常显著，南方地区，特别是在明清时期，在经济上占有突出重要的位置。这一地区的地理条件和独特的人文传统促成了南方建筑在环境、功能、空间和材料等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因此，要研究中国建筑史，即使简而化之，亦必须分为南北两系”。汉宝德的批评非常正确地指出梁、林的中国建筑史研究在研究对象上的局限。但是，笔者以为，他的讨论没能联系到梁、林所处的历史现实，因此他没能认识到在二十世纪20和3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知识份子探索现代化的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梁、林的中国建筑研究以官式建筑为对象所具有的必然性。这一历史现实就是，起源于西方的建筑学和建筑史研究在中国的确立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五四运动后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同时的，所以中国学者对中国建筑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是这一时期中国新文化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在实践上服务于当时社会对于中国风格新建筑的需要。

　　在二十世纪10年代末，面对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带给全球的巨大灾难，许多曾经热情颂扬西方的现代文明，并极力主张仿效西方的模式改革中国社会、文化和政治的知识份子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转变。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就是一个代表人物。梁启超曾经相信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进化论的普遍性，积极宣传以变革和“新学”拯救中国。可是，当他在1918到1920年间访问欧洲，亲眼目睹了大战之后深重的社会危机和弥漫的悲观主义之后，他否认了自己曾经深信不疑的技术进步导致社会进步的幻想，转而肯定东方文明对于救济西方的“精神饥荒”所具有的价值。他提出将东西文化的优点结合起来，以创造一种“综合主义”的现代文化。他在1923年草拟的中国文化史目录可以说就是这一“综合主义”的体现。目录表明，梁启超在当时已经注意到中国建筑作为一个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统一体在中国文化体系中的位置。目录有单独的“宅居篇”，准备讨论中国的宅居、宫室、室内陈设、城垒井渠等内容。他还另辟“美术篇”，包括绘画、书法、雕塑、建筑和刺绣五个门类。值得注意的是，传统中国并无“美术”(fine arts)这一概念，一般文人仅把书法和绘画视作与诗文同等的艺术，而把雕塑、建筑和刺绣当作低级的匠作。梁启超在他的目录中引入西方的“美术”概念及其相应的建筑、雕塑和绘画的内涵，同时加入书法和刺绣这两项中国固有的视觉文化门类，构成了一个中西综合的“中国美术”的新体系。1925年，梁启超得到一部新刊印的《营造法式》，他称此书为“吾族文化之光宠”，并把书寄给正在美国学习建筑的儿子梁思成和他的未婚妻林徽因，嘱附他们“永宝之”。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梁思成的事业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梁启超建构中国文化史，特别是中国美术框架体系的理想：不仅他后来撰写中国建筑史、雕塑史、注释《营造法式》的工作与梁启超的构想有关，他曾经准备在哈佛大学从事的研究方向和完成的博士论文的题目也都如此，它们分别是《中国美术史》和《中国宫室史》。

　　与梁启超构想中国文化史目录同年，三位毕业于日本的中国建筑师在江苏省立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建筑系。和现代主义之前西方大多数学校一样，日本的建筑教育也把建筑史放在重要位置，开设了西方建筑史和日本建筑史课程。三位中国建筑师模仿日本学校的教程，制订了苏州工专建筑科的教学体系，但将日本教程中的“日本建筑史”一课替换为“中国建筑史”。梁思成也是如此，他参考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程，设计了东北大学建筑系的科目表，并开设“中国宫室史”一课。

　　中国建筑史课程的开设表明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现代建筑家在获得关于外国建筑的知识后，开始思考中国建筑自身在世界建筑体系中的位置，并试图打破建筑学中以西方的建筑师、建筑思想和建筑作品为主导的话语体系。正是因为在这一时期“中国建筑”是相对于外国建筑的集合名词和独立体系，所以这一概念所强调的就是体系内部的同一性而不是多样性和差异性。在这一体系中，宫室、庙宇以及其他官式建筑在类型上更丰富，在设计和施工水平上更成熟，在地域分布上更广，在文献记录上更为系统，因而必然会被早期的中国建筑研究视为最重要的研究对象和中国建筑体系的代表。

　　对于中国建筑体系内部的同一性的强调，在实际的创作领域里就是对于新建筑的所谓“中国风格”的探寻。如果说梁、林和他们在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事以官式建筑为对象的中国建筑研究在学术上确立了这一风格的一种代表建筑类型，那么对于实践，他们的研究则为这一风格确立了一种古典的规范。

　　参考文献：

　　【1】赖德霖：《梁思成建筑教育思想的形成及特色》，《建筑学报》，1996年第6期。

　　【2】《梁任公题识《营造法式》之墨宝》，《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二卷三期，1931年11月。

　　【3】梁思成：《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三卷一期，1932年3月。

　　【4】林徽音：《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徵》，《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三卷一期，1932年3月。

　　【5】《梁任公题识《营造法式》之墨宝》，《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二卷三期，1931年11月。

《浅析中国建筑史的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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