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管理论文发表小城镇产业结构特征及影响因素

 　　分析揭示了2015 年中国小城镇产业结构特征与空间差异，并利用加权最小二乘法实证估计了中国小城镇非农产业占比的影响因素。研究得出中国小城镇非农产业占比呈正态分布，非农产业占比较高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长江经济带和边境口岸地区。东部地区小城镇非农产业占比呈负偏态分布，中部地区呈正态分布，而西部和东北地区则呈现正偏态分布特征，产业结构相对落后。小城镇规模、所在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小城镇非农产业占比显著正相关。县域第二产业占比提高带来的拉动效应略高于第三产业，小城镇产业更多的是为县域第二产业发展提供配套支撑。地级城市(地区、自治州、盟)规模的扩大对辖区内小城镇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的扩散效应强于虹吸效应。

　　《小城镇建设》杂志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主管，创刊于1983年9月，是集城镇规划建设、产业发展、新农村建设等政策性、专业性、技术性信息于一体的中央级大型优秀期刊。

　　随着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小城镇的作用和重要性日渐凸显，已成为吸纳跨区域流动人口和资本的重要载体，成为解决“3 个1 亿人”城镇化问题的主要空间单元[1]，也是农村与城市连接的纽带和桥梁[2]。2014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同时还针对“三农问题”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进一步明确了小城镇作为城乡枢纽的功能。小城镇产业结构的升级一方面可以增强吸纳周边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能力，进而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能更好地承接城市产业转移，为城市产业发展提供配套生产和服务，支撑城市的产业转型升级。对中国小城镇产业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可以有助于揭示小城镇产业结构的区域差异，加深对小城镇产业结构升级作用机制的理解，为业化进程不断加快[11]。部分学者基于定量方法探讨了小城镇产业发展的相关问题。刘秉镰等使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探讨了小城镇发展的最优规模问题[12]。邹兵选用1987 年、1990 年和1994 年乡镇企业各部门产值和就业数据计算得出：小城镇的产业结构以劳动密集型为主、技术门槛较低，与城市产业结构趋同，重工业化的倾向明显，与农业关联度较弱。小城镇产业发展受环境、资源、人口素质、农业基础、市场容量等方面的影响与约束[13]。李国平等利用县域建制镇数据进行分位数回归分析，发现东部地区的县域小城镇工业化水平较高，吸引了更多的就业人口，反之，中西部县域小城镇对人口集聚的作用较小[14]。

　　综上，囿于小城镇产业微观数据的缺失，目前关于小城镇产业结构的研究主要以个案研究和定性研究为主[15~18]，还未从全国层面分析小城镇产业结构特征和空间差异，并缺乏对小城镇产业结构影响因素的机理分析和实证检验。因此，本研究试图利用建制镇的统计数据，通过测算小城镇非农产业比重揭示目前中国小城镇产业结构的特征及在空间上的差异性，并采用理论推导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式探讨中国小城镇产业结构的影响因素。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从数据统计与分析角度来看，小城镇包含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建制镇，依据《建制镇规划建设管理办法》，建制镇指国家按行政建制设立的镇级政府所在地，不包括县城关镇。第二个层次是建制镇以外的乡人民政府所在地和国营农林牧渔所在地等达到一定规模的乡镇，统计比较困难[19]。以往的研究大多将建制镇界定为小城镇，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同样将建制镇视作小城镇。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著的《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县市卷)》(2016)[20]、《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乡镇卷)》(2016)[21]。《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乡镇卷)》囊括了中国所有乡镇街道数据，本文以建制镇为标准对样本进行了筛选，剔除了非建制镇数据。研究数据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1.2 研究方法

　　本文将利用ArcGIS 揭示中国小城镇产业结构的空间分布特征，并采用经典计量方法探究小城

　　镇产业结构的影响因素。

　　1)怀特(White)检验。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回归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假设是同方差性，即随机误差不随解释变量的变化而变动，然而现实经济活动中符合这一假定条件的情况较少，尤其是在横截面回归中经常出现异方差的问题。异方差的存在将使OLS 回归无法得出无偏且有效的参数估计量。因此，本文在计量回归过程中将在 OLS 回归结果的基础上，利用怀特(White)检验验证是否存在异方差问题，由P 值来确定是否拒绝同方差的原假设。

　　2)加权最小二乘法。如存在异方差，即说明随机误差项的方差与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则本文将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weighted least square method，以下简称“WLS”)用原模型随机误差项的标准差的倒数对观测值进行加权处理，使变化后的模型具有同方差性，即误差项的方差与解释变量无关，满足OLS 的假定条件。

　　2 中国小城镇产业结构特征分析

　　本部分将基于小城镇非农产业占比数据和中国分区县空间数据，从全国和四大区域两个层面分析中国小城镇非农产业占比的分布结构和空间差异特征。

　　2.1 总体特征

　　2015 年，中国小城镇非农产业占比分布呈现明显的“中间高、两边低、左右对称”的正态分布特征(图1)，近1/3 的小城镇非农产业占比处于40%~ 60%。1/10 的小城镇非农产业占比已到达80%以上，根据钱纳里的工业化阶段理论可以得出，这些小城镇的产业结构至少已迈入到工业化中级阶段，而仍有1/10 的小城镇产业发展几乎都全依赖于农业生产，农业占比仍在80%以上。

　　由于缺乏中国建制镇的面状GIS 数据，所以为从全国范围揭示中国小城镇非农产业结构特征与空间格局，本部分将建制镇按照所辖区县进行加总，以区县为基本单元测算各区县所辖小城镇的非农产业结构。并将按区县加总的小城镇非农产业占比数据与GIS 空间数据链接后以专题地图形式显示小城镇非农产业占比的空间分布(图2)，呈现出以下明显特征：1 以划分中国人口密度分布的胡焕庸线为界，线东南方的小城镇非农产业占比明显高于线西北方。线西北方除兰新铁路沿线

　　部分边境口岸地区以外，绝大部分小城镇产业结构仍以农业为主导产业，农业占比超过一半以上。 2 小城镇非农产业占比较高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长江经济带和边境口岸地区，其中长三角地区小城镇产业结构最为发达，69%的小城镇

　　非农产业都在60%以上，非农占比80%以上的小城镇数量占比达29%。以省会城市为核心，小城镇非农产业占比呈现较明显的圈层式分布结构，邻近省会城市的小城镇产业高级化程度较高，反之则偏低。

　　2.2 分区域特征

　　从四大区域小城镇非农产业占比分布来看(图3)，东部地区呈负偏态分布，中部地区呈正态分布，则西部和东北地区则呈现正偏态分布特征。东部地区经济起步较早，区域中心城市高度发展，高端服务业逐渐取代制造业成为中心城市经济发展的支撑和动力。从中心城市转移出的制造业企业带动了周边小城镇产业的产业升级，如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出现了大量制造业专业化水平极高的专业特色镇。因此，东部地区49%的小城镇非农产业占比已超过60%，18%的小城镇产业结构已至少进入了工业化中级阶段。中部地区非农产业占比分布与东部地区非常类似，仅在非农产业超过80%这一高级阶段的小城镇数量和比例明显偏低(图3)。相比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和东北地区小城镇产业结构升级进度缓慢，仍有18%左右的小城镇仍几乎全依靠农业、畜牧业等第一产业支撑经济发展，农业占比超过80%，还未进入工业化初级阶段，经济发展过度依赖于农业生产，抗风险能力较弱。中国非农比例低于20%以下的小城镇中有59.2%位于西部地区，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步伐亟待加快。

　　3 中国小城镇产业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3.1 机理分析

　　小城镇位于城乡结合部或城乡融合的交汇

　　征变量，包括表征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生产总值Lndgdp、第三产业占比Dserp 和第二产业占比Dindp，代表县域财政支持程度的公共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Dgov，以及表征县域公共服务水平的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Lndhos 和普通中学和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在校学生数Lndedu。预期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支持力度对小城镇非农占比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而县域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则可能进一步吸引小城镇人口向县城的集聚，进而阻碍小城镇非农比例的提高。第三类是小城镇所在地级城市(地区、自治州、盟)的特征变量，由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得到的常住人口规模Lncpop 来衡量小城镇所属地级区划的城市规模，以此探究地级城市(地区、自治州、盟)对小城镇非农产业占比提高的带动效应。

　　3.3 实证结果分析

　　为探究中国小城镇非农产业占比的影响因素，本部分将从全国和分区域两个层面对模型(1)进行实证估计。

　　3.3.1 整体回归结果

　　首先基于 stata 软件估计用普通最小二乘法

　　(OLS)对模型(1)进行回归分析。由表2 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模型的F 检验值为34.48，表明模型整体上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变量的t 检验显示，除Lndhos 以外所有解释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所有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检验值VIF 均远小于10 的临界值，容忍度Tolerance 均大于0.1，故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故模型的解释力较好，然而怀特异方差(White Heteroskedasticity)检验的统计量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水平，拒绝了不存在异方差的原假设，故表明残差项存在异方差， OLS 不适合于本模型的回归。为克服异方差，运用加权最小二乘法(WLS)对模型进行回归，由F检验和t 检验结果可知模型解释力较好。

　　由 WLS 估计得出的回归系数可以看出：1 小城镇人口规模的扩大可以为本地提供更多的劳动力供给，进而促进就业人口由农业转向非农产业，拉动小城镇非农产业占比的提高;2 小城镇所在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可以为小城镇非农产业带来更大的市场潜能和配套产业发展的需求，促进小城镇产业结构的升级。县域第二产业占比提高对小城镇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拉动效应略高于第三产业占比提高带来的拉动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现阶段中国小城镇产业更多的是为县域第二产业发展提供配套支撑。县域财政支出力度的提高可以显著地提高小城镇非农产业比例的提高;

　　Lndhos 和Lndedu 的回归系数均为负，且分别通过了10%和5%的显著性检验，由此表明县域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将在一定程度上对小城镇人口产生虹吸效应，加速小城镇人口对县城的集聚，进而缩小了小城镇本地劳动力供给规模，阻碍非农产业占比的提高;小城镇所属地级区划的常住人口规模Lncpop 的回归系数为正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随着地级城市(地区、自治州、盟)人口规模的扩大，为小城镇非农产业的发展带来扩散效应的同时也可能对小城镇人口迁出产生更大的虹吸效应。回归结果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地级城市(地区、自治州、盟)规模的扩大对小城镇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扩散效应强于虹吸效应。

　　3.3.2 分区域回归结果

　　中国四大区域小城镇产业结构特征存在显著的差异，由此可以推论四大区域小城镇的产业结构演化的内在机理也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为验证以上推论，本文分别对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小城镇非农产业占比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表3)。

　　由表3 可以看出，四大区域的回归结果都通过

　　了 F 检验，模型解释力较好。从回归系数来看：1东、中、西部地区小城镇人口规模均与小城镇非农占比正相关，且东、西部地区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然而东北地区小城镇人口规模与小城镇非农占比呈现负相关关系。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东北地区小城镇产业发展整体上靠农业拉动，小城镇人口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活动;2 相比于东部和东北地区，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对辖区内的小城镇发展的拉动效应更为显著，县域与小城镇之间的产业联系更为

　　紧密;3 Lndhos 和Lndedu 的回归系数在四大区域均为负数，虽未通过t 检验，但进一步验证了县域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对小城镇产业结构的升级具有一定的抑制效应;地级城市(地区、自治州、盟)人口规模 Lncpop 在四大区域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提高了前文关于“中国地级城市(地区、自治州、盟)规模的扩大对小城镇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扩散效应强于虹吸效应”这一结论的稳健性。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分析了2015 年中国小城镇产业结构的分布特征与空间差异，并利用加权最小二乘法实证

　　估计了中国小城镇非农产业占比的影响因素。本文的主要结论：① 中国小城镇非农产业占比呈正态分布，10%的小城镇产业结构已至少迈入了工业化中级阶段。城镇非农产业占比较高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长江经济带和边境口岸地区。 ② 相比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和东北地区小城镇产业结构相对落后。非农比例低于20%的城镇中有59.2%位于西部地区。③ 小城镇规模、所在县域经济发展水平都可以拉动小城镇非农产业占比的提高。县域第二产业占比提高带来的拉动效应略高于第三产业，小城镇产业更多的是为县域第二产业发展提供配套支撑。地级城市规模的扩大对辖区内小城镇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扩散效应强于虹吸效应。上述影响因素在四大区域的作用强度存在显著差异。受数据的限制，本文对小城镇产业结构的测度仅停留在非农产业占比这一层面，缺乏对产业内部结构的刻画，有待未来进一步深入与完善。

　　中国已初步形成了以大城市为中心，中小城市为骨干，小城镇为基础的新型城镇体系。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快速推进，以小城镇为载体实现农民职业就近非农化将成为城镇化推进的重要模式与路径。考虑到规模经济效益的存在，小城镇的产业发展不能盲目地追求结构的多样化，而应结合本地资源禀赋优势和人口规模，合理选择适宜的主导产业进行专业化生产，尽可能地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县域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应重点发展工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高工业经济在县域经济中的份额，以增强对小城镇产业发展的拉动效应。与此同时，随着区域内部产业梯度转移的推进，小城镇必将承接周边大中城市的产业转移，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应注重提高专业服务与配套生产水平，更好地为城市产业转型升级提供配套支撑;中心城市也应通过内部挖潜与外延扩张相结合的方式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增强对周边城镇的辐射带动能力，形成合理分工的城镇等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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