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南京中央政治区的规划建设

 　　1927年国民党完成北伐，正式定都南京，奉安孙中山先生于紫金山。这些早年追随孙中山，推翻满清和北洋政府的国民党人，如今站在宏伟无比的中山陵前，俯瞰新都南京城，无不感到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正在到来。先前口口声声矢志民族复兴与国家现代化的国民党，现在是时候将南京打造成全国现代化建设的楷模，甚至是“比伦欧美”的世界名城。她承载的，不仅是首都的功能，更是中国在那个动荡年代里的光荣与梦想。

　　《历史档案》是创刊于1981年的学术季刊，是国内第一家中央级档案与史学类刊物。刊物内容以公布明清档案为主，适当公布1949年以前其他历史时期档案，并刊载有关学术论文，集资料性、学术性于一身，兼及知识性。多年来，一直在档案界、史学界及广大文史爱好者中享有良好的声誉。

　　为了更好的建设首都，国民政府于1928年1月成立了“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以下简称“国设办”)，由孙中山的子嗣孙科主导，着名的设计师林逸民为处长。同时，为了学习借鉴欧美规划经验，本着“用才于外”的原则，还特聘了美国设计师茂菲和古力治二人，以及曾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吕彦直相助。

　　“百年之用”的美丽蓝图

　　1929年底，在国设办一年的努力之下，堪称中国近代城市规划的鸿篇巨制《首都计划》横空出世。林逸民处长于开篇便立下豪言“所有计划皆为百年而设，非供一时之用”.在计划中，国设办采用了世界先进城市设计理念，宏观上采纳欧美划模式，微观上采用中国传统形式。城市空间布局以“同心圆式四面平均开展，渐成圆形之势”,明确提出避免使城市发展呈“狭长之形”,避免“一部过于繁荣，一部过于零乱”的非均衡发展。道路系统引进了林荫大道、环城大道、环型放射、矩形路网等新的规划概念与内容。在配套设施方面，国设办也希望建成若干个大型飞机场，巨大而现代化的五台山体育场、点缀城市之中的公园、太和殿式的火车总站、庄严而优美的市行政区以及雄踞全国之冠的下关港。

　　而南京既为中央政府所在地，最为重要的便是中央政治区的建设。在《中央政治区之选址》一文中，林逸民对比了紫金山南麓、明故宫和紫竹林三个地区。指出紫金山南麓的五大优势：一、面积足够所用;二、位置适宜;三、易布置经营;四、军事防守容易;五、在国民思想上有革旧更新之影响。在林逸民的设计计划中，中央政治区的建筑之宏伟，有甚于中国历代宫殿。最高处的中央党部，象征训政时期的最高权力，融合了天坛和美国国会大厦的特征，各政府机关沿一中轴线环列两旁，有如翼辅拱辰之势。园林湖池点缀其间，庄严璀璨之中，兼善林泉风景之胜。

　　令林逸民没想到的是，就在《首都计划》呈交上级机关“首都建设委员会”( 以下简称“首建委”)的第十八天，国民政府突然下达训令，要求将中央政治区定在明故宫地区。

　　选址之争早已有之

　　早在1928年，国民党内就有定中央政治区于明故宫的呼声。当年9月28日，南京市政府第十五次市政会议就讨论通过了由市长刘纪文提交的《规划首都行政区案》，该案主张中央政治区设于明故宫。半个月后，《南京市政公报》披露，该方案获得了党内某大佬的认可和财政部长宋子文的资金支持。让人不禁怀疑刘纪文和蒋介石在1928年已就明故宫方案达成了一致。

　　只是刘纪文对该方案选址的理由语焉不详，说不出所以然，只是笼统地说中国“自有国情”,首都的建设要“表见国情，使世知我为文明古国”.此语骤聆之似觉一针见血，但实则荒诞不经之谈，中国历史悠久，是举世皆知的，但为何需要这样手段来表现呢?在明故宫建设中央政治区，有怎么能“表见国情”呢?

　　日后出版的《南京市政公报》中还大致说明了中央政治区各建筑的位置，中央党部位于顶部原皇宫的中心位置，国民政府则在其下，行政院大致在洪武帝召见大臣议事的地方。这明显不是一个巧合，可以说是刘纪文的特别安排。正如他所说的“借鉴以往极有价值的古代经制”,这种安排正是借用明故宫的宫室之制，一方面凸显国民党的无上地位，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中国传统秩序对国民党的束缚。

　　但是，主导国设办的孙科对明故宫方案并不赞同。1929年7月12日，孙科呈文国府，强调紫金山南麓的优势，并把明故宫方案批判一番，提出把明故宫地区作为商业用地的设想，试图用巨大的利润前景来抵制明故宫一案。

　　如果说紫金山南麓的选址象征了国民党对欧美文化和现代化的向往与追求。那么，明故宫的选址则是对中华传统文化和秩序遵守与发扬。国民党在这两个选址上的纠结，正也是其自身矛盾心态的缩影--矢志建设中国的现代化却又难以从传统的中国社会中抽出身。

　　曙光初现，又起争议

　　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发展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十天之后，国民政府处通知孙科，称第三十六次国务会议决议，紫金山南麓为中央政治区所在地，将会交由六月份新成立的“首都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首建委”)进行讨论，以做决定。次日，国府又通知孙科，令其立刻办理国设办并入首建委的事宜。一个月后，孙科在首建委第三次常务会议上承认首建委为国设办上级机关，但作为交换，首建委必须认同中央政治区定在紫金山南麓。首建委在九月三日基本同意了孙科的条件，并在四天后决议通过，提请国民政府同意。

　　此时看来，中央政治区的建设随着双方的妥协而有巨大的进展。不仅主导机关确定，连此前争议最大的选址问题也有了决定。中央政治区的建设应该也走上了光明大道。

　　谁料，就在短短一个月后，南京市政府的三位高级官员就公开对孙科发难。市工务局长陈和浦，市府秘书长张剑鸣和社会局长马轶群三位与建设交通方面并无关系的市府官员突然借《首都道路系统》的审查对孙科的方案进行攻击。在提交的意见书中，他们断言，将中央政治区设在紫金山南麓，将使除此以外的所有城区永远无法发展。三人职务与城市建设毫无关系，专业知识显然不足，但在审查中却言之凿凿，让人不难相信，这是刘纪文市长背后授意的。

　　就在孙科，林逸民准备对他们进行反驳的时候，又有一位重量级的设计师宣布支持明故宫方案。他就是着名设计师吕彦直。这位在美国留过学的设计师，与美国顾问古力治等人的思考明显不同。他在首建委机关刊物上刊发的文章中，明确支持刘纪文的方案。在文中他提出了一个很少有人思考过的问题：南京的发展方向是东南，这会使明故宫处于未来首都的中央。

　　就在这一波争论如火如荼之时，随着国设办的裁撤，此前一直沉默的中央终于发声。1930年1月17日，蒋介石一纸手令，命令将中央政治区定在明故宫。这个转变令孙科和林逸民非常不满，毕竟《首都计划》仅仅才呈交十八天，现在以这种方式钦定地址进行更改未免过于草率。但因为国设办已经裁撤。孙林二人虽然以辞职相要挟，但也只能接受。

　　中央钦点地址，设计建设再出发

　　中央政治区数易其址，设计建设再重新开始设计也不算太迟。4月15日，首建委开始征集中央政治区的建设图址，孙科和德国顾问舒巴德皆有方案提出，时任首建委工程建筑组主委的孙科，虽然在呈交国府的公文中极力赞扬自己方案的种种优点，并提出舒巴德方案的八大缺点。但首建委最终还是采用了舒巴德的方案。

　　孙案和舒案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孙案讲中央政治区整体放在中山路以南，而舒案则使中山路横穿政治区。稍有常识的人都能看出，让一条车来车往的交通主干道穿越政治区是一个多么愚蠢的注意。所以国府之所以采取舒案，一方面固然是要强行将政治区布置字在明故宫遗址上(中山路横穿明故宫遗址);另一方面，也有打压孙科之嫌。既然中央钦点了舒案，工程建设组也只能以其为精神指导进行设计。1930年10月，其上交了自行编制的设计图。这版设计图最大的特点便是，中央党部位于正北，最为宏大高贵，连未来的国民大会都陪侍其旁，而各部委的位置则按“文东武西”依国民政府而列，颇有大臣上朝之感。

　　可是，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35年中旬，国民政府才正式确定设计图并对外公布。中间长达五年的空白期，给政治区乃至首都的建设带来了极其严重的恶劣影响。

　　建设困难重重，百年大计终成黄粱一梦

　　从1930年确定地址开始，市政府既不准区内市民买卖土地、建设新屋;又不予征收，导致人民非常不满。以至于在正式征收时，不仅市民不甚配合，而且市政府亦思前顾后，裹足不前。征收土地可谓困难重重。

　　不仅如此，在明故宫地区设置中央政治区的弊端也渐渐显现。该地区东有明城墙阻挡，西有明故宫飞机场，北部又是市政府规划的文化机关建设用地，南面土地是由市政府开放出租于市民。所以可用之地，少之又少。

　　尽管南京市政府、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中央政治区土地规划委员会等机关积极活动，集思广益，但仍难有眉目。最后一封由南京市政府致军参议院的公函已是1938年8月24日。市政府仍极力协调各建筑之间的用地冲突，只是日寇已然登陆上海，历史不再给国民党以时间踌躇。这些宏伟的建筑，不曾建起，就已消失在世人的眼中。“百年之用”的宏伟蓝图终成梦幻一场。

《民国时期南京中央政治区的规划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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