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古代杂技价值与传承研究文史论文发表

 　　文章认为西藏古代杂技作为藏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凝结体现了藏民族的文化价值、民风民俗、宗教信仰、审美观念、民族精神和藏族人民对生命价值的执着追求.遗憾的是寺庙壁画中描绘的杂技未能传承下来,更缺乏系统的研究与开发,为此本文在探讨西藏古代杂技的价值基础上,就如何加强西藏古代杂技的挖掘整理与开发研究,激活西藏古代杂技本身所蕴含的文化特质,使西藏古代杂技传承下来,为西藏民族文化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文史博览》(理论)是由致力于理论研究和关心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成果，人民政协的理论探索和履行职能新鲜经验的研究成果，介绍评析中外学术界最新发展动态、观点和论著的文稿。

　　西藏杂技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史前时期,吐蕃王朝时期至清代获得了较大的发展.西藏古代杂技是在汉藏文化交流及与邻近各民族文化的交往中,兼收并蓄中原等地区的杂技和其他艺术门类的形式和内容基础上,与西藏古代哲学、艺术、民俗、宗教、体育相互融合,形成的独特的艺术形式.藏文古籍《智者喜宴》、《拔协》、《萨迦世系史》、《颇罗鼐传》等中记载了杂技表演的形式和内容,阿里古格东嘎石窟壁画、山南桑耶寺壁画描绘有西藏古代艺人在节日庆典、桑耶寺建成庆典表演精彩的爬竿、绳技、斗象、马术、舞马、倒立、悬垂、平衡、硬气功、牦牛舞、叠罗汉、舞狮、力士承力、飞天等技艺.虽然寺庙壁画中描绘的杂技过去了一千多年,但这些栩栩如生、精彩绝伦的技艺仍带给我们紧张刺激的观赏体验.西藏古代杂技扎根于藏民族的风俗、宗教信仰,表演的载体是节日庆典和宗教祭祀,是满足大众精神需要的歌场竞技娱乐文化,在西藏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1]这些精湛的杂技技艺消失了,留下了一个未解之谜.本文拟为西藏民族文化研究提供新视角,充分认识西藏古代杂技的价值,彰显藏民族文化的精髓.

　　一、西藏古代杂技的价值

　　西藏古代杂技早在 5000 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就萌生了.史前时期,藏族先民为了制造石器工具,为了在狩猎中猎取动物,跨越高山、渡过河流,泅水、攀爬、绳技、投掷、射箭等就成为人们必须要掌握的技能.为提高这些技能,人们在狩猎后聚集在一起,进行投矛、耍刀、抛石头、射箭竞技,或进行跑步、摔跤、舞蹈、秋千等娱乐活动.吐蕃时期至清代时期,随着汉藏文化的交融,与周边各民族间的广泛交往,不仅使藏族文化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而且刺激了西藏古代娱乐文化向多样化发展,也为杂技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寺庙宗教舞蹈和杂技百戏广泛开展,民间有淳朴的游乐活动,从事杂技艺术和体育的人才辈出,使杂技成为节日庆典、寺庙宗教祈祷不可缺的表演艺术.后来西藏古代的杂技艺术不断借鉴内地杂技艺术和其他艺术门类的表演程式,内容不断丰富,形式更为多样,真实反映了古代藏民族的精神风貌,审美情趣和娱乐需求,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民族文化艺术现象,在西藏民族文化中独具特色.

　　( 一) 文化价值

　　文化作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狭义的文化专指语言、艺术、文学及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精神产品.关于文化的界定,英国人类学家泰勒的《原始文化》中指出: "文化是多层次、多方面内容的整体,它包括知识、艺术、法律、信仰、伦理道德、风俗等"[2],通过面向大众的文化产品、文化活动呈现出来.西藏古代的文化产品、文化活动丰富多彩,文化底蕴深厚,在西藏高原这片神奇的土壤中孕育出了藏文文字、文学、藏戏、唐卡、雕塑、建筑、面具、民间工艺、服饰、藏医藏药、宗教、歌舞、杂技百戏、传统体育等.本文探讨的西藏古代杂技的娱乐含义远远超过当时人们出于强身健体的范畴,已是融杂技、舞蹈、武艺、传统体育、说唱各种形体表演为一体的艺术,以一种特有的文化符号、艺术形式广泛渗透到西藏古代社会文化的诸多方面,是多彩藏文化的一个象征.杂技表演技艺高超,造型优美,刚柔相济,是极富民族文化特色的艺术,让人们感受到一种别样的雪域风情与底蕴深厚的文化价值.

　　1. 是"礼乐"文化的体现.中国古代把文化作为一种礼乐制度教化百姓,"礼"与道德、教养相联系,负责规范人的行为,"乐"是指音乐,负责调和人的性情,人的喜怒哀乐之情,可以在乐声中化解."礼乐"的目的在于教化,诱导人向善,让社会处于平和状态之中,中国古代把杂技百戏融入"礼乐"之中,如春秋战国时代,群雄角逐,竞相养士,诸士善技是春秋战国时代的特点,以杂技艺术见长的门客和武士以一技之长辅助主人,创造出一些轰轰烈烈的事业.汉代杂技奇技的异巧,场面盛大的演出,使四方来客大为惊叹,达到了汉武帝吸引西域诸国结好汉室,共同对付强敌匈奴的外交政治目的.由于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西藏古代杂技与汉地杂技有着极为相似的方面.松赞干布统治时期为寻求治邦安民的方略,极力倡导博采众纳,崇尚佛法,仰慕汉风,注重用礼乐教化百姓.[2]松赞干布在文成公主帮助下革新了吐蕃的典章制度,以"德礼为政教之本,在佛教"十善法"的基础上制订了《神教十善法》,[2]他命令大臣与贵族子弟诚心诚意地学习汉族文化,研读文成公主带来的诗书,还派遣贵族子弟到长安入国学,学习诗书礼乐,不断推动"礼乐"文化的发展,使藏族文化与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汉文化形成了密切的关系.松赞干布统治时期除革新吐蕃的典章制度,"德礼为政"外,乐舞也是吐蕃发展的最好时期,[3]歌舞、诗文、百戏杂技都有了相当充分的发展.[4]吐蕃的礼舞、宗教舞、牦牛舞、法鼓舞、狮子舞成为吐蕃文化的标志性符号.人们借助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与传播.藏史《拔协》记载: 在桑耶寺举办的季节性贡奉仪式上,"围墙外面四周,全体吐蕃百姓盛装佩饰,携带供品,载歌载舞,欢乐而舞"[5]( P. 57)."乐"舞不仅对抒发人的感情、娱乐身心、规范行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且也反映了"乐"舞、杂技艺术创造者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与"礼乐"文化紧密相关的西藏古代杂技艺术来源于生活实践,成为人们主要的文化娱乐活动,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因此,无论何种文化艺术,是否受到人们的喜爱,服务大众才能体现出文化的价值功能,这是个最为朴实的观点,这就是文化"价值"论.[6]( P. 23)广大群众是文化建设的主体,如果文化艺术不能服务大众,就不会具备其应有的价值功能.文化艺术的价值意义还在于成为群体或社会共有的感知和认知,文化艺术也只有在与大众的交流中,才具有存在的价值,杂技艺术也是如此.[7]( P. 54)一个民族的文化艺术价值观还体现在物质载体,借助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与传承,受众群体的喜好与涵盖着群体所感知的娱乐价值.西藏古代杂技作为民族的文化艺术,是借助人体符号为表现形式传承发展起来的,包含了与高原自然环境、民风民俗相适应的民间文化艺术,受到藏族群众的普遍认可.其认可的基础是建立在藏民族的宗教信仰、民风民俗、神话传说、舞蹈、藏戏、传统体育等方面,成为节日庆典与宗教仪式表演的重要形式,使杂技艺术从民间的草根文化登上大雅之堂,深受大众的喜爱,如古格壁画"庆典图"就是这一形式的典型.西藏古代杂技艺术从产生初始就体现了服务人的价值,并与传统体育、藏戏等融为一体成为大众的艺术文化.当西藏古代的杂技艺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的行为模式和精神内涵得到群体或社会的感知,逐渐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而得以存在和发展,成为藏民族生活中一种独具特色的娱乐文化形态.

　　2. 体现"人的本质力量",具有观赏的文化价值.[1]西藏古代杂技与其他绚丽多姿的藏民族文化样式相比,它的形式十分奇特: 它以人自身的体型变化为对象,以行为表现者自身与观者之间的双重心身为目的,通过二者的重合获取以藏民族文化为核心的功效.西藏古代杂技艺术的行为含义及造型艺术中,以竿、梯、绳、桌、刀等生活用具和劳动工具为道具,显示了西藏杂技与劳动生活的紧密关系,生活气息十分浓厚.如绘制于明武宗正德元年( 1506 年) 的山南扎囊县境内的桑耶寺大殿回廊壁画[1]以宽广的画面、严谨的构图、健劲有力的线条和富丽的色彩,描绘了一场人物众多、动势流畅、造型活泼、技艺超绝的百戏杂技、传统体育表演场景.据《西藏的魅力》记载,自回廊大门向右,壁画的第一段是《武士比武图》.画面中有 3 排武士在比武: 上排是击拳、摔跤、举重者,中排是赛马人,下排是赛跑者.47 名武士动作各异,16 匹骏马高大威武,裁判人员或静或动或俯首注视或仰面观望,栩栩如生.第二段是以桑耶寺为中心的群众画面,描绘了一组民间杂技表演,项目有攀竿、攀索、倒立、马技、气功、俯卧钢刀、舞狮、象戏等,活灵活现.[8]其技法和造型在西藏的壁画史上都是罕见的,桑耶寺虽历经自始建于公元 799 年以来一千多年的历史,[10]( P. 38)但我们在壁画前注目,众艺人栩栩如生、淋漓尽致的表演,仍给我们身临其境的非凡感觉,置身于心旷神怡的境界中.在西藏历史上,由于战争的重要性,几乎从吐蕃时期到清朝时期都很重视军事训练与教育.吐蕃时期经常发生战争,由于那时候武器尚不发达,士兵的强健身躯成为决定战争成败的重要因素,因而重视对兵士的武技与骑射的技能训练.后来城邦之间为了尽可能的避免战争,就举办各种杂技表演、体育竞赛,身体强健、四肢发达健硕的大力士和杂技表演、体育竞赛的获胜者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逐渐成为寺庙僧侣和民间百姓喜闻乐见的娱乐方式.[10]( P. 37)

　　3. 赋予了西藏古代民族文化新的内涵.西藏古代杂技艺术作为风格特异的民族文化形态,在悠久的藏民族文化源流中有着自己的发展足迹.分析西藏杂技艺术的发端,其中有远自史前藏族先民早期的杂技艺术的行为现象,吐蕃时期至清朝时期,宫廷宗教舞蹈和乐舞广泛开展,民间淳朴的杂耍游乐活动也普遍存在,杂耍表演和体育人才的也出现了.自吐蕃始至清朝时期,在与内地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的同时,大力借鉴内地杂技艺术原素,并与藏戏、热巴、牦牛舞、狮舞和传统体育融合,[9]内容不断丰富,形式更为多样.西藏寺庙壁画中对杂技表演的形象描绘,我们可以探寻到西藏传统杂技艺术从初始到完整形成的清晰轨迹.壁画是宗教、文学、戏剧、舞蹈、体育和民俗文化历史学的源泉,建构了一个真实的藏族史的档案库.壁画以视觉图像艺术反映历史上藏民族的情感与思想,还留给我们能够与那个时代的人们彼此进行感情交流,获得美好娱乐的享受.如桑耶寺的《藏族史画》带有淳朴浓厚的生活情调和民俗色彩,这幅《藏族史画》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古代藏族人民生产劳动、战争、佛事活动、建筑场面、藏戏、乐舞、体育竞技、杂技百戏等情景,尤其是"史画"中描绘的精彩绝伦的杂技艺术与传统体育具有鲜明的民族气派和特色,是其他民族文化艺术中不多见的,赋予了西藏古代民族文化新的内涵.

　　4. 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主题.西藏古代的杂技艺术,不像现在舞台上进行的杂技表演,而是一种广场化的表演形式,把具有藏族文化与汉地文化特点的内容融入到杂技表演中.通过艺人设置的表演主题,如气功老手用两把钢刀支撑着腹部、安然无恙地平伸手足,俯卧在刀尖之上.[10]( P. 35)竿技则为百尺竿头,一个演员俯卧在竿端,竿下有一惊恐万状的演员与之呼应,形象生动.[10]( P. 387)为体现杂技表演主题,烘托气氛,还有一些群众表演乐舞,尤其是一弹琵琶的乐舞仕女,微斜的动态和她那柔软舞动的手势,似乎使人听到了弦音,为杂技表演增色不少.[10]( P. 38)这种表演由'技艺文化'向'内容文化'转变,使杂技的"技"与"艺"有机统一起来,在惊险与刺激的技巧表演中呈现出富有深刻的文化内涵主题,通过艺术化的表演,把力量、技巧、情感释放出来,杂技艺人用通俗的身体语言抒情、叙事,讲述藏民族征服西藏高原的故事.

　　5. 体现了藏民族的智慧性创造.西藏古代杂技在精神上除了原始思维、宗教的神秘性动因之外,更来自于人的智慧性创造.吐蕃善于博采众家之长而融会贯通,"唐人的艺术手法、西域的艺术花朵汇集到吐蕃艺术家的手中就构成崭新的艺术时尚"[10]( P. 38).我们透过山南桑耶寺杂技壁画看到,吐蕃杂技的各种节目已成系列,如壁画中的竿技节目,完整地再现了古代杂技艺人在高竿上表演杂耍的情景: 表演者着藏式服装外套半臂,有的上身裸露,白裤藏靴,攀缘作戏,在晃动的高竿上,时而攀登,时而平衡,时而倒立,动作惊险.参与竿技技艺的表演者有 20 多人,艺人们在竖直竿的竿上端和下端的表演相当精彩,把力量、技巧和智慧融为一体,玩出了新高度.[11]( P. 204)西藏非遗办阿旺旦增研究员说,桑耶寺壁画中的竿技表演者在竖直竿的上端和下端的受力与压力符合"牛顿第二定律",这是古代藏民族智慧的结晶.这种智慧的高度结合就是在空间的融合、多种艺术叠加后的融合,而融合之关键在高竿上的艺人表演技意与技韵的智慧,正因为有技味的智慧,才使众艺人的竿技表演回味无穷,这在中国古代杂技艺术中也是不多见的.具有智慧的竿技表演,不仅打开了西藏古代杂技创作的一扇窗,还推开了西藏民族艺术创新的一道门,并对西藏古代杂技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 二) 社会价值

　　西藏古代杂技艺术与藏民族社会生活紧密相关,以其显着的特征满足社会大众精神文化与娱乐活动的需要.社会性需求是杂技艺术创作的源泉,杂技是否受到人们的关注,是体现杂技社会价值的重要方面.马林诺斯基在《文化论》中认为:"文化艺术是包括一套工具及一套风俗---人体的或心灵的习惯,它们都是直接地或间接地满足人类社会生活的需要."[6]( P. 23)西藏古代杂技的社会价值就是"直接地或间接地满足人类社会生活需要".西藏古代从事杂技表演者大多来自社会阶层的民间艺人或寺庙僧人,观众则为广大的藏族群众.吐蕃时期杂技艺术在逐渐形成和成长的过程中,为适应社会大众、寺庙僧人娱乐的需要,各种杂技内容不断增多,表演技艺不断提高,如桑耶寺开光典礼上,杂技与传统体育表演很精彩,人们穿着华丽的民族服饰舞蹈,戴着面具戏狮、戏牦牛、戏象,"日复一日无间断","全体王之属民欢乐得身不由己."[12]( P. 171 -172)在阿里古格遗址乐舞壁画描绘得欢乐无比,舞狮、猴戏、马戏、吹奏、鼓舞、宣舞、技巧表演很精彩.[13]杂技艺术在满足社会大众精神文化与娱乐活动的需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方面由于吐蕃至清朝时期经济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周边各民族文化通过唐蕃古道、茶马古道和丝绸之路传入西藏,不断推进了藏族文化的发展.公元 781 年开始吐蕃对沙洲、敦煌一带进行了近 70 年左右的统治,吐蕃在丰富敦煌文化的过程中,敦煌与汉地文化对吐蕃文化也影响深刻,[14]其间,吐蕃参与敦煌文化创造,在与汉族和各民族交往的过程中,汉地杂技艺术对吐蕃杂技的影响较大.[15]清朝时,清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的有效施政,派清兵驻藏,这是清朝政府在西藏地方行使主权的一项重要举措,维护了国家统一.[16]为提高驻藏士兵的战斗力,清政府要求驻藏士兵加强习武,主要开展"以旗兵习练攀云梯、投矛术、剑术、棍术、马步射、骑马射箭、鞭刀、鸟枪等技艺操练,以提高战斗技能."[17]( P. 159)其中的一些军队体育操练项目后来成为西藏民间的传统体育和杂技技艺,被艺术家绘制在布达拉宫壁画中.《清稗类钞·技勇类》载,清朝时的爬绳是民间的主要 习 俗,技 艺 出 色 者 受 到 达 赖 喇 嘛 的 赏赐.[18]( P. 104)当时,杂技与民族舞蹈、传统体育相融合,渗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吸引了广大群众参加到比赛或表演中,盛况空前,达官贵族、寺庙僧人、夷民百姓趋之若鹜,"情有所动、心有所感".清朝时期,不少文人到西藏考察民风民俗,用诗歌或游记对西藏民间的杂技作了记述,如项应莲的《西昭竹枝词》描述了"飞绳戏"的精彩场面,周霭联的《西藏纪游》则记述了民间"百戏技艺"活动.[19]

　　( 三) 审美价值

　　对于人体的健美、力量、速度和灵巧基本素质的追求和赞美,各民族几乎是共同的.古希腊人们崇拜健美与超群体力者,在我国民间,人们普遍追求超绝的技巧与健美的力量,杂技艺术就集中了灵巧与柔韧、健美与力量的外在与内在美.[20]西藏古代杂技造型优美,表达细腻,刚柔相济的阳刚与健美,既感受杂技高难技巧的险峻之美,又品味杂技艺人营造的玄虚幻景与意境,传达出一种积极向上、顽强拼搏的精神.无论是桑耶寺壁画还是古格壁画中描绘的杂技艺术,均以表现藏民族生活的地域环境、民俗风情为基本格调,在杂技表演中则运用了藏民族文化元素,具有独特的形象性、浓烈的感染性、唯美新颖性的审美特征.为凸显杂技的审美特征,西藏古代艺人用充满生机活力的热情,在借鉴汉地杂技表演风格的同时,与西藏文化、藏传佛教、地域环境和民俗风情相结合,创作出合乎藏民族文化特色的杂技作品,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从而形成了不同于别的民族的杂技艺术的审美情趣,[1]以满足欣赏者精神上的愉悦与艺术享受.如古格壁画中的力士,桑耶寺壁画中的"竿技"等百戏技艺,不仅是人体文化的展现,而且是力量、技巧、心理、能力、动律等美的显示.如山南桑耶寺、阿里古格壁画中表演的爬高竿、叠罗汉、舞狮等杂技艺术,十分注重审美对杂技艺术的要求,使人体动态连续呈现,通过动态人体的空间位移和空间分布,来强化杂技审美更深层次上的表现形式,桑耶寺杂技中的"高难度"、"惊险性"的"竿技"表演,[21]( P. 59)演绎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使内容和形式达到完美的统一,使西藏古代杂技既有文化内涵,又有独具美感的元素,最大程度满足了观众的欣赏需求.阿里古格遗址壁画中的"杂技百戏"则以展示"大力士"的阳刚与健美为主要内容,在东嘎 1 号窟顶所描绘的各种具有艺术特征的承柱力士,其显着的特点为赤裸上身,下身着短裤,头发呈波浪式的小卷发,肌肉发达,孔武有力,分别作承柱、倒立、顶瓶等动作,大力士们表现出超人的力量,柔术与硬功、力量与技巧、活力和动感的审美特征.在藏戏中的喜剧表演,丑角插科打浑的疯魔闹剧式的诙谐幽默的等技巧,[22]"热巴舞"中的矮子步、蹲转、蹦子、虎跳、倒立走,以及刀术、气功等难度较高的技巧,扣人心弦,[23]给予了民众精神生活的寄托,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技巧美的印象.

　　( 四) 生存价值

　　西藏古代杂技艺术的生存价值与藏族人民所处的高原自然环境有着相关性.吐蕃至清朝时期,当时的自然环境比今天更为恶劣,但人们不因高原的荒漠、环境的恶劣失去生活的信心,而是努力地去追求现实中他们认为的理想人生,寻找抒发自己的情感的最佳娱乐方式,这种娱乐方式为了适应恶劣环境的"生存意识".桑耶寺壁画描绘的杂技百戏表演场景,古格庆典壁画中气氛热烈的舞狮场面,给我们的启示为: 在西藏古代杂技其功利目的就是纯粹的娱乐,人们开展这些娱乐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表述内心的欲望的祈求,体现生存价值的娱乐需求.为了生存的娱乐则为心有所感,情有所动,便引亢高歌,顿足而舞,"是世俗生命的沉醉与欢欣,为了适应当时文化生活贫乏的自述和放纵,是为了生存的'宣泄性'方式".[24]( P.13 -31)杂技艺术与藏民族的其他艺术能够在社会中存在,展现超凡的力量、技巧和智慧,展现人类对大自然和自身超越的能力,并在竞争中得到生存发.[25]( P. 48)杂技展示超人技巧的身体表演,包括徒手的柔术和各种手技,如桑耶寺壁画中的"竿技"、"绳技"、"履卧钢刀"等,险中求稳、动中求静,不仅需要表演者必须有冷静的头脑、高超的技艺与千百次刻苦训练,准确的技巧和千锤百炼的硬功夫,而且表现了人类在战胜险阻中的超越精神.

　　总之,西藏杂技艺术是在藏民族文化母体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它凝聚着创作者的情感,带着泥土芬芳群体的休闲娱乐方式,记录着芸芸众生的悲欢离合,伴随着藏民族不断适应西藏高原环境而生存前行.

　　二、西藏古代杂技传承的思考

　　( 一) 研究缺失的思考

　　通过文献研究发现,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于西藏民族艺术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藏戏、音乐、美术等方面,基本没有学者对西藏古代杂技的形式、文化内涵进行研究,不被人们认知.对具有悠久历史的西藏杂技的研究尚处于弱势,杂技艺术研究资料与成果匮乏,杂技的形式和内容被封闭在藏文史料和寺院壁画中,更没有传承下来,变成了史料或壁画里无法复原的遗迹.虽然今天在日喀则扯休乡流行的"恰勘踏旭",尚能看到桑耶寺壁画描绘的"绳技"遗迹,但观者大多为当地农牧民,城市居民很难看到这种具有民俗特点的竞技表演,由于受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化的影响,年轻人失去了对"恰勘踏旭"的兴趣,传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 二) 置于西藏文化大图像中认识的思考

　　我们在进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藏寺院壁画中古代体育的源流及其发展形态研究"中,到西藏山南桑耶寺、阿里古格遗址对壁画进行了考察,当时的考察重点是壁画中的传统体育图像,当我们在梳理传统体育图像中发现了唯美与高难度动作相融合的杂技这一独特的艺术.研究发现西藏古代杂技与传统体育是在同一地域环境与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共同构成了西藏文化大图像,是古代藏族人民健身、休闲娱乐的主要内容.由于寺庙的封闭性,藏文古籍的尘封性,我们也只了解到西藏古代杂技局部的现象,西藏古代杂技到底还有哪些内容和形式,仍不被人们所知.因此,只有全面了解西藏古代杂技的过去,才能更好地了这一独特艺术的文化内涵.虽然从藏史文献很难看到全面记载杂技的相关内容,但山南桑耶寺一层回廓一幅全景的传统体育与杂技壁画图像拓宽了我们的研究视野,这幅图像形象展示了古代西藏最为系统、完整的传统体育与杂技艺术,是西藏民族文化中不可多得的珍品,是藏族人民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贡献.山南桑耶寺乌孜大殿杂技壁画描绘了"全体吐蕃百姓盛装佩饰,携带供品,载歌载舞",[5]( P. 57)杂耍艺人着藏式服装在高竿、云梯、软绳、案桌上进行竿技、绳技、倒立、技巧、"履卧钢刀"等进行精彩的表演.还有头顶七根紫檀木梁奔跑表演,有在身上燃火进行魔术表演的,有牵着梅花鹿进行拟兽舞表演的,在七匹骆驼上挥舞刀剑表演的.[5]( P. 57)尤其是在藏式案桌上壮汉腹部承力于两把寒光锋刃的钢刀上的表演是中国古代杂技不多见的,现代杂技也难以达到此水平,西藏古代杂技的发展与藏民族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有着极大的关系,在吐蕃时期和吐蕃以后,西藏同周边地区尤其是同中原地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交往进一步扩大.唐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进藏,儒学典籍、精神入吐蕃,艺人到吐蕃传授工巧技艺、歌舞、杂技等,[1]对西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分析桑耶寺古格遗址壁画中的杂技图像,不难发现古代藏族人民在吸收新文化的过程中,不断注入本民族的文化精魂,对来自中原地区的杂技艺术经过选择和取舍,改造融合中融入藏族文化元素,成为独树一帜的杂技艺术.史书记载,吐蕃人于 7 世纪中期之后至 9 世纪 40年代间,曾两度统治西域,吐蕃文化于西域曾扮演一种强势文化的角色,其影响西域文化可不言而喻.吐蕃乐舞之传入龟兹并对之产生影响当在吐蕃政权统治西域时较有可能发生.[26]公元 822 年,唐朝使臣刘元鼎出使吐蕃,吐蕃举行文艺表演以示欢迎,并"饭举酒行,乐奏秦王破阵曲,其中杂曲、百技."[27]大家跳起幸福欢乐舞,人人歌唱,群马驰骋,百鸟齐鸣.[28]( P. 27 -28)从这一层面来说,把西藏古代杂技置于西藏文化大图像中予以认识有重要意义.

　　( 三) 加强传承的思考

　　西藏古代杂技是藏族人民在特定的历史与地理文化等条件下形成的一种民族艺术,是一种文化实践活动.西藏古代杂技与藏民族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有着密切的联系,杂技是从生产实践、宗教祭祀、部落战争等活动中演变而来,与传统体育、藏戏、民族舞蹈相互融合,是民族智慧、民族精神和力量的集中展现,赋予了不同的内涵和特征; 在西藏古代社会文化与大众的娱乐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增强人的体质与技能技巧; 增强了民俗节庆、休闲娱乐的内容,增进了民族认同与社会和谐,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鲜活"的显现; 是健身功能、娱乐功能、教育功能、交际功能等的体现.千百年来民间流传,时断时续,在散乱的史籍,岩画与壁画等中时隐时现; 有的与藏戏、民族舞蹈、传统体育相互融合,赋予了不同的内涵和特征; 有的至今仍在乡间存在着,成为民间娱乐活动的内容,如日喀则休扯乡的"恰勘踏旭"( 强竿) 、"藏戏"与"热巴"中的杂耍; 有的随社会的变迁,有的随社会的发展,掌握杂技艺人的过世或重视不够而失传.因此,要从保护优秀民族文化的高度认识西藏杂技的价值,对西藏古代杂技艺术进行系统的梳理,把具有藏民族文化特色的杂技艺术挖掘、整理、开发出来,在开发中匡正扶植,融入到西藏文化发展与繁荣之中,使西藏古代杂技艺术得到传承,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共同财富.

　　三、余论

　　西藏古代杂技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凝结体现了藏民族的文化价值、民风民俗、地域情感、宗教信仰、审美观念和民族精神.西藏古代杂技以宗教性、世俗性、神圣性与娱乐性在民间流传,表现出宗教与世俗互融统一的特征.历史上为庆祝西藏第一座寺院桑耶寺建成,典礼上除载歌载舞外,杂技、赛马、抱石头、摔跤等为主要的娱乐内容.古格庆典则以马戏、舞狮、乐舞等为表演形式.西藏古代杂技造型之精美,不仅显现出藏民族传统文化的风骨与韵致,还充满着浓浓的民间气息,更让我们看到古代藏族人民的精神世界,通过丰富多彩的娱乐文化提升生命价值的执着追求,充分表征了古代藏族人民的艺术情怀.但遗憾的是,寺庙壁画中描绘的古代杂技艺术未能传承下来,更缺乏系统的研究与开发.因此,本文拟为西藏民族文化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充分认识西藏古代杂技的价值,加强西藏古代杂技的挖掘、整理与开发研究,激活西藏古代杂技本身所蕴含的文化特质,将其根植于藏民族本源文化中独特的地域视觉识别符号和形体美学提取出来,作为支撑开发西藏民间艺术设计创意的核心本源,再通过现代生活审美观念的注入,设计出具有现代意义的、可以适应现代文化市场需求的、可以推荐传统文化传播传承的现代表演艺术.如在实景剧"文成公主"中附加杂技表演相关内容,使大众对西藏古代杂技有深入的认知,彰显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

《西藏古代杂技价值与传承研究文史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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