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视角下的大学生网络信贷

 　　文章从信任视角研究了大学生网络信货现象。不同于对该现象的刻板印象，大学生使用网络信贷较为普遍，且在决策时持有较为理性的态度。调查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大学生使用网络信货的影响因素，发现女性相较于男性更会使用网络信货;大学生的普遍信任水平对其是否使用网络信货有显著影响，普遍信任水平越高的人越会接受使用网络信货产品;而除对亲人、朋友极不信任的人以外，特殊信任水平对于大学生是否使用网络信货影响较低。

　　《高等职业教育探索》(原:广州职业教育论坛)(双月刊)创刊于2002年，由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主办。本刊坚持学术研究与高职教改实践相结合、为提高学院教学和科研水平服务的办刊宗旨，力求体现高职教育教学“前沿”、“实用”特色，在学术上提倡“百家争鸣”，在规范上遵循“严谨、唯实、公开、优质”的方针，注重发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教学、科研论文和成果，尤其是具有较高应用价值的文稿。

　　一、问题的提出

　　2014年，“互联网+”产业模式兴起，互联网金融突破了传统金融的桎梏，以一种更加繁荣也更加自由的形式生长起来。而在互联网金融的细分门类下，大学生金融消费市场有了新的发展模式，出现一批以向大学生提供分期贷款为主营业务的金融公司，网络信贷也作为一种新的融资、理财方式被越来越多大学生接受。

　　网络信贷一方面为大学生创业融资、提前消费提供了便利，一方面也造成许多社会问题。女大学生裸贷、大学生无力偿还百万网络贷款跳楼身亡等新闻激起了人们对于大学生网络信贷问题的关注，但这些悲剧新闻似乎并没有影响到校园网贷的使用热潮，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使用网络信贷提前消费，据调查显示，“2016年已有62.77%的学生使用过网络分期贷款，其中77.33%的学生使用未满半年”。这一现象引起了笔者的兴趣，为什么在网络信贷已成过街老鼠之时仍有大学生愿意相信网络信贷并持续使用?这体现了当代大学生怎样的信任观念和信任模式?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中，大学生身处时代前沿深受影响，研究大学生信任机制的转变也可以帮助当代人透视未来中国信任关系变化的可能性。

　　二、文献回顾与假设

　　文章核心的切入角度是信任，而信任也是社会学界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它可以被定义为一种概化的期望、一种信念、信心，综合来看“信任是人们的一种主观体验和情感活动，是人们对“世界是好的”这一美好看法的恒常性赞同，表现了人们普遍具有的一种认知倾向”，它有助于“行动者消减社会关系中的不确定性和易变性”。

　　韦伯研究过中国的信任模式，他将信任划分为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特殊信任建立在血缘的基础上，较私人化，表现为私人关系和家族关系;而普遍信任是以信仰共同体为基础。他认为传统中国的信任是一种凭借血缘共同体的家族优势和宗族纽带而形成和维系的特殊信任，人们对于血缘关系以外的人存在着普遍的不信任。福山与雷丁认为中国人的信任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对于家族以外的人不信任，故将中国划分为低信任度国家，这里的低信任度指的是中国人的普遍信任水平低。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互动模式越来越受到现代化因素的影响，随着在场性的消解和制度文化的转型，“原先基于传统社会血缘、地缘建立的社会关系网络在现代性下已经不足以支持”。中国的社会流动性逐渐增强，关系网的异质性、松散性越来越高，人们开始走出单纯基于血缘、地缘、业缘而生成的特殊信任，尝试信任生活圈外的人与制度。杨明、孟天广、方然分析了2007年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发现中国大陆52.3%的公众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这一水平远高于同期世界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与它们相比，我国可以说一个具有高社会信任程度的国家。

　　同时，彭泗清指出中国人对于血缘关系之外的陌生人同样可以产生信任，只不过需要一个过程，“对外人的不信任不等于永远不信任”。李伟民、梁玉成的研究验证了，中国人的信任人群除了有血缘的亲属，也包括没有血缘关系但有亲密交往的朋友。

　　中国人的信任模式是否正在朝向普遍信任转变?在这里，笔者试图通过研究大学生的借贷行为，对该问题进行研究。在初期的探索性研究中，笔者从访谈中得知，使用网络信贷的大学生认为不向亲人、友人借钱，一方面是怕欠人情，“为了保持感情的纯洁性，最好不要有金钱纠葛”，另一方面则是和他人不熟悉，认为别人无法相信自己，他们同样也不会借钱给其他人。网络信贷解决了小额借款但又无人可借的尴尬境况，使用者相信网贷平台因其成熟的制度并不会欺瞒大众。从上个世代的大学生向好友借钱到现在大学生无钱可借转而信任社会中的网络信贷平台，这是从特殊信任向普遍信任的转化。由此，文章做出如下假设：

　　H1：大学生是否使用网络信贷与他们对社会的普遍信任水平有关，且使用网络信贷的大学生对于社会的普遍信任程度更高。

　　H2：相比于不使用网贷的大学生，使用的网贷的大学生对于熟人的特殊信任程度较低。

　　三、研究设计

　　(一)调查对象

　　本研究调查对象为高校在读本科生。

　　(二)抽样方式

　　调查采用多段随机抽样的方法，以学校类型、学生规模和專业为选择向度，分别选择了南京市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审计大学、东南大学成贤学院、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等5所高校;在高校中按照整群抽样随机抽取班级进行问卷调查。

　　(三)数据收集

　　本次调查于2018年3月底完成问卷设计，4月初开始实施并完成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356份，回收有效问卷309份，回收率为86%，该问卷使用SPSS 22.0软件录人。调查对象的基本特征见表1。

　　(四)变量测量

　　(1)自变量

　　文章的核心自变量是大学生的信任模式。对于信任模式的划分，笔者借鉴了韦伯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的分法。

　　对大学生对社会普遍的信任水平采用国际学界的通用方法来测量，即“您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还是要和人相处越小心越好?”，其中“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编码为“1”，“要越小心越好”编码为“2”。为了测量大学生的普遍信任水平，笔者使用了人际信任量表(Interpersonal TrustScale，ITS)，该量表是1967年由Rotter JB编制，测量了人们对于政府、陌生人、法院等多个主体的信任水平，该量表的信度与效度较高，量表总分及两个因子的Cronbachs’α系数均达0.7以上，适用本次研究调查。量表由25个题目组成，采用5级计分法，总分从25分(信赖程度最低)-125分(信任程度最高)。为研究方便，笔者将其重新编码分为三等分，25-58分为普遍信任程度较低，59-92分为普遍信任程度一般，93分-125分为普遍信任程度较高。 　　为了测量大学生特殊信任水平，研究分别测量了大学生对直系亲属、逢年过节才能见到的亲戚、能说心里话的朋友、认识的人和陌生人的信任程度，采取5级计分法，“非常不信任”为1，“比较不信任”为2，“谈不上信任不信任”为3，“比较信任”为4，“非常信任”为5，其总和反映了大学生特殊信任水平，比较各分类的数值差也可以看出大学生对于不同主体的信任差别。笔者对信任得分总和重新编码，总分在5-10分间为特殊信任程度很低、11-15分间为特殊信任程度较低、16-20分间为特殊信任程度较高、21-25分间为特殊信任程度很高。

　　(2)因变量

　　文章的因变量是大学生是否使用网络信贷，“使用网络信贷”编码为“1”，“不使用网络信贷”编码为“0”。除此之外，调查还涉及了大学生网络使用平台的类型、每月借款数目、平台负面新闻情况以及用户的合同认知程度等变量，以了解大学生网贷的整体情况。

　　(3)控制变量

　　在社会的刻板印象中，人们倾向于认为女大学生需要买化妆品、衣服、各种包会使用网络信贷产品花钱无度，因此笔者将性别作为控制变量。除此之外，城乡、高校的类型、专业类型、月生活费金额也作为控制变量放人大学生是否使用网络信贷的影响因素模型。

　　四、研究发现

　　(一)描述性分析

　　通过调查可以发现大学生群体中使用大学生网络信贷的人数占比较高，达到了总人数45.3%。对使用网络贷款的同学进行进一步调查，发现83.6%的同学更倾向于使用声誉好的大厂商平台的网络贷款;在贷款金额方面，并没有出现社会中新闻频现的巨额消费贷行为，他们在借款金额方面较为理智，半数以上的借款区间为200-500元;但是大学生对于网络信贷平台合同的具体内容了解较少，占60%的大学生仅知道月额度和月息，甚至有15%的大学生完全不清楚网贷条款就盲目借贷。具体数据详见表2。

　　在与国际上测量不同国家社会信任程度的对比中发现，有52.1%的大学生认为社会中大多数都是可以信任，与世界价值观调查第五波(World Values Survey Wave V)调查数据中我国大陆地区的52.3%相近，这说明包括大学生在内的我国国民的社会信任水平较为稳定，且社会信任程度较高。

　　调查中发现大学生对于熟人的特殊信任水平同样很高，在对直系亲属、过节才能见到的亲戚、可以说心里话的朋友、只是认识的人、陌生人这5类人群的信任程度进行测量时，大学生对于直系亲属的信任度最高，信任的平均值为4.414，处于非常信任和比较信任之间。其次为可以说心里话的朋友，其信任程度为4.036，只为比较信任。这之后的信任次序，分别为过节才能见到的亲戚、仅认识的人、陌生人。大学生一方面更相信有血缘关系的人，另一方面又因近年来的“小家庭”模式对不走动的亲属信任程度不高。

　　(二)是否使用网络信货的影响因素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大学生是否使用网络信贷，是一个二分定类变量，因此采用二分logistic回归模型来分析，所有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如表4所示。

　　模型2显示的是大学生普遍信任水平对其是否使用网络信贷的影响，从中可以看出，以“普遍信任水平较高”为参照类，那些“普遍信任水平一般”的大学生使用校园网贷的发生比略低于参照类，且没有显著差异，而普遍信任程度较低的大学生利用网贷平台的发生比是参照类的35.4%(e-1.039=0.354)，可见大学生的普遍信任水平对其是否使用网络信贷有显著影响，普遍信任水平越高的人越会接受使用网络信贷产品。在模型4中，这种规律依然存在。因此，假设1是成立的。

　　模型3显示的是大学生特殊信任水平对使用网络信贷的影响，以“特殊信任水平很低”为参照类，无论是特殊信任较低、较高还是很高的群体均为其20%左右，可见特殊信任水平极低的人更倾向于使用网络信贷，而特殊信任水平对于其他人群使用网络信贷并没有明显差异。模型4中，这种规律依然存在。因此，除对亲人、朋友极不信任的人以外，特殊信任水平对于大学生是否使用网络信贷影响较小。所以，假设2不成立。

　　模型1是仅含控制变量的模型，从中可以看出大学生的性别对他们是否使用网络信贷有显著影响。男生使用网络信贷提前的消费的发生率要少于女生，仅为女大学生的50.9%(e-0.674=0.509)，模型4中，性别依然是是否使用网络信贷的重要影响因素。除此之外，模型4中收入、高校类型也对大学生网络信贷有影响，但其系数仅在0.1水平上显著。

　　五、结论与讨论

　　研究调查了南京市5所高校309名在读本科生，了解他们使用网络信贷的基本情况，并进一步解释其与信任模式的关系。统计结果显示，在大学生群体中使用网络信贷的人数占比较高。总的来说，使用网络信贷的大学生使用时态度理性，他们更倾向于选择大厂商、信誉好的平台，而且在贷款时半数以上的借款区间为200-500元。他们接受网贷背后暗含着他们对社会普遍信任的加强，大学生的普遍信任水平对其是否使用网络信贷有显著影响，普遍信任水平越高的人越会接受使用网络信贷产品。但这与他们的特殊信任水平并没有什么关系，除了对周围人极度不信任的人以外，特殊信任水平对于大学生是否使用网络信贷影响较小。

　　数据表明，大学生的普遍信任水平和特殊信任水平均拥有较高水平。现代性进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中国传统社会因血缘、地缘而建立的社会网络，但并没有削弱中国人对该网络中人天然存在的信任，我国民众的特殊信任水平依然很高。虽然信任被划分为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两类，但两者并不是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并不是特殊信任水平低就一定意味着民众对于社会整体的信任程度高。

　　大学生不同类型信任的强度和面向对进行个人金融决策起到了一定的影响。随着社会征信体系的不断完善和相关部门监管举措的不断加强，合理合规的网络信贷平台与大学生之间构建了基于制度的信任关系，这种关系既能使双方获利，也能使大学生在行动中学会信任制度，践行制度，学会在规则的框架下共同构建一个互惠互信的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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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董才生，闻凤兰.网络化时代的社会信任发展趋势[J].天津社会科学，2013，5(05)：84-86.

　　[3]杨明，孟天广，方然.变迁社会中的社會信任：存量与变化19902010年[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8(06)：100-109.

　　[4)简佳，唐茂芹.人性的哲学修订量表用于中国大学生的信度效度研究[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6(04)：347-351.

　　[5]彭泗清.信任的建立机制：关系运作与法制手段[J].社会学研究，1999(02)：55-68.

　　[6]李伟民，梁玉成.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中国人信任的结构与特征[J].社会学研究，2002(03)：11-22.

《信任视角下的大学生网络信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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