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生活方式与美好生活构建：政府环保工作的效用分析

 　　摘要： 从环境保护工作着手，是促进居民绿色生活方式变革、构建美好生活的重要方向之一。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 的调查数据显示，政府环保工作能够显著提高居民幸福感，是构建美好生活的直接路径方法。政府环保工作在不同群体和地域之间提升居民幸福感作用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性，据此通过政府环保工作在各群体和各地域之间实现利益均衡，能够促进社会公正公平，成为构建美好生活的间接路径方法。

　　关键词：绿色生活方式;美好生活;居民幸福感;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群体利益;地域利益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1971(2019)01-0043-09

　　《中国城市经济》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中国城市经济学会主办的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经济、综合类国家级大型期刊，刊登范围涉及经济金融、工程建筑、经营管理、理论创新、财会审计、教育教学、科学技术、行业创新等各类学术稿件。是赠送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参阅的重要期刊之一，是经全国人大、政协新闻办批准上“两会”的期刊，也是全国650多座城市党政领导同志阅读的一份重要期刊，深受城市政策的制定者、城市发展的决策者、城市理论的研究者、城市建设与管理的实践者的广泛赞誉。

　　一、问题的提出

　　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所谓“ 美好生活” 指的就是居民物质生活丰盈，文化生活丰富，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等主观需求得到满足的生活状态。据此，可以将美好生活视为客观生活与主观生活合二为一、共同发展的结果。 在构建美好生活的具体路径上，要坚持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不仅要提高居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还要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做出更多努力。可见，环境保护工作是构建绿色生活方式、助力建设美好生活的重要举措之一。

　　当前社会学有关美好生活的研究中，学者们常常将“ 美好生活” 的概念操作化为幸福感进行考察。因为幸福感与美好生活概念在本质上都更加强调居民的主体感受，更能体现“ 以人为本” 的

　　发展要义。 而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主要因素的研究中，学者们集中讨论了居民人口特质———收入水平、教育程度、户籍身份等，价值观念———职业认同、心理资本、情绪调节等，社会环境———城市规模、城市化水平、社会支持、互动公平等，以及自然环境四个大的方面诸多微观因素的影响。 其中，有关自然环境对于居民幸福感的研究在近年来大量涌现[1] 。 国外学者，Mackerron 等分析了伦敦空气污染与生活满意度或者幸福感的关系，发现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2] ;Darcin 基于欧洲的数据分析了各种挥发性有机物以及空气污染物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发现硫氧化合物污染显著负向影响了人们的幸福感[3] ;此外还有一些国外学者研究了温室气体排放、噪音污染等不同的环境问题对于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国内黄永明和何凌云利用 2003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评估了环境污染对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发现空气污染显著地降低了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居住在二氧化硫排放量、烟尘排放量以及建筑和拆迁扬

　　尘产生量较高地区的居民更不幸福[4] ;武康平等采用世代交叠模型( OLG) 分析框架，研究了环境质量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环境污染越严重，关注环境问题的居民的幸福感越低，环境污染是否严重不会改变不关注环境问题的居民的幸福感[5] ;聂建亮和钟涨宝基于对湖北省农村样本老人的问卷调查，运用有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了环境卫生，尤其是空气、水以及固体废弃物污染与农村老人幸福感的关系[6] 。

　　显然，环境污染对于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深刻且广泛。那么改善生态环境就成为变革居民生活方式、提升居民幸福感的重要路径。 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中国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者身份和地位，政府环保工作成为其中的关键。 而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尝试对当前政府环保工作与居民幸福感关系研究上的缺失进行补充，从实证的角度探讨政府环保工作对于提高居民幸福感、构建美好生活的影响，并考察这种影响和作用在不同群体、不同地域之间的差异性。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本研究主要致力于探索政府的环保工作对于居民幸福感的提升、美好生活的构建是否具有积极效应，以及政府环保工作在不同人群和地域之间是否存在差异。

　　(一)政府环保工作与居民幸福感

　　1. 帕累托最优与政府规制

　　帕累托认为，社会是系统，组成系统的各要素之间是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从而维持了社会的基本平衡和秩序。系统的各个部分发生变化，就会引起整个系统的变化。 社会系统的理想状态是实现集体效用的最大化，但是这很难做到，因为效用是根据个人的特定偏好和满足层次来确定的，而不同主体的偏好和观念很难达到统一。所谓帕累托最优指的是这样一种资源分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使至少有一个人的状况变更好而又不使任何人状况变坏[7] 。 当前的环境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过度追求经济发展而引起的，那么整个社会系统要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状态则必须保持好环境和经济之间的平衡。政府的规制行为可以以微观的经济管理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通过合理配置资源，实现公共利益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或者说全体成员“美好生活”的达成。

　　政府规制理论产生于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美国，研究的对象是政府对市场和社会的规制。在 1970 年以前，政府规制的研究侧重于公共事业的定价和进入的控制，即政府对公共事业的规制。 1970 年以来，政府规制更多的转向环境保护、产品安全和工作场所安全[8] 。 政府规制理论强调的是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行政机构运用公共权利，通过制定一定的规则对个人或组织的行为进行限制与调控，以达到确保居民生命健康安全、防止危害公共安全事件发生和保护环境的目的。因而，当生态环境问题业已影响居民幸福感和美好生活的建设时，由政府部门出面进行相关的治理，势在必行。

　　2. 政府环境治理的积极效用假设

　　环境问题对于构建美好生活的阻碍体现在以

　　下方面：首先，受污染的空气、水源等将直接导致居民身体健康状况下降以及发病率的上升;其次，糟糕的自然环境将导致居民大幅减少室外活动，因为无法充分享受自然而降低幸福感;最后，由于环境污染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引发社会冲突与矛盾的现象时有发生[9] 。 基于帕累托最优和政府规制理论，政府部门的环境治理工作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方式之一。具体而言，政府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和规定，对经济活动进行调节，以达到对环境资源保护的目的，使居民享受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 政府对于环境和经济的调整行为对于居民幸福感的提高将产生积极的影响。据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 政府环保工作能够显著提高居民幸福感。

　　(二)政府环保工作效用的差异性

　　1. 绝对剥夺与相对剥夺

　　社会剥夺通常指个人、家庭或群体所在的社

　　区处于缺乏食物、衣物，住房条件差，缺乏教育、就业机会，社会服务和参与等综合不利的状况，它是一个更广泛检测社会经济状况的概念体系[10] 。社会剥夺可以分为绝对剥夺和相对剥夺。 绝对剥夺是指由于不公正的待遇，个人或群体的最基本生活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状况;相对剥夺则是指个人将自己与地位更高、条件更好的人比较时产生的不满情绪[11] 。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社会地位较高的群体享受了牺牲环境所带来的更多福利，并利用其在政治、经济以及教育等方面的优势条件将环境问题的影响和环境治理的责任转移给了社会地位较低的群体。而社会地位较低的群体在

　　规避环境问题的能力上明显不足，因而只能被动承受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无法获得相应的福利。此外，相对于欠发达地区，发达地区消耗了更多的资源和环境，但是为了追求较低的生产成本，常常将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转移至欠发达地区。 经济发展的福利由发达地区享受，环境污染问题由欠发达地区承担。上述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在不同群体和地域之间分配的不公平，就会给社会地位较低以及欠发达地区的居民带来强烈的相对剥夺感。

　　3. 地域间剥夺感效应假设

　　居民幸福感的地域差异，指的是由于不同地域社会环境的差异而带来的生活在不同地区居民的幸福感存在一定的差异。就城乡之间居民幸福感的差异而言，有学者认为农村居民生活的幸福感大于城镇居民[17][18] ，也有学者认为城镇居民的幸福感要大于农村居民[19] ，但是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在不同地区之间作用的差异性在学者中间基本达成一致。 有研究表明，由于环境污染、交通拥堵以及生存压力大等原因，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居民的幸福感显著低于其他城市。

　　结论与讨论

　　从环境保护工作着手，是构建居民美好生活的重要方向之一。通过前文研究发现，首先，中国居民整体幸福感较高，但不同群体和地域的居民之间幸福感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比如，一般说来，中年人幸福感相对较低，青年人和老年人相对较高;教育水平越高的居民幸福感越高;阶层地位越高幸福感也越高;城市居民幸福感低于农村地区居民;而东部地区居民幸福感水平高于中西部居民。要达到社会整体意义上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美好生活，区域和群体间的这些不平等状况急需得到缓解和改善。

　　其次，政府环保工作对于居民幸福感的提高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可见，政府规制效果明显。在居民幸福感不足、美好生活建设受阻时，政府部门的环保工作起到显著作用。 同时，这一结果也为我们提出“ 立足环保工作构建美好生活” 提供了重要依据和支持。 尤其立足中国大政府、小社会的现实来看，政府规制的作用和意义更为突出，是建设美好生活的主要引领者。

　　最后，从环保工作对于不同群体和地域居民幸福感作用的差异性来看，其对于社会弱势群体———年龄较大、受教育较少并且阶层地位较低者，作用更为显著;对于城市居民而言，环保工作更能提升幸福感;环保工作对于东部和中西部居民幸福感的作用大致一致。 这一结果为“ 立足环保工作构建美好生活” 的实施提供了具体的战略指导：环保工作对于东中西部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问题严重程度不尽相同而有所差别。 否则，由于相对剥夺感的刺激，反而会进一步降低居民幸福感。只有保障弱势群体利益、促进社会公正公平，才能真正推动美好生活建设。

　　人皆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这是一种值得尊重的人性目标。从古代希腊哲学家那里我们知道，所谓美好生活就是幸福生活。 它是人类作为生命、行为和社会主体所追求的某种良性的、理想的状态，现代国家和政府都有责任带领人们迈向幸福生活的道路。这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之一[22] 。 然而，美好生活构建的主体不应只在于政府，社会与个体也必须参与到这场社会建设的浪潮中来。 从国家层面而言，社会治理需要完成“ 低成本、中收入、高质量” 的社会形态建设;从个体的角度而言，“ 美好生活” 还需要个人对生活资源的配置能力、对美好事物的感受和体验能力。除了要广泛吸纳和培育美好生活建设的主体之外，构建美好生活的内容也应得到充分的彰显。 需要强调，美好生活不是一个经济概念， 不能停留在物质资源的满足上，而是需要创造社会的综合条件，实现对人们生活的全面而有质量的供给，是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心理和精神世界以及施政方针等各方面的系统工程。[23] 其中， 以政府为主体， 以环保工作为落脚点，积极变革生活方式，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

《绿色生活方式与美好生活构建：政府环保工作的效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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