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军匪宰割下的成都治安状况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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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民国时期，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社会治安危机。成都作为西南大省四川的省会城市也不例外，军阀争雄致治安窳败，三位一体的军、袍、匪相互勾结、聚众抢劫、残害人民，严重扰乱了社会治安。此局面与四川特殊的地理位置，及政治、经济、军事等背景是分不开的。

　　关键词：民国;军匪;成都;社会治安

　　中图分类号：K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39(2019)01-0099-10

军事历史

　　《军事历史》Military History(双月刊)曾用刊名：军事学术增刊，1983年创刊，是军事历史学术性刊物。主要发表军事研究的成果，报道军史研究的动态与信息。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坚持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严谨学风，传播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弘扬民族优秀科学文化，促进国际科学文化交流，探索防灾科技教育、教学及管理诸方面的规律，活跃教学与科研的学术风气，为教学与科研服务。

　　自古有云：“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四川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社会因素在中国历史上始终扮演着与众不同的角色。民国年间的四川社会军阀混战、袍哥横行、土匪猖獗是引人注目的三大社会问题。成都是四川省省会，是全省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也是军政要员驻扎之地，但民国以来，随着四川军阀混战的不断加剧，土匪、袍哥、地主、官僚等互相勾结、互相吞噬，使成都成为“鸦片满地，萑苻塞途”之地，“首善之区”的成都也成了上至国家元首、下至市井百姓关心议论的焦点。尽管学术界对四川土匪、袍哥、军阀已有不少研究，但多集中于其成因及匪患的治理，如廖章荣《20 世纪30 年代四川的匪患及其治理》，梁勇《试论民国初年川西的匪患》，高远《抗日战争时期四川匪患治理研究》，陈艳、郭帅鹏《近代中国土匪泛滥成灾原因研究———以民国时期的四川省为例》，马建堂《民国前期四川土匪成因论析》、《民国时期四川匪患严重的原因探析》等，而军、匪、袍等如何破坏社会治安、扰乱社会秩序等相关研究却较薄弱，就笔者了解，相关的论著仅有数篇。如黄天华《抗战时期川康两省的社情与民情(1939-1942)》，高远《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成都社会治安研究(1932-1949)》等文，从这些论文的标题可以看出研究时段主要集中在抗日战争前后，研究内容虽涉及社会民生，但着重描写军、匪、袍等黑暗势力破坏社会治安的较少。有鉴于此，笔者利用民国报刊、《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等史料，欲勾勒出民国时期军、匪掌控下的成都社会治安，透过军民冲突、军警冲突、警宪冲突、军宪冲突、军队与军队的冲突等现象，进一步揭示军、匪、袍等相互勾结及长期盘踞社会的深层次原因及对社会造成的影响，以期丰富与深化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

　　一、军、匪、袍三位一体

　　成都是四川省的省会，是全省最高军政要员驻扎的地方，处于“大人物”的“辇毂之下”，是其“首善之区”，按常理成都的治安应较好，但事实上却大谬不然。据《西蜀评论》称：“本市人心之紧张，已达于极度。举凡居于斯，业于斯，或游于斯，无不人人自危，有朝不保暮之感。此虽难与法国革命时代恐怖之现象较，不相若，然亦近之矣。”[1]2 影响成都市民众安居乐业的重要因素是土匪和当时的军队、团练等黑暗势力相互勾结，而军、团里面绝大部分人又都是袍哥，都与土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致使形成军、

　　匪、袍三位一体的局面。

　　1. 袍哥与土匪的关系

　　土匪是指以抢劫、绑票、坐地分赃等为生的人，四川俗称“棒老二”[2]2。四川土匪多参加袍哥组织。袍哥按其行为分为清水袍哥和浑水袍哥，清水袍哥大多是有正当职业的，社会地位较高，以工商业者、开明士绅、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居多，只有个别下九流分子;浑水袍哥多为从事不正当职业者，成份也比较复杂，恶霸、土匪、强盗、三教九流无所不有，他们多利用袍哥组织进行抢劫活动，按照袍哥的帮规、纪律，组织和管理土匪队伍。[2]124 因此袍哥与土匪有密切联系，但又不能混为一谈。

　　2. 袍哥、土匪渗入军队

　　护国战争以后到抗日战争前夕，四川长期处于军阀混战的格局中。从1917 年刘存厚与罗佩金、戴戡之战开始，至1933 年刘湘、刘文辉大战结束，军阀之间大小战争有400 多次。四川军阀混战的特征之一，即军队愈打愈多，人数最多时达30 多万，而其中袍哥队伍就占五分之一[3]。据刘文辉回忆：“我懂得武力是扩大个人政治局面的重要资本，故升至旅长时开始扩军。而扩军又是和内战联系在一起的，每

　　[4]2

　　打一次内战就要扩充队伍。”

　　民国初年，四川军政府改编川军的过程中，由袍哥组成的同志军渗入到军队，开启了袍哥与军队相互利用、勾结之先河。在武装斗争的袍哥队伍中，也有土匪参加。如川西平原一带的同志会大王孙泽霈、吴庆熙(外号吴二代王)、丁厚堂、张达三(外号张瓜瓜)的同志会军，原本由袍哥、土匪组成，清王朝被推翻以后，多数遣散回家，少数编成了军队，聚集在成都南门三巷子一带。1916 年蔡锷首倡反袁，护国军兴，同志会军再起，在各乡县招兵买马，大肆吸收土匪、袍哥，扩充实力。一时间成都市面上插起了

　　XX 游击司令部、XX 支队部、XX 纵队司令部的旗子，街头巷尾、烟馆赌场、三五成群，川流不息。当时《群报》写到：“一是各街茅厕多;二是启用关防告示多;三是纵队司令官多;四是烟馆赌场多。”[5]214 一方面是对当时社会的讽刺，另一方面也是当时成都社会的缩影。1920 年熊克武驱逐滇黔军之战，各军忙于内战，乡间没有清乡军，县上的警宪队只有不到20 支枪，力量极为单薄，于是整个社会成了袍哥、土匪的天下。1923 年，杨森得吴佩孚的资助，东山再起。杨森到重庆后，拥刘湘为各军总司令，联合邓锡侯、田颂尧向第一军进攻，战火蔓延了整个四川。为扩充实力，杨、刘、邓、田等纷纷招揽土匪，给匪头营长等头衔，插杆旗子[5]216。军队利用土匪打前哨，土匪利用军队的掩护打家劫舍，表面上是军队，暗地里还是搞土匪的勾当，形成了匪就是兵、兵就是匪的局面。

　　二、袍哥与土匪包办治安

　　军阀与袍哥的关系较为特殊，袍哥组织在军阀的羽翼下逐渐得以扩充，它对军阀的影响和对政局的控制，却又是其他社会力量无法相比的。尤其是在1925--1933 年，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三部合驻成都时，虽掌握军权，但要巩固其实力，仍需凭借袍哥的基层势力。所以三人都很注重利用袍哥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三军长主要负责对外交际、支应宾客等日常事务，而保卫工作、侦捕匪盗及担任成都治安工作的人员几乎大半是“袍界”中人，如24 军刘文辉副官处最有权势的主任副官，绰号张麻子，本名张星垣; 28 军邓锡侯的副官长，绰号交胡子的交孟陶;29 军田颂尧(田的军部设于三台，成都设军部行营)的行营副馆长，绰号晋胖子的晋鸿图等。其中张、交、晋三人被惯称为“三子”，都是码头哥弟。负责保卫三军长生命安全的“贴心逗伴”，官虽不大，但却是成都社会最吃得开的“歪人”。如刘文辉的侍从副官李金安，从弁兵头目升为副官的杨炳云(刘三太太杨蕴光的侄儿);邓锡侯的弁兵副官喻载阳、荣昌义、王席儒;田颂尧的弁兵副官赵洪猷、王明枢、涂财神(绰号)等也都是出名的袍哥，其中还有些土匪，如李金安、杨炳云等。至于三军的二、三层将领情况也大致相同，如邓锡侯的江防总司令黄隐的弁兵副官张北斗、旅长龚渭清的弁兵副官张楷、刘文辉的独立司令黄鳌的弁兵副官汤国华，以及其他

　　身边的一些保镖和管事，均为“九么十三楷”(当时横豪有名的弁兵头目组成的一个团体)这27 人清一色都是“袍界”、“内盘”。[6]43

　　由此一来，三军长和绝大多数将领的生命安全都由袍哥来保障，而他们部分财产也自然落入袍哥、土匪的手里。最直接的后果即窝藏罪犯，为作奸犯科者提供有力的庇护，即便犯案，政府想认真逮捕，但其人早已逃离。而在大军阀的激励下，四川袍哥不仅扩大了组织规模，还参与负责成都市缉拿盗匪等保卫工作，同时还操纵警政单位。如成都市民众的治安工作，也由袍哥、土匪包办其事。

　　军警团联合办事处，简称省会军警团，成立于1927 年4 月，至1932 年10 月，田颂尧、邓锡侯、刘文辉三军联合局面破裂而结束，共5 年半的岁月。在此期间残杀了大批爱国志士和进步青年[7]。该处谍查长一职一直由双流县著名的袍哥杨铁樵担任，他下面的谍查员：陈健是码头的袍哥;邱競宇是华阳协进社的袍哥;赵傑廷又称赵老四是外南神仙树的袍哥，以上这些人均为浑水袍哥。[5]186--187城防司令部的谍查长，在蓝世钲任司令时，是温江袍哥戚亮斋;向岱昌任司令时，是成都市著名的袍哥刘家兴，同时，此人还兼任警察局侦缉队队长;田伯施任司令时，是成都市袍哥兼大土匪赵国栋;徐光谱和张鹤林任司令时，又换成了刘家兴。[5]186--187

　　1932 年，刘、田二部在成都巷战后，城防司令部被撤销，成立了成都卫戍司令部，其职责主要负责城市警备与治安、维护社会秩序等。首任司令是冷寅东时，谍查主任是著名的袍哥张绍泉，副主任是郫县大袍哥徐子昌。刘湘进驻成都后，卫戍司令部改为警备司令部，警备部的谍查主任、副主任、谍查长、谍查处长一职都是大袍哥担任，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解放。这些人中有些还设立了自己的公口(即码头)，插了一个旗帜自己当舵把子，如徐子昌的西城社、蒋浩澄的同生社、周国清的永安社、叶新明的新明社等。[5]187--188警备部的另一个谍查机构“乡村情报所”的主任银运华(又名银剑泉)，原是叙同的袍哥，后来他自己组织了一个规模较大、人口较多的“华成社”，因取其名字最后一个字“华”，“成”则可简译为成都，顾名思义，银运华欲控制成都，并自认“舵把子”，开设几十个分支社[5]187--188。所有“乡村情报所”的成员也都是“华成社”的袍哥。

　　1938—1946 年间增设四川省会疏散区(包括成都、华阳、双流、温江、郫县、新繁等)，警备司令部李树骅虽是95 军直属旅的旅长，但确是遂宁县哥老组织“永和公”的总社长。他担任疏散区警备司令以后，用“永和公”的名义，在成都东、南、西、北四个门成立分社，到处联络哥老。他本人也是最喜欢被他人称作“李大爷”或“李舵把子”而不喜欢人家称他为李旅长或李司令官。他自己常说：“我这旅长、司令[5]188官的名义，还没有我李大爷的名字吃得开。”

　　三、军、袍、匪扰乱社会秩序

　　据记载：“成都市面，总不安宁，真是处于恐怖时期了，犯盗匪惩治法处分的案件，哪天没有好几起。”[1]1 据各公安机关调查所得：抱童②、抢人、杀人、杀人而越货等刑事案件，平均每天有4、5 起之多[11] 。

　　1.“歪人”杀“歪人”

　　1926 年，邓锡侯的骑兵团团长谢德戡因温江县是他的防区，县中大匪骆孟阳(时任温江团练局长)又和他很要好。一日，谢请骆来成都玩耍，殊不知骆来成都后，在总府街凤祥银楼门口被仇家李绍全(李家钰的副官)、李绍湘(李家钰的参谋长)俩兄弟发现，李立即派人枪杀。因总府街是成都市最热闹的地区，枪响之际，民众惊恐奔逃，老人、小孩跌倒很多，街上紧张万状。约在下午3、4 点左右，以边防军总司令李家钰的名义，在死尸前贴了一张宣布罪状的告示说“骆是温江大匪，特予击毙”。谢认为李

　　扫了他的面子，要派兵攻打住在总府街的李家钰司令部，双方警戒了一天，民众惊恐万分。因谢、李均是邓锡侯的部下，后得以调解，双方才撤回警戒。[5]196--198

　　2. 持枪抢人

　　1928 年某日，西城同仁路背后的关帝庙团防派驻在城墙上的三个哨兵，忽然看见三个士兵手持马刀胁迫一个青年妇女欲上城墙，关帝庙团防立即赶来，将这三个士兵包围逮捕，被劫妇女趁机逃跑。团防把这三个士兵关押庙内，打算次晨送军警团联合办事处办理。殊不知次日天还未明，即有士兵数人来庙，声称他们是十二团五连的士兵，特来取人。团防当事人向他们说明了昨夜逮捕的经过，不允把三个士兵交出，十二团五连的士兵又诡称喊一人见面，团防无奈，即允。殊不知竟溜走，致使双方混战，后由常驻附近的城防部巡察队把双方隔开，进行劝解，另被关押的二人也随后释放。[5]198--199

　　3. 军民冲突

　　1931 年8 月，24 军驻外东望江楼一带的部队楚茂青(绰号：楚麻子)，因拉估民夫，绑压一大群百姓经过安顺桥、大安街，民夫齐声喊救，外东五区团正徐俊修在本街民众出于义愤的请求下，派出团队挡住民夫，要求军队释放，楚团不允，双方发生冲突。当地居民素来对军队恨入骨髓，当团防与军队冲突的时候，街上的居民和茶房酒肆的顾客，都一致怒骂吆喝，用板凳、石头向军队投掷，打死士兵十几余人。楚团长大怒，加派军队向民众冲击扫射，团防也在街上挖掘工事，进行抵抗，火线蔓延到安顺桥、青蓬街、大安街、牛市口等十几条街道，家家关门闭户，交通断绝，双方对抗达一星期之久，百姓损失很大，而城内的军政掌管竟然坐视不管。后经外东团务所长王剑鸣率领老弱妇孺几千人去军警团办事处啼哭请愿，要求解决，向传义才出面调解。但后来提出的条件是外东民众向阵亡士兵赔偿命价，按外东所有的街房计算，共计上万元，并在外东铁佛寺为阵亡士兵开一个盛大的追悼会，外东全区民众每户送挽联一付，至于民众的财产损失，则完全不提。老百姓虽感受到了委屈，但鉴于相持过久，影响商业和家庭生活，只好忍气吞声接受此条件，一场巨大的军民冲突，就这样“和平”解决了。[5]195

　　4. 烂兵、土匪、特务打闹娱乐场所

　　1938 年5 月22 日午后六时半，潘文华部宋时先团的士兵多人，到成都市书院街平民大戏院看戏，只买三张票，却要进去20 多人，驻戏院维持秩序的警备部巡查队出面干涉，阻止多余的人入内，士兵气岔，多人退走。午后八时，重来戏院，持票的三人入内，向前台扔手榴弹数枚，瞬间惨叫连天，观众纷纷逃走，这三个士兵也随民众安然逃脱。等民众走光时，查看场内，炸死5 个观众，炸伤30 余人，随即抬送医院救治，次日又死2 人。此事发生后，虽各方指责、愤慨，要求严惩凶手，但结果仍未抓拿一人，善后事宜仍由戏院负责。平民大戏院也因此事再无人前来看戏，只好歇业。

　　1940 年，外南空军机械学校的学员入蜀一电影院看电影，因不买票，遭招待员阻拦，而大打出手，打伤招待员4 人。影院的负责人龚渭清(邓锡侯部副师长，成都舵把子)不愿输这个脸面，叫人把空军机械学校的4 名学员暴打了一顿。事后该校竟派大卡车数辆，载数百人，各持扁担、手枪打砸影院。因来人众多，龚渭清立即打电话给警备司令部严啸虎，严随即前来劝解，直至查封影院三天，空军机械学校才肯罢休离去。

　　四、结语

　　四川省是辛亥革命的策源地，也是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变动剧烈的省份之一。成都作为四川省会、中国西南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自秦汉以来是中国著名大都会之一，是“既丽且崇”、名扬中外的“天府”之国。但民国以来，成都的军、匪、袍相互勾结、聚众抢劫、残害人民等社会现象，严重扰乱了社会治安。造成此局面，与四川特殊的地理位置，及政治、经济、军事等背景是分不开的。

　　首先，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环境因素而言，四川位于中国西陲，据长江上游，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为土匪藏身行恶提供了较有利的地理条件。交通的闭塞，使四川易成为国家行政和法制监管的空白点。且在当时，成都虽作为四川的省会，但也是鸦片贸易的集散地，还是土匪、袍哥、军阀头目的聚集地[2]5。城市表面的繁荣及国府西迁又吸引了大批外地游民涌入，一些没有正当工作又不想通过自身的劳动来获取生活来源的不法之徒将其视为发财的风水宝地，而纷纷加入土匪、袍哥组织从事不法活动。

　　第二，从政治背景而言，成都重要的警政机关头目几乎都是袍哥的舵把子或匪首。据《四川农村经济》记载：“四川匪祸之烈，为他省所不有，以军团数量特别发达，于是枪流入民间，遂为匪祸之源，且每

　　次发生战争，士兵转入匪者不在少数，由匪招安成军队者亦多，四川许多将官，出身固绿林豪杰也”。[13]如范绍增是“绿林好汉”的土匪出身，军队中的士兵有些也是从土匪中招来，可谓“兵匪一家”[14]468。铤而

　　走险的非法行为在军、袍、匪相互勾结的时代危险性较小，且极易获利。抱童、抢劫、杀人越货、绑票等刑事案件的发生似乎也未全受法律的制裁，政府又常常坐视不管，为土匪作案提供了有利的背景，更间接地助长了好逸恶劳的风气。

　　第三，从军事背景来讲，该时期成都处于军阀扰攘纷争之中，各派军事势力之间混战频繁，战事失利后，溃败兵、遣散兵、哗变兵等大量涌现，他们手握武器，在没有其他谋生手段的情况下，与袍哥为伍，利用袍哥组织进行抢劫活动。各系军阀忙于扩充军队，疏于军队的管理，致使军队纪律松弛，抢掠扰民事件层出不穷，甚至有官兵纵匪、通匪以及扮匪抢掳以谋财等等状况，从而形成了“兵匪莫辨之现象”。此外，四川军人利用手中的兵力多方掣肘中央势力，也使得成都乱象迭起，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亲主川政。持续不断的川政风潮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大后方的稳定，影响了抗战大局，也呈现了战时中央与四川地方势力之间复杂多变的关系。

　　第四，就经济状况而言，四川大量土地集中在部分大地主、大军阀的手中，大多数农民则无地或少地，致使农村经济濒于衰落，劳动力过剩[15]。而四川的经济并不发达，毫无实力容纳与日俱增的破产农民。加之民国初期军阀争霸、政潮迭起、吏治窳败、糜费至巨，粮饷常患不足，一般民众的经济沦于破产，除极少数特殊阶级尚能生活外，其余的民众无不呻吟于生活二字之下，致“弱者即转死沟壑，强者必啸结为盗匪”[14]163。军阀为维持自己庞大的军队，又勾结袍哥、土匪头目欺压百姓、借匪敛财，致使成都当时匪势蔓延。除增收田赋外，境内更关卡林立。从重庆万县到成都沿河竟设了280 多处，其租税之重，更是全国无与伦比。还有种类繁多的苛捐杂税，成都市商会呈请丝织品免税一文中记载：“我川丝织品今骤增税额20 余倍，价既与彼相埒，货又次之，使四川丝织品处于四面楚歌之中。商等虽欲幸存不可得也，商等固牺牲于苛税条例之下。同时影响成都市大多丝织工人之生活。”[16]长期的征税无度致使生产力破坏，重税苛政的重重剥削致使农民破产，繁重的苛捐杂税更使工人们生活艰难，乃“断其生[17]机” 。正是在大军阀的经济刺激下，四川袍哥、土匪通过征收赋税等方式扩大了组织规模。

　　这一切都为土匪、袍哥、军阀相互勾结作乱提供了诱因，致使军、匪、袍这一社会现象很难从根本上消灭，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所谓的剿匪、查禁哥老会等，只不过是换得一时的平静而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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