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研究论文英国对蒋介石访印之外交因应再探

 　　摘要:在印度局势因愈演愈烈的英印冲突和急转直下的战争形势而危机四伏之际,蒋介石对英提议访问印度,以拜会印度总督和尼赫鲁、甘地,劝说国大党与英国合作。 英方对此持欢迎态度,但忌讳蒋介石干预印度事务,擅自同国大党领导人接触,不过丘吉尔和其下属在对蒋介石意图的理解和应对方式上不尽一致。 蒋介石抵印后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协调英印冲突,英方拒绝其以英国承诺独立换取印度支持的建议,并迫使其放弃私会尼赫鲁和赴沃尔塔拜会甘地的计划。 最终英方以默许蒋、甘第三地会面换取蒋介石在与甘地见面之前先会真纳,并发表符合英国意愿的离印演说,蒋介石亦因在英印冲突问题上趋向务实立场而获致英方在外部援华物资和交通线开通问题上的合作及英印舆论的积极回应。

　　关键词:英国;反法西斯战争;蒋介石;英属印度;外交因应

　　中图分类号:K827;K561. 46;K351. 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 - 605X(2019)03 - 0093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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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 年底 1942 年初是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命运攸关之际。 一方面,随着珍珠港事变的爆发,美英荷中对日宣战,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军事联盟正式形成。 另一方面,日军继成功偷袭珍珠港之势大举进攻东南亚,英军节节败退。 自 1941 年 12 月香港陷落后,英国在马来亚、新加坡的阵地岌岌可危。 至 1942 年 1 月 15 日日军自泰攻缅,一周后泰国投日,缅甸濒危。 是时英印矛盾却愈演愈烈,与印度自身的党派宗教冲突和日军的蛊惑宣传相互交织,加上中国藏南和印缅境内的反英亲日活动,严重危及印度局势的稳定、中国外部援华交通线的畅通和中国西南边疆的安全,关乎盟国抗日大局。 正是在这一特定背景下,1942 年 2 月 4—21 日蒋介石对缅甸和印度进行了为期十多天的访问,其重中之重是 2 月 9 日开始的对印正式访问。 由于印缅地区对于中英军事战略和地缘政治的特殊意义,蒋介石访印及英国的因应对刚刚缔结的抗日联盟来说既是开展军事合作的尝试,也因触及政治敏感问题而面临考验,其意义不同寻常。 已有研究或从蒋介石访印,或从英国反应,抑或中英、中印,乃至中美英关系等不同视角论及英国与蒋介石访印的相关史实。 迄今为止,有关蒋介石访印或英国因应的基本史实已经清楚,中英围绕蒋介石与甘地会晤问题的交涉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 但总体上讲,现有研究更为侧重中方,对英国政府与英印殖民当局内部,以及它们相互之间围绕蒋介石访印问题的高层决策讨论和具体执行环节中的应变所进行的系统研究尚不充分,尤其是对英国因应与印度局势发展和蒋介石的反应之间的互动揭示不够;对蒋介石访印与英国因应的一些关键细节,诸如丘吉尔

　　“ 电文风波” 的真相、蒋介石与甘地会面的实际地点及内幕,以及蒋介石访印的实际效果等尚存一些

　　争议或有待进一步厘清之处。① 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将英国对蒋介石访印的因应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英印矛盾发展演变的宏大背景下,密切结合印度国内政治变局及其对蒋介石的意愿与行动所形成的影响,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深入挖掘中、英文一手资料,进一步厘清英方对蒋介石访印立场形成与具体实施的内在逻辑,动态呈现英方高层互动,以及英方同蒋介石的博弈过程,分析英方因应的主要特点和实际效果,并就其中一些争议问题进行再探究。

　　一、蒋介石访印提议与英方应对方案的形成

　　无论蒋介石访印提议的缘起还是英方对策的形成均离不开当时英印冲突和战争形势的急剧发展这一大的背景。 中英双方对时局的反应构成各方的基本诉求。

　　1939 年 9 月 1 日德国法西斯闪击波兰,3 日英国对德宣战,印度总督林利斯戈亦宣布印度进入紧急战争状态。 林利斯戈未经印度立法会议同意而直接代表印度宣战的做法激化了由来已久的英印宪政冲突,引发印度新一轮反英斗争高潮。 英国尽管面临反法西斯和维护殖民统治的双重挑战,但在维护殖民统治问题上不肯妥协,导致英印冲突愈演愈烈。

　　9 月 14 日国大党通过决议,要求英国政府说明战争目的,提出印度配合英国作战的条件是英国承诺给予印度独立地位。 穆斯林联盟亦于 18 日通过决议,要求英国在国大党执政省份给予穆斯林公正待遇,未经穆斯林联盟同意不得单方面听取国大党意见制定印度新宪法。 英国回避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核心诉求,仅承诺战时增加印度人士的名额来扩大总督行政会议;成立由印度各政党和王公代表组成的战时指导委员会;战后协商修改印度政府法,给予印度自治领地位②,试图以象征性的让步来应付危机。 于是国大党在 10 月 22 日宣布不支持英国的战争努力,并于 10 月 23 日至 25 日,国大党主政的 8 个省的省政府官员先后辞职。③ 穆斯林联盟亦于 1940 年 3 月 23 日通过了“ 拉合尔决议”,要求印度未来的制宪方案必须允许印度穆斯林等族群组建属于自己的自治政府。④ 为利用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难以调和的政治矛盾来抵消民族主义运动对英印殖民统治的威胁,英国于 4 月 18 日发表声明,提出印度制定宪法必须以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达成协议为前提。 ⑤

　　1940 年 5—6 月,德军在西欧的神速推进令英国处境危殆。 7 月 7 日,国大党利用西欧大陆沦陷后英国孤军作战的困境,提出国大党有条件支持英国参战的动议:“ 大不列颠承认印度的完全独立是解决印度和英国共同面临的问题的唯一途径,作为第一步应在中央组成一个临时国民政府,如果这些措施被采纳,国大党就能够投入全力为有效组织国家的防务而努力。” ⑥英国政府仍以穆斯林联盟的反对为挡箭牌,拒绝妥协。 8 月 8 日,林利斯戈宣称,英国在修改宪法时会充分考虑少数民族的意见,不考虑把英帝国维护印度统治的权力移交给任何受印度主要社群质疑的政府。⑦ 于是国大党授权甘地从 10 月 17 日开始发动了大规模反战不合作运动。 英国殖民当局实施镇压,导致包括尼赫鲁、阿扎

　　德等高级领导在内的近两万国大党人被捕。① 尽管 1941 年 10 月英国政府吸收了几名亲英印度人士参加总督行政会议,并于 12 月释放了尼赫鲁等全部国大党领导人,但仍然拒绝国大党要求印度独立的政治要求,双方的政治僵局未得到化解。

　　1941 年 12 月 8 日( 当地时间 12 月 7 日) 太平洋战争爆发。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命运攸关。 一方面随着美、英、荷、中相继对日宣战,抵抗日本法西斯的军事同盟正式形成。 12 月 13 日,中英两国签署《 共同防御滇缅路协议》 ,开展军事合作。 1941 年 12 月 22 日至

　　1942 年 1 月 14 日的英美军事首脑会议———“ 阿卡迪亚” 确定反法西斯的先欧后亚战略和战区划分原则,据此成立了由英国韦维尔(Archibald Wavell) 担任总司令的英美荷澳战区( ABDA) 和由蒋介石担

　　任总司令的中国战区,缅甸划归前者管辖,后者涵盖中国、泰国、法属印支等地区,史迪威作为蒋介石参谋长,兼任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全权代表以及后来成立的中缅印战区(CBI) 总司令。② 盟国“ 先欧后

　　亚” 战略与战区划分原则既凸显了中国战场的重要性与盟国分工合作、协同作战的必要性,也使亚洲抗日形势和盟国之间的军事配合问题变得异常严峻,尤其中英联盟关系因为相互认知,再加上军事和

　　地缘政治上的利害关系而面临考验。 另一方面,珍珠港事变后,日军从西南太平洋到印度洋一线全面出击,英国的防线频频告急。 1941 年 12 月 16 日,日军开始轰炸缅甸仰光,25 日,香港沦陷。 1942 年

　　1 月中旬,日军主力从泰国攻打缅甸,旨在从军事上夺取缅甸这样一个从东南亚到西南太平洋和中太平洋防线的西南战略要冲,切断从仰光到昆明的运输线,从政治上迫使重庆政府屈服,并对印度形成强大的军事政治压力,彻底击溃英国在远东的防线。 一周后泰国投日。 与此同时,日军利用殖民地人民的反英情绪,提出“ 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 驱逐英美帝国主义出亚洲” 等口号进行蛊惑宣传。③而由日本扶植,印度、西藏亲日反英分子与周边团体所组成的“ 第五纵队”,早已深入藏南、印北边境, “ 印度政局如果持续不稳,导致英国殖民统治的垮台,恐将影响西藏地方政府的政治动向,而一旦拉萨方面决定改与日本合作,则中国西南大后方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其安危将受到严重威胁”。④

　　1942 年初,在印度局势因愈演愈烈的英印冲突和急转直下的战争形势而危机四伏之际,蒋介石为调解英印冲突,决定亲赴印度,以确保外部援华交通线的畅通、中国西南边疆的安全和中英军事合作,并尝试助力印度民族独立运动,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蒋介石个人的影响力。

　　英国政府对蒋介石访印提议总体上持欢迎态度,拟达到呼吁印度民众支持英国战争努力的目的,同时力避蒋介石以仲裁者身份介入印度事务,防止其不经英方同意擅自同尼赫鲁和甘地接触,从而提振国大党反英士气与影响力。 在蒋抵达德里正式访印前,英方总体上倾向于认同蒋介石访印的善意,丘吉尔的强硬举措遭到下属的抵制。 蒋到德里开启正式访问后,拟私会尼赫鲁,并前往甘地住地、国大党反英大本营沃尔塔拜访甘地,劝说国大党放弃反战不合作立场,支持中英反法西斯战争努力。 英方一方面给予蒋介石高规格接待,另一方面严防死守,迫使蒋介石在德里与尼赫鲁的会面遵从英方意愿进行,前往沃尔塔拜会甘地的计划也不得不放弃。 新加坡沦陷后战场形势的急转直下与日本诱降攻势及国大党右翼亲日分子反英宣传的相互呼应,使得失败主义情绪和谣言在印度国内蔓延,中英双方不得不以大局为重。 虽然蒋介石的不甘心与甘地来信让其再提与甘地见面事宜,但不再坚持政治上敏感的沃尔塔,而选在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并依从英国人的安排,在见甘地之前先见真纳。 虽然最终蒋介石瞒着英方顺应甘地提议,在加尔各答甘地友人比拉的寓所与甘地见面,但劝说国大党配合英国的努力无果而终。 英方为稳住远东太平洋地区的抗战局面,默许蒋介石与甘地在第三地见面,换取蒋介石在会见甘地之前先会穆斯林联盟领袖真纳,并促成其发表符合英国意愿的离别演说———《 告印度人民书》 ,赢得英国和印度各派舆论的积极反应。

　　英国对蒋介石访印的外交因应主要受战争形势、印度局势及蒋介石立场态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如何应对蒋介石访印的决策与执行过程中,首相丘吉尔与外交大臣艾登、印缅事务大臣埃默里、印度总督林利斯戈和驻华大使卡尔等存在意见分歧,并以丘吉尔的妥协为主,但他们捍卫战时英帝国利益以及维持中英战时合作的最终目标一致,这是导致英方对蒋介石计划私会尼赫鲁,并执意前往沃尔塔拜会甘地采取高压态度并一致阻拦的主因,也是约束英国在战场形势告急的情况下缓和立场,加强中英军事合作,默许蒋甘第三地见面的关键因素。 虽然英方的外交因应在不同阶段侧重点有所不同,但“ 劝蒋发表公开演说” 的外交斡旋贯穿始终,反映了英国对蒋介石访印的核心诉求。

　　英国的外交因应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了蒋访印行程朝着英方期待的方向发展,并最大限度地弱化了蒋访印可能引发的对英国的不利影响,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蒋介石的要求,多少增进了蒋介石对英国立场和印度现实的理解,客观上有利于反法西斯战争大局。

　　通过尽可能全方位、动态地梳理英国应对蒋介石访印问题,前人尚存争议和有待进一步厘清问题似可得到一定程度的澄清或补充。

　　首先,关于丘吉尔“ 电文风波”,已有研究对驻华大使卡尔和总督林利斯戈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有所论述。① 本文的研究显示其背后有更多的参与者。 丘吉尔措辞强硬的电文未被如实交给蒋介石,其实是丘吉尔下属一致反对的结果:印缅事务大臣埃默里首先做出暂缓转交的决定;驻华大使卡尔修改部分不合时宜的电文内容后请示外交部,打算口头向蒋转达;林利斯戈认可了卡尔的做法。

　　其次,学界有关蒋介石与甘地会面的实际地点有过不同说法。 早期研究认为是在森蒂尼盖登,后

　　来一些学者认为在加尔各答,甚至有精确到加尔各答甘地友人比拉的家里。① 本文一方面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确认蒋甘实际在加尔各答甘地友人比拉寓所会面,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是蒋介石瞒着英方顺应甘地安排的结果。

　　再次,关于蒋介石访印的成效及影响可谓众说纷纭。 根据薛穆向外交大臣艾登的陈述,中国舆论认为蒋介石的访问充分提振了民众抵抗侵略的士气,蒋在访印期间所受到的一切礼遇令中国民众印象深刻。② 而美国驻印度办事处总领事则认为蒋在印度期间与外界接触受到了严格限制,其访印提前草率收场,双方的政治目的都非常自私,对一些无关紧要议题的争论浪费了时间,且没有尝试进行适当的合作。③ 国内学界基于蒋协调英印关系失败的视角,认为其访印失败或效果有限。④ 本文从反法西斯战争危机关头维持外部援华交通线的畅通和维持印度局势稳定这一大局出发,认为:

　　其一,蒋介石访印期间争取英方在开辟中印陆空运输线问题上合作的努力取得进展。 虽然蒋介石对印度国大党的反英斗争抱以同情,但是为了确保英国在保卫滇缅公路、开通中印公路上支持中国,出于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局考虑,蒋介石不得不顾及英国政府的态度。 正是在蒋介石放弃赴沃尔塔拜见甘地,在会见真纳和发表离印演说问题上与英国合作的氛围下,英方最终签署同意美国援华战备物资在加尔各答等港口起卸转运至印度阿萨姆的萨地亚,并扩建萨地亚机场,开辟康印铁路及公路的协议。⑤ 这为缅甸沦陷致滇缅陆上通道中断,另行开辟“ 驼峰航线” 、“ 利多公路” 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蒋介石旨在确保外部援华交通线的畅通和加强中英军事合作的目标初步实现。

　　其二,蒋介石的离印演说有其积极影响。 毋庸讳言,蒋介石旨在调解英印矛盾的访印目标未能实现,但在与英印殖民当局和印度各派政治领导人,尤其是与国大党领导人尼赫鲁和甘地的实际接触中,蒋介石加深了对英印矛盾盘根错节、难以解决的认识,实际上在最后的演说中表达了一种尽可能客观中立的政治态度:既希望英国政府能斟酌权衡后从速给予印度独立自由之实权,又呼吁广大印度民众积极配合英帝国政府参战,其最终目的还是争取英国政府及其统治下的印度军民与中国共同抵抗日本法西斯,客观上有利于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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