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史学视域与归纳方法

 　　内容提要 刘泽华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即提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倡议，并在学术研究中积极践行，发表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系列论文及若干著作，形成了颇具学术个性的王权主义观点体系。刘泽华先生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体现了历史学的学科视域，把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作为中国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仅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视为中国历史之魂，更把中国历史作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土壤，立足于作为历史事实的中国传统时代之政治问题、议题及命题等，扎根于史料，运用归纳方法，呈现作为历史事实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理论体系，从中概括和提取出传统时代的政治形而上学及普遍思维方式，分析评价其在历史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等。

　　关键词 刘泽华先生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 史学视域 归纳方法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20）07—0017—08

　　《团结》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双百方针”，理论联系实际，开展教育科学研究和学科基础理论研究，交流科技成果，促进学院教学、科研工作的发展，为教育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

　　中国传统时代拥有内容丰富和理论体系完整的政治哲学，它在解释特定现象及积淀民族性的政治思维方式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在传统政治秩序维持和修复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学术界主要立足于当下的政治哲学观点及相关理论话语，运用演绎法来研究和分析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但不可讳言，哲学视域下的演绎法分析，非常容易陷入主观主义的陷阱，“自我作古”，以六经注我的方式，进行着主观投射极强的自我表述。刘泽华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即提出研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倡议，并进行了尝试，发表了系列论文，出版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著作，形成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王权主义学派。王权主义学派立足于史学视域，运用归纳法，从古人的政治话语中，提取出诸多政治形而上学的内容，归纳其观点，梳理其概念体系，呈现作为历史事实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理论体系。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者，大多具有中国哲学的学术背景，儒学复兴派关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视域、方法、观点，在学术界拥有较大的影响，即使一些从事政治学理论研究与教学的学者，也明显受其影响。刘泽华先生的史学视域及归纳方法，虽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学术成果，但它的影响主要在历史学及政治学领域，而即使是在这两个学科领域，学者们也大多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本文拟结合刘泽华先生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结论的诸多观点，剖析王权主义学派关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观点的所以然，并分析其在学科视域及研究方法上相对于儒学复兴派的学术合理性。

　　一、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视域分歧及方法比较

　　中国现有的学科划分及学术话语在很大程度上是西学东渐的结果，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既无清晰的学科分割界限，也没有学科特色鲜明的学术话语。中国的传统与现代在概念提炼及命题间关系上，虽然存在着巨大鸿沟，但两者还是通过传统的现代转换及西学的中国化吸收，建立起了话语沟通的桥梁，形成了中国现有的学科划分及学术话语体系。虽然中国现有的学科划分及学术话语体系具有了非常明显的现代外观，但却仍受到中国传统知识的实质性影响，学科划分及学术话语的表述普遍具有亦中亦西、非中非西的特点，比如民主概念的含义就始终游移在中西之间。国内学术界近年曾热议过中国传统究竟有无哲学的问题，黑格尔认为中国无哲学，但中国哲学研究者却坚决主张有，有学者甚至指出“‘中国无哲学在中國学者海啸般的诅咒中不堪一击”。实际上，彼此之间的观点差异，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哲学研究者与西方哲学研究者的视野立场及分析方法等的不同。西方哲学研究者以西方数百年来的哲学问题及其理论逻辑为标准，衡量中国传统时代的学术，其结果就是发现中国传统学术既没有西方哲学的问题，也没有西方哲学的理论逻辑。中国哲学研究者则强调哲学既然是关于普遍性形而上问题的知识，那么因为中国传统时代也有其关于普遍性问题的形而上知识，所以它虽然不同于西方，但也是哲学知识无疑。如果遵照学术话语的经验事实，那么西方哲学研究者的观点，无疑具有经验的合理性，但是否认中国传统时代有自己的哲学追问又难以在学科定位上安顿中国传统时代诸多的形而上学话语。中国哲学研究者虽然肯定中国传统有自己的哲学，但他们所向往的哲学内容却有不少来自西方哲学，其依照西方哲学的内容体系及思考方式，演绎性地表述中国哲学的内容，试图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寻找西方哲学的同类。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也面临着同样的尴尬，学者们以西方政治哲学为标准，或不承认中国有所谓政治哲学——“西方政治史上的政体理论、混合政府理论、正义原则及相关的制度，在中国历史上都不存在”，或强调中国传统时代以别样方式讨论了普遍政治哲学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哲学视域下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基本上成了一种演绎的阐释学，丧失了必要的经验性归纳概括及应有的客观性。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还可以有其他的学科路径，如政治学及历史学等，而两者之中又可以兼而有之，或侧重政治学兼顾历史学，或侧重历史学而兼顾政治学，两者各有优缺点。侧重政治学的路径，优点在于能清晰地理顺政治实践与政治哲学的内容联系，缺点则是历史视角的缺失，强迫古人回答和解决今人的政治问题。比如今天普遍关心的政治权利，在中国传统政治话语体系中几乎从未出现过，中国传统时代的政治思想家们也几乎从未考虑过这方面问题，至于近现代世界各地普遍流行的代议制、责任内阁等，更是中国传统时代从未有人问津的领域。有学者在进行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时候，总是要立足于现代的政治问题、政治命题及政治议题，通过理论阐释，不仅将古人的有关言论引申到所谓的普遍性政治问题上，而且还将古人某些标语性提法概括成今天某些普遍性政治命题的同类项。有学者将黄宗羲“天下为主”的思想解释为当今的人民主权思想，有学者试图发现法家思想中的法治要素，并以此作为法家具有现代性的依据，但法家的法治仍是人治。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政治学路径，如果不能结合历史学路径或结合历史学路径不够充分，就只能在分析和研究中使用演绎法，重点进行概念及命题等的理论阐释，得出一些附会性的不当结论，如以孟子“民为贵”为民主等。侧重历史学的路径，优点在于清晰地呈现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历史环境、理论语境及其客观的社会影响，展示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发展历程，其缺点则是未能完整准确地把握政治及政治哲学，或者将历史上政治哲学的内容模糊化或碎片化，或者是不能对历史上政治哲学的内容进行整体性理论分析，而停留在某个片面的结论上。历史学路径如果不与政治学路径进行深度结合，其虽然在分析和研究中使用了归纳方法，但却很难将历史上政治哲学话语归纳到政治学的专业高度，不能呈现它作为政治思想抽象层面的完整形态及基本性态。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还有一种经学的视域，经学虽然在现代的学科划分中难以立足，但它的观点及方法却又出现在一些学者的学术研究中，或者借儒家政治哲学研究之体，或者另造所谓国学之体，进行经学的理论复古。经历了数十年的批判之后，传统儒学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渐渐又趋于热闹，先后出现了文化热、儒学热、国学热及读经热等，学术界对儒学的主流观点也逐渐变成了尊孔复古，甚至公然打出了政治复古的旗帜。有的学者认为这面旗帜公开挑战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地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尊孔复古的研究者，在实质上已经接受了传统经学的基本立场和解释方法，一方面将儒家经学作为传统政治哲学的绝对真理之所在，强调儒家所谓道的绝对真理地位，强调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发掘和呈现儒家经学关于政治的绝对真理，这些绝对真理的内容概括地说就是所谓“常道”;另一方面又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绝对真理的发现权和权威表达权赋予孔子，把孔子删定六经作为表达绝对真理的唯一典范，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回到了传统时代“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圣人崇拜心态，从而在结论上陷入了崇拜的洼地，试图以不变之经学结论来指导变化无穷之政治世界。它的优点是抓住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内容的中心部分，其缺点则是未能依托演绎或归纳的方法进行有效的历史研究。他们所能有效使用的方法，仍然没有超出宋明时代理学家所惯常使用的经义解释方法。经义解释方法否认经学中所谓普遍必然观点具有历史属性，过于强调其在历史过程中的超越性，在理论上陷入了经学的教条主义泥淖，并在结论上倾心于政治复古。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在内容上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征，横跨哲学、政治学及历史学三个学科。学者们虽然依托不同的学科知识体系及其研究方法，支撑起各自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在论证上言之成理，在结论上持之有故，但是不同学科背景及研究方法运用的合理性，却仍然有一个相对的优劣势比较。哲学的学科背景及其所擅长的演绎分析方法，有利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中的必要的抽象分析，并有利于提升研究工作的理论层次，从而捕捉住诸多政治问题中的政治哲学问题，用来分析哲理性较强的政治思想;其不足则是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内容的经验性重视不够，脱离了中国传统时代的特定政治问题、政治命题及政治议题等来抽象地研究政治哲学问题，忽略了任何所谓普遍的政治哲学问题也有历史阶段的特殊性。政治学的学科背景及其在政治哲学研究中所常用的演繹方法，一方面有利于体现政治学的整体性知识框架，体现出政治实践与政治哲学之间的辩证关系，另一方面又往往容易将某个阶段的政治学整体性知识框架普遍化和绝对化，导致研究者得出某些脱离历史语境且违背思想事实的结论，比如有的学者错误地认为黄宗羲在历史上已经处在从民本走向民主的起点上。历史学的视角及其所常用的史料归纳方法，既有利于将特定时代政治哲学置于特定历史时代中进行分析，也有利于呈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在历史过程中的变迁事实，更有利于结合历史某个阶段具体的政治经验问题，深入分析作为历史事实的政治哲学问题、命题与议题等，呈现作为经验性历史事实的中国政治哲学。相对于哲学及政治学视域及分析方法，历史学视域及其归纳的方法，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领域具有较为明显的学理优势，但也不能忽略哲学、政治学视域及其分析方法的必要补充，否则就很可能在结论上“见木不见林”，难以呈现出一个理论结构完整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

　　二、刘泽华先生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史学视域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既有丰富的内容，又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它在每一个阶段上都有自己特定的时代内容，同一个时代的不同学派，彼此之间虽然有内容主张的不同，也有地位作用等的不均衡，但共同反映着各个时代的精华。有的学者抱着尊儒心理，将儒家作为民族共性的载体，故意忽略其他学派，在理论上片面地理解了民族共性。实际上，民族共性是各家各派共同孕育和形成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完整性研究就是要呈现这种民族的政治共性。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内容，这既是因为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时代精神之精华，也是因为不同时代的人亟待解决的根本政治问题并不相同，作为思考和解释根本性问题的政治哲学，不可能脱离它的具体历史时代。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在内容上首先属于和服务于它所处的历史时代，作为它所处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个时代政治哲学都是理解某个时代社会完整性不可或缺的必要方面，不理解中国传统时代的政治哲学，就不可能完整地理解传统时代的历史整体，中国历史研究不能忽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国“历史研究不研究思想史是极大缺憾，而研究思想史不关注政治思想史，则无所归”，“不研究政治思想史，则很难解析中国历史”。历史现象作为人类经历的一系列经验事实，具有无可置疑的具体确定性。有些学者将历史理解为某种目的论导向的必然过程，固然不合乎历史经验事实，因为历史发展中的诸多偶然性并非无关紧要，偶然既是必然的体现，也是必然的补充。但是，有些学者将历史作为某些抽象内容的民族精神的展开过程，在方法上并不新鲜，在结论上也不合乎历史经验事实，因为民族精神在历史过程中并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是处在不断积累的经验过程中，作为民族精神之核心载体的政治哲学也是动态发展的，绝不能以先秦时代儒家学派的政治哲学作为民族精神的完整呈现。有些学者以儒家作为民族精神的唯一寄托，已经走上了尊孔尊经的复古老路。

　　刘泽华先生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最初动机，就是基于“学科补白”。他所谓“学科补白”主要是立足于中国历史研究的学科补白，即完整地认识中国历史不能不认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而他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刚刚恢复不久即提倡开展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则是因为它是政治思想中的哲理化部分，属于时代精神的精华。中国传统时代延续了数千年，先秦是传统政治哲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刘泽华先生对先秦之时代精神的变迁有着极为敏锐的认识，强调春秋时期是殷商到战国之间不同时代精神的转折期。他认为殷商及西周的时代精神尊崇神权，体现神权时代的时代精神，春秋开启了向人文精神的转换，人文精神在战国正式成为时代精神，政治上的尊神观念逐渐被崇圣意识所取代。秦汉时期，中国历史进入了君主集权政治的大一统时代，它在时代精神上的新变化，就是知识体系及思维方式普遍经学化，“汉以后，直到清代，儒术的独尊地位一直没有大的变化”，“人们的经学思维方式越来越严重”。不同的时代精神火花表现在政治哲学上，就是不同时代的政治哲学内容及政治哲学思维方式，殷商与西周不完全一致，西周与春秋又各不相同，春秋与战国也存在明显的差距。刘泽华先生在分析先秦政治哲学发展的阶段时，区分了不同阶段的时代精神，梳理出了先秦时期政治哲学发展的阶段性重大变化，但并未忽略不同阶段之政治哲学彼此之间的一致性联系，发现了不同历史阶段在政治哲学问题、议题与命题上的整体性联系，呈现作为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之结果的君主专制主义理论大发展。这就又在历史发展的过程整体性上进行了具体分析，凸显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制度框架及观念体系在发展过程中的同向性特征及彼此间的整体性联系，提出了一个整体性解释中国传统社会与思想的王权主义理论体系。

　　刘泽华先生在史学视域下研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最鲜明的特点就是让政治哲学和它的时代紧密地联系了起来，他所理解和呈现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抽象乃是一种具体抽象。所谓具体抽象，首先是指政治理论在被抽象分析的时候，没有丢掉它的时代精神，比如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政治哲学，在时代精神上的根本相同点，使得诸子在政治哲学内容及思维方式上，既不同于春秋以前的政治思想者，也不同于秦汉以后的政治思想者，它在认识的自由度及知识的开放度上，都前无古人而后无来者。其次，具体抽象还指政治理论的抽象没有脱离传统时代各个阶段政治话题、议题及命题的具体经验内容。战国诸子政治哲学所体现的思维方式颇有共性，都以解释和解决人间统治问题为理论致思的导向，寄希望于圣王，先秦诸子“在君主专制这个问题上，有百流归海之势”。从刘泽华先生重点研究的先秦政治哲学来看，诸子政治哲学，首先来源于他们具体政治理论及言论等，属于他们各自政治理论的形而上部分，诸子政治理论的形而上部分和形而下部分在理论逻辑上存在必然关系，形而下的经验命题支撑着形而上的先验命题，形而上的先验命题又解释和统领着形而下的经验命题。如果研究者脱离了诸子的政治经验命题而理解政治先验命题，一方面会导致无法完整地呈现诸子的诸多先验性政治命题，不能如实地呈现诸子的政治哲学内容，陷入政治哲学史研究从概念到概念的空疏，并往往得出一些格义式的理解和比附性的阐释，另一方面研究者的观点偏见进入了研究工作，见其所欲见，不见其所恶见，常常因主观投射过多而导致所陈述政治观点的似是而非。再次，具体抽象也指作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对象的理论抽象乃是历史过程中当事者进行的抽象，而不是由后来者甚至是研究者进行的抽象，刘泽华先生所研究的先秦政治哲学的概念、命题等，都来自于政治思想家的原始创造。刘泽华先生研究先秦诸子的政治哲学，更关注古人所提出的那些抽象性的概念、命题、范畴等，既不以自己的理论抽象代替古人，也不因为自己知道了后来历史发展的情况，就曲意使古人的理论抽象刻意避开今天的贬义话题，而让古人避免了诸多所谓理论上的不正确。比如君主专制在先秦诸子中并不是一个贬义话题，但在今天却是一个贬义话题，坚持具体抽象的刘泽华先生以君主专制作为先秦诸子政治哲学的共同聚焦点，不能因为君主专制在今天成了贬义词，就如有些学者那样极力否定中国政治思想家们曾热衷讨论并钟情过君主专制主义。

　　刘泽华先生在史学视域下研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还保留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底色，坚持了历史分析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坚持“在矛盾中陈述历史”。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因为要追问中国传统政治的形而上抽象领域，所以往往以抽象的哲学观念为分析对象，概念解释和理论阐释也就成为常见的研究方法，以至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在某些学者的著作中就变成了抽象概念与形而上理论的阐释学，并自以为自己所分析的抽象概念及形而上理论就是中国文化的“常道”，在一定程度上了陷入了唯心主义理论泥淖中，致力于发掘和弘扬“常道”。但实际上，任何抽象概念及形而上理论都有自己的社会存在基础和历史演变过程，虽然如此，但研究者如果不是有意识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就不能正确地处理抽象概念及形而上命题与社会政治实践间的辩证关系。刘泽华先生不仅关注先秦诸子提出的诸多抽象概念及形而上命题，并特别注重挖掘抽象概念及形而上命题的社会基础，既呈现作为政治哲学层面之概念与命题在思想家文本中的内容表述，也分析概念及命题对当时政治所产生的普遍性影响。刘泽华先生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强调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传统社会存在着有机的整体性联系，既承认传统政治哲学根源并服务于传统社会，又认为传统社会在根本上支撑并限制着传统政治哲学的思想内容、理论形式及发展路径、可能性空间等。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者，一旦要试图从中发现普遍“常道”，就会注重抽象概念及形而上理论间的协调性分析，并在结论上把协调的概念体系及理论观点作为所谓“常道”，实质性地弃守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立场与方法。实际上，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抽象概念及形而上理论，不论是在同一个时代，还是在不同发展阶段，都存在着广泛的矛盾关系，不同学派在政治哲学观点及分析方法上的对立统一关系、不同历史阶段政治哲学之间的否定之否定关系、中国传统时代政治哲学格局的多元与一元的质量互变关系，都需要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中充分地呈现出来。刘泽华先生的研究“在矛盾中陈述历史”，既避免了分析方法上的先验绝对论嫌疑，也在根本上避免了崇古、复古的政治结论，坚持了面向现代、面向未来的理论立场，突出超越传统，实现从传统崇圣到现代平等的转变。

　　三、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归纳方法及相对优势

　　一般来说，政治哲学在任何一个时代都追问着政治的根本性问题。这些根本性问题，一方面涉及到某个时代政治现象的普遍共性，具有相当层次的理论抽象性，另一方面又与特定时代重大政治属性密切相关，如果政治哲学不能提供某些显而易见的共同性前提，某个时代的政治生活就会陷入混乱、迷惘或懈怠状态。从政治哲学的知识形式来看，它的知识体系在任何时代都只能由一系列必然性的概念、范畴及命题，以演绎推理的方式构成，并在实践中向大众提供普遍必然的概念、范畴及命题等。任何一个时代的政治哲学，如果不能提供一套由必然性概念、范畴及命题构成的逻辑严谨的演绎知识体系，并使自己的知识体系获得普遍必然的先验属性，它就没有完成历史要求于它的使命，相应的时代也会因此陷入一些大范围的深度难题。政治哲学家追求知识的先验性特征，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他们各自时代向他们提出的理论要求。但不同历史时代的政治哲学在核心问题、根本思维方式及观点看法、分析方法等方面，又几乎迥然不同，不同歷史时代拥有不同时代精神，不同时代精神即体现为不同的政治哲学分析方法及观点体系。历史时代之间的跨时代变化，必然体现在政治哲学上，并且只有经过了政治哲学的跨时代巨变，历史发展的跨时代巨变才可能完成。但是站在史学视域上看，任何一个时代的政治哲学都不可能真正是先验地具有普遍必然特征，并由此成为所谓普遍真理。实际上，在政治哲学领域中，既没有永恒的普遍问题，也没有绝对正确的答案，更没有亘古不变的政治生活公理。政治哲学的问题、议题及命题等，虽然向往普遍必然的抽象性，但又仍然具有特定历史阶段所赋予的经验性。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经验性研究，要求归纳方法的必要使用。

　　刘泽华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注意到了研究对象的哲学层次，发出了研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倡议，就先秦时期的诸多政治哲学议题进行了研究，出版了《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等著作，开辟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经验性研究路径，践行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归纳方法，形成了归纳方法的研究范式。所谓归纳方法，首先要求研究者在研究中不预设政治哲学的问题、议题及命题，否则就会变成演绎方法的研究，而不再是归纳方法的研究。有的学者研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首先预设了所谓普遍的政治哲学问题，比如公平正义、政治合法性及有限理性、公共性、平等、人民主权等等，并由此而展开了演绎方法的研究，有些学者甚至对比西方天赋人权而提出了所谓祖赋人权。实际上，人权观念根本就不存在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理论话语中。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所谓普遍政治哲学问题几乎都来自近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它既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又具有地域的局限性，并不是真正的普遍必然，“所谓‘普遍必然，”“无不打上社会性的烙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演绎方法研究，从所谓普遍必然的政治哲学议题、问题及命题人手，在中国传统的政治话语中寻找它的具体体现，最根本的弊端就是忽略了政治哲学的历史经验性，并由此而始终难以真正进入历代政治哲学话语中，客观呈现其内容，合理解释其理论和恰当评价其影响与作用等。刘泽华先生在研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时候，依托史料，开放性地面对古人的政治哲学议题、问题与命题等，他以古人的政治哲學议题为议题，以古人的政治哲学问题为问题，以古人的政治哲学命题为命题，在研究中尽可能避免以己度人，在论证上尽量地避免了“六经注我”。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学术任务是把传统时代特定的政治哲学内容和政治思维方式呈现出来，归纳方法远比演绎方法更有利于达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目的。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归纳方法，还进一步体现了政治哲学与相关史料的关系。刘泽华先生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重点在先秦，他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问题、议题及命题的把握和理解，完全依托于有关的思想史料，立足于从思想家的有关论述中归纳提炼有关的政治哲学问题、议题与命题，而不是将思想家的有关言论归结到某个现当代的政治哲学问题、议题或命题上。他一方面比较关注先秦诸子政治思想中哲理性比较高的概念、范畴、命题与判断，从而将先秦诸子已经注意到并加以论述的形而上政治问题、已经使用的抽象概念与普遍性命题等，从大量思想史料中提取出来，按照诸子思想主题与理论逻辑分类归纳，将诸子中政治哲学层面的理论内容以比较完整的历史形态呈现出来。先秦各派思想都有重人的人文主义普遍共性，虽然各家的人文主义在内容上表现不一，但各家人文主义总体上都服务于君主专制，从属于王权主义。刘泽华先生在对先秦诸子的政治哲学问题、议题及命题的经验归纳中，不仅紧扣时代政治的共同难题与焦点问题，将各个政治哲学体系的个性化内容，从各种具体话题的史料中发掘和归纳了出来，如儒家的政治思想以伦理为中心，道家的政治思想以法自然为中心，而且还在不同政治哲学体系之间发现了彼此在基本概念、核心问题及基础命题诸方面的共同点，从而在诸多的经验性思想史料中发现了作为政治哲学共性的时代精神及由此决定的政治哲学体系发展的历史趋势。先秦诸子面对时代政治难题，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热门话题讨论，留下了丰富的史料，他们关于政治的形而上抽象认识就保存在这丰富的思想史料中，研究者如果脱离了史料提供的思想事实，或不能够充分地利用思想史料，诸子政治哲学内容的呈现就成了无本之木或无源之水。刘泽华先生从丰富史料中提取诸子的政治哲学问题，从诸多理论内容的讨论中归纳出诸子政治哲学的议题，运用思想史料的文本分析方法，归纳出诸子政治哲学的命题内容，呈现出作为思想事实的诸子政治哲学的理论体系。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归纳方法，在充分占有和分析思想史料基础上，克服了演绎方法作茧自缚的弊端。演绎方法在运用的过程中，因为研究者预设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政治哲学理论体系，在政治哲学的问题、议题与命题上给自己设定了一个视域和维度的限制，只能见其所同，不见其所异，关闭了面向研究对象的广角镜，戴上了理论有色眼镜，以至于在儒家经学著作中看到了所谓启蒙。刘泽华先生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中运用归纳方法，不仅非常关注研究者要充分占有和分析史料层面的经验归纳，而且还非常关注在历史经验世界里普遍起作用的政治哲学内容，把政治哲学问题与命题的理论分析，建立在了诸多经验性问题及议题、命题的归纳分析之上。这一方面保证了政治思想家所提出的思想内容及理论框架的完整性，辩证地呈现了经验层面政治思想与先验层面政治哲学的整体性理论联系，即经验层面的政治思想，既是先验层面政治哲学的基础，它在根本上制约和决定了政治哲学可能的高度和趋向，也是政治哲学进行理论反哺的对象，政治哲学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更好地解决经验性问题。另一方面，它还支撑起一个纯粹抽象又极为具有现实影响力的跨时代、跨学派的政治哲学体系，这个体系不单独寄身于任何一个学派，存在于各个学派之中，成为一个真正体现民族共同性的基础性政治哲学内容体系。这个跨越学派的共同的基础性政治哲学内容，在先秦时期就表现为君主专制主义理论。刘泽华先生使用了归纳方法，一方面使得他可以从非常丰富的思想史料中，筛选出纲领性的概念，归纳出纲领性概念的丰富内涵，比较完整地呈现出了纲领性概念的内容含义;另一方面又使得他得以将共同命题尽可能地呈现出来，并分析共同命题之间的关系，提取出体现民族性的基础性政治哲学体系的主流话题、核心问题及基本命题等，归纳总结其思维方式的内容及特点等。值得注意的是，归纳方法的使用，使刘泽华先生能比较完整地掌握分析纲领性概念、共同命题及主流理论体系的内容，辩证地认识概念之间、命题之中的阴阳组合关系，在研究结论上更加体现了传统政治哲学的内容丰富和结构完整，较好地克服了对传统政治哲学的片面性认识。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史学视域与归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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