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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职称驿站所属分类：历史论文 发布时间：2021-11-02浏览：82次
关键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途径
中图分类号：K2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1)06 — 0052 — 04
国民革命失败后，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进入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革命也陷入了极其艰难的困境，在国民党统治逐渐加强，工人力量严重削弱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继续领导白区工人阶级进行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顽强斗争。尚在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统治下的秘密工作环境中，通过多种途径在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复兴工人运动，争取工人阶级中的大多数。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历史时期通过多种途径向白区工人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启示。
《前进论坛》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自1961年创刊，国内刊号为11-3454/D，本刊积极探索、勇于创新，栏目设置及内容节奏经过编排与改进，受到越来越多的读者喜爱。
一、制定相关政策为马克思主义在白区工人阶级中的传播提供理论指导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反动派不仅加强了对革命力量的武力镇压，而且加紧了对思想文化的管控。1927年至1929年间，国民党先后颁布了《新出图书呈缴条例》《新出图书呈缴规程》《检查新闻条规》《出版条例原则》《宣传品审查条例》《取缔共党书籍办法》等。其中，1929年1月颁布的《宣传品审查条例》第五条规定：“凡含有下列性质之宣传品为反动宣传品：一、宣传共产主义及阶级斗争者;二、宣传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及其他主义而攻击本党主义政纲政策及决议案者;三、反对或违背本党主义政纲政策及决议案者;四、挑拨离间分化本党者;五、妄造谣言以混乱视听者” 〔1〕。1930年12月，颁布了限制革命出版物的《出版法》，以此法为基础，1931年10月又颁布了《出版法实施细则》。国民党的这些思想文化管控的措施与行为使党在白区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作尤为艰难。但是，反动统治阶级舆论管控越严，革命宣传就越显得更为紧迫与重要。1930年9月，中共六屆三中全会通过的《职工运动议决案》提出：扩大赤色工会的工作必须反对黄色工会和独立领导罢工的斗争之中去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党和赤色工会，不但要能够领导黄色工会内部的先进分子，做反对黄色工会的斗争，而且要特别注意一般群众以至最落后的群众的动员，使他们都积极起来参加反对国民党黄色工会的斗争……以至于消灭黄色工会。”〔2〕1931年11月，中共临时中央制定的《关于职工运动决议案》要求：“赤色工会应利用一切的可能跳出目前的秘密状态，应组织群众的力量来争取赤色工会的公开” 〔3〕。还有人提出要在宣传刊物封面上写上“苏维埃”字样。可见，在当时的情况下，虽然恢复白区职工运动的任务极其艰巨，在工人中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也极其危险，中共中央还是制定了相关的政策，为党在白区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理论指导。
二、创办报刊网络为马克思主义在白区工人阶级中的传播提供有效阵地
创办书刊和报纸是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加强宣传、鼓动工作，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新闻封锁，使党的声音能够传到白区成为中国共产党在白区斗争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共六大通过的《宣传工作的目前任务》指出：“现时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移至夺取广大工农兵群众与实施工农群众之政治训育。”〔4〕“在党处于秘密工作条件之下，党报有极大作用。它组织与团结党的广大群众于正确的党的路线之周围，并交换各地方党部工作的经验。”〔5〕为此，秘密分布在国统区的党的各级各地组织克服重重困难，不仅创办了多种培训机构，而且建立了报刊网络，使马克思主义在工人中继续传播。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秘密出版发行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的报刊共约288种。其中上海、江苏和浙江地区53种;广东、广西30种;福建41种;安徽、河南和湖北34种;四川、贵州和云南16种;山东26种;北平、天津、河北、山西地区49种;满洲(东北)地区29种;陕西10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各级组织创办的报刊约51种;工人、农民和妇女报刊约42种。据当时国民党政府的统计，1929年全国“反动刊物”比1928年增加了90%，其中中国共产党的刊物占54%。〔6〕这些刊物，有的是用于统一党内思想的党内通讯刊物，如 《党的生活》。有的是用以向群众宣传共产党政策和主张的地下报刊，有的用于争取中间力量的灰色刊物。另据项英在1930年6月15日起草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工作及其活动——关于全总与各产总的组织、目前的政治形势与全总的任务决议案》，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使工人能及时了解党的纲领与策略，以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全国总工会在1928年至1930年间以公开或秘密的方式创办了多种面向工人阶级的刊物。如《中国工人》《职工运动报告劳动周刊》《革命之苏俄第五次劳动大会决议案》等。各地工会在1928年至1930年间定期出版的刊物有《铁路工人》《中国海员》《上海工人》《厦门工人》《北京工人》等。尤其是这些由各工会出版发行的刊物，及时地向工人阶级介绍职工国际的相关决议，宣传党的重要政策与决议，交流各地各行业工会领导职工展开斗争的经验，团结了革命力量，白区工人运动工作逐渐恢复，有效地引导广大工人群众理解和支持革命。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通过《职工运动议决案》，要求各地赤色工会必须建立“经常的有系统的独立的宣传鼓动工作，利用每一次大小的斗争，宣传赤色工会的纲领”，每一级工会组织，“都应当有经常的定期刊物，直到墙报和工厂小报”，认为“这种最接近群众的出版品却是最重要的”。为此，各级工会和工厂支部，“要建立宣传鼓动的组织，要训练鼓动的干部”，如宣传队、读报团、演讲会、工厂小报或墙报的编辑委员会，工人通信协会，红旗读者会等。1931年11月，中共临时中央通过的《职工运动决议案》强调：“应宣传苏维埃区域及苏联的工人生活，宣传苏联五年计划与中国工人的关系” 〔7〕。这些规定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各种刊物的出版发行，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白区工人阶级中的传播。
在中国共产党出版的各类党报党刊中，《布尔什维克》《红旗日报》《红旗周刊》等较为突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布尔什维克》创刊于1927年10月，是国民革命失败后党创办的第一份中央机关理论刊物。该刊讨论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性质等基本问题，宣传并研究马克思主义，推介新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同时也传达党关于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报道工农运动的状况，揭露、抨击国民党反动统治。如1928年11月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第二卷第一期刊登了《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宣言》、布哈林的《国际形势与共产国际之任务》;发表了李立三的《现在革命形势的分析与前途》、蔡和森的《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刘少奇的《口号的转变》、谢觉哉的《国民党进攻工人之新花样》等等。1929年6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写给中共中央的信指出：“如果说中央通告向小范围的党的工作人员做了对党的路线即六大路线的政治解释工作，那么正是党的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把这个政治路线传播到了工人阶级群众之中”〔8〕。
1930年8月，《红旗日报》在上海秘密出版，该报由原来的《红旗》与《上海报》合并创刊，旨在成为全国工农群众自己的报纸，要“宣传革命的理论，传达真实的革命斗争的消息”，“很敏锐地反映”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政策，并介绍“全世界一切共产主义运动的政策”，使群众能够及时“了解这一政策，团结在这一政策的周围，向我们的阶级敌人作坚决无情的斗争”，是“供给广大劳苦群众阅读的，它是一切被压迫的人所能了解的言论机关，成为自己的喉舌”。〔9〕8月18日，《红旗日报》发表社论《拥护工人阶级自己的报纸呵!》谈及了本报的影响：“从本报出版的第一天，帝国主义国民党便吓得屁滚尿流，他们用尽一切方法企图禁止本报的发行……然而本报依然不胫而走，一纸风行”〔10〕。该报在发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销售一万两千份以上，这在当时白色恐怖空前的环境中，是不可否认的业绩。
三、成立读书会、读报会、夜校等为马克思主义在白区工人阶级中的传播提供提供教育渠道
除了出版发行各种刊物外，各地党组织还在白区成立各种形式的读书会、读报会、夜校等向工人传播、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例如，在中共大连市委的帮助下，大连码头工人张百源1932年组织码头库房工友创办了一个读书会，地址设在工人家里。读书会通常先向工友读一些社会新闻类、文化常识类的文章，接着用《英雄泪》《国事悲》等反映民族英雄事迹的进步书籍，启发工人团结起来反抗国内外反动统治阶级的统治。后来，他们通过往来于大连、上海间的进步船员，得到了《上海机关汇刊》《生活报》及“左联”出版的书刊。这样，读书的内容越来越广，参加读书会的人数也越来越多。时任中共大连市委书记的刘景新经常去读书会，常以教唱革命歌曲的方式向会员灌输 革命道理，激发工人们的革命斗志。当年码头工人中流行这样一首革命歌曲：“通红的炉火，烘干了我们的血汗。用劳动创造的财富，被他人强占。劳动者应做世界的主人翁，人类方能走入大同。战斗啊，工人和农人的少年先锋队!”〔11〕这首歌不仅在码头工人中深受欢迎，后来成为整个大连工农群众广为传唱的歌曲。在参加读书会的活动中，有些码头工人提高了政治觉悟，有的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共大连码头党支部，支部成立后，继续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向工人们传播革命知识。1934年，上海英美烟厂包装部的一些女工在浦东女青年会夜校学习后，思想变得激进起来。在共产党员老师的影响下，有两位包装部的女工加入了共青团，其中一位很快离开了英美烟厂，参加了新四军。
四、利用飞行集会或散发传单为马克思主义在白区工人阶级中的传播提供活动载体
飞行集会或散发传单也是中国共产党传播自己政治主张与口号常用的方式。1929年夏，共产党员郭隆真在党的安排下负责哈尔滨工运工作，她深入东北产业工人较为集中的中东铁路三十六鹏总工厂，与工人广泛交流，在了解、关心他们生活情况的同时，常给他们介绍广州、上海等地工人运动的情况，并联系生活与生产的实际宣传马列主义，工人們都觉得她讲得通俗易懂，“她的话都说到咱们心里去啦，越听越愿意听”〔12〕。中东路事件爆发后，郭隆真亲自编写、刻印传单，号召工人与广大商、学、兵团结起来，反对武装进攻苏联，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和军阀。她还以中东铁路总工会的名义创办了《北满工人》《火车头》等革命报刊。在郭隆真的影响下，三十六棚的工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国民党的统治黑暗及日伪相互勾结的真实面目。九一八事变后，工人们更加积极加入党领导的抗日组织，经常秘密散发传单、张贴标语，传单内容深刻、语言通俗。以三十六棚为代表的工人们觉悟提高后，还自动组织宣讲队，宣讲党的抗日反蒋主张。
战斗在白区的党的各级组织，通过各种渠道在工人阶级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不仅提高了广大工人的政治觉悟，而且培养了一批坚强的工人运动领袖。
五、出版进步刊物为马克思主义在白区工人阶级中的传播提供文本基础
战斗在出版发行行业的革命党人也是一支在白区向工人等群体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力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白区的出版发行界冒着重重危险出版了大量面向工人等群众的进步刊物。如从《申报》副刊独立出来的《读书生活》，该杂志以李公仆为社长，艾思奇、柳湜为主编，创刊辞中就明确了大众化、通俗化的方针，明确该刊面向的读者群是店员、学徒和工人等一切连学校都不能走进的人。该刊编发了大量的解读与宣传先进思想的通俗文章，深受广大读者喜爱，“每期销路，达到了一万多份，有时甚至多达两万份”，“《读书生活》配合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以及其他兄弟刊物，已经成为大众化、通俗化的一支突击队”。〔13〕该刊分期连载艾思奇的《哲学讲话》，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随后出版的单行本也在段时间内销售一空。刘大明、范用评价说：“艾思奇的《哲学讲话》把千万读者引进了马列主义大门，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走上了革命道理。”〔14〕除了艾思奇的通俗哲学文章外，《读书生活》还逐期刊用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文章，如曹伯韩、廖庶谦、陈楚云等写的《帝国主义》《中国历史》《妇女问题》《民族问题》《国际关系》等社会常识读本。这些文章“均以浅近的文字，讲解社会、政治常识、宣传革命思想，适合店员、学徒、工人自学。以后成了群众组织的许多读书班、读书会的读本”〔15〕。以读书生活出版社为代表的出版发行界，在白区乃至全国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同国民党文化围剿的斗争中战果突出，在普及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和理论中成效显著。理论一经群众掌握，将会成为强大的力量，这为党总结革命经验，汲取失败教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革命道路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
六、结语
总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白区通过多种途径向工人群众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特点仍然缺乏正确的认识，没能把握中国工人运动的特殊性，因而也就不可能制定出完全符合白区工人运动实际的正确策略。特别是“左”倾机会主义盲目地坚持“斗争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斗争”，使党在白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也深受影响。如飞行集会，虽然散发了一些传单，传达了革命主张，但多数传单与口号内容空洞，不切实际，冒险抛头露面地发表演说又使党的一些运动骨干和革命积极分子被暴露，有的直接遭到枪杀、逮捕，如谭寿林和恽代英等同志先后遇难，使党在白区的力量遭受严重损失。杨尚昆后来回忆说：在严峻的局势下，飞行集会等“幼稚的‘左倾要求，只能造成革命力量的损失和党组织的脱离群众”，“每次行动的结果，总有一些干部和积极分子被逮捕，遭受损失”。〔16〕直到1937年5月，中央召开白区工作会议时，刘少奇在《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中强调要坚决转变和结束“左”的错误，并就全国各地如何复兴工人运动提出了三点建议：一要从最好的党员中特别是工人同志中，训练一批工人运动的干部，以派遣他们进行工运;二要在工业中心地区创办几个公开或半公开的工人周报;三要在可能的地方创办一些工人补习学校。〔17〕会上，毛泽东作《关于群众工作问题》的发言，张闻天作《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总结报告，他们都肯定了刘少奇的报告，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要求再白区的今后工作必须贯彻瓦窑堡会议精神。张闻天还指出：“我们过去常常曲解‘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群众的这句话，以为这就等于在群众中高谈共产主义。其实这种了解是错误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们共产党员在群众中，应该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分析与解释各种最平凡的问题。完全不用马克思、列宁的一句话，然而这种分析与解释仍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要求“少些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耀眼词句，多些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真正的内容”。〔18〕这为党在白区继续运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工人阶级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参 考 文 献〕
〔1〕许焕隆.中国现代新闻史简编〔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476.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510，678.
〔4〕〔5〕〔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483，488，286.
〔6〕钱承军.建国前中国共产党报刊研究〔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81.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680.
〔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8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87.
〔9〕〔10〕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卷)〔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39.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在白区工人中传播的途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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