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高中历史教科书中“辛亥革命”编写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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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历史教科书是传递历史知识、进行历史教学的主要载体。“辛亥革命”历来在历史教科书中占有重要地位。通过对民国时期高中历史教科书中“辛亥革命”的书写进行系统分析，发现其内容编写有三个特点：(一)现实性，表现为“详今略古”;(二)具有政治倾向性;(三)具有即时性和历史教育功效。优点是：其一，课文结构相对完整，正文部分和辅助系统配合得严丝合缝，呈相辅相成之势，由此奠定了当今历史教科书课文结构的基本框架。其二，相较于当今历史教科书，其注释类型丰富，内容详实。但有一个问题：自民国至今，历史教科书编写改动总是围绕知识点详略调整、编写体例的变更、史料引用的完善这几个方面，但关于历史教科书叙述方式单一、缺乏趣味性、可读性不强等问题，未见任何改动。

　　关键词：“辛亥革命”;高中历史教科书;民国时期

　　中图分类号：G633.5;K25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2)04-0147-06

桂海论丛

　　《桂海论丛》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推进改革，研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问题，繁荣社会科学理论为宗旨;以研究的现实性、理论性、探讨性、实践性、地方性为办刊特色。读者为各级党政机关、企业、大专院校、各公共图书馆、党校干校图书馆、教研室、社会科学研究团体及个人。

　　教科书是学生获得知识、发展智力、提高思想觉悟的主要媒介，是教师进行教学的重要载体，对学生和教师的思想碰撞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辛亥革命”距今已逾百年，自其发生以来就被写入历史教科书，然而不同时期、不同编者对其叙述亦有不同。关于民国时期历史教科书中“辛亥革命”的研究，目前学界已有所关注。笔者对民国时期历史教科书中辛亥革命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总结时发现，民国时期历史教科书中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不多，现有研究多以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为主，而对于民国时期高中历史教科书中辛亥革命的论著则很少。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拟对民国时期高中历史教科书中“辛亥革命”书写进行梳理探讨，以期对当今历史教科书的编写有所助益。

　　一、民国时期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及其编写体例

　　辛亥革命以后，封建统治的结束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其最显著的表现之一便是教科书编纂出版的高度活跃。有学者统计，在1912—1916年、1920—1926年仅10年间总共出版过小学历史教科书33种、中学历史教科书32种[1]。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笔者看到民国时期出版的高中历史教科书有16种(详见表1)，这一统计尚不精准，但从中可以看出高中历史教科书编纂的活跃度非常高。对比发现，各版本最大的变化是对目录章节的调整设置，而且不同著者成书数量也不相同，成书数量对历史进程叙述并无影响，只是叙述详略的区别。

　　在历史教科书中，编写体例是编排历史内容、表述历史知识的组织形式。民国时期高中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体例以章节体和专题史为主，大部分以章节体见长，如吕思勉《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教育总署编审会《高中本国史》、金兆梓《高中本国史》和《新编高中本国史》、余逊《余氏高中本国史》及《高中本国史》等。按专题史著述的仅两本：钟月秋《高中本国史》和陆东平等《高中本国史》，前者将高中历史教科书分为“民族、政治”两个专题，后者将其分为“民族、政治、社会、学术、外交”五个专题进行叙述。按章节体编写的著本中，“辛亥革命”相关内容多分布在现代史分期的章节中。在按专题编写的著本中，“辛亥革命”内容基本分布在民族、政治两大专题史中。笔者对民国时期不同高中历史教科书中涉及“辛亥革命”内容的章节作了对比分析，发现其内容的编写多以独立章节的形式存在，所占章节的比重也在不断增加，这也反映出对这一事件的认识逐渐趋向全面。

　　二、民国时期高中历史教科书中“辛亥革命”正文内容比较

　　孙中山作为辛亥革命的重要领导者，在历史教科书中占有一定的分量是无可厚非的。涉及孙中山生平简介的内容，各书在阐述时详略不一，部分著本一笔带过，如钟月秋编著《高中本国史》中简介中几乎未见对孙中山浓墨重笔。部分著本则设置专门章节介绍孙中山，此类著本在内容叙述上大同小异，仅在遣詞用句上稍显不同。此类著本尤以吕思勉《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罗香林《高中本国史》和余逊《余氏高中本国史》最为详尽。此处以罗著为例，关于孙中山先生生平的记载如下：

　　其原居东江上游，后徙东莞，旋迁香山。父务农，兄在美檀香山为商。公幼年就读于学亨乡塾，习闻故老言太平军事，浸有革命之思。旋赴檀香山肄业于耶教徒所办小学，始习英文，不数年返国。当中法战争结束时，公适肄业香港皇仁医院，……次年转入广州博济学校习医，识粤三合会首领同学郑士良。旋公转学香港雅丽士医院，并旁习世界政治经济诸学，……卒业后，悬壶澳门、广州间，创兴中会于澳门，……甲午之役，公北上，上书李鸿章，……李以年老，无革命信念，公遂南归，至檀香山开兴中会第一次会议，……光绪二十一年，谋攻广州，事败，避至日本。……至英京伦敦为中国公使馆所拘捕，被营救出险。遂历游各国，考察其社会政治，此即孙公三民主义之由来也。……改组兴中会为同盟会，……至宣统三年十月十日，……被举为临时大总统。[2]

　　从这一记载不难看出，该文段虽然仅寥寥300余字，但却简略地概述了孙中山先生的前半生履历，而且对于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由来也有一定的分析，指出“公幼年就读于学亨乡塾，习闻故老言太平军事，浸有革命之思”是其产生革命思想的原因之一。余逊编纂的《余氏高中本国史》亦指出：“少有大志，平常即好搜罗太平天国遗事，已有革命的思想。”[3]白进彩也阐述孙中山先生“自幼即有感于外力之压迫，中国政治之不良，慨然有改革中国，以拯救世界之志。”[4]陆东平、朱翊新在其著本中评述道：“中山先生是中国国民党的总理，以创导国民革命实现三民主义为己任。中山先生当清末的末运，帝国主义，如火燎原一般地侵略而来，国破民亡，迫于眉睫;所以先生因时代环境之激发，从小就以救中国为己任。二十岁以后，常假行医为名，宣传革命。甲午战时，创兴中会，纠集同志，以谋举事。中山先生，一生于此，虽历尽辛苦，却志未稍渝。”[5]罗元鲲亦有“学成以后，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6]76的论述。其余文本阐述大意基本相同，在此不再赘述。

　　关于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三民主义，仅陆东平、朱翊新《高中本国史》和罗香林《高中本国史》作了深入的阐述。陆东平、朱翊新《高中本国史》对三民主义的目的作了解释：“民族主义的目的，对内是求国内民族的一律平等;对外是要使世界民族一律平等。民权主义，是在予人民以政治上的一律平等的机会。民生主义则更为精要。牠的目的，是使社会民生，有一个适当的澈底的解决，而欲永远消弭世界劳资冲突的惨剧。换句话说，就是要使人民在经济地位上一律平等。”[5]100-101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陆东平、朱翊新《高中本国史》认为三民主义的最终目的，是要使世界趋于大同，其堪称为一部集中西文化的大成的最完美的社会学。较之陆东平、朱翊新《高中本国史》，罗香林《高中本国史》对三民主义作了更通俗易懂的解释：“三民主义之内容，虽因时代之演进而屡有增益，然其大要，民族主义以中国之自求解放，在国际上得到独立自由平等之地位，进而谋世界各民族之独立自由平等为原则;民权主义以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为国民者不但有选举权，且有创制权、复决权、罢官权，而政府机关则以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等五权宪法以为组织原则;民生主义则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原则。”[2]如若说陆东平、朱翊新的《高中本国史》是构想蓝图，那么罗著则是实际操作举措，二者似可相辅相成。最终都欲表达出三民主义的原则，即以促进中国之国际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和经济地位平等，使中国永久地适存于世界之林。

　　对民国时期高中历史教科书中辛亥革命爆发的原因进行梳理总结，概括起来不外乎“内忧外患、旧憾新愁”八个字。陈登原、杨东莼、陆东平等人《高中本国史》皆强调辛亥革命爆发的原因在于外部帝国主义的压迫。陈登原认为当时清廷“有日益亟进的外侮，如英之觊藏，俄之窥蒙，日本的觊觎岛，法国的觊觎云南。”[7]陆东平、朱翊新亦表示“清末列强侵略，国势已极危险。”[5]201杨东莼甚至指出：“中国新兴的民族资本主义前途的暗淡，是列强侵入中国以后的结果。”[8]本因闭关自守而与世界有所脱节的清末，又遇帝国主义列强包围，于是加剧了家国内外的利害冲突。中国人民开始认识到若非团结一致，则不足以争取生存，加之封建政权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不管出于何种考虑，都要进行革命。

　　关于辛亥革命的结果，民国时期高中历史教科书皆表述为中华民国成立，清帝退位，清朝灭亡。诸书关于辛亥革命结果的论述并无异议，但在提及何人推动清廷退位这一问题时，存在差异。陈登原《高中本国史》写道：“清廷虽欲用袁世凯，以期用武力压平，但一则袁世凯不能压平这四起的革命;二则袁世凯也不愿压平这革命。所以清廷权贵，在毫无办法之下，只须革命军留些面子，好借此下台，而美名其曰‘逊位’了。”[7]301陈著旨在说明清廷早已有退位的打算，起用袁世凯只是为自己找台阶下。赵玉森编纂的《新著本国史》中如是论述：“当退位问题发生的时节，清廷为南方人民，屡有退位的请求;北方将领，也沥陈退位的幸福，及不退位的祸害;内外蒙古也组有联合会，赞成共和;清廷不得已开了多次的御前会议，也只得允准退位。”[9]赵著则表明清廷仍在垂死挣扎，却奈何不住各方劝退，最终无奈应允退位。陆东平、朱翊新编写的《高中本国史》中表述为：“后来北方各省将领，一致主张确定共和政体，清廷见大势已去，便由袁世凯代表，与民国商定优待清室及满、蒙、回、藏条件，清帝退位。”[5]203此处表述为北方将领一致主张确定共和政体，其潜在意思即为袁世凯暗箱操作逼清廷退位。钟月秋《高中本国史》则指出：“袁世凯且使前敌将领段祺瑞等电京表示赞成共和，并将率兵入京，以请命于亲贵。隆裕太后及摄政王载沣，乃决意退位。”[10]174教育部总署会编著《高中本国史》和余逊《余氏高中本国史》与钟著持相同意见，都提出是袁世凯暗下授意部下强逼清廷退位。清廷起用袁世凯，原本希望保存帝位，与民军和平了结。但清廷始料未及的是，袁氏是一个有野心的军人，这次执政，一面授意部下强逼清室退位，一面要挟临时政府选举他充任总统为协议条件，清廷知人心已去，君主政体莫不能存，只能无奈选择退位。而临时政府为促进南北统一，不得不迁就袁氏的要求。所以清帝退位后，袁世凯立刻致电临时政府，称其绝对赞成共和，孙文遂向参议院辞职，二月十五日，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故钟月秋《高中本国史》说：“盖民军之让步，亦不得已也。”[10]173总而言之，“清室代表，乃于民军代表议和，而清政府不能不自动的交出政权”[7]302。在无可奈何的局面中，得民军承认的优待条件而退位，未尝不是清廷之福!此外，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意味着辛亥革命的失败。对此，仅有陆东平、朱翊新《高中本国史》中提及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我国辛亥革命的失败，故有种种，但未能履行党治，党的力量，未能及于政治，军人得以自由行动，终至党也被视为无物，主义也无从实现，却是一个最重大的原因。”[5]102综上所述，诸书在内容叙述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其采用的历史叙述风格和叙述方式不尽相同，在叙述上并没有本质变化。或出于教科书编写制度的局限，或出于篇幅的考量，编者将大量观点性的历史知识浓缩到薄薄的历史教科书中时，仅对知识点的详略作了些许调整。

　　三、民国时期高中历史教科书中“辛亥革命”辅助系统比较

　　民国时期高中历史教科书诸多版本都附有注释，但也有个别著本全书无注。民国时期高中历史教科书中关于辛亥革命的内容，附有注释的并不多，如教育部总署编审会著《高中本国史》开篇即言：“本书因限于体制，凡过于繁复的史实，不能述叙者，则附记注中。”[11]但关于辛亥革命内容部分则通篇无注。附有注释的著本，一为补充说明型，如吕思勉《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中在“清廷因此而下铁路干线都归国有的上谕”[12]处插入注释，其只为补充说明这一事实发生的时间是辛亥年四月二十二日。再如“照会各国领事”[12]159处插入注释，进一步补充了照会的大旨。陆东平、朱翊新《高中本国史》，在每章章末附有参考注释，多为对正文的补充说明。一为提供参考资料型，如吕思勉《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在《革命思想的勃兴与孙中山先生》章末引一注释以告诉读者“以上叙孙中山先生事，大体根据耶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下章同。”[12]152罗香林的《高中本国史》在第三章《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之成立》章末列举了《耶鲁：中华民国党史稿》《印维康：中国革命史》两本参考书，以供学生查阅学习。再则为评论型著述，陈登原《高中本国史》虽并未明言论断，但其注释内容除对正文进行补充解释说明之外，其中或夹杂著者个人评议。往往此类带有鲜明主观色彩的注释，对学生爱国观念的培养是最为深刻的。总之，不同著本中的注释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都是对正文内容的补充修饰，其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民国时期编者已经认识到图表在历史教科书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故此这一时期图表在历史教科书中的运用明显增多。教育部总署编审会著《高中本国史》中明确表示：“本書插有地图若干幅，以便检查，古代地名，并附注释。”[11]但吕著却持相左意见，提出“读史地图、年表、系谱、都是读史者必须备的书，故本书中概不附入。偶然附入地图系谱数处，都是为普通地图系谱所不详的。”[13]此外，在《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又补充说明在“读课文时必须对照的”[12]6才会加入图表，或为求简明，会以图表代替叙述。民国时期高中历史教科书中关于辛亥革命的图表，所见并不多，仅存的图表多为地图和人物，如“孙中山”“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武汉形势”等图;表格多用于罗列武昌起义后各地响应的情况，如杨东莼在《高中本国史》中罗列的“各省光复情况表”。总之，图表的运用便于学生学习，加深记忆，同时，图表较之文字叙述，更为简单明了。

　　从1926年颁布的高中课程标准来看，对课后题一项的要求是：“教者就教材提出相关问题，简易问题随堂检测，具体问题则要求学生查阅资料后以论文的形式上交。”[14]关于民国时期高中历史教科书中辛亥革命内容设置课后题的著本只有四本：钟月秋《高中本国史》、罗香林《高中本国史》、罗元鲲《高中本国史》和陆东平等的《高中本国史》。从问题的难易程度来看，陆东平、朱翊新《高中本国史》课后题设置最为深刻，属于思考理解性问题，比如“革命运动的成功，是偶然的结果?还是当然的结果?”这是在对基础知识掌握的基础上进行思考理解的问题。其他三本书则多为事实性问题，这类问题的设置多停留在记忆层面，其目的在于帮助学生巩固、加深知识记忆，如“何谓铁路国有案?”总体观之，这一时期高中历史教科书中课后题的设置存在不完备的问题，且设置有课后习题的教科书多以考查识记基础知识的类型居多，其在培养学生分析、思考问题的能力方面还比较薄弱。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高中历史教科书中关于辛亥革命内容的编写，在遵循当时历史教科书编纂要求的同时，又展现出自身的独特之处。其正文和辅助系统相辅相成，对促进学生的学习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民国高中历史教科书中“辛亥革命”编写的特点与价值

　　民国时期高中历史教科书中关于“辛亥革命”的编写是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它有存在的合理性，但也因其囿于时代背景的局限性，不可避免地会存在某些方面的不足。关于民国历史教科书中辛亥革命内容编写的特点，其一是现实性，主要表现为“详今略古”。罗元鲲说：“本书尤注重讨论现代各项问题，期求得我国应付世界事变之妥善方案，以促进使我国民在文化上急起直追之努力。”[6]1从中不难看出，罗元鲲极其注重讨论现代各项问题，希望以此来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这是其“详今略古”的目的所在。再如杨东莼的《高中本国史》有：“同时注重近代外交失败的经过及政治经济诸问题的起源，以指引今后中华民族努力的方向。”此亦为“详今略古”的表现。其二，具有一定的政治倾向性。历史教育不可能脱离政治而独立存在，二者是相互依存的。政治倾向在“辛亥革命”编写过程中则体现在对清廷的否定，以此来证明推翻清廷的政治正确性;再者体现在对革命思想益盛的共同认识上，以此来表明这一时期“民主、自由”的政治倾向。其三，具有即时性和历史教育功效。自辛亥革命发生之后，就及时将这一历史事件载入历史教科书，通过对孙中山等人的革命活动的编写，培养学生的爱国之情和民族精神。

　　大体来说，各版本的编纂并无明显的缺点。但是，部分教科书仍存在些许不足：如有的在内容处理上不够到位、取舍不够得当。如关于辛亥革命的过程，有些著本详细到每一次革命冲突。史事本就头绪纷繁，如若不加取舍、不将条理分清，便不利于教学。无关宏旨的，可酌量删去。有些著本则与之呈南辕北辙之势，对此全无提及。此外，关于辛亥革命的结果，极少有著本明确提出辛亥革命是成功抑或是失败，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则更无著本提及，此为民国时期高中历史教科书关于“辛亥革命”这一内容编写存在最大的缺憾。由于教材内容大多以陈述的方式介绍历史，故鲜有直接对历史定性的论断，因此诸书未见关于“辛亥革命”历史地位的编写也在情理之中。有的带有轻微的感情色彩。如陈著写“袁氏是一个有野心的军人”，虽说陈古可以鉴今，读了某种史实，自然会感动愤发的，但编写教科书，不宜录入议论，自应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对史实进行阐述。

　　民国时期高中历史教科书中关于“辛亥革命”的编写，虽难以挣脱出时代的囚笼，但也不能否认其在当时乃至现今具备的优点：其一，课文结构相对完整，正文部分和辅助系统配合得严丝合缝，呈相辅相成之势，由此奠定了当今历史教科书课文结构的基本框架。民国时期历史教科书的编者，不管是在正文系统的编写上，还是在辅助系统的设计上，都具有极强的目的性。如历史教科书的主要内容以知识描述的方式呈现，各种图表以直观、形象的方式呈现，文本注释以拓展新知识、创设新情境的方式呈现，问题设计以思考和探索的方式呈现，每种结构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其二，相较于当今历史教科书，其注释类型丰富，注释内容详实。尤以陈著为代表，如在谈及革新的人物包括留学生这一内容时，附注《案李鸿章译署函稿卷一》对这一内容进一步作了补充解释，以达到“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目的。从某种程度来说，此类注释更像是为培养专门的史学人才而作注。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高中历史教科书关于“辛亥革命”的编写适应了时代需求，培养了学生民族观念，也弘扬了爱国主义精神，对于增强学生民族自信心、展示大国责任感方面也起到了积极影响。尽管在编写上存在一些不足，但对于学生的学习理解并无太大影响，总归是瑕不掩瑜。

　　结语

　　民国时期高中历史教科书的编写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发生变化。这些变化是社会变迁的缩影，也是编者思想碰撞的结果。编者在编纂过程中不断与时俱进，从内容和结构上不断更新调整，具有极强的时效性。与此同时，编者在著述的过程中注重对学生民族精神、爱国精神的培养，对学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研究民国时期高中历史教科书中“辛亥革命”内容的书写，不仅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辛亥革命这一史实的认知，更有助于当今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一方面，新教材的编写离不开对旧教材的借鉴，它启示我们当今历史教科书的编写要注重时效性，及时关注并汲取最新研究成果和文献资料的精华，更要注重在历史教育过程中对家国情怀和民族精神的渗透。另一方面，通过研究民国高中历史教科书，反观当今的高中历史教科书，我们不难发现一个问题：自民国至现今，历史教科书编写改动总是围绕知识点详略调整、编写体例的变更、史料引用的完善这几个方面，但关于历史教科书叙述方式單一、缺乏趣味性而导致学生的阅读欲望较低及可读性不强这些问题，未见任何改动。李孝悌曾说，“教科书要有内容，深入浅出，可读性应放在第一位”。现实是历史叙事的背景色，在保持客观性和真实性的基础上，应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编者不能改变历史的事实，但可以改变历史的叙述方式。当代编者应摒弃以往站在全知者角度叙写历史教科书的做派，在历史叙述中增强其可读性，让读者感受到历史的温情，而非干瘪的史实，这样的高中历史教科书才更适用于现代师生的教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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